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君一出天下暖
熊希龄曾经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里担任了3个月的财政总长，8个月的热河都统，6个月的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退出官场后，熊希龄首先是以一名慈善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从1916年3月第一次主持办理湘西灾赈开始，先后主持了胜直救灾、北五省救灾、义赈湖南等一系列大型灾赈活动，其中尤以胜直救灾最为有名。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普降暴雨，永定、大清、子牙、南运、北运五条大河同时漫溢，决口数百余道，使北至张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的胜直一带，全部受灾。京兆及直隶一省，有105个县、2万余村、25万余顷田亩被淹，灾民达600多万人。仅宝坻一县，灾民就达30多万。
洪灾暴发时，熊希龄在天津，他亲眼目睹了灾民惨状。1917年9月25日，他赶赴北京劝告政府，力主赈济整个灾区。
北京政府当即召开国务会议，讨论结果一致认为，除非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议。财政总长梁启超将讨论结果电话告知熊希龄，他不回话就无法定议。
熊希龄原本只想出面向政府提出筹赈的建议，根本就没想到政府竟然执意要他出来主赈。自从1916年6月隐居天津后，他就决定退出官场，要他重新回到政府来任职，多少有点强人所难。
他是个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人。他看到数百万灾民扶老携幼，栖息旷野，风餐露宿，惨不忍睹，不得不勉为其难。9月29日，冯国璋颁发大总统令：“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次日又令财政部拨款30万元给熊希龄赶办急赈。10月4日，熊希龄正式就职任事，在北京石驸马大街22号熊宅设立了督办处，在天津河北造币厂设立了分处，选择任事各员分担职守。
熊希龄将救灾的方针和步骤确定为：一是要求政府拨给巨款，以便赈务之进行；二是委托地方士绅及教会办理赈济，以杜绝官吏之侵蚀；三是联合中外慈善团体共同支配，以免偏远之向隅；四是堵筑决口，以防水患之蔓延。
救灾工作分为赈务与河工两个方面。赈务方面又分为急赈、冬赈、春赈、杂赈四项，主要是赈济灾民。所有各赈，都得先有巨款才能进行。然而北洋政府财政支绌，仅给熊希龄拨赈款30万元，这无疑是杯水车薪，难期遍及。因此，熊希龄决定在官款之外，广集社会民间资力，以补官款之不足。他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先捐助现洋500元，然后又将家中所有新旧衣布，由家人督率婢仆缝纫，得棉衣100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各方群起响应，捐衣捐款者源源不断。综计捐数，共得棉衣裤148601件，皮单夹衣裤82400件（约值20余万元）；得捐款90余万元，另有中钞与公债等30余万元；得煤3400吨。政府拨款的不足由此得到了巨大的弥补。
筹得这些款、物后，熊希龄立即着手赶办急赈。他一面派人前往锦州、营口、奉天、四平街、铁岭、开原、公主岭、长春等地采办赈粮，开办粥厂，救济民食；一面通告京畿各县，严禁出卖幼孩和宰卖牛马；同时派人前往安平、定县、安国、沧县、盐山、内邱六县放赈；最后致电各省，要求转运赈粮、赈煤、赈衣及赈务电报免费、免税。在他的统筹规划下，京畿特大水灾的赈济工作很快便收到了实效，冬赈、春赈、杂赈、以工代赈等也办得有条不紊，600万灾民因而得以全活。
在赈济灾民的同时，熊希龄还着手对河工进行治理，以彻底根治水患。他从督办处派员会同各河务局长暨各县知事，组织民力分别对南运、北运、大清、子牙、永定五大河流进行治理，将各淤塞之引河、减河分别疏浚。随后他又组织成立了胜直水利委员会和运河工程总局，对天津海河进行治理。特别是他所著的《胜直河道改善建议案》，更是成了北方河防建设史上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是熊希龄真正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开始。他的这次救灾活动，在工、赈两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投身社会慈善事业，使熊希龄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据说熊希龄中举后，曾画了一株枝叶俊秀的棉花，很多人开始见了都不以为然，待看了他题的“此君一出天下暖”这几个字后，个个惊得瞠目结舌。从1917年后，熊希龄穷后半生之力践行着自己年轻时立下的这一誓言。
创办香山慈幼院
熊希龄还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将全国各地的数千孤贫儿童收留起来，用当时最先进、最优良的方式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奉命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不久，熊希龄就看到、听到各地的灾民因为缺衣乏食，或把儿女遗弃路旁，或像牲畜一样出卖，或带着儿女投河自尽，或全家集体自杀。可怜这些孩子，他们生下来并没有什么罪恶，却遭此惨累。出于一种极度的同情心，他决定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聘请天主教徒英敛之担任局长，由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熊希龄任会长）从民捐存款项下提拔经费，专门收养这些灾童。
当时熊希龄设想，慈幼局只需办理5个月，待水灾过去以后，即可将这些灾童分别招领或遣送。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水灾平了以后，竟然有200多灾童没有人认领。这样一来，熊希龄不得不想办法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机关，来收养教育这些儿童。他请现任大总统徐世昌出面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商量，请将香山静宜园拨与督办处，用来建造一所规模宏大的慈幼院，索性把京城内外贫苦旗民的孩子招进来一同教育，免得这些孩子受苦。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香山慈幼院基本建成。初建时的香山慈幼院分为男女两校，后来发展为一个总院六个分院。总院为全院的行政中枢，第一院为蒙养部，第二院为小学部，第三院为中学部，第四院为职业部，第五院为职工部，第六院为大学部。其设施之完善和规模之宏大，足以作其他各私立学校和慈善教育机关的模范。
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640名孤贫儿童。到1926年，在院儿童已达1704人。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慈幼院把近7000名孤贫儿童培养成了社会的有用之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建章、原邮电部部长王子纲等都是他的学生。
然而，当时很多人对它并不了解，往往把它与教会或外国人办的孤儿院与育婴堂等同起来，担心把孩子送进去会被挖眼睛或挖心脏，因而对孩子入院都顾虑重重，不少人都是抱着与其等着饿死不如去碰碰运气这种试试看的态度把孩子送进来的。孩子入院后他们才知道，慈幼院竟是这样一所环境优美、设备齐全、规模宏大的学校，这里简直就是贫困儿童的天堂。
香山慈幼院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更是当时新式教育的试验园地。它与其他国民学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在于推行的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这种三位一体的教育体制，并且对孤贫儿童即正生的衣、食、住及学习、生活用品全部免费。它“纵的方面自婴儿教保园、而小学、而中学、而补助升入大学，贯彻全部教育阶段；横的方面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兼施，学校与工厂齐办，小学得职业之陶冶，初中得职业之试探，高中得职业之专修”，形成一系列完整的教育体系，开创了我国慈善教育的先河。尤其是熊希龄创建的为了能让孤贫儿童享受到母爱和家庭温暖的“小家庭”教育模式，比1949年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还早15年。熊希龄将孤儿收进慈幼院，给他们治病，并施以一定的教育，然后让他们学一门手艺来谋生。为此，香山慈幼院办了15所工场、7所农场、7所商场。经过6年的试验，他决定将学校改为教育试验性质的学校。他还为该校定了以下三点教育方针。
第一，重视农业教育。熊希龄说，“本部位置于乡村之中，自应以农业教育为根本单位，一方面使儿童整个幼稚时代，养成农事观念与兴趣；一方面使学校附近之各村农民，得有自然之感化，以改良其旧之种植”。他认为，中国自有史以来就是以农业立国，农业不发展，国家无法富强。他指出，因为农民比较保守，从事农业也很艰苦，所以历来农村招收学生都不足额。应考的人大都由于不得已而报考农学；即便是农民子弟，也因农事太苦而不愿意学农。要改变这种不良状态，必须从小培养儿童对农业的兴趣，树立以农为本的思想，并且要培养他们一定的农业技能，才能对社会有实际作用。所以，在慈幼院里设了不少的园艺场，如动物、植物园艺场、家畜饲养场等。他还带领学生到江苏、黑龙江等地移植开垦，进行农业改良的试验，以推动中国农业教育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他的这种重农业和农业改良、发展农业教育的思想在当时愈加难能可贵。
第二，加强德育教育。熊希龄说，“本院之儿童出自孤贫，受社会慈善家之帮助，得到相当之教养，则求学时和毕业后之宗旨，亦应帮助社会，为种种救济之事业，以酬报社会慈善之德意，饮水思源，乃不忘本”。显然，这是他对学生的德育要求。为了让学生树立这样的思想，他常常带领学生走出学校参加社会救济活动，把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熊希龄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发起组织沪案失业同胞救恤会，约集各界群集天安门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1926年，北京军阀混战，他带领学生在战场救助伤员，收容难民。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掀起反日高潮，熊希龄痛感国难深重，于1932年2月12日发布《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号召全院进行救国总动员，组织院内师生200人为义勇军，开赴战区助战；女生则加入红十字救护队，往战区医院帮助工作。熊希龄还对幼儿经常进行母爱教育、劳动教育、人格教育、道德感化教育等，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教育精神。1922年至1923年，芷江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田土焦枯、禾苗不生、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因而务实学校也被迫停办。1933年，熊希龄派其长女熊芷来到芷江，重振因大旱停办近十年的务实学堂，邀约县内教育界著名人士成立新校董会，并把熊家的大部分田产和“翰林第”全部房产捐献给学校。鉴于芷江妇女很少有求学机会，熊希龄指示其女将学校更名为芷江私立务实简易职业学校。设染织、缝纫、蚕丝三科，学制三年，只招女生。同时还附设熊朱义县小学（熊、朱系指熊希龄及其夫人朱其慧），均不取学杂各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