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占市场是商家成功的标志。有些商人在市场面前不敢争不敢抢，何以有所作为。李嘉诚做生意，以抢占市场为第一，把自己的经营计策均与市场开发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的市场体系。
最成功的商战都是紧跟市场而进行的智慧之战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商人的最大目标是抢占市场。谁能抢占市场，谁就是大赢家。市场的脉搏。是精明的商人非常注意把握的一个关键点。应该讲。最成功的商战都是紧跟市场而进行的一场智慧之战。李嘉诚的发迹。是靠地产和股市。而他在股市的表现，同样令人折服。他的事业壮大。是一部中小地产商借助股市杠杆急剧扩张的历史。李嘉诚在股市的作风。一如他在地产业中一样。“人弃我取”，“低进高出”。
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原是商场上的一种常识，战国时期的陶朱公就提出了这个经商的原则。陶朱公也就是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的大夫范蠡，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毅然辞去官职，与美女西施泛舟五湖，成了一位著名的商人。从那时至今已经2000年了。所以，问题不在于人弃我取，低进高出，而在于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也就是如何把握市场脉搏。
李嘉诚所谓“人弃我取，低进高出”之可贵正在这里，他往往准确把握时机，早一步或迟一步都可能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样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非有极高明的手眼，达到胸有成竹不可。
1966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出现一线曙光，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元气渐渐恢复，有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就在此时，中国内地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香港，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触发了自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
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一幢独立花园洋房竟贱卖60万港元。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建筑商们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忧心忡忡。他不时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香港传媒透露的全是“不祥”消息。李嘉诚知道，香港的“五月风暴”与内地的文革有直接关系。那时，不少内地群众组织的小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李嘉诚从中获悉，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高潮，自8月起，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那么，香港的“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作为资产者，最关注的，莫过于“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
“不可能，中共若想武力收复香港，早在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香港是大陆对外贸易的惟一通道，中共并不希望香港局势动乱。”
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嘉诚，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李嘉诚又一次判断正确。内地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中共中央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中共的决议，虽末涉及“香港式文革”，但香港经济界和知识界，都把那场“五月风暴”视为一场大灾难——此乃后话。
这次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李嘉诚逆同业之行而行，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
大规模移民潮虽渐息，而移民海外的业主，仍急于把未出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信息。他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不少朋友，为李嘉诚的“冒险行动”捏一把汗；同业的有些地产商，正等着看李嘉诚的笑话。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只有李嘉诚自己清楚他的惊人之举，是否含有赌博成分。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
70年代初，李嘉诚已拥有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租金收入为390万港元。
1972年，股市大旺，股民疯狂，成交活跃，恒指急速高攀。李嘉诚借此大好时机，令长实骑牛上市。长实股票以每股溢价1港元公开发售，上市不到24小时，股票就升值1倍多。李嘉诚第一步迈进股市就是典型的“高出”。
接着，1973年大股灾突然爆发，恒生指数于1974年12月10日跌至最低点，1975年3月，股市形势好转，开始缓慢回升，深受股灾之害的投资者仍“谈股色变”，视股票为洪水猛兽。
这时，眼光独到的李嘉诚，看到了股市的升值潜力，因此，在当时低迷不起的市价基础上，亲自安排长实发行2000万新股，以每股3．4港元的价格售予他本人。
同时，李嘉诚还宣布放弃两年的股息，这既讨得了股东的欢心，又为自己赢得了实利——股市渐旺，升市一直持续到1982年香港信心危机爆发前。长实股升幅惊人，李嘉诚后来赢得的实利远远超过了当年牺牲的股息，这就是“低进”。
“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是李嘉诚搏击股市的基本定则，他在这方面的实战案例不胜枚举。
1985年1月，李嘉诚收购港灯时，就是抓住卖家置地公司急于脱手减债的心理，以比前一天收盘价低1元的折让价，即每股6．4港元，收购了港灯34％的股权。仅此一项，就节省了近4．5亿港元。6个月后，港灯市价已涨到8．2港元一股，李嘉诚又出售港灯一成股权套现，结果净赚2．8亿港元。这就是低进高出，两头赚钱。
前文已提到的天水围之役，也是一次典型的“人弃我取，低进高出”战术运用实例。当时，由于港府的“惩罚性”决议，使天水围开发计划濒临流产，众股东纷纷萌发了退出之意。
早就看好天水围发展前景的李嘉诚，从其他股东手中折价购入股权。于是，便催生了嘉湖山庄大型屋村的宏伟规划，长实成了两大股东中最大的赢家。
1989年“六四”风波后，香港股市一度低迷。1991年9月，李嘉诚斥资近13亿港元，购入一个有中资背景财团的19％股权。稍后，此财团收购了香港历史悠久的大商行“恒昌”。4个月后，这个财团的大股东“中信泰富”向财团的其他股东发起全面收购，李嘉诚见出价尚可，便把手中的股权售出，总价值15亿多港元，李嘉诚净赚2．3亿港元，低进高出，关键在于扣紧市场脉搏，眼光准，出手时机适宜。李嘉诚每一次大进大出，几乎都能准确地把握时机，预测股市未来的走势。
这似乎很神奇，其实不然。大凡股市的兴旺与衰微，大都与政治经济大环境有直接关系，大致有一定的规律性。古人云：“功夫在诗外”要研究这一规律，就要时刻关注整个国际国内大环境的时势变化。一般股民坐井观天，眼睛只盯着股价变化表，而不探究大势的变化。这样，就可能被表象、假象迷惑，时有被套住之虞，即使偶有斩获，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李嘉诚频频成为股市和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有什么秘诀呢？
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或许只有李嘉诚自己心里清楚，他的惊人之举，含有多少赌博成分。
应该说，在这场夹杂着政治背景和人为因素的房地产大灾难中，无论是谁，都难以对前景做出准确的预测。因而，说李嘉诚的决策有十足的把握是不现实的。
客观地说，李嘉诚的行为是带着冒险性的，说是赌博也未尝不可。但是，李嘉诚的赌博是建立在对形势的密切关注和精确的分析之上的，绝非盲目冒险。
那么，他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李嘉诚认为，任何一个产业，都有它自己的高潮与低谷。在低谷的时候，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都会选择放弃，有的是由于目光短浅而放弃，还有的是由于资金不足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时候就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产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是不是还会有高潮来临的那一天。
如果这个产业仍处在向前发展的阶段，只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才暂时处于低潮，就应选择在这个“别人放弃的时候出手”了。这个时候出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从而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
俗话说：无风险不成生意。因此，做任何生意都不可能十拿九稳，多少有一点冒险成分。风险有多大？利益有多大？这就需要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分析。一些胆子大的商人，只要有五成胜算就敢冒险；胆子小的，非有八成以上胜算便不敢采取行动。一般来说，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前者敢于冒险，很容易倒大霉，也很容易暴发；后者比较稳妥，却难求快速成长。
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当别人算到不足五成胜算，而自己却算到有六七成甚至更高把握时，便意味着发大财的机会来了。李嘉诚正是靠着这种机会快速发展的。当然，这取决于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
做生意，绝不可浮躁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有些商人恨不得一下赚够天下所有的钱，这种浮躁心态是不可取的。李嘉诚认为。每个人做生意都有不同的做法，有的人保守。有的人猛烈。不管怎么样的生意，只有做生意的人自己明白。他则告诫自己：“不可持买古董的心理。”所谓买古董的心理，就是一桩生意非做成不可。不留回旋余地。因为古董往往是孤品仅存。“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而做生意，不论购公司还是购土地，不必非买不可，不做这桩生意。以后还有其他生意，都可以赚钱，而一旦持有买古董的心理。就难免心浮气躁。意气用事，甚至盲目投资。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具有相当经济实力时，容易做到心平气和，在投资时也容易保持乐观；而经济实力相当有限的人，心情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这虽然是自然之理，但是，如果一个人想从小做大就有必要修炼自己的心性，戒除急功近利心理，如此才能冷静决策，以成其大。
李嘉诚在扩大经营规模过程中一次次投标，被称为“擎天一指”，也看到他在与置地公司竞标地铁时，曾经以宏大的气魄一路追高，最终击败强大到不可一世的对手。但那是在知己知彼，胜券在握情况下的出击，与初入地产界时情况不同。李嘉诚决不会再犯盲目急躁的我病。
其实，“擎天一指”指的是李嘉诚强大的经济实力，拍卖场上的李嘉诚，并未显示出横扫千军、力挫群雄的必胜气概。英商华商中，都曾出现过一掷千金、博尽取胜的赌徒式的竞投者，进入竞价高潮，不由红了眼，不再权衡家底利弊，非得把对手压下去不可。
拍卖场上的李嘉诚，不仅擅长斗智，还有足够的克制力。
1987年11月27日，香港官地拍卖场。在股灾大熊渐去、地产渐旺之时，年多未露面的李嘉诚，格外引人注目，他的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皆摄入记者的镜头。
政府拍卖的一幅官地位于九龙湾，24．3万平方英尺，底价2亿港元，每口竞价500万港元。李嘉诚与对手连叫两口，底价连跳两次：2亿5百万、2亿1千万。
“2亿1千5百万！”拍卖场的一角响起熟悉的声音——是有“飞仔”之称的合和老板胡应湘。李胡两人有过多次合作。
胡应湘毕业于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系，李嘉诚初涉地产，还曾请教过他，两人交谊甚密。李嘉诚回眸一笑，胡应湘亦报微笑。此时地价已竟抬到2亿6千万。
“3亿！”李嘉诚“擎天一指”举起，连跳8口，一时掀起竞价高潮。
“3亿5千5百万！”胡应湘如河东狮吼，一口急跳11档，再掀高潮，四座皆惊。俗话说：商场无父子。那么，在商言商的商界朋友，在商业竞争中，自然也会将朋友之谊暂且放一边。
一时，郑裕彤等地产大好友加入竞价。李嘉诚的副手周年茂，悄悄坐到胡应湘副手何炳章旁边，与他低声耳语。胡应湘不再应价，退出竞投。
当叫价随飞到4亿元时，全场哑然，叫价也高出底价一倍，是拍卖场敏感的临界线。一阵短暂的沉默，竞投各方都在心中打算盘。
“4亿9千5百万！”李嘉诚“擎天一指”再次举起，四座瞩目。
无人竞价，一声槌响，尘埃落定，成为此幅官地的成交价。
李嘉诚当时宣布：“此地是我与胡应湘先生联合所得，将用以发展大型国际性商业展览馆。”
一位地产分析家评论道：“依本人估计，李嘉诚把此幅官地的最后投价定为5亿。这个价，可说是参与竞价的各方心定的最高价。有人会定在4亿，有人会定在4．5亿，各家有各家的算盘。李嘉诚是地产金指头，他染指的土地，开发物业所得盈利，往往高出同业。故他出价4．95亿，仍有厚利可图。
“竞价进入高潮，很容易出现投手情绪化，冲动之下，不管死活，非得做赢家不可（这次倒无这样）。如是这样，李嘉诚必会退出，以成全对手风头。”
记者采访李嘉诚，问：“都说您是拍卖场上‘擎天一指’，志在必得，出师必胜，可您有时为何还是中途退出？”
李嘉诚幽默地道：“这已经超过我心定的价。你们没看到我想举右手，就用左手用劲捉住；想举左手，就用右手捉住。”
在拍卖场上，及时与胡应湘沟通，使其从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这种灵活的手腕值得借鉴。毕竟，经商原本是为了谋利，而不是赌气，能让则让，能拉则拉，没有必要硬把对手压下去。
耐心等待，捕捉机遇，有智有谋，从长计议。李嘉诚不断地通过官地拍卖与私地收购，为地产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土地资源。
逞一时之气，显一时之威，到头来只能自己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与其因此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亏损，倒不如一开始就理智一此，克制一些。有道是“百忍成金”，道理或许就在于此吧。
蹩足劲去做大事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怎样才能要做大生意？李嘉诚认为做大生意靠的是眼光和胆略，这样可掀起一股商势，形成一股席卷之风。李嘉诚在这方面做得非常超绝。李嘉诚善于利用已有条件，拉开大规模的序幕。
不久，李嘉诚旋风般地从北京飞赴汕头，又急转深圳。5月1日，终于宣布成立第一家在内地注册的联营公司。
这就是李嘉诚代表长实集团与中方合资成立的“深圳长和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共2亿港元，港方中方各持有一半股权。
中方的两家合作伙伴是深圳市政府直属的深圳投资管理公司和国家计委属下的中国机电轻纺投资公司，港方股东有长实、和黄、怡和三家。
长和实业初步拟定了在内地投资的系列计划，并使其成为长江系在内地的旗舰。短短的时间里，李嘉诚就完成了一系列繁杂的工作，不能不令人惊叹其决断力及办事的高效率。
1992年8月6日，李嘉诚发布长实集团中期业绩报告，阐明了将其投资重点转移到内地的条件与方针。
他指出：“中国未来之国民经济将有较大幅度之增长，前景令人鼓舞。”
有记者问长实系最终会向内地投资多少。李嘉诚答道：“现阶段很难估计，很多因素目前是很难预测的。若经济环境发展理想，最终在内地投资的资产值可能会占本集团总资产值的25％。
应该说，25％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以1991年底长实系资产总值750亿计算，日后该系对内地的投资将达190亿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