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墨的简史
一、早期至东汉末
一般的，墨泛指黑色的颜料，是书写绘画所不可或缺的媒介物。质地优良的墨，光泽黝黑，使书画作品清晰有神采，且墨质稳定，经久不褪色，使古代文献能流传千载仍墨色如新。我国的墨与世界其他古文明如埃及、希腊、罗马、阿拉伯的墨大不相同；至于日本、韩国的墨，都源于中国。公元1世纪，希腊、罗马学者所称赞的“印度墨”，也是由南方丝绸之路，经印度输至欧洲的中国墨。直到17、18世纪，欧洲人仍赞美道：“中国墨简直无与伦比，我们曾苦心仿制中国墨，但终一无所获。”至今，中国墨仍被举世公认为是记录历史档案的最佳材料。
在20世纪初，科学家们曾对我国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遗物进行检测，获知早在公元前12世纪，已用一种与现代墨相近的碳离子混合物，呈显黑色的书写颜料。这种颜料可能取自烧煮东西后的烟垢，再经胶性物的混合，使其能附着在陶片或甲骨上。东汉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说：“墨，从土，黑也。”也就是说，从造字原则来看，这个在先秦典籍中经常使用的“墨”字，是一种近于土质的黑色物质，这与近代学者们推测的商代墨的雏形是一致的。
在近代考古发现之前，一般人都像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一样，认为：“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晋时，始有墨丸，以漆烟、松煤夹和为之。”也就是说书写颜料是从漆书演进到矿物的石墨书、石油书（石液），到魏晋时才有取烟制墨的墨丸。这种先由自然界植物、矿物的取材，而后由人工制作的演进论，其实并无考古证据以资证实。先秦除了漆器或某些硬面物体上偶曾有漆书的文字外，其他黑色书迹的遗痕，明显是液状碳离子墨颜料所书，与两汉的简册书迹没有什么差异。因此，一般相信西周青铜器铭文所谓的“墨”，也应与汉墨相去不大。东汉李尤《墨研铭》：“书契既造，研墨乃陈。‘烟’石附笔，以流以申。篇籍永垂，行志功勋。”所说的是烟墨，只是汉代的烟墨，有块状遗留；先秦的墨，颜料本身并无存留，究竟在使用之外平时是以汁液状、粉末状或如后世墨锭般作固态墨块的呈现，现在并无法考证。
现在所知最早的块状墨，是出自战国后期的秦墓，同时出土的还有竹木简牍和一方石砚，砚上放着一块和砚同质材的小块研石；砚面还残留着墨痕。显然这是一组书写的用具。在其后的汉墓里，这种类似的文具更多，墨块都很小，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更是一下子出土了数千个小扁圆块的墨粒，每块径不及1厘米。不仅如此，汉代另有一种长方形的漆砚盒，和一种带有浮雕砚盖圆砚，两者一向都设计留有研石放置的空间。这些现象，都证明了一个事实：早期的墨块体积都小，且需依赖另一小方研石在砚上将之研磨拌和成书写的墨液。《庄子·田子方篇》称“众史‘舔笔和墨’”，将药物磨成粉再搅拌称为“和”，众史之墨，不言“和”，可知早期的墨确是需经过拌和的过程，与后世直接持墨锭在砚上研磨不同。
到东汉末期，有稍大墨锭出现，有的墨似乎还有隐约像花纹或像手捏制的痕迹，应该就是经过人工抟制的墨了。不过真正在文献上有记录、对墨的制作有突破性贡献的人，是汉末六朝初年的书法家韦诞。
二、六朝时期
韦诞，字仲将，汉末三国时人。\[注：六朝是指三国时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合称六朝。］建安年间为郎中，正始年间迁侍中、中书监，其后以光禄大夫致仕，享年75岁，是著名的书法家，当时魏的官方宝器题铭，皆韦诞所书。《三辅决录注》引他的话说：“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也就是说，好的书法作品要有好的用具；而他自诩所制的墨是当时最好的。应劭《汉官仪》说：“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縻大墨一枚，小墨一枚。”东汉宫中已有大小成块的墨，但从徐州东汉彭城王刘恭墓葬出土的铜兽盒石砚看来，该砚盒中有一块小研石共出，则东汉宫廷墨与前述其他战国、西汉墨一样，是需用研石来研磨的。韦诞自夸自己的墨，而不用御墨，那么其所制的墨应有特殊的长处才是。南朝萧子良赞美他：“仲将之墨，一点如漆。”显然其他用墨人也给予韦诞墨很高的评价。
韦诞的制墨法被记载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说：“合墨法，好醇烟捣讫，以细绢筛于网内筛去草莽，若细沙、尘埃。此物至轻微，不宜露筛，喜失飞去，不可不慎。墨（榍）一斤，以好胶五两，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鸡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解胶，又益墨色。可下鸡子白，去黄，五颗。亦以珍珠砂一两，麝香一两，别治，细筛，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过二月、九月，温时败臭，寒则难干潼溶，见风自解碎。重不得过三二两。墨之大诀如此，宁小不大。”也就是说16∶5的好烟与好胶的配合，加上矿石粉、香料，再杵捣无数次后，始能成固态的墨块。其中虽未述及模制、出灰的过程，但后世墨法中的取烟、入胶、捣杵等重要步骤，大致都已齐备。这其中入胶、捣杵在当时应是最关键性的发明。
胶，能使碳分子结合，也使墨永久附着在纸上。三国吴人皇象与友人论草书时，说：“墨又须多胶绀黝者。”语意上似可反映一般墨中含墨不尽多，才需特别强调“多胶”。然“对胶法”，亦即胶的多寡，一直是制墨家所努力以求的配方。韦诞墨方所用的烟胶比是16∶5，大约为3∶1，与后世墨法比较，算是较低的胶含量。胶多，可使墨有光；胶多，也使墨不易龟裂。韦诞墨在当时已有“一点如漆”的美誉，可知其他当时或之前的墨的胶含量更低，所以墨易碎裂，也较不易制成稍大的墨块。
烟与胶相混合后，还需强力地多次杵捣，使烟和胶均匀而紧密地结合，不致有离散的烟粒存在。又由于早期取烟用立窑，其烟粒常粗细不匀，不如后世卧窑的轻重烟分明。而杵捣有助于改变烟粒子的大小和散布的区域。烟胶均匀且结合紧密的墨，在砚上研磨时，墨经水解，炭粒和胶自然均匀散开，且随机分布在砚池内。若杵捣不够，烟胶间的空隙大，不但研磨时墨色不匀，且墨块也易崩裂。杵捣，也可使墨方中其他防腐、防臭的矿物粉与香料细密均匀；否则，研墨的动作会因杂质的粗颗粒而时磨时止，或只得借研石在砚上将之碾细。历代墨方乃至现代虽以机器取代人工制墨，但仍维持着韦诞“杵多益善”的法则。汉墨需要研石，可能也有调拌烟胶的作用。而随着墨池在砚上的位置在东汉以后愈来愈醒目，六朝以后且成了不可或缺的造型因素，似也显示了墨经研磨自然水解为墨汁的能力，是愈来愈强的了。
与韦诞同时或稍晚的六朝墓中，也出土了不少墨锭，值得一提的是六朝人用烟墨。1959年南京大学化学系裘奎家教授化验晋朝古墓的墨，认为与现代墨相似。韦诞墨方虽只说用“好醇烟”，未曾提及所用的烟的来源，但说要筛去植物性的草莽，则其应是植物性材质的烟灰。而当时人曹植诗有“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句，更可证知这种固态墨是用松烟作成的。一般说来，六朝墨较汉墨为大，且较完整。如：东吴前期高荣墓的墨，径3.5厘米，长9.5厘米。稍晚，晋吴应墓的墨，宽4厘米至6厘米，长12.3厘米。与汉墨的不超过3立方厘米的体积，大不相同。
六朝墨上明显出现模制痕。虽然多数的墨呈柱状，或不规则锥状，但如高荣墓的墨上有叶脉纹、东晋梁孜墓中的墨有几何纹，应当表示此时已用墨模制墨了。六朝的砚，即使砚形与汉砚相似，但已无研石伴同出土，砚盒或砚盖不再预留研石的空间；同时砚面多数增加了墨池的设计。也就是说，从砚型可推测出六朝墨应已可直接在砚上浇水旋磨，研成墨汁，不必再借诸研石之力了。换句话说，近人持墨锭直接在砚面研墨的方法，至此时已完全确立。
上述特色，与韦诞墨方的改善制墨法有密切关系。当然，一项影响民生的发明不必一定系于一人身上；在韦诞之前，相信已有类似的制墨法出现，韦诞很可能只是居改良之功。《齐民要术》是我国农业史上相当重要的一部书籍。作者高阳太守贾思勰约生长于6世纪的南北朝纷乱时局中，他记录民生必需的生产知识，使乱世中的人们能借鉴前人的经验，免于饥馁。全书记载的都是作者认为必要的生产技术，如：米谷、蔬果、染料的种植，禽畜、桑蚕、鱼类的养畜，副产品的加工、酿造、腌藏、制糖、煮胶等事宜；而笔墨制作也列其中，恐怕正是作者将之视为文明延续的重要工具，与有教养的民生息息相关，不可失传。贾氏所录笔方和墨方皆出自韦诞，由此可知，韦诞对后代制笔造墨技法的启发实不容忽视。
六朝时期，著名的制墨家还有张永。张永是南朝宋的文学家兼书家。《文房四谱》记载他“有巧思，纸墨皆自造”，“上每得永表，辄执玩咨嗟久之，叹供御者不及也”。此外，大将军陶侃“曾献晋帝笺纸三千枚、墨二十丸，皆极精妙”。可见此时皇家自御墨供应，而民间私人督制的墨，也有精妙的表现。
三、唐与五代时期
《新唐书·地理志》载：易州、潞州、绛州产贡墨。也就是说，墨是这三地的重要土产，每年定量呈进给政府，作为赋税的一部分。因此，唐玄宗以集贤院大府修图书时，每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所给即是河北易州上谷郡的墨。到了晚唐，这种集贤院的易州旧墨，还成了文士间相馈赠的珍贵礼物。盛唐诗仙李白有“上党碧松烟，夷陵丹砂末；兰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句，所赞美的，则是山西潞州上党郡的名墨，并指出这种墨以松烟为主要烟材，且添加珍贵的香料。同时期另一名士欧阳通，是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子，一向讲究使用精美的文具，就对这种浓郁的麝香墨颇有偏好。
唐代的制墨家以祖氏为最著名。大约原是在易州世代相传的墨匠家族，宋元人还特别提到一位祖敏，在唐末领“墨官”之职，大约是掌理或监督造墨的职务。此外，唐末另有王君德墨，多供御用，也被藏家视为瑰宝，其造墨用药法，到宋代仍有传承。
从传世及出土的唐墨看来，此时的墨有呈极细的条棒状的，也有棱柱形或圆柱形，但多数则呈所谓舟状。例如日本正仓院所藏的16件墨，除了两件细棒状者外，其余14件都是两头呈圆柱状，中段因压印铭文而凹扁，且使墨体向两侧鼓出来，以至宛如舟状。其铭文有“新罗武家上墨”“新罗杨家上墨”等阳文模印字样，可视为新罗墨的样式；而同一批另一件样式相同的舟状墨，一有朱书的纪年铭：“开元四年（716年）丙辰秋作贞”，另一面为阳文楷体印文：“华烟飞龙凤，皇极贞家墨。”显然，此时新罗和中原的制墨习惯相似，都是在圆柱状墨条上用力施压墨印，使墨形如舟；而铭文多为墨匠的家族姓氏，如武家、杨家、贞家等。此外，1972年新疆出土了一件唐代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墨，铭文为“松心真”，亦是中央施印，与正仓院墨十分相似。唐末藩镇割据的时期，北方产墨的地区均陷入频仍的战乱，人民大量流徙至南方富庶地区，制墨重心遂也南移。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李超、李廷珪父子的歙州墨。
传说李氏父子原姓奚，在易州世代造墨；晚唐时流离南迁，见歙地富庶安定，制墨原料如松材等，材料多且采用方便，于是定居制墨，且迅速得到当道者的赏识，便被地方官取为贡品。到了南唐，君臣皆尚文事，奚氏父子被命为墨务官，并赐国姓为李。到了宋代，李氏子孙仍继续掌理为官府制墨的官职。由于李氏所制的墨，有“其坚如玉，其纹如犀，写踰数十幅不耗一二分也”“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的美誉，遂使龙砚、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并称为南唐的文房三宝。只可惜南唐亡后，李氏墨尽入朝廷大内，一般罕见。宋朝人在仰慕之余，尊之以“天下第一品”之号。
四、宋元时期
宋朝由于君王重文治，一时教育文化迅速普及，文具的需要更殷切。因此制墨地点广布全国，而且名家辈出。以官方的史籍所载，除了潞州、易州、绛州仍沿唐故，继续贡墨外，还增加了安徽的歙州和山东的鲁郡。歙州是从南唐以后，制墨不辍；山东的墨业，直到近代仍有名声，11世纪的重要墨史著作——李孝美的《墨谱法氏》，便是根据山东墨工技术所写的。此外，宋代笔记诗文中还可见四川、浙江、海南，也是墨匠辈出的地区。到了元代及明早期，江苏、浙江及皖北地区，仍有几个著名的制墨家；沈继孙的《墨法集要》则明显受了浙西墨法的影响。只是歙地墨业规模愈来愈大，到了明中叶以后，几乎全国的墨业都集中在安徽南部的歙县、休宁、屯溪、祁门、婺源一带，举国皆在“徽墨”的贩卖范围内，纵有小规模的墨业场坊，也都受风尚的影响。
宋朝士大夫喜爱使用精美的文具，并发展出使用与品赏的美学理论来。赏墨与品茶一样，成为文人共同的嗜好。好墨成了文士收藏的对象，因此像司马光、苏轼、米芾、晁季一，都是著名的藏墨家，苏轼藏墨有500锭之多。文人要有适用的好墨，常需与墨匠切磋，因此墨工与文士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如：宋元祐年间的墨工潘衡，曾得苏轼的指点；另一墨工潘谷，则常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往来诗文唱和，被称为“墨中仙”；许多专门关于墨的制作技术、形制图案、典故传承的书籍，因此借文人之手，纷纷问世。
墨的使用既然受到重视，于是就促使墨法的一再试验创作。如：宋代墨匠沈珪，重视烟胶比例，使墨更坚质；张遇、蒲大韶、胡景纯等，先后试以桐油烧烟，取代以往松烟制墨，其墨色华丽姿媚、光可鉴人，取烟迅速，遂成为元代以后主要的制墨原料。虽然元、明仍有少数文人欣赏松烟墨的内敛素朴，但主要的制墨名家几乎都是以油烟墨著称了。
从宋元墨书的记载来看，墨的式样虽有些变化，如在《墨谱法式》（1095年成书）中有圆柱、牛舌、香饼等形式，但从近年考古出土文物看来，墨的造型纹饰基本上都还属简朴。例如：在安徽合肥市郊马绍庭夫妇墓中出土的两锭宋墨，一墨呈牛舌式（长梭形），一面楷书“九华朱觐墨”五字，一面有凤型花纹及两个阳文“香”字。另墨圭角长方式，一面阳文篆书“歙州黄山张谷……”字样，反面无字。朱觐与张谷都是北未著名的制墨家，所做墨型与北宋《墨谱法式》相去不远，从出土的图片看来，墨型裁制工整，而两面的图案与文字皆是以刻好的印戳式墨印，压印在墨面上所成；印比墨小，因此在印文的周围有明显的印戳下压凹陷，而周缘墨体有较高凸的痕迹。此种下凹现象，在其他宋元墨上，都有类似的情形，大概就是《晁氏墨经》所谓用“印”后的现象。安徽祁门的“文府”墨、江苏武进南宋墓的叶茂实墨、山西大同元墓的“中书省”墨，都是在牛舌式或长方式墨上，两面中央押印文字或图案，质朴古雅。
五、明清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