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夏丏尊
丰子恺对夏丏尊之悼念
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纔迁到，接得夏丏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文。我所敬爱的两位老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二位老师同样地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的训示。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确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样。但料不到如此其速，使我八年违教，快要再见，终于不得再见！真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犹忆廿六年秋，卢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爆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夏丏尊。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趁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说：“夏丏尊再见。”夏丏尊好像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我回头对他发笑。因为夏光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转辗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丏尊始终住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丏尊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经挺秀，我很高兴。字是精神的象征。并证夏丏尊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的他噩耗，也可说是“抱恨终天”的事！
夏丏尊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表示哀悼。
夏丏尊与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犹忆卅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丏尊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地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地深解文艺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丏尊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等更重要。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光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混名，叫做“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卫、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这个混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丏尊是真爱我们，这nickname就变成了petname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纔成功”。他听到请愿，也许喑呜叱啖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你担心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匐奔丧”。夏丏尊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道，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丏尊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所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光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革命的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丏尊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嬉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幼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又同这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丏尊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丏尊还要大喊：“铜锅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夏丏尊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丏尊的是“妈妈的教育”。夏丏尊后来翻译《爱的教育》风行于国内深于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从日本回来就同夏丏尊共事，当教师，当编辑。我遭母丧后辞职闲居，直至逃难。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丏尊相晤。故自我离开夏丏尊的绛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丏尊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丏尊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觉得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对象由学校扩大而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他是真正的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的疾苦愚迷，要彻底解决人生根本问题，而“行大丈夫事”的。世间一切事业，没有比做真正的和尚更伟大的了；世间一切人物，没有比真正的和尚更具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丏尊不能行大丈夫事。夏丏尊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夏丏尊早年受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影响很深，曾皈依佛教，但他是企图从佛教教义中求得一些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并未真正遁入空门）。
凡熟识夏丏尊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丏尊是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丏尊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丏尊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丏尊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夏丏尊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作历史小说看的，在夏丏尊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凡事对夏丏尊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地痛感于众生的疾苦愚迷，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地彻底解决人生根本问题而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在“人世”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妈妈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使夏丏尊担忧。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活，不知为夏丏尊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忧能伤人，夏丏尊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丏尊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丏尊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丏尊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郑振铎悼夏丏尊
夏丏尊先生死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了；但静静的想着时，我们仿佛还都听见他的叹息，他的悲愤的语声。
他住在沦陷区里，生活紧张而困苦，没有一天不在愁叹着。是悲天？是悯人？
胜利到来的时候，他曾经很天真的高兴了几天。我们相见时，大家都说道，“好了，好了，”个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泯没了愁闷；耀着一层光彩。他也同样的说道：“好了，好了！”
然而很快的，便又陷人愁闷之中。他比我们敏感，他似乎失望，愁闷得更迅快些。
他曾经很高兴的写过几篇文章；很提出些正面的主张出来。但过了一会，便又沉默下去，一半是为了身体逐渐衰弱的关系。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切的压迫和统制。他最富于正义感。看不惯一切的腐败、贪污的现象。他自己曾经说道：“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又道：“记得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人床内；得知家里要杀鸡就立刻逃避；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要当场出彩，预先俯下头去，以及妻每次产时，不敢走人产房，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这便是他的性格。他表面上很恬淡，其实，心是热的；他仿佛无所褒贬，其实，心里是径渭分得极清的。在他淡淡的谈话里，往往包含着深刻的意义。他反对中国人传统的调和与折衷的心理。他常常说，自己是一个早衰者，不仅在身体上，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他有一篇《中年人的寂寞》：我已是一个中年的人。一到中年，就有许多不愉快的现象，眼睛昏花了，记忆力减退了，头发开始秃脱而且变白了，意兴、体力甚么都不如年青的时候，常不禁会感觉得难以名言的寂寞的情味。尤其觉得难堪的是知友的逐渐减少和疏远，缺乏交际上的温暖的慰藉。在《早老者的忏悔》里，他又说道：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较老大。可是自己觉得体力减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岁以后，我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劲，只得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觉到疲劳，甚么都觉得厌倦，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还只四十岁，不知道我年龄的，都以我是五十岁光景的人，近来居然有许多人叫我“老先生”。论年龄，五十岁的人应该还大有可为，古今中外，尽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气很盛的。可是我却已经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这是他的悲哀，但他的并不因此而消极，正和他的不因寂寞而厌世一样。他常常愤慨，常常叹息，常常悲愁。他的愤慨、叹息、悲愁，正是他的入世处。他爱世、爱人、尤爱“执着”的有所为的人，和狷介的有所不为的人，他爱年轻人；他讨厌权威，讨厌做作、虚伪的人。他没有机心；表里如一。他藏不住话，有什么便说什么，所以大家都称他“老孩子。他的天真无邪之处，的确够得上称为一个“孩子”的。
他从来不提防什么人。他爱护一切的朋友，常常招心他们的安全与困苦。我在抗战时逃避在外，他见了面，便问道：“没有什么么？”我在卖书过活，他又异常关切的问道；“不太穷困么？卖掉了可以过一个时期吧。”
“又要卖书了么？”他见我在抄书目时问道。
我点点头：向来不作乞怜相，装作满不在乎的神气，有点倔强，也有点傲然，但见到他的皱着眉头，同情的叹气时，我几乎也要叹出气来。
他很远的挤上了电车到办公的地方来，从来不肯坐头等，总是挤在拖车里。我告诉他，拖车太颠太挤，何妨坐头等，他总是不改变态度，天天挤，挤不上，再等下一部；有时等了好几部还挤不上。到了办公的地方，总是叹了一口气后才坐下。
“丏翁老了”，朋友们在背后都这末说。我们有点替他发愁，看他显著的一天天的衰老下去。他的营养是那末坏，家里的饭菜不好，吃米饭的时候很少；到了办公的地方时，也只是以一块面包当作午餐。那时候，我们也都吃着烘山芋、面包、小馒头或羌饼之类作午餐，但总想有点牛肉、鸡蛋之类伴着吃，他却从来没有过；偶然是涂些果酱上去，已经算是很奢侈了。我们有时高兴上小酒馆去喝酒，去邀他，他总是不去。
在沦陷时代。他曾经被敌人的宪兵捉去过。据说，有他的照相，也有关于他的记录。他在宪兵队里，虽没有被打，上电刑或灌水之类，但睡在水门汀上，吃着冷饭，他的身体因此益发坏下去。敌人们大概也为他的天真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待他很不坏。比别人自由些，只有半个月便被放了出来。
他说，日本宪兵曾经问起了我，“你有见到郑某某吗？”他撤了谎，说道，“好久好久不见到他了。”其实，在那时期，我们差不多天天见到的。他是那末爱护着他的朋友！
他回家后，显得更憔悴了；不久，便病例。我们见到他，他也只是叹气，慢吞吞的说着经过。并不因自己的不幸的遭遇而特别觉得愤怒。他永远是悲天悯人的——连他自已也在内。
在晚年，他有时觉得很起劲，为开明书店计划着出版辞典；同时发愿要译《南藏》。他担任的是《佛本生经》（Jataka）的翻译，已经译成了若干，有一本仿佛已经出版了。我有一部英译本的“Jataka”，他要借去做参考，我答应了他，可惜我不能回家，托人去找，遍找不到。等到我能够回家，而且找到“Jataka”时。他已经用不到这部书了。我见到它，心里便觉得很难过，仿佛做了一件不可补偿的事。
他很耿直，虽然表面上是很随和。他所厌恨的事，隔了多少年，也还不曾忘记。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遇到了一个他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代的浙江教育厅长，他便有点不奈烦，叨叨的说着从前的故事。我们都觉得窘，但他却一点也不觉得。
他是爱憎分明的！
他从事于教育很久，多半在中学里教书。他的对待学生们从来不采取严肃的督责的态度。他只是恳挚的诱导着他们。
……我入学之后，常听到同学们谈起夏先生的故事，其中有一则我记得最牢，感动得最深的，是说夏先生最初在一师兼任舍监的时候，有些不好的同学，晚上熄灯，点名之后，偷出校门，在外面荒唐到深夜才回来；夏先生查到之后，并不加任何责罚，只是恳切的劝导，如果一次两次仍不见效。于是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着他，无论怎样夜深都守候着他，守候着了，夏先生对他仍旧不加任何责罚，只是苦口婆心，更加恳切地劝导他，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总要使得犯过者真心悔过，彻底觉悟而后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