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日子里，深圳经济特区以国际惯例为坐标，连续打出不断深入改革的“组合拳”：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使企业成为无行政上级的独立法人；取消企业内部干部、工人的身份界线，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试行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制度，持股比例可高达企业总股本的百分之三十；建立全国首个产权交易所，为全国各地企业的兼并、转让、拍卖、处置闲置资产提供了规范、透明的媒介；建立深圳外汇交易中心；将企业设立的政府审批制改为按国际惯例运作的核准登记制，进而又将企业登记的行政审批制也改为依法核准登记制，引入国际上先进的“注册官”制度，实行“一站式”注册。
改革的成果是：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四年，深圳共新诞生了二点六三万家企业，相当于特区成立前十二年注册企业的总和……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国家体改委在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城市和经济特区，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起点较高，新体制的框架已初步形成。”“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提供了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范例，值得借鉴学习。”
正当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在珠江两岸高歌猛进之时，又一场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却不期而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特区还要不要继续“特”下去？
这一尖锐的诘问，无疑引起了深圳从高层到民间的强烈反弹……
在这个历史关口，一九九四年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江泽民总书记又一次来到深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提出著名的“三个不变”：“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他还特别强调，“变了，不利于我们的改革和发展，人民群众也不答应……”
抚今追昔，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制高点，新觉醒、新思想的鼓点又一次从珠江畔擂响，回荡在新世纪的天幕——
江泽民向全党郑重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人和邓小平在新时期实现了第一次伟大觉醒，精辟分析和把握天下大势，洞察“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之主题，从而确立了我国社会的历史方位，科学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无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在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的征程中，又一次新的伟大的觉醒：确立了党的历史方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回答了新时期应该建设怎么样的党。同时表明，党的体决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在广州视察期间，江泽民还参观了著名的珠江钢琴厂，并欣喜地坐在这个民族品牌的钢琴前，弹奏了一曲。珠江钢琴厂今天已经在世界钢琴制造行业位居第二，也就是说，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可以听到中国民族品牌奏响的琴音了。
一九九八年三月，江泽民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对广东特别提出了“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要求。
二○○○年二月，江泽民又再次强调深圳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务必要“争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显然，对于实施外向带动战略的珠江三角洲来说，“引进来”与“走出去”一直是交相辉映的。代表着当今时代财富与科技实力的世界五百强跨国公司，已有二百五十多家进驻珠三角地区投资设厂，并从最初的试探性投资转向扎根型拓展。不少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如三星、索尼、希捷等，不但大幅增资，而且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研发中心，他们不再视珠三角这片热土只是“世界加工场”，而是能够驰骋国际市场的重要基地。
显然，实施外向带动战略使广东一大批企业走出了国门，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大展雄风，并已培育出一批“粤字号”的世界级名牌。广东的华为、中兴、万科、中集、TCL、康佳、乐华，以及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盐田港集团等，已成为享誉世界的明星企业。
一九九九年十月五日，由国家外经贸部、科学技术部、信息产业部、中国科学院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隆重开幕。
与此同时，“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东莞国际电脑资讯产品博览会”、“惠州国际数码节”等以高新技术为主体的高端会展也相继在珠江三角洲举办，并迅速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从广交会一枝独秀到“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的举办，生动表明了广东产业升级换代、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的轨迹；珠江三角洲迅速从原来的加工制造基地成功转型，从而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出口总额最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带。
此时的广东，随着浦东开发带来的全国改革开放格局的改变，先发优势正在弱化，面临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历史性跨越。广东省委审时度势，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全面实施外向带动、科技兴粤人才兴粤、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四大新战略，争创开放、产业、科技、体制、环境五大新优势，把广东推向发展新阶段，同时也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起飞的坚实基础。
深圳骄傲地把“自主创新”写在了特区发展的旗帜上……
共和国也正在把“自主创新”写在民族复兴的伟大旗帜上……
江泽民一再强调，“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高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如果说十九世纪是帝国的时代，二十世纪是战争的时代，那么二十世纪则是金融的时代。银行、投资公司、共有基金……共同构建起了今日全球经济之大格局。
珠江三角洲既见证了历史，又开启了时代——承担起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主潮的先遣团的使命。
历史总是格外眷顾珠江流域这一片沃土。
二○○三年四月，又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春天。
癸末新岁，“非典”肆虐，阴霾漫天。刚刚履总书记新职不久而日理万机的胡锦涛，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心系人民生命健康，毅然决然亲临广东抗非典第一线。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局势，胡锦涛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从湛江到深圳，从东莞到广州，他一路考察一路思索。他要求广东人民注重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注重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个“以人为本”为出发点、强调“科学发展”的战略新思维孕育而生。
显然，纵览改革之艰难曲折，廓清丛生之歧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么样来发展？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又一次伟大觉醒和历史性飞跃。
二○○三年六月，胡锦涛代表全党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
敏锐的英国著名学者彼得·诺兰惊喜地发现：“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杰出成果。到了二○○二年十一月‘十六大’之际，中国已经明确地离开了河的‘此岸’……然而，‘彼岸’尚只能依稀可辨……为了寻找前进的道路，中国领导人正在审视中国的过去，并吸取他国的教训，以寻找到一条能建设稳定、团结和繁荣的社会的道路。”
珠江滔滔，万古长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上溯至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史，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珠江流域、南粤大地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机缘巧合地成为新思想、新观念宣扬、发布的历史舞台。
追求天人合一、社会和谐共生，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
珠海——因其珍珠般散落在珠江入海口的一百四十六个大小岛屿而得名。
珠海行政区划可一直追溯至公元前二二一年，自宋以降盐业和银矿业勃兴；明末筑城设寨，遂成军事要冲，兼管理澳门外交事务；近代更成为南中国门户，为抗击外来入侵者而演绎了一幕又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活剧。
一九七九年珠海建市，一九八○年创办珠海经济特区，自此经济社会实现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条依傍着海岸线曲折延伸二十八公里长的著名的“情侣路”，将浩瀚妩媚的南海与柔情蜜意的珠江扭结在一起，奔放的海风撩动一岸的浪漫，更是把人们带入一个如梦如幻曼妙神奇的海滨世界。
道路、绿地、山坡、公园、庭院、宾馆……密匝匝盛开着花朵大而艳红的三角梅（市花：簕杜鹃）；满城绿树婆娑，婀娜多姿，摇曳万种风情（市树：红花紫荆）；海滩、海港、渔场……成群结队的海鸥（市鸟：海鸥）欢腾雀跃，或戏水于海边，或漂浮于水面，觅食、飞翔，突然又似离弦之箭直指海鱼；依山而筑，错落有致，鳞次栉比一幢幢红墙绿瓦的高校群落……所有这一切，不是仙境胜似仙境，为珠海特区赢得了卫生城市、园林城市、旅游城市、浪漫城市、生态环保模范城市、人类居住最佳城市等一顶顶桂冠。
显而易见，一条“情侣路”、一座海滨城、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特区……足见珠海市一届又一届的执政者们具有何等宽广的谋事胸襟、人本思想与人道情怀——从而书写出一篇又一篇“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锦绣文章。
深圳这个以“一夜城”的美誉崛起于中国南海边的荒僻小镇，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型，崛起之快捷，发展之神速令全世界为之震惊。
然而毋庸置疑，深圳在经历了二十多年骤风暴雨般的改革与发展之后，同样面临土地、资源、人口、环境等消耗难以为继的困局。
深圳经济特区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如何破解发展难题——显然是摆在深圳人面前的新挑战、新考验。
“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很快确立了新的发展路径。
二○○三年四月十一日下午，深圳中兴通讯总部人声鼎沸、欢呼雀跃，总书记胡锦涛专程前来中兴视察。尤令中兴员工们欣喜与感动的是，两年前胡锦涛访问塞浦路斯时，曾抽暇出席中兴通讯与塞浦路斯电信总局智能网项目合作签字仪式，如今他记忆犹新，还专门向总裁侯为贵详细询问了该项目的最新进展情况。
胡锦涛听了汇报当即表示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兴通讯应充分利用自身的科技与人才优势，紧紧抓住机遇，加快“走出去”步伐，坚定地进军国际高科技市场。
中兴通讯不负总书记的嘱托，海外市场捷报频传：为罗马尼亚构建全球第一个全国性NGM网络，ADSL规模服务于二○○四年雅典奥运会，承建香港OADM城域骨干网，交换机中标美国国际汇结局，担纲越南第一个铁路专用通信网……
中兴通讯作为国内领先的电信设备制造和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凭借在通讯系统设备和个人终端设备研发生产上所具备的领先优势，大力实施国际化战略与准确的国际市场定位，这已成为中兴通讯快速增长和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
走进深圳华为公司，穿梭于一个又一个不同型号的通信交换机、光网络产品以及第三代移动通信设备之间，耳畔回响着此起彼伏的优雅的声音：“华为是一个开放性组织，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搞研发与生产，宽广的世界等待着中国……”
这家成立于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即开始实施员工持股产权改革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创办之初即把目光瞄准世界。近二十年在国际电信市场的击风搏浪，华为已在全球建立起三十多个分支机构：在美国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瑞典斯德哥尔摩、俄罗斯莫斯科等均设有研究所。华为的产品已经成功打入德国、西班牙、巴西、俄罗斯、埃及、泰国、新加坡、韩国等四十多个国家。
华为在坚持自主开发的基础上，实施开放性合作战略，已与TI、摩托摩拉、英特尔、AT&T、ALTERA、SUN、微软等世界一流企业广泛开展技术与市场方面的合作，以不断提升拓展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二○○七年，深圳华为合同销售额高达一千亿元，其中出口超过百亿美元，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一面旗帜。
一九八五年，深圳即开始创办“科技工业园区”——在全国率先探索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新型科技体制。
一九九二年以来，深圳先后制定实施了五十多项鼓励自主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
到二○○七年，全市专利申请量连续两年居全国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占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八，连续四年居全国首位。目前在深圳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已从二○○○年的四十多家增至一百三十多家，创业资本总规模达一百一十五亿元，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一九九二年以来，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年均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五；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一九九二年的三十二亿元，发展到二○○七年的七千五百九十八点八亿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八。
回望二十多年历史，深圳经济特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产品转型以及创新科技体制的道路上大步奋进——深圳“科技之树”已根深叶茂繁，花似锦，硕果累累。
“改到深处是观念，观念一变天地宽”——今日，当我们漫步在蛇口，你会发现当年以“工业”命名的工业大道、工业一路、工业二路已分别更名为：南海大道、蛇口一路、蛇口二路——显然，“工业”悄然告别蛇口，彰显出蛇口发展战略一次脱胎换骨的大转型。
南海之滨，深圳湾畔，蛇口这块掎角之地又创造出了新传奇：率先进行产业升级，由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区向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港口小镇、创意产业基地、国际化人文社区等多重角色演变——最终将打造成为香港高端服务的空间外溢区与珠三角地域外向型金融、娱乐、航运服务中心。
这对于蛇口这个当年中国改革的“试管婴儿”，无疑是更高层次的新一轮改革冲刺。
“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大城市不仅仅意味着金钱和金融，同时是各种文化和人才交汇之地；深圳经济特区努力将经济、政治、文化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推向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