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幼芬
我和他发生过一段非同寻常的故事……
他，江江，一个颇有几分傲气的优等生，校园里小有名气的“才子”，曾在学校、学区级作文竞赛中夺魁。在这之前，我教了近十年的数学，因为工作关系，我教了他一个学期的语文。
当时我带着襁褓中的儿子，由于从未接触过高年级语文教材，我常常忙得晕头转向却又不得要领。为了备好一堂课，我的案头摆满了名目繁多的各种参考资料。我备课虽花费了不少时间，可每次走进课堂总还是有点茫然，讲解课文时，不是西落一点，就是东丢一句。唯一的感觉是，怎么语文就这么繁琐。
知道我在语文教学上是“新手上路”，学生们大部分都敢怒不敢言，跟着我的讲解零乱地做着笔记。唯有他——江江，对我的失误从不宽容，总是不留情面地指出我课堂上出现的纰漏，一次又一次地给我制造尴尬。为了维护自己那点可怜的师道尊严，掩饰内心的恐慌。我“倚仗”自己为师者的身份对他横加指责，训斥他搅和课堂，不懂装懂。
慢慢地，我发现江江不再像以前那样带着发现问题的态度认真听我的语文课了。而是与周围的同学毫无顾忌地交谈，一点都不顾及我的颜面，自然而然成绩也下降了许多。学区作文竞赛时，我把班级里仅有的一个名额给了他。谁知他却不领情，冷冷地回应我：“你不会教语文，当然我就不会写作文了，我不想去丢人现眼。”我当时被噎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想狠狠地批评他一顿，又觉得毫无底气，只好把无名火窝在心里。
我抓住开家长会的机会，向他妈妈控诉江江的种种“罪状”。当着我的面他妈妈狠狠地批评他的傲慢和无礼。谁料他却当场反过来指责我，说我有些词语的近义词、反义词自己都不清楚，连基本的部首名称都会说错，还敢去教他们……这些可怕的话语让我颜面尽失。我本来还想借着家长会的机会，让江江领教我的威风，从而乖乖就范，没想到却越闹越僵，使我看他越来越不顺眼。
有了这层深深的隔阂，彼此互相漠视着，我和他从此走向了陌路。即使是后来我不再教他了，有时在校园里遇上，我们有意无意地躲闪着，也不像平常师生那样互相问好。
时间悄悄流逝，现在的他已升入六年级了，而我也重新回到了我的老本行，我得心应手地教着数学。蓦然回首，一阵阵不安和愧疚从我的心里不时闪过。当时我带给他的是一种怎样的伤害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已被时间冲刷掉了。我带着一块心病，总是心神不安，却总也无勇气去“医治”。
去年九月份，我加入了课改实验的队伍，在新课程理念的熏染下，我的教学思想和教育行为渐渐地改变了。新课程所倡导的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给我的教学带来了一个个惊喜，也不经意地触动我心中那一个似乎淡化的病症。在午夜中辗转反侧的我看到自己那令人讨厌的“暴君”嘴脸，也看到那一颗稚嫩的童心无端遭受伤害。在我心里，这块心病，越来越重。
他曾是那么喜欢阅读各类文学作品，那么爱好写作文，却因为我的原因而厌倦作文，我的愧疚和自责不断加剧。我想：我应该放下架子，寻找和江江冰释前嫌的机会，主动求和，以弥补我曾犯下的罪过。
夏日的一个傍晚，我在校园的小径上漫步，看到江江一个人在宣传栏前驻足。我于是走了过去，很亲切地问起了他最近的学习状况。虽然他觉得我的到来很突然，但仍然很有礼貌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想到曾经的错误，我鼓起勇气微笑着真诚地看着他说：“江江，以前你确实给老师制造了很多难堪，而我对你的做法也很过分。今天我向你道歉，希望你能谅解。”江江一下子懵了，脸部的线条柔和了许多，结结巴巴地说：“没、没关系。”
这以后，我常常请他到家里来，与他坦诚相见，促膝长谈，交流对往事的看法，争取他的谅解，让他知道老师不是全能的，不要把老师“神化”了，有时老师难免会有知识上的盲区。如果时光可以回转，我一定会非常虚心地听取他的建议，和他们共同探索、共同学习的。提及他荒废已久的写作，我愧疚而真切地希望他喜欢阅读，更要善于思考，多练笔，争取在写作上有所作为，还把叶澜教授“不要把阅读的广度代替思维的深度”的话用毛笔精心写好，装裱后赠送给他。
渐渐地，我发觉他消失了敌视的目光，也会主动地来找我商量在学习上遇到的问题，而我也能以平等的态度和他共同探讨。一次为“网络带给青少年的是利大还是弊大”我和他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他以大量的事例和雄辩的口才使我心悦诚服地同意了他“利大于弊”的观点。
这件事情给我很大触动，“为师莫忘少年时，常与学生心比心”我常想起曾经的这句话。是啊，学生虽是接受教育的人，但他们更是发展中的、活生生的人，存在不足与缺憾在所难免，需要老师的关爱与尊重。作为教师，我们也曾年少轻狂过，也曾鲁莽冲动过，今天更应该换位思考，站在学生的角度，给他们以理解、信任、尊重、支持，才能让他们“亲其师，信其道”，使他们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课改给了我医治“心病”的机会，使我今天有勇气放下架子，和江江同学握手言和，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课改给了我偿还心债的机会，使我今天终于有面对众人的勇气，剖析自己的内心，敢于正视自己当时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