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熊希龄的历史定位，涉及到他人生的三个重要时朝：一是他青年时代显露头角的湖南维新运动时期；二是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与国务总理时期；三是他晚年时代投身社会慈善事业的时期。
湖南维新运动时期
以往学术界在评论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湖南维新派人物时，都明显地存在着扬谭（嗣同）、唐（才常），抑熊希龄的倾向。具体可以举出三例。一是有的论者将湖南维新派划为左、中、右三派，认为左派是谭嗣同、唐才常，他们在与顽固派斗争中立场坚定；右派是陈宝箴与江标，他们一旦受到攻击，便妥协调和；而熊希龄与梁启超被划为中派，中派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副左右摇摆、畏缩规避的态度。二是不少论者论述湖南维新运动的成果《湘报》时，也都只突出谭、唐，对熊希龄很少有具体的论列，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提。三是有的论者以熊希龄在南学会的讲论会上宣讲时事时，强调对洋人“不可与之开衅”为据，指责熊希龄等创办南学会的目的原是为了制止人民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这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客观而言，这三个方面的判断或论证是不确切的和不能成立的。首先，熊希龄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决不是什么左右摇摆、畏缩规避的中派人物。严格地说，湖南维新派中间也不存在什么左中右三派。维新派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虽然表现各不相同，有的激进一点，有的温和一些，但却不是派别的差异。谭、唐被认为是左派，无非是因为他们在《湘报》上发表过一些言词激烈的文章，后来又杀身成仁。但是要说当时言词最为激烈，谁都比不上樊锥和易鼐二人。樊有“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之说，易有“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之论。简直是地地道道的全盘西化论者。熊希龄的确没有写下像谭、唐、樊、易一样激烈的言论和文字，这与他的身份、地位以及处境是有关系的。他是刚刚中式不久的进士，在籍帮助陈宝箴办理新政，是湖南多项新政的主要负责人，如时务学堂，湘报馆、南学会等，都以他为灵魂。他的这种特殊地位和处境，加之他处事稳重、干练，使得他不可能像谭、唐、樊、易那样无所顾忌地发表激烈的言论和文字。查阅当时的《湘报》，也几乎看不到熊希龄的文章，这还说明当时的熊希龄十分繁忙，他大概也抽不出更多的时间来撰写文章。但这并不能说明熊希龄不激进，要知道谭、唐、樊、易的激进文章，正是在熊希龄主事的《湘报》上刊出的，熊希龄之如《湘报》馆，就如同现在的报社社长一样，试想没有熊希龄的同意和支持，那些言词激烈的文章能够刊出来吗？1898年3月29日，《湘报》刊登易鼐的一篇使得湘抚陈宝箴阅后骇愕汗下的文章，陈宝箴当即嘱幕僚欧阳中鹄给熊希龄写信，谓该文“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要熊希龄“收回”文章的影响并“著论救正”。可是熊希龄收信后，并未“收回”，亦未“救正”，仅只在4月1日的《湘报》上刊登了一篇《复欧阳节吾舍人论报书》的公开信，指出“虽然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之曲护，而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这实际上仍是对于易文肯定。由此也可以出熊希龄对待这些激进言论文字的态度。正是因为如此，才招致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稍后不久从湖北给湘抚陈宝箴发来的电报，指责《湘报》所刊文章十分悖谬，其偏尤甚。陈宝箴接电后，饬令熊希龄“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于是从1898年5月20日以后，《湘报》上就再也见不到以前那样的言词激烈的文字了。
其实湖南维新运动中的熊希龄，他的激进程度丝毫不逊色于谭嗣同与唐才常。谭、唐等在湖南维新运动初期有过激烈的言论，却并未直接卷入与反对派争斗的漩涡中去，后来他们都一一退出了争斗的场地。熊希龄在维新运动初期是以沉稳的姿态出现，但当斗争渐次升级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他却是冲锋在前与反对派短兵相接的第一人，也是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斗争场地一直斗争到底的一人。为了与反对派斗，他甚至与妥协退让以求自保的湘抚陈宝箴都闹翻了，闹到几乎决裂的地步。他就利用他所掌握的《湘报》，在1898年7月10日王先谦等上《湘绅公呈》给陈宝箴的第3天，即7月13日，在《湘报》刊出了《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对王先谦等人进行猛烈的抨击。接着又在7月15日刊登《上陈中丞书》，揭露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种种不光彩的行为和言论。他的这些过激行动，已经使他产生预感，预感到他与反对派的争斗势必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甚至有身家性命之忧，但他全然不顾。在湖南维新运动初期，据谭嗣同写给欧阳中鹄的一封信中所称：谭嗣同、唐才常和熊希龄之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如今的熊希龄，可以说表现出一种慷慨激昂、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龄本草人，生性最戆，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由是观之，熊希龄的献身精神并不亚于谭嗣同。本来他也有可能与谭嗣同一样在北京共事，说不定也会一同流血遇难。1898年8月19日，清廷电寄陈宝箴，要陈传知熊希龄迅速入京，预备召见。当时与熊希龄同时奉命入京的尚有江标，俩人相约同行。
不料熊希龄忽然大病一场，耽误了行程。及病好正要入京时，已是9月下旬，时北京政变已经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熊希龄被御史黄桂均金参奏，指为康梁党徒，幸未入京，得免一死，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后来熊希龄回忆这一节语人道：“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
其次，关于《湘报》的创办者和主持人是谁的问题。按照《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维新运动》、《湘报》影印说明、《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等书，把《湘报》说成是由谭、唐集资筹办，把谭、唐说成是《湘报》主持人，把熊希龄说成是《湘报》撰述，这都与事实不符。谭、唐之于《湘报》，严格说，他们只是参与者或协助者，并非主持者。他们在创办《湘报》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不能与熊希龄相比。《湘报》筹划时，谭嗣同尚在南京，他是《湘报》发刊前20多天才从南京回武汉，继由武汉回长沙的，没有做筹创的具体工作，也没有担任《湘报》的主要领导职务（仅任董事与撰述）。唐才常在《湘报》筹建时正担任《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主笔，他亦无法分身为筹建做具体事情，并且筹议时熊并未请他作《湘报》主笔，而是请的戴德诚。皮锡瑞1898年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观秉三所办湘报馆，活字机器皆备，请戴宣乔（乔又作翘，即戴德诚字）主政，二月初即出报”。后因戴德诚充南学会坐办，方将主笔改聘唐才常。其实关于《湘报》的创办者是谁，上文引用皮氏“秉三所办湘报馆”之语即已有了解答。唐才常在《湘报》发刊词中更是说得清楚：“熊君秉三，喜民智之乍开，欲慈航之普渡，乃鸠同志，集巨资，设湘报馆”。唐才质撰唐才常年谱亦有“熊希龄发起《湘报》，亦公任总撰述”之谓。这些言论，都表明了熊希龄在《湘报》创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事实上《湘报》馆从创议到具体运作，都是熊希龄一手操办的。《湘报》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一个“新”字，即日出一张，以辅湘省原有之《湘学新报》所不逮。而欲日出《湘报》，就必须采用新式的机器印刷技术，为此熊希龄和蒋德钧二人专程赶至上海，通过上海《时务报》馆的汪康年购得了印刷机器和铅字，并请来了开机器和排字的工人。办报的经费熊希龄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凡报馆内的设备（如机器、铅字等），由私人集资解决。熊会同蒋德钧、王铭忠、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八人组成董事会，人人捐助。董事会外，有捐100元以上可随时稽查馆中事务和参与制订条规，捐至10元者免费赠报。报馆的常年经费，由熊希龄商请陈宝箴，由省署每月补助200两，俟报馆“开通之后即行停止不发”。董事会公推熊希龄担任报馆的主持人，负责报馆的全盘工作。于是熊希龄为报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办事机构：设立编辑处，聘戴德诚、梁启超、樊锥、何来保、谭嗣同、唐才常等六人为撰述，唐才常任总撰述。设立收支处，由熊希龄的同乡蒋绍曾负责。还设立排字处、印机处、管报处、校对处。另以李维格任报馆西文翻译。为了统筹全局，各明职守，熊希龄主持制订了《湘报馆章程》。为了保证报馆各项工作运行有序，报纸日出不误，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质量，不出差错，熊希龄又为报馆制订了一套严格的工作制度和管理办法。总之，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使《湘报》办得有声有色。
财政总长与国务总理时期
以往学术界否定民国初年担任财政总长与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主要因为这样两件事：一是熊希龄担任唐绍仪内阁财政总长期间，于1912年5月17日经手签订了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一千二百余万两的合同，由于该合同的借款条件开列了“由中国与银行团各任用一名核计员，稽核贷款支付的用途”一项，一时招致舆论哗然，国人群起反对。特别是同盟会的革命党人，纷纷来电切责，痛斥熊希龄卖国；黄兴本来与熊希龄私交甚笃，此时也特别激动，通电全国对熊希龄进行痛责。学术界评论这一件事时，也是持指责的态度。二是熊希龄担任国务总理期间，于1913年11月4日在袁世凯颁布的解散国民党的乱命上副署，次年1月10日，又在袁世凯颁布的解散国会的乱命上副署。此两次副署，在当时即物议鼎沸，后来也多遭非议，指为实属随后出现的帝制复辟之厉阶。学术界对此更是持否定态度。此两件事，要说指责和否定错了，当然也不是。但需要说明的是，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人们过多地注重事情的结果，而不大深究事情发生的原因，也就难免不出偏差，所得出的结论，也就难以让人完全信服。实际上，熊希龄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是有原因和苦衷的，众人在指责他时，也应当对他有一定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