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序伦自传
我于1893年阴历6月，出版在江苏省宜兴县蜀山镇一个所谓“书香门第”的地主家庭里。我的故乡山明水秀，历代诗人画家如谢灵运、李太白、白居易等都曾到此游览过，宋朝大诗人苏东坡还在此买田造屋，并在《桔颂帖》中说到“吾来阳羡（宜兴旧名），船入荆溪，意思豁然，为惬平生之欲”。并作诗云：“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后人并在此建立了东坡祠堂，每逢他的生辰，地方士绅集会祭祀。参加的人至少是秀才，行礼时都按官阶品级，头戴各式帽顶、花翎，身穿朝服，向东坡神位行三跪三叩首的大礼，每次我都随着父兄溜进去观看。我的曾祖父和胞伯都在清朝中过举人，先父亮之还将我兄弟的名字按排行第几取名为“某曾”，其用意无非是要我们兄弟用功读书，像曾祖父一样中举，以光宗耀祖。所以我从小就读了不少古文，还曾参加过一场秀才的县试。我父亲一有机会就私下里对我说：“你好好用功，将来中了举人才风光哩！”我就是在这种封建家庭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因之，我中封建科举的毒是很深的。
我十二岁以前，受的是私塾教育，塾师先是我的一个远亲，后来就是我的长兄。回忆入学之初，由我父亲带领，跪在红毡地毯上先向塾师叩三个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塾师对学生有绝对的权威，可以任意用“戒尺”责打和禁闭学生，即使学生家长看到也不应劝阻。教室就设在家庭的大厅里，当中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文昌帝君和北斗魁星三座神位。清晨读书之前，必须先向神位作揖叩首，我当时也是这样真心诚意地行礼祝祷的。到了1904年，康梁变法维新之后，废止以“八股文”为取士之途，改为经义、策论和文艺三场考试。经义乃以四书五经为题，策论则可议论时政得失。为了准备策论考试，我的长兄叫我熟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饮冰室文集》。其中有不少篇文章，如《彼得大帝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我都会琅琅背诵。所谓文艺，主要是数、理化，中外历史、地理等。为此，我长兄特地为我到上海买了不少理化试验器械和《泰西各国通史》、《瀛寰全志》、《数理精蕴》等书，使我开始接触到许多新鲜知识。
在科举废除的次年，宜兴县东南八乡上的二十四家“大族”，集议利用东坡祠堂房屋办了一所东坡高等小学，各族子弟都可以入学。在这里就读的都是男子，女子在我国封建时代是不准应科场考试的。那时，男子可以进入宗族祠堂，女子是禁止入家祠的。同时，女子也被根本上进入孔子庙。就是在接下来废止科举，改设学校之后，各校起初也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十余年之后才专为女子设立了女子学校，但这时仍无男女生同校就读之例。假如有人提出男女同校的主张，那简直就是离经判道，荒谬绝伦的主张了。当时，妇女在公开的场全，照例是不能用名字称呼的，只能用娘家的姓，冠以丈夫的姓称呼。例如，我父如潘，我母姓蒋，对我母亲就只能称潘蒋氏。我母亲就是在死后受到光绪皇帝诰封为“恭人”（四级品封号），也只能称“潘蒋氏”。由于旧社会对的妇女的种种歧视，千百年来不知埋没了多少巾帼英才。现在我国的妇女，一切都和男子平等待遇，并且得到宪法的保障，真是幸福之至。
小学毕业后，我和三哥一同到上海，考进了浦东六里桥由泥水匠起家，又毁家兴家的杨斯盛先生创办的浦东中学。在那里，我认识了黄炎培老师，他是当时该校的校长。那时我十五岁，自恃各科成绩优异，经常考得第一名，就骄傲自满起来。在行将毕业时，因抗议某教师批分较严而举行的交白卷的风潮中，我也卷了进去，被开除了学籍。1983年，浦东中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还亲来我家访问我这个老校友，并出示我当年十八岁时写的登在校刊上的几篇论文。我说：“我真惭愧和后悔，我是一个被开除的学生，没有资格做你们的校友。”
攀登科学高峰，本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刻苦钻研，秩序渐进。但我和三哥那时都是年少气盛，不肯按部就班，而喜欢跳班越级。记得在浦东中学读到二年级时，我们就一同去投考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结果竟被录取了，我还取得第一名，我三哥取得第二名，我们兄弟都很高兴，以为指日就可以做高等学校学生了。不料我大哥和二哥只许我三哥去，而一定要我等到中学毕业后再进高等学校。我从14岁先父去世后，依照封建礼教中所谓“长兄为父”的体制，一切家庭事务，均由我大哥作主。这时我只能听他的，但心中大不高兴，认为我的学业比三哥还胜过一些，为什么同意他去天津高工反而不许我去呢？大哥说：“你年纪尚轻，尽量好好按部就班地求学，不必性急，否则，欲速则不达。”这些话，当时我是听不进去的，直到后来我因乱跳乱转学校，走了许多弯路，才认识到我大哥当时的劝阻是对的。所以，接下来我每逢遇见因天资比较聪明、成绩比较优秀而自满的学生们，总是现身说法，用我大哥的话来劝勉他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