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记、潘校长，你们好！
我想就今年年初访问微软亚洲研究院（M SRA）以及参加今年SIG‐GRAPH会议（7月30日—8月4日在美国洛杉矶市召开）的一些感受和对我校的科研工作提一点粗浅的看法。
今年3~6月，我被M SRA聘为访问研究员，在北京工作了三个月，看到了MSRA今年在国际顶级的SIGGRAPH 会议论文录用上创造的两个新纪录。一是一个单位一年录用论文数记录，原为8篇，M SRA 今年有9篇论文被录用。二是第一作者一年录用论文数记录，原为2篇，今年M SRA研究员周昆博士（也是我的博士生）一人有3篇第一作者论文被录用。在刚刚结束的今年SIGGRAPH 会议上，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周昆博士成为与会者的热门话题，在国际计算机图形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微软亚洲研究院已成为国际公认的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中心了。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它的前身微软中国研究院加在一起只有短短六年历史。一个学术单位怎么能够从组建开始在短短六年时间里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一直驱之不散。当前国内一批重点高校都在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教育与科研都有较大发展，但总有离世界一流目标相距甚远之感。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期间，我思考了两个问题：一个学术单位怎样才能算得上世界一流问题，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成功因素何在。
为什么说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中心？答案是微软亚洲研究院近年来几乎成倍地在 SIGGRAPH 上发表论文，2005年9篇，2004 年 4 篇，2003 年 5 篇，这些论文篇数约占录用数的1/10.在国际公认的计算机图形学学科级别最高的国际会议上频频有发言权，并位居前列，是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标志。所以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单位一定是一个能跻身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从而获得国际同行认可的单位，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衡量标准了。
微软亚洲研究院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是积累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仔细分析它的人才结构可以看出，在第一线干活的人才都是国内重点高校培养的博士，他们都是 SIGGRAPH 论文的第一作者，其中不乏浙大学生；而学术领军人才则都是国外培养的博士，如沈向洋、郭百宁等，他们都是SIGGRAPH论文的末位作者。这种情况说明我国自己培养的年轻博士已经具备产出世界一流成果的能力，但他们发展的快慢与其工作环境有关，与学术领军人物的指导和把关密切相关。要清醒地看到我们高校中的学术带头人的水平和作风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学术领军人物相比较有很大的差距。我认为缺少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是制约我国科技迅速崛起的关键因素。
在今年SIGGRAPH会议上，在感知计算机图形学基础研究与产业蓬勃发展势头的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包括与我们邻国日本和韩国的差距的扩大。今年日本东京大学Nishita教授荣获计算机图形学界最高奖项Coons奖。在SIGGRAPH会议的创新成果展上起码有1/3展品来自日本，也有少量韩国展品，而没有我国的展品。在会场上到处可见日本人和韩国人，而中国人则大多是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华人。从中国内地派出与会的仅有4人，我校2人，北大1人，上海1人。这一情况并非缺乏经费造成的，而是反映出我国学术界、高校中广大中青年教师对国际顶级学术会议的冷漠态度，希望引起领导重视！我曾在计算机系教授大会上大声疾呼过，请领导注意当前青年教师缺乏出国进修热情的现状，提出要把是否有在国外高水平高校和研究所进修经历作为一项考核指标的建议。我深信关起门来是培养（造就）不出世界一流学术领军人才的。
当前浙江大学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下正在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迈进。为此，我建议如下。
（1）重视科研质量和学术水平，把抓科研质量和学术水平放在发展科研规模的前列。这里，我绝对不是指浙大过去不重视科研质量和学术水平，如一直在大力提“创新”，一直在奖励各类成果和论文。这些口号和措施都是有效的。但我想说的是这些措施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而言针对性不够强。通过考察微软亚洲研究院成长的实例，以及他们被国际图形学界认可的事实，可以得出只有真正得到国际同行认可才是世界一流水平的结论。能不能明确地提浙大所有学科都要跻身本学科世界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的要求。让每个学科列出一两个最多不超过三个本学科顶级国际会议或期刊。今后学校的各项奖励措施只面向这些论文而不是一般的SCI/EI论文和国际期刊论文（SCI/EI论文统计仍可列入工作量考核指标）。这样，学校的态度明确，争取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有一批学科达到跻身本学科世界顶级国际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则浙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望实现。
（2）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引进和培养（选拔）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引进人才时就要看他是否在本学科世界顶级的会议上有一席之地（经常有论文发表），否则就不引进。对自己培养（选拔）的人才，也要明确上述要求，而不是看其他指标。培养对象是否可首先圈定我校已有的长江学者身上，因为国家和学校已经有较大的投入，把对长江学者的考核指标也明确在“跻身本学科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之上，而不是其他指标和要求。
（3）提高博士生待遇是提高我校科研水平的当务之急。把博士生的津贴改为工资，提高到每月3000元以上。把博士生的学生身份按工作人员身份来管理。对博士生加强管理，严格要求，让一支充满活力的优秀博士生队伍稳定在科研第一线上来确保我校科研质量的提高。在提高博士生待遇之前先把招生人数降下来，确保博士生的入学质量关。
以上意见很肤浅，太过直白，自觉无甚新意，但似乎可操作性强一些，目标明确一些。以上意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教。
石教英
2005年8月15日
附件（写于访问微软亚洲研究院期间，2005年3—6月）：
关于微软亚洲研究院SIGGRAPH冲击波的一点思考
微软亚洲研究院一直是我心仪的学术殿堂，她与浙大等一大批国内高校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关系。我先后有三名学生获得微软学者（M S‐Fello w）称号和资助，他们在研究院工作期间得到了系统的训练和很大的提高。我的几名毕业博士生现已是研究院的学术骨干。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博士和因特网图形组（IG）组主任研究员郭百宁博士多次邀请我到研究院访问。趁今年上半年没有教学任务，我开始在研究院做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工作。
到研究院不久，恰逢今年SIGGRAPH年会论文录用通知揭晓时刻。知道了今年微软亚洲研究院有9篇论文被录用，其中周昆博士作为第一作者有三篇论文被录用。这两个数据创造了SIGGRAPH三十余年历史的两个新纪录，一是一个单位一年录用论文数的纪录（原为8篇），二是第一作者一年录用论文数的纪录（原为两篇）。这两个数据也标志着微软亚洲研究院已成为当前世界计算机图形学界首屈一指的研究中心。我称这一消息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 SIGGRAPH 冲击波。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研究院9篇论文中有5篇的第一作者（3人）出身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其中4篇的第一作者是我的博士生（周昆博士3篇，王立峰博士 1篇）。在欣喜之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它的前身微软中国研究院加在一起只有短短6年历史。一个学术单位怎么能够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从组建开始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中心？当前国内一批重点大学都在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我国高等教育和科研的规模都有较大的发展。但是我感到我们高校科研水平的提高速度无法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相比，为什么？在面对这一冲击波的时刻，我想到了这两个问题，一正一反，不知答案何在。几天来这两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也在不同的场合与研究院同仁讨论过这两个问题。我愿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以及想到的，可能是极其片面的看法写下来，试图来回答上面两个问题。
要做好一件事情的关键是人，是否有优秀的人才。微软亚洲研究院在集聚人才方面是极其成功的。在很短时间里从国内外招聘到一批业务精英。短短几年来的出色业绩充分证明了人才招聘的成功。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微软公司在业界的声望因素，也应该归功于研究院几任院长的正确决策和个人魅力，在他们周围团结和吸引了一批人才。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当年在美国Intel公司任职的郭百宁博士就是经过与沈向洋博士的一次谈话，决定放弃Intel的职位，与沈向洋一起回国创业。几年来他们两人无间的协作把一个默默无闻的IG组打造成一个国际一流的研究中心。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优秀的学术领军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最关键所在。
微软亚洲研究院一成立，很快把一批国内优秀年轻学者都招聘进院。以我熟悉的浙大校友为例，就有王坚博士（主任研究员），李江博士（研究员），童欣博士（研究员），王立峰博士（研究员），刘新国博士（副研究员），周昆博士（副研究员），王希硕士等（浙大校友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几名）。他们都已成长为研究院的业务骨干，大多数年年都有SIGGRAPH 论文发表，或领导一个产品开发小组的工作。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程度，我可以说，到研究院来的是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但我也要说，浙大留下的年轻人丝毫不比他们差。从浙大这批校友在研究院几年的业绩说明我国自己培养的年轻博士生已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良好的动手能力和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他们已具备产出世界一流成果的能力和潜力，但他们发展的快慢却与其工作环境紧密相关。
通过我在研究院的这段工作时间，我感到研究院的办公条件并不好。这里只有研究员才有独立的一个不大的办公室。从副研究员到实习学生都在一大间开放的办公室里工作。但是我深深地感到研究院里的每一个人，从研究员到实习生的良好精神面貌，表现在上班时刻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做业务工作，在偌大的开放空间里鸦雀无声，给人一种高效的印象。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我国高校中教师严格坐班制度尚未形成，教师的精神面貌仍然十分松垮。这一方面与制度不齐全有关（我国20世纪60年代有一个高教六十条的文件，明确规定教师不实行坐班制，该文件一直影响至今），另一方面也与领导的指导思想有关。学校不重视教师办公用房的配备，有的新教师甚至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人的精神面貌的作用不可忽视！
这段时间来IG组的几位研究员给我详细介绍了他们今年投到S IG‐GRAPH的论文的具体工作。从他们的介绍中使我体会到了他们严谨、深入系统的工作作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创新的思想，而且有系统扎实的工作来证明创新思想。从中使我看到了自己和他们之间的差距。意识到创新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创新是系统扎实工作的堆积，是艰苦劳动结出的硕果。目前国内大力导的“创新”，“自主创新”，“源头创新”等口号给人一种印象是，我们科研工作的不足主要是新思想少，新东西少，恰恰忽视了科研创新中要求艰苦踏实的工作和深入系统探求的一面。我认为我们今天自主知识产权少的局面不是我们缺乏新思想造成的，而是缺乏踏实的科学工作作风造成的。很多工作都是浅尝即止，做得半途而废，没有做深做细，没有达到国际同行认可的标准，就按中国国情（标准）而验收了，评奖了。因此我认为在科研工作中提做深做细的科学作风比高调地提创新更有实际意义，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做深做细了一定是做好了，就会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也就有了创新之处。我体会到研究院里人人全身心投在本职业务工作中并以严格的科学的态度做学问，是他们能出高水平成果的关键。那么他们严格的科学的学风是如何形成的？我想这与研究院内学术领军人物的作风分不开。在研究院里哪些项目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是要在组内论证的，项目做到何种深度才能算达到目的，是否可以投稿也是有要求的。学术领军人物在这两方面起到了把关的作用，保证从研究院里出去的成果是国际一流的（如IG组今年SIGGRAPH投7篇中6篇的高命中率就说明了严格把关的作用）。
我在研究院王坚主任研究员口中还听到了一件很新鲜的事情。在研究院里每一个研究员不必为自己的项目申请科研经费，也就是说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均由研究院保证供给。毫无疑问这样做大大减轻了研究人员的负担，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做业务工作。相对的，国内高校教师找关系拉项目写申请报告成为一项主要的工作，所占的时间比重达到何种比例值得研究。不过微软亚洲研究院科研经费（资源）的分配方法恐怕很难仿效。但是我们目前科研经费的申请方法有没有改进的余地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
综上所述，我把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成功之处归结为两点：一是严谨的科学的工作作风，二是优秀的学术领军人物的作用。我们国内高校与微软亚洲研究院相对照，在这两方面均存在很大的差距。当务之急我们应大力提严谨的科学的工作作风，克服各级各类浮躁心态。同时研究如何使年轻一代学术带头人尽快成长，成为真正的学术领导人的各项措施和环境。前一项可能更重要。事实上我国的一大批年轻的学术带头人已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他们不能很快地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学者的一个因素也是浮躁心态造成的，各种各样的诱惑使他们不能心无旁骛地搞学术，怎么可能让他们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
另外，关于一个学术单位怎样才能算得上世界一流的问题，也值得思考。微软亚洲研究院这次SIGGRAPH 冲击波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单位一定是一个能跻身于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的单位，他们的成果经国际同行严格评审，其水平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这说明有关水平的认可问题，国际学术界通常以国际同行评审和认可为前提。如果我们高校中有哪一个学科能跻身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那么这一学科的水平就是国际一流的了。如果哪一所高校中有相当高比例的学科能跻身世界顶级学术会议并位居前列，那么这所高校的水平就是国际一流的了。这个标准似乎很简单，实际很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