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其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他脱弃西方理论之局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所以，从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境界说
《人间词话》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弊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
王国维论词，指出“境界”说，又主张要写得真切自然，并且有格调，气象、感情、韵味，无疑突破了浙派词和常州派词的框框，去除了他们的偏弊，论词较为全面；同时，这些观点，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贡献。《人间词话》在词论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围，而其美学观点，一方面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但在这里，《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
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可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
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此外，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这些显然透显出朴素的唯物观念和辩证法的睿智。
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作要求相一致。
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文艺的本质特征。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文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藏”的观点，叶燮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的。但不论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情”、“景”这种特殊矛盾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
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王国维的见解可谓透彻、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虽“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比较卓越的艺术见解。
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
美学之弊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但是，政治思想的保守使王国维在美学和文学思想上缺乏革命和进取精神，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又使其增添了相当多的唯心主义杂质，而直觉的、鉴赏的、简短的评判式的论述方式则给人以难以把握，无法透彻领悟之感。具体而言，《人间词话》的不足之处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深受尼采，叔本华哲学与美学的影响，世界观方面的严重局限使他无法摆脱唯心主义思想的羁绊，对“境界”作抽象的，脱离历史的阐述和理解。王国维排斥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的血缘关系，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鉴赏，看成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非理性的主观直觉活动。
第二，宣扬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习惯语言形式上着眼，不触及文学艺术的思想内容。把艺术标准看成是评价文学艺术的惟一的最高标准，只讲艺术性，不讲思想性。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注意到了作品的思想感情内容，但他又说“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便又不讲究思想内容了。王国维认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优美，是人静观时沉静于对象之形式而忘却利害之念所得到的美；壮美，是人“达观其对象之形式”，本能地超越乎利害之念所得到的美。不仅艺术作品的形象体系是形式之美，而且文艺作品的题材由于其“适于唤起美情故，故亦得视为一种之形式。”而这一切形式之美，还须借助第二种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使原来的形式之美愈增其美。这第二种形式之美，王国维称之为“古雅”，即“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毫无疑问，这种美学观点完全否定了客观现实生活内容。王国维把这种形式主义美学观直接运用到文艺评论中，把美的内容与形式同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搅混起来，弄出许多自相矛盾的结论。
第三，宣扬“人性论”、“天才论”，排斥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用抽象的“情性”、“挚”来代替文学艺术的阶级内容，抹杀文学艺术的阶级功能、政治功能，这是不科学、不正确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清末产生过很大影响，其“境界说”对我国文艺评论和美学思想都有很大贡献。由于采用词话的形式，论说简短，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其表述又有一些矛盾之处，所以，历来对《人间词话》的研究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论。郭沫若说：“王国维好像还是一个伟大的半成品”，还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
词话精选
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然。
史达祖《喜迁莺》：“月波疑滴，望玉壶天近，了无尘隔。翠眼圈花，冰丝织练，黄道宝光相值。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最无赖，是随香趁烛，曾伴狂客。踪迹。谩记忆。老了杜郎，忍听东风笛。柳院灯疏，梅厅雪在，谁与细倾春碧。旧情拘未定，犹自学、当年游历。怕万一，误玉人夜寒帘隙。”
张炎《高阳台》：“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夏、公谨诸公之上。亦如明初诚意伯词，非季迪、孟载诸人所敢望也。
和凝《长命女》词：“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霞寒侵帐额，残月光沈树杪。梦断锦闱空悄悄。强起愁眉小。”此词前半，不减夏英公《喜迁莺》也。
夏竦《喜迁莺令》：“霞散绮，月垂钩。帘卷未央楼。夜凉银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瑶台树，金茎露。凤髓香盘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
宋李希声《诗话》云：“唐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后人有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若梅溪以下，正所谓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也。
自竹痛贬《草堂诗馀》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古人云：小好小惭，大好大惭，洵非虚语。
朱彝尊《书绝妙好词后》：“词人之作，自《草堂诗馀》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尽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
韩愈《与冯宿论文书》：“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以为好。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矣。”
梅溪、梦窗、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
余友沈昕伯自巴黎寄余蝶恋花一阕云：“帘外东风随燕到。春色东来，循我来时道。一霎围场生绿草，归迟却怨春来早。锦绣一城春水绕。庭院笙歌，行乐多年少。著意来开孤客抱，不知名字闲花鸟。”此词当在晏氏父子间，南宋人不能道也。
“君王枉把平陈乐，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宋人小说，多不足信。如《雪舟脞语》谓：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妓严蕊奴。朱晦庵系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词云：“住也如何住”云云。案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觞者，见朱子“纠唐仲友奏牍”。则《齐东野语》所纪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
陶宗仪《说郛》卷五十七引《雪舟脞语》：“唐悦斋仲友字与正，知台州。朱晦庵为浙东提举，数不相得，至于互申。寿皇问宰执二人曲直。对曰：秀才争闲气耳。悦斋眷官妓严蕊奴，晦庵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决，蕊奴乞自便。宪使问去将安归？蕊奴赋《卜算子》，末云：住也如何住，去又终须去。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宪笑而释之。”
朱熹《朱子大全》卷十九“按唐仲友第四状”：“五月十六日筵会，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待得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归处。”
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朱唐交奏本末”：“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言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是不然也。盖唐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曰：‘汝果欲从陈官人耶？’妓谢。唐云：‘汝须能忍饥受冻仍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奉承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案，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以奏驰上。时唐乡相王淮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详见周平园《王季海日记》。而朱门诸贤所作《年谱道统录》，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论也。其说闻之陈伯玉式卿，盖亲得之婺之诸吕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