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匡互生
也许，很多人陌生这样一个名字：匡互生。然而，翻开中国近代史，在伟大的“五四”运动这一页，那火烧“赵家楼”的第一人，便是匡互生。匡互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再翻开中国近代教育史，在中等教育这一栏，那所“文有立达，武有黄浦”的立达学园创办人，正是匡互生。匡互生，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巴金最初是在友人的交谈中认识匡互生的。巴金的朋友，有很多是匡互生的学生和崇拜者。朋友们在一起，时常无比崇敬地谈起匡互生。于是，巴金得知许多关于匡互生的故事。“五四”以后，匡互生从北京高师毕业，满腔热情地投入教育工作。他在受聘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时，破除常规，聘请没有大学学历的毛泽东担任国文教员；他开男女同校的新风，打破传统，招收女生；他开办工农学校、平民学校，为学生接触社会、接触工农提供条件。匡互生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在湖南产生很大影响。在遭遇反动军阀的无理干涉后，匡互生来到白马湖畔，受聘担任浙江著名的春晖中学教导主任。后来，不满意校长无理开除学生，愤而辞职。
1925年，踌躇满志的匡互生来到上海，在友人丰子恺、朱光潜、陶载良、刘薰宇的支持下，在上海办起立达学园。这样一批志士同仁，决心以教育来达到改造人、改造社会的目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吾校之训，拳拳服膺。好学、力行、知耻、日新又日新。互助、奋斗、创造，求民族复兴。”这就是立达的《校歌》，由李叔同先生作词。立达，取之孔子的《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当年的立达，真是群贤毕至，老少咸集，一大批中国学术文化界著名人士，都曾在这里讲学授课。文史老师有：夏丏尊、朱自清、叶圣陶、陈望道、沈雁冰、许杰、刘大白、郑振铎、周予同、陶载良；美术音乐老师有：丰子恺、朱光潜、吕骥、关良、陈抱一、裘梦痕；外语老师有：胡愈之、吴朗西、毕修勺；数学物理老师有：楚图南、夏衍、章克标等等。鲁迅、李叔同等文学艺术界大家，都应邀到立达学园讲过课。
巴金没在立达上过学，也不曾担任过教师。但是，他敬佩匡互生的道德人品和教学主张。他在1983年写就的《随想录》第103篇《怀念一位教育家》中写道：“我把他当作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这位教育家就是匡互生。
巴金曾经与朋友一起到匡互生的家，亲眼目睹匡互生勉励学生的景象，很是感动。立达的教育，把培养健全人格放在首位，要求每一位师生，凡事从自己做起，只有自己做好了，才会影响别人。匡互生认为：“应当教育学生有远见，应当大公无私，应当有理想，为人若是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没有进取精神，是最悲哀、最可怕的现象。”他希望，每一个人在社会洪流中应该尽些涓滴的责任。生产教育是立达的又一特色。为此，立达建立了很多生产基地，以求得学生劳动习惯和实践能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在教学方法上，立达更注重启发式。叶至善曾是立达的学员。他在《梦见在立达的课堂里》，以“梦”的方式，写自己在课堂里如何解释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讲完后，下课铃响了，还没打分，老师学生们就散了。醒来后，才想起立达是一向不看重分数的。
巴金对这样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很是欣赏。20世纪90年代初，他曾说，他不主张办重点学校，尤其在大城市。他认为刚入学的孩子，第一学期应该是道德生活课，教育他们如何尊重师长，团结互助，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等。第二学期再开始知识教育。他在《随想录》中有三篇是写外孙女端端的，其中不乏对现代教育表示的忧虑。1992年，巴金在赠端端的《巴金全集》卷首中写道：“我看得很清楚：你们这一代都是这样，并非你们甘心做考分的奴隶，做文凭的奴隶。我们教育制度逼着你们走上这一条路。通过填鸭式的教育，人们希望把你们培养成听话的孩子……为什么必须牺牲睡眠、牺牲健康、牺牲童年的欢乐，只是为了换取普通的考分？……你现在需要的是大学录取通知，是考分。而我此时所想的是收一个徒弟。”
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的炮火炸毁了立达在江湾的校舍。事后，巴金与匡互生一起到江湾。美丽的校园不复存在了。匡互生随后为重建立达，呕心沥血。这年夏天，学园恢复开学，而匡互生已染病，又不肯在自己身上多花钱，不去就医。结果，到年底拖不下去了，到医院检查，已到了癌症晚期。随后，手术失败，匡互生不幸逝世。
巴金最后一次见匡互生是在医院。那天，匡互生正在昏睡。望着那张被疾病折磨得已经变了形的脸，巴金悲痛地咬着自己的嘴唇。随后，巴金去广州朋友处，得到了匡互生去世的噩耗。朋友原是匡互生的学生，受匡互生影响，回到广州后办起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巴金在这里住了五天，深深被这里洋溢的献身精神、真情友谊、快乐氛围所感染。当巴金将自己的感受与朋友谈起时，朋友却说道：“我是匡互生的学生，不过是照着他培养人、教育人的思想办事。”巴金叹道：“如果匡互生能来看看多好啊。”朋友说道：“不可能了。但是，他的思想会鼓励我们。我们一定会把学校办好。”巴金很受感动，深切感受这样一句话：“只要思想活着，开花结果，生命就不会结束。”
“让生命开花”，正是巴金人格力量中最为感人的一点。巴金在许多随笔、论述、序跋、通信中谈到“让生命开花”的思想。1936年，他在《朋友》一文中写道：“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1991年，巴金在致成都东城根街小学的信中也写道：“有人问我，生命开花是什么意思。我说，人活着，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要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个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维持我们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只有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
匡互生过世后，陶载良挑起了立达的重任。战乱时期，立达多次迁徙，最后落户松江。1953年，这所私立学校改为松江三中。2002年，恢复立达的校名。走进今天的立达，教学楼上刻着校训：“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校门右侧，草坪中矗立着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陶载良、刘薰宇的青铜群雕像。五位立达的创始人，似乎正商讨着立达的前景。往前走，左侧是楚图南、朱自清的雕像。再向前，教学楼前，是夏衍和吴朗西的雕像。右侧草坪中，乃是胡愈之、李叔同、毕修勺的铜像。他们都曾是立达的教师。不知道中国有几所中等学校能与这么多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上海，也许惟有立达。生活在大师们的怀抱中，立达的师生们是幸福的。立达的思想与精神，也将会传承下去。
黄源忆教育革新家匡互生
1924年的暑假，我从南京的一个中学转学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学生宿舍底层中间的一个房间还空着，老同学间盛传，这是留给本学期新来的训育主任匡互生先生的，说他是湖南人，五四运动的健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火烧赵家楼，他是首先跳进去的，1920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务主任，致力教育改革，是一位有理想的教育革新家。
记不清是开学前后哪一天，晚饭时刻，我们照例进入食堂，八人一桌，全是学生。教师有家属的都住在校外，自备伙食，单身教师另有食堂，不和学生在一起。大家都在闹嚷嚷地盛饭，我盛了饭回到座位，突然看到一位身穿夏布长衫，方脸浓眉，两眼炯炯，身材中等的人在我对面坐下来，大家都惊异地看着他。
“先生，这是学生食堂……”有人望着他委婉地说。
“啊！我叫匡互生，和大家第一次见面，我和同学一起吃。”他一手拿碗，一手拿筷子，望着全桌同学和婉地说，带着湖南口音，吐音清晰有力。
于是大家惊异而不大拘束地吃起来。附近几桌同学好像忽然发现奇迹似的，朝着我们食桌观望，回头议论纷纷。
这确实是奇迹。哪有先生和学生一起用餐的？匡互生和同学在学生食堂一起用餐，这事轰动了全校同学。师生间的一道鸿沟一下子冲破了！
作为训育主任，一般以训育人。可是匡互生从来不训人。校章规定学生宿舍晚上九点钟熄灯，先生则准时在宿舍的楼上楼下巡视一周，在每个房间门口停一停，从房门的玻璃里朝里望一下。我的习惯是电灯熄后，点上蜡烛，继续看书。听到轻缓的脚步声在门口停下来，我抬头朝房门的玻璃框子一望，肯定看到先生俯下头朝室内窥视的眼睛。一下又听见缓步离去的脚步声。我又低下头来，借烛光看书。过了十点半，十一点钟光景，房门上有手指轻轻的点击声，我知道先生又来了。这时我好像受良心责备似的，觉得非睡不行了，立刻站起身来，吹熄了蜡烛睡觉。也有时熄灯后走到门口，轻轻地开了门，跟先生到他的卧室里。我们坐下来，轻轻地谈话。谈些什么，已记不起来了。但当时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
匡互生的行动，受到同学的尊敬爱戴，对教师也发生深刻的影响。但校内已有一股不协调的暗流在涌动着，学生中也已感到教职员工中有保守和改革两股力量在接触、在较量。在这一学期临终前，这冲击却在我的身上爆发出来了。
已经是二九时分，我记不得从哪里买来一顶黑色的毡帽，后来知道就是范爱农在辛亥革命后上鲁迅家去所戴着的农夫常用的毡帽，有一次我在上早操时也戴着这种毡帽，体育教师一看到，马上怒气冲天，勒令除去，说戴这种毡帽不成体统，不准上早操。
“戴着它并不妨害上早操啊。”
“我说不准戴就不准戴。”体育教师用比喊口令更严厉的口气命令着。
“校章上又没有规定学生不准戴毡帽上早操。”我也用强硬的态度和他论理。
“不管校章有没有规定，在我的早操课上，就不准戴毡帽。”
这样争执着，这堂早操课如何结束，我已记不清。事后学校行政当局要对我作记过或开除处分。
匡互生站出来过问了。保守的行政当局坚决要给处分，匡互生愤而辞职，并且立即离校。全校师生挽留不住。匡互生走出校门，沿着湖边煤屑路前往驿亭火车站，同学们紧跟在他身后挥泪送行。送行回校后，群情激愤，不知谁宣布罢课，学校当局也立即采取对策，宣布提前放寒假，师生陆续离校了。
现在想来，很清楚，那些正统先生们认为中学生是应该属于少爷阶层的，戴农民毡帽，有失少爷身份，所以非处分不可。我当时是不自觉的，而匡互生明确这是一个侮辱农民的立场问题，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愤而离校了。
“立达”教育思想永存
教育的目的是在“造人”，造成一代“新人！”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在上海江湾成立的立达学园，就是以“造人”为宗旨的一个教育园地。
二十多位教育工作者中，多一半是当年“五四”运动中的闯将。他们热爱祖国，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而不惜牺牲，冒着生命危险，烧了贼巢赵家楼，点燃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的烽火。他们要彻底贯彻发扬民主、改变社会、振兴中华的五四精神，认定了“改造人”的教育事业是根本，于是他们在全国公、私立的大、中、小学校去做过事，当过教员。但他们看见学校里不论是校长或教职员，对于教育都无主张，更说不上有“造就新人，改造社会”的理想。他们只有各顾私利，勾心斗角，没有心思去发展科学，发扬民主，为国分忧，即使为当时人们称谓的“好学校”，其实也只是“知识、商识”而已。受教育者与他们的教育者的素质如何，品格如何，全不在教育方案之上。
他们于是下决心来自己办个学校，以求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一贯“五四”精神。他们坚信青年有如花木，其本性都是要向光明，向太阳生长的，只看管护人的施肥、灌溉、修理如何，因而取“学校”名为“学园”；又因其以“人”的教育为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故全者为“立达学园”。
办学校是要钱的，但钱不能阻挡实现教育理想者的步伐。他们都是两袖青风的一介书生，但也集合了八十元。以后靠借贷，凑足了五百元；有的老师干脆卖了自己的住宅，得八百元。这样，在江湾以东站旁修起了四座简陋的教舍。这就是不到三年，就被时人誉为“北京的北大，上海的立达”的立达学园！
学园里有分工，但不是头衔，无论是校长、教师、职工都是学校的主人，都负有训导学生的责任，同时也负有作为学生的模范的重任。他们生活简朴，自奉很低，但是自强不息，学习不止。他们所任课的教材，全由自撰自编，决不因循守旧，他们不断介绍世界各国的新思潮、新发明、新成就，但也不妄自菲薄，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追赶上去，甚至超越过去。他们在当时，现在也几乎都是学者名人，但不骄傲，不自满，待人诚恳谦逊；学识渊博，但在某些内容上仍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理念，不装腔作势。在当时的上海、南京等地的不少学者或有识之士，赞成立达学园的教育思想、钦佩他们的牺牲精神，有的简直就是看中了他们的为人，纷纷地来参加这个团体。他们也同原有的二十多位老师一样，教学不取任何报酬，有的还要自贴车钱。立达的老师多是出版社经理或杂志编辑或者是靠卖稿费生活的人，他们宁愿牺牲晚间休息的时间来上课请想想，青年们对着这样的教师，还能有不被感化的么？
在教学方法上，他们决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更反对“模铸式”，即无论什么功课，都用同一模式去铸造，他们采取“诱发式”，让学生自己思维，自由讨论，自己研究，养成科学的头脑。他们要求学生把知识看作图中繁花，大的小的、白的红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可兼收并蓄，但要发挥自己的思维，加以比较研究，然后取其优，弃其劣，不要迷信凡是外来的都是好的，要如海边拾贝，不要被外形的彩色所蒙蔽。
这里的老师三分之一是留学生，因而学校除了开设英语作为主科之外，还有日语、法语供学生选修，开设外语的目的也在于取他山之石而来攻玉。老师们留学归来，无论从服饰、饮食、习惯上看，都没有一点特殊的痕迹。立达学生也有去日本、法国、印度留学的，他们也和老师一样，带回来的是知识，是开拓科学研究的领域，是改造社会的大计，没有一个到了外国就忘了祖国的。
立达学园没有成文的校规，凡是有关集体的事，如伙食、清洁卫生等都由学生自己负责。学生会的干事轮流当，使大家都能得到管理集体事务的训练。学校是个社会的雏形，要能在将来肩负改造社会的任务，就从这里学习。学习的第一步，从思想深处热爱集体，热爱师友，不是为什么规约所督促而被迫去努力，也不是为争取名誉而虚伪从事，如果这样，他的努力必不能持久，也不能收到效益；他必须在老师的诱导下，在集体的互助互勉中，改造自己的“自私”狭隘的个性。学生眼里有别人的品质，别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偏私是不能共存的，因而学习为他人的利益而甘愿牺牲自我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