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世纪的后30年，英国小说依然活力不衰，题材范围继续扩大。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1879年）细致地分析了英国绅士在婚姻问题上的虚妄的自信，而他的《维托利亚》（1867年）和《克劳斯威的黛安娜》（1885年）又描绘了一类参与政治斗争的新女性；劳瑟福德在《皮市巷的革命》（1887年）里写相信“异议派”教义的手工业者；勃特勒在《众生之路》（1903年）里写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冰冷无爱的家庭生活；威廉·莫里斯在《梦见约翰·保尔》（1888年）里怀念举行1381年起义的壮士，又在《乌有乡消息》（1891年）里描绘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吉卜林写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活动的小说和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也是19世纪末年的产物。小说的艺术性也有新发展：梅瑞狄斯的文采、勃特勒的犀利、莫里斯的用古朴以求新鲜、吉卜林的活泼和嘲讽，都使英国小说更加丰富多采。更向前看则十分讲究小说艺术的美国人亨利·詹姆斯和波兰人康拉德已在向英国文坛叩门。然而这一时期的大小说家则是诗人哈代。他集中写多塞特郡的农村人物，他们生活简朴而感情强烈，小说的主人公们都受命运的捉弄，他们灵魂的善良、纯洁更加反衬出“不朽者之主管”的冷漠和残酷。哈代的一系列使人喜爱又深思的小说，如《远离尘嚣》（1874年）、《还乡》（1878年）、《卡斯特桥市长》（1886年）、《德伯家的苔丝》（1891年）、《无名的裘德》（1896），是19世纪英国小说的最后的一批优秀成果，它们成功地使农村的土壤气息、诗样的温情和严峻的宇宙观相结合。
总起来说，19世纪众多作家的共同努力使英国小说登上了新的峰巅。它的现实主义深化了，它的艺术更加精粹；它是典型英国的，而又对世界文学投下了它的深远的影响。
诗歌也在继续发展，浪漫主义余波不息，济慈与雪莱的影响尤著。19世纪中叶的英国诗坛，出现了丁尼生与布朗宁双峰并峙的局面。丁尼生一生致力于提高诗的艺术，技巧圆熟，抒情、叙事皆精，长诗《悼念》（1850年）深刻地写出了诗人面对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时所感到的信仰危机，虽然最后重申了上帝之道，其动人处则在表达怀疑与不安的段落。布朗宁在题材和技巧上进行了多种试验，短诗、长篇都有优秀作品；他特别善于用口语化的词句描绘人物的内心，写了一系列“戏剧性独白”，跌宕生动，为其最成功的创作。此外阿诺德力图以古典主义的含蓄纠正浪漫派的恣肆，他青年时写了一些好诗，但后来转向文艺和思想评论，另有重大建树。这时也出现了一个“先拉斐尔兄弟会”的流派，他们认为当时艺术萎靡板滞，应该回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的素朴真纯，在诗歌方面以罗塞蒂的《神女》（1850年）为代表作；其妹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也写了清新、哀惋的抒情诗，其特点是富于宗教感。另一个重要诗人斯温伯恩则歌颂民主主义和男女间的性爱，所作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特别是波德莱尔的影响，声韵与形象富于暗示，颇有迷人的力量，主要诗集《诗与谣》（1866，1878，1889）在青年中流行一时。“先拉斐尔派”中最有成就的诗人则是前述幻想小说《乌有乡消息》的作者莫里斯，其巨制《地上乐园》（1868—1870）是乔叟式的故事合集，然而更富浪漫色彩。后来他写中世纪北欧英雄《沃尔松族的西古尔德》（1876年），诗风变得古朴雄迈。19世纪80年代他参加了工人运动，用诗来激励斗争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其中写巴黎公社战斗的长诗《美好未来的追求者》（1885—1886）是新型的力作。
“先拉斐尔派”的唯美倾向在19世纪90年代演变为后起作家的唯美主义。佩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1873）为它提供了美学理论，实践这个理论的主要是王尔德和几个结成“吟诗者俱乐部”的青年诗人。然而后者只有零星佳作，王尔德的真正成就也不在他的炫耀唯美主义的作品，而在他的讽刺性的社会喜剧，如《认真的重要》（1895年）。戏剧的复兴是这个发展迅速、杰作不断涌现的世纪的最后一件文学大事，正是戏剧革新家萧伯纳站在两个世纪的交点，给英国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气。
六、20世纪文学
20世纪文学的第一个成就是戏剧创作上的突破。首先是爱尔兰人萧伯纳来到伦敦，用泼辣的剧评为易卜生所代表的欧洲现实主义新戏剧打开局面，接着又在自己的创作里巧妙地把它同阿里斯托芬以来的欧洲古典喜剧传统结合起来，写出了51个剧本，其中有《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年）、《人与超人》（1903年）、《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巴巴拉少校》（1905）、《皮格马利翁》（1913年）、《圣女贞德》（1923年）、《苹果车》（1929年）等名作，它们或是辩论社会问题，或是发表新颖思想，但都给观众以高尚的艺术享受。萧伯纳的出现使过去100年英国戏剧不振的局面根本改观。
新戏剧的另外一支强大力量也来自爱尔兰。随着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出现了一个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都柏林的阿贝戏院，在格雷戈里夫人和诗人叶芝的主持之下，演出了他们自己的和新起的爱尔兰作者包括辛格和奥凯西的剧本。辛格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年）和奥凯西的《朱诺和孔雀》（1924年）都是杰作，他们不但成功地写了爱尔兰题材，而且在戏剧语言上有重大的创新。叶芝写了《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一剧，鼓舞了观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后来他又在戏剧艺术方面多所试验，但在诗歌方面他的成就更为突出，早期诗作以优美著称，后来则写得精粹深刻，吸收而又超越现代主义，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诗人之一。叶芝在英格兰本土，两次世界大战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14—1918年的战争，英国虽胜而遭受重大损失，一整代有才华的青年死于战壕。战争文学几乎全是创伤文学。炮火初停，仍然疮痍满目，在精神的废墟上出现了现代派文艺，其诗歌上的代表作是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它用新奇的形象、多变的韵律和通过大量引文对比古今各国文化的手法来写西方文明的危机感，造成了一时影响。现代派还发表文学理论，为他们作品的晦涩与险僻辩护，又对过去的作家重作评价，如艾略特就抑革命诗人弥尔顿与雪莱，而扬17世纪的玄学派诗人。在小说方面，战前已有詹姆斯、康拉德等人将小说艺术推向对心理与动机的细致分析，战后又有属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维·吴尔夫，既撰文抨击威尔斯、高尔斯华绥、本涅特等人的旧现实主义小说为不真实，又创作《到灯塔去》（1927年）等小说来展示“意识流”的新技巧。运用“意识流”技巧而成就更大的是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他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年）细致深入地写现代都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庸俗和猥琐，在结构和语言上都作了大胆创新，成为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另一个重要的现代小说作家劳伦斯揭露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畸形生活，并用火样的热情和明亮的语言表达了对于一种身心和谐、情感与智慧融合的圆满生活的追求。《虹》（1915年）和《恋爱中的女人》（1921年）是他的名作。
在这些创新活动的同时，传统的文学形式与写法仍然有众多的实践者。就诗而论，哈代在20世纪初放弃小说创作而重新拾起诗笔，不但写出了真挚深刻的抒情诗，而且完成了一部规模巨大的史诗剧《列王》（1903，1906，1908）。他不追随任何流派而自成一家，但由于他深深植根于英国农村人民的淳朴生活，对历史和人生也长久思索过其意义，又有相应的貌似古拙实则敏感而又强烈的语言，因此诗作质朴而深沉，秀美而有力，近年来其诗名几乎超过他在小说方面的声誉。
在小说方面，继续现实主义传统的更大有人在。老一辈作家中，威尔斯不止善写科学幻想小说，而且善于描绘伦敦小市民的职业生涯，高尔斯华绥用上层人士的语言写资产者福赛特的家史，本涅特和毛姆用法国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写人们的情感生活，都拥有广大的读者。对知识分子更有吸引力的是着重写人与人之间的交情的福斯特，他的名作《印度之行》（1924）表达了东西文化在精神上的隔膜。赫胥黎则利用他对于科学和文艺的广博知识，写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里的困惑。20年代之末出现了普里斯特利的《好伙伴》（1929年），写一个民间剧团在各处演出时的遭遇，发扬了狄更斯的喜剧式的现实主义传统。
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民主力量与法西斯势力之间的紧张搏斗，使得全英国的作家比平常更加关心政治。奥登、斯彭德、刘易斯、麦克尼斯等青年诗人在技巧上受现代主义影响，在内容上却反对资本主义。小说家衣修午德也在这个时期初露头角，他的《再见吧，柏林》（1939）等反法西斯小说表现了他的才华，而后来的作品则有负读者的期望。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方面也出现了考德威尔的优秀著作，如《幻觉与现实：诗的源泉研究》（1937年）。英格兰以外的地区，进步文学也在活跃。苏格兰诗人麦克迪尔米德在掀起“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后，又写了歌颂大罢工的《受难的玫瑰之歌》（1926）和《献给列宁的颂歌》；他的战友格拉西克·吉本则用诗一样的散文写了充满愤怒和希望的三部曲《苏格兰人之书》（1932—1934）。威尔士地区有矿工作家刘易斯·琼斯写自己和伙伴们的战斗经历，甚至后来被视为颓废诗人的迪兰·托马斯在其初期的作品里也颇有反资本主义的激情。爱尔兰这时已经独立，但是移居英格兰的奥凯西并未停止战斗，他写出了《星儿变红了》（1940）和《给我红玫瑰》（1943年）等直接表现工人反对法西斯的武装斗争的卓越剧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及以后，英国文坛仍然名作不断。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1944）写下了一个诗人在战时最黑暗的年代里对于生、死、历史的沉思，这里已无多少现代派的手法，诗句变得素净而深挚。也曾以新颖手法惊世的女诗人伊迪丝·西特韦尔在后期作品里表达了她对于人类面临原子弹威胁的深重不安。天主教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描写人的罪恶的存在，继深刻的《问题的核心》（1948）等书之后，又写了一系列他自己称为“消遣品”的惊险小说。另一个天主教小说家伊夫林·沃原来擅长讽刺，在大战后期则写了怀念风流往日的长篇小说《旧地重游》（1945）。乔治·奥威尔用寓言的形式表达了他对一个高度集中的社会的戒惧。安格斯·威尔逊用狄更斯的笔法写伦敦知识分子的生活。威廉·戈尔丁在《蝇王》（1955年）一书里写下了暴露人性丑恶的新寓言。两个小说家开始了卷帙浩繁的连组小说的写作，即安东尼·坡威尔和查·珀·斯诺；前者借用乐曲的结构写一个资产阶级家族，充满了对美好往日的怀念；后者则用科学家的客观眼光，解剖了现代英国上层人士之间的权力争夺。
战后一代的青年作家则另有一番心情。他们大多是在工党当政后的福利国家里成长起来的，靠国家津贴才上了大学，然而在阶级依然分明的英国，他们又感到处处碰壁，因而出现“愤怒的青年”的文学。韦恩的《每况愈下》（1954年）、艾米斯的《幸运儿吉姆》（1954年）和布莱恩的《向上爬》（1957年）等小说开其端，奥斯本的剧本《愤怒的回顾》（1956年）扩大其影响，拉金、休斯等人的诗又加深人们对于战后时期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平凡、粗糙感。等到西利托写《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早上》（1958年），他笔下的伯明翰自行车厂青年工人的情绪就不止是愤怒或力图向上爬，而具有一种无所顾忌的爆炸性；他的中篇小说《长跑运动员的孤独》（1959）通过一个体育比赛的场面，巧妙地写出了穷苦人家出身的青少年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还有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带发条的桔子》（1962年），用掺有俄文的怪诞英文，写一群青年流氓的破坏以及官方的对策，手法离奇；伯吉斯的其他作品则是用传统的技巧写成，其特点在善于讽刺，文笔洒脱。
这一时期，继续出现有才华的女作家。多丽斯·莱辛创作了一系列以南非白人妇女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继之以表达当代知识妇女的幻灭心情的《金色笔记》（1962年），都写得新鲜而有力。艾丽斯·默多克以存在主义者的眼光看人生，才思敏捷，继初期成功作品如《在网下》（1954年）、《逃避巫士》（1956年）、《一个砍掉的头》（1961年）等之后，陆续有新的小说发表。比她年轻的玛格丽特·德赖布尔在《金色的耶路撒冷》（1967年）等小说里专写受大学教育或在大学教书的青年妇女所面临的恋爱、婚姻、职业等问题，用细腻的文笔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英国妇女的神态风貌。
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也标志着20世纪英国戏剧的第二次高潮的开始。在此之前已有多人进行戏剧创新的试验，如艾略特、弗雷之于诗剧，麦克尼斯、迪兰·托马斯之于广播剧。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更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涌现，除奥斯本外，还有威斯克、惠廷、邦德、斯托珀特，爱尔兰人比汉，青年女剧作家雪拉·德莱尼，都以他们或新鲜或有力的剧本在舞台上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爱尔兰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英文版，1954年）也在伦敦上演成功。此后，英国也出现了自己的“荒诞派戏剧”，其代表作家是品特。他在《生日晚会》（1958年）、《归家》（1965年）等剧内用最少的对话、光秃秃的场景写畸零人在现代社会里的凄凉生活。同时，英国的演员继续以其精湛的演技闻名世界，还出现了富于创造性的导演如比特·布鲁克。他们上演新剧，但也不时重演从16世纪以来的优秀老剧。从莎士比亚到萧伯纳，在英国戏剧和整个英国文学里都有一个连续的传统，而其特色则是各个时期都有优秀作家在努力创新，正是创新丰富又推进了这个传统。
到了20世纪末，魔幻小说《哈利·波特》系列在英国女作家罗琳笔下诞生，创造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发行奇迹，开创了一个文学的新时代。罗琳也凭借这部系列小说一举登上了富豪榜，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女富豪，文学与财富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