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处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时期。广大奴隶和平民起义风起云涌，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社会呈现天下大乱的形势。这期间，北起长城，南达长江流域，先后出现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他们侵伐小国，互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形成了“战国七雄”的格局。那么到最后，战国七雄互相角逐兼并的结果是什么？谁又成为了至尊霸主呢？
群雄逐鹿——三家分晋
说到三家分晋，晋阳之战是一定要说的，因为是它揭开了三家分晋的帷幕。晋阳之战从规模上说，在战国时期算不上什么大战，但却是一次很有特色、意义深远的战争，它既是战国也是中国战争史上封建兼并战争出现的标志，又是一场以弱胜强、败中取胜的城市防御战。这场战争是春秋、战国之际，晋国内部四个强卿大族智、赵、韩、魏之间为争夺统治权益，兼并对手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是役历时两年左右，以赵、韩、魏三家联合携手，共同攻灭智伯氏，瓜分其领地而告终。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影响，因为在这场战争后，逐渐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新局面，史家多将此视为揭开战国历史帷幕的重要标志。
之所以会出现“三家分晋”的局面，是春秋后期公室与私家之间展开的激烈斗争的结果。在西周宗法封建制下，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再分封卿、大夫。卿、大夫领有自己的封邑，拥有基本上是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他们通过贵族宗族组织来统治自己的封邑。这样，在诸侯国内部就有了“公室”和“私家”之别。公室指诸侯国君，私家指卿、大夫之家。在西周时期和春秋早期，卿、大夫的封邑没有得到发展。
在私门与公室的斗争中，六卿之间相互争夺兼并的斗争愈演愈烈。公元前458年（晋出公十七年），智氏与赵、韩、魏灭范、中行氏而共分其地；公元前456年，四卿又驱逐晋出公而立晋哀公。晋国的政局至哀公之立而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四卿并立，智氏在晋国四卿里边，综合排名第一。智伯本名“智瑶”，人长得也英俊，仪表堂堂、精于骑射、六艺毕全、能言善辩、坚毅果敢。但他却有一项致命缺点，就是不仁，有点恃才傲物，喜欢虐待别人，像桃花岛上的黄老邪，霸王脾气，刚愎。在四卿中，智伯最强，晋国的国政由他一人专擅。晋哀公即位，即是出于智伯的主张，因为他与哀公之父友善，利用私人的关系可以影响和操纵哀公从而控制晋国的大局。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智伯又设法把范、中行二家的领地全部攫为己有，从实力上进一步巩固了政治地位。
智伯是智宣子的儿子。当初智宣子要确定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他不如立智宵。但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劝告，还是确定以智瑶为继承人。智果就向太史做了申请，脱离智氏家族，该称辅氏。
智瑶继位之后果然不负其父所望，很有作为。智氏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范、中行二氏被逐，四卿并峙，赵简子专擅晋国大权。晋国的赵简子先生(赵鞅)，是晋国六卿里边最得意的一个。他的爷爷就是著名的“赵氏孤儿”赵武，他是名门之后。是时六卿倾轧攻伐兼并的斗争，以范、中行二氏的失败为一段落，又出现了新的格局。当此之时，赵、魏、韩、智四家角立，大致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或者耳不相下，平分秋色；或者一强崛起，吞并诸弱。智伯果敢勇毅的性格，自然趋使他争取后一种结果，避免前一种可能。在赵简子在世时，他积极建功立业，创造条件；简子去世后，赵氏气焰暂熄，他很快便驾凌韩、赵、魏三宗之上，张开了蚕食鲸吞的架势。
《史记·赵世家》中记载，赵简子于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卒。早在晋出公三年，智伯即率师伐齐，显露才干，建树威望。在这场战争中，他的确表现出了果敢勇毅的风采。他在开战之前，亲自出马察看齐国军队的军容军情，观察齐军的营垒，不凑巧的是，马匹突然受了了刺激，吓得胡奔乱跑。这时，智伯临变不惊，说：“齐人知余旗，其谓余畏而反(返)也。”乘势驱马到齐军营垒跟前，逼近观察一番，才返回本营。临战前，大夫长武子请示先占卜一下吉凶，智伯说，“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他坚信这个仗一定可以打胜。果然，在这场战争中大败齐师，智伯还亲自擒获齐大夫颜庚。晋出公七年和晋出公十一年，智伯还两次率师伐郑，数次征讨，壮大了智氏的势力，同时也为自己树立起勇武善战的形象。
在赵简子去世之后，智伯便占据主动，抢先扮演主盟者的角色。他首先同赵、韩、魏三家瓜分了范、中行二氏的故地，这件事情中，智伯为倡导者和带头人。四卿的这种行为，惹得晋出公大为恼怒，于是向齐、鲁两国求助，打算倚仗两国的力量讨伐目无国君的四卿。结果四卿先发制人，合兵攻打出公。晋出公兵败逃往齐国，然而还没达到齐国就死去了。
智伯在取得一些“辉煌”战绩后，自身“贪而愎”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贪包括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愎包括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大权独揽之后，使得他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而且也不把他人放在眼里。
有一次在蓝台，智伯与韩康子、魏桓子在一块儿饮酒，可他竟在酒宴上戏弄韩康子，并且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智国进谏，说这样做恐怕会招来祸患。智伯非但不听，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难将由我，我不为为难，谁敢兴之！”智伯此时嚣张的模样，好像韩、魏诸家的命运已掌握在他的手中，谁对他也是无可奈何。智国举出晋国历史上赵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等家族遭难的例子，都是因为仇家伺机而动所致。倘若不小心做事而经常与人结怨，那么必定会有大祸降临。并说：“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夫谁不可喜，谁不可惧？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蚊子、蚂蚁、黄蜂、蝎子这一类昆虫都能害人，与强宗巨卿的主君和家相结怨，能不提防吗？智伯不听这些规谏，依然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赵氏与智伯之间结怨最早，而且仇怨极深。具体地说，是赵氏家族的主君赵襄子。早在赵襄子继位之前，两人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关于智伯与赵襄子结怨一事，《史记·赵世家》中是这样记载的，晋出公十一年（公元前464年），智伯伐郑，赵襄子为将领，智伯酒醉之后，给赵襄子灌酒，还殴击襄子。赵氏的家臣纷纷要求以死相拼，襄子劝阻了大家，并说正是因为自己能够忍辱，才被父亲立为太子。他内心里对智伯的怨恨自是不言而喻。然而返国后，智伯居然还给襄子之父赵简子做工作，要他废除襄子，另立太子。简子不听。
从《史记》记载的可以看出，是智伯在侮辱赵襄子。《史记》中所载，智伯竟是要干预赵氏的家政，这又怎能不引起襄子的愤恨？赵襄子的太子地位可谓来之不易。襄子名毋恤，因其母为赵简子侍婢，又是狄人，本来没有资格继承赵氏的基业。然而简子非常欣赏他的识见与才干，因而他十分受宠。一次，简子对几个儿子说，他把宝符藏在常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上，谁先得到有赏。等到几个儿子从山上回来时，只有毋恤说他已得到。他说，从常山居高临下攻击代国，可以吞并代国，这就是宝。简子认为这个儿子果然有雄图大略，确实可以作为继承人，继续发展赵氏的势力。于是废太子伯鲁，立毋恤为太子。智伯企图阻挠毋恤掌权，自然是想尽早去除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从而遏制赵氏。对于雄心勃勃的赵毋恤来说，智伯的这一行为，能不让他恨之入骨吗？
智伯到处结怨，却不懂得自我反省，而且贪心进一步膨胀，又无故地向韩、魏两家索要土地。韩康子和魏桓子因为实力不足，只好暂时忍气吞声，虽然给了知襄子土地，但心中都窝着一团火，打算在以后的日子里找个合适的机会报仇。
当智伯轻易索得了韩、魏两家的土地后，他又故伎重演，向赵襄子索要蔡和皋狼两处土地。无论从个人恩怨出发，还是从赵氏的整体利益考虑，赵襄子都不可能答应智伯的无理要求。同时，他也明白赵氏与智氏之间迟早会有一场关系各自生存的较量，因此，赵襄子索性与智伯撕破脸皮，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使得智伯非常生气，带着韩、魏两家的军队一起来攻打赵氏，以泄心中愤恨。
当三家来势汹汹的军队站在赵襄子的面前时，他害怕了，他不敢与对方交战，准备出逃。他问手下人：“我去哪儿好呢？”随从建议：“您大儿子的城堡离此最近，而且城墙坚固完好。”赵襄子说：“百姓刚刚花了大力气把城墙修好，现在又要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守城，谁还会跟我同心协力？”随从又建议说：“邯郸城的仓库里，储存的粮食最为充足。”赵襄子说：“所谓粮食充足，还不是从百姓那里来的，现在让他们打仗送死，谁还会跟我同心协力？”于是说：“不如去晋阳吧，那是先祖的领地。”这次赵襄子答应了。
当到达晋阳这块先祖的领地上后，赵襄子认为其地既是赵氏原有的领地，又经过了董安于、尹铎等人的治理经营，一定会布置得很齐全，可结果呢？巡视后非常所望。城墙投有修理，仓库中投有存粮，钱库里没有存钱，兵库里没有武器，城里没有守城的器械。赵襄子感到害怕，就向亲信大臣张孟谈问计。张孟谈说：“我听说圣人治理国家，东西都藏在老百姓中间，不藏在官府仓库中。”他建议赵襄子下令，让老百姓留下三年的口粮，有多余的粮食就缴入官府的府库之中，留下三年的花销费用，多余的钱交给官府，各家留出必需的劳力，其余的集中起来修理城墙。赵襄子接受了张孟谈的建议，发出了命令，结果百姓积极响应，第二天官府的仓库中就堆满了交上来的粮食、钱财与武器，又过了五天，城墙也修好了，守城的器械也准备齐全了。这时赵襄子又担心箭不够用。张孟谈说：“董安于治理晋阳时，贵族们寓所的墙是用草茎，木条所筑，高达一丈多，您可掘出来用作箭杆。”于是挖出来试验了一下，其坚硬程度连强劲的竹竿都比不过。赵襄子又发愁箭头不够用，缺少铜。张孟谈又说：“我听说董安于治理晋阳的时候，赵简子寓所，都是用铜做屋柱的基础，请挖出来用，就有用不尽的铜丁”。赵襄子从而备齐了守城所用的武器。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情况对赵襄子非常有利。
当听说赵襄子逃到晋阳后，智伯等人也到了这里。智伯统率三家联军猛攻晋阳三月不下，又围困一年多未克。联军顿兵坚城之下，渐渐趋于被动。而晋阳城中军民却是同仇敌忾，士气始终高昂。智伯眼见战事拖延两年而进展甚微，不禁焦急万分。他苦苦思索，终于想出引晋水（汾水）淹灌晋阳城的计策，企图用它来攻破晋阳坚城。
然后，智伯命令士兵在晋水上游筑坝，造起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再挖一条河通向晋阳城西南。又在围城部队的营地外，筑起一道拦水坝，以防水淹晋阳，淹了自己的人马。工程竣工后，正值雨季来临，连日大雨不止，河水暴涨，把蓄水池灌得满满的。智伯下令，掘开堤坝，一时间大水奔腾咆哮，直扑晋阳城。很快晋阳全城都浸没在水中。城内军民只好支棚而居，悬锅而炊，病饿交加，情况十分危急。
尽管这样，守城军民始终没有动摇斗志，仍坚守着危城。韩、魏参与攻打赵氏，原先就是出于被胁迫，这时对智伯的残暴更有了亲身的感受，开始感到赵如果灭亡后，自己也难免落得被兼并的下场，于是便对作战行动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赵襄子看出了韩、魏两氏与智伯之间这种滋长中的矛盾，决心巧妙加以利用。便派相国张孟谈乘黑夜出城，分化三家的联盟。张孟谈对韩康子与魏桓子说：唇亡齿寒，赵亡之后，灭亡的命运就要轮到你们了。韩、魏参战本来是不情愿的，又见智伯专横跋扈，也担心智伯灭赵后将矛头对准自己。为了自身利益，所以决定背叛智伯，与赵襄子联合。一天晚上，韩、赵、魏三家用水反攻智伯，淹没了智伯的军营，智伯驾小船逃跑，被赵襄子抓住杀掉。赵襄子在晋阳之战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外交、军事才能，不愧为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知伯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咎由自取。他恃强凌弱，一味迷信武力，失却民心，在政治上陷入了孤立。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在外交上陷入了被动。在作战中，他长年屯兵于坚城之下，白白损耗许多实力；他昧于对“同盟者”动向的了解，以至为敌所乘。当对方用水攻转而对付自己时，又惊恐失措，未能随机应变，组织有效的抵御，终于身死去灭，一败涂地。于是赵襄子灭掉了智氏一族，韩、赵、魏三家平分了智氏的土地和户口，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这样，春秋时期强大的晋国，随着国内大臣的势力增强，开始动荡起来，到战国初期，这三家士大夫家族把晋国分成了三个国家，这样就有了韩、赵、魏三个国家。韩、赵、魏与齐、楚、秦、燕并列为战国七雄。
群雄逐鹿——文侯治魏
公元前446年，魏斯建立魏国，称为文侯。在魏文侯治理下，魏国国力强盛，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魏文侯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北大中山国（今河北西部平山、灵寿一带），西取秦西河(今黄河与洛水间)之地，遂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
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
李悝（或称李克）战国时期魏国人，即现在的运城县人。他是子夏的学生，知识渊博，通权达变，是战国初期主张法治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他的事迹，散见于《史记·魏世家》、《史记·货殖列传》、《韩诗外传》、《韩非子·内储说》等。
李悝在魏国，很得魏文侯的重用。他先作中山相，把中山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因为政绩卓著，魏文侯又任他作上地守，他领导上地人民一面发展生产，一面加强习战，曾与秦交锋，大败秦军。因为他治国有方，后来魏文侯任他作相国。李悝在任相期间，得到国君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持，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一、废除官爵世袭制，重用有才有功的人
以往，官爵是世袭制，父亲的官爵由儿子继承，形成了国无门。这种现象不革除，国家就无法治理。因此，李悝把废除世袭，作为他变法的第一项内容。他废除世袭者的官爵，剥夺他们的俸禄，也就是说，从官位上把那些无才无功的人拉下去，任用有才有功的贤能之士“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势力，新的人才源源而来，为推行新的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展农业，实行“尽地力之效”的政策
“尽地力之教”是李悝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所谓“尽地力之效”，即充分发挥土地的效用。目的是破除旧有的阡陌封建疆，鼓励自由开辟耕地，勤劳耕作，发展封建的小农经济，增加生产。
李悝给魏文侯算了一笔账：方百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去山林、河流、城市、乡镇所占的土地面积，约有可耕地六百万亩。如果精耕细作，每亩可多收三斗（即三十六斤），共增加产量一百八十万石；如果耕作不力，就会减产一百八十万石。他指出“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意思是说：搞华丽的建筑，就要损害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受损害，那就是饥荒的根源。因此他特别重视“不违农时”，千方百计为农民的发展生产提供政策上的方便。
李悝的经济改革中，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制定了调节粮价的“平籴法”，把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成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官府按好年成的等级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此即后世封建王朝的“均输”、“常平仓”等法的先河。李悝的这一套改革措施，有力地限制了商人投机倒卖粮食的活动，从而巩固了地主的经济利益，使魏国国富兵强。
三、实行法治
这是李悝变法的主要方面。他所作的《法经》六篇，是我国第一部地主阶级的法典。
可惜《法经》早已散佚，仅存六个篇目——盗法、贼法、办法、捕法、杂法、具法。李悝认为盗和贼是对统治的最大威胁，所以放在了最前边。贼是指伤害人和反叛。杂是指盗、贼之外的各种犯罪行为。具类似于现代刑法中的总则部分，规定定罪量刑的原则。
李悝变法，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通过变法，魏国国强民富，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诸侯国；而魏国的变法，为后来各国的变法，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
李悝在全面改革的同时，不断广泛收集春秋末期以来各国法律条文。在这个基础上，他编著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确定下来。李悝的改革不仅使魏国很快富强起来，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李悝开始，战国时代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的革新逐渐进入更深入、更广泛的层面，即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动。由此，中国文明进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阶段。
魏文侯——礼贤下士
魏文侯是儒家道德所标榜的榜样，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魏文侯归于《儒林列传》，并推崇说：“是时独魏文侯好学。”所谓好学，是指对儒家学说的尊崇，对儒家道德的恪守。他十分注意自身道德的修养，不但在当时极出名，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史记》多次记载了他向当时名儒、孔子的弟子子夏请教礼乐和经艺之事。子夏替他分析了古乐与新乐之别，以乐喻道，借谈乐向他灌输儒家思想，传授为君之道。田下方、段干木等都出于子夏之门，为孔子的再传弟子，《史记》、《淮南子》、《说苑》等书都记载了魏文侯拜田子方、段干木为师的事迹。魏文侯一次与田子方饮酒，席间乐人奏钟乐，他听出钟声不协，指出左边音高。田子方田此批评他不该将心思才智用于音乐，而应当专心致力于治理国家。并严肃地指出，“君今审于声，臣恐君之聋子宫也。”
魏文侯虚心地接受了田子方的批评。魏文侯之子也常受教于田子方，曾将田子方所说的富贵者不得骄人的话告诉了魏文侯，魏文侯感叹地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哪能听到这样的贤者之言。爱语文魏文侯同段干木的一段故事，更成为我国历史上国君礼贤下士的一段佳话。
段干木是战国时晋国人，赵、魏、韩三卿三家分晋后居于魏。小时候家里贫穷，社会地位低下，因而志向难以实现。他游学西河，师事孔子弟子卜商(子夏)，成为很有学问的人。同段干木一同寓居魏国的贤士田子方、李克、翟璜、吴起等人都被求贤若渴的魏文侯重用，做了高官，惟独段干木坚守自己的志向，不愿做官。后来，魏文侯听说段木干很有才能，所以想见见段干木，于是便前往他的住所拜访，而段干木则翻墙躲避文侯，不愿见文侯。但是，文侯仍以客礼待他。
有一天，魏文侯外出，从段干木居住的里巷前经过，他双手扶在车前横木上以表示对段干木的敬意。
魏文侯的车夫对他的举动颇为不解，问：“国君您为什么要扶轼致敬呢？”
魏文侯说：“段干木是一位贤者，他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隐居于贫穷的里巷，而名声却远扬千里之外，我经过他的住所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呢？他因有德行而取得荣誉，我因占领土地而取得荣誉；他有仁义，我有财物。土地不如德行，财物不如仁义。这正是我应该学习、尊敬的人啊！”
车夫说：“既然如此，那您为什么不请他出来做相国呢？”
“嗯，你说得很对！”于是，魏文侯便去请段干不出来做相国，但段干木婉言谢绝了。文侯也没勉强，并且经常去他家里探望。后来两人成为莫逆之交，魏文侯经常向段干木讨教，不过，魏文侯在与段干木交谈时，站得累了，也不敢坐下来休息。
魏国人听说国君如此礼遇贤者，都很高兴，大家一起歌颂道：“我们的国君爱好正直的人，对待段干木很尊敬；我们的国君爱好忠信的人，对待段干木的礼节很隆重。”
没过多久，秦国想兴兵攻打魏国，司马唐雎向秦国国君进谏道：“段干木是贤人，魏国礼遇他，天下没有不知道的。像这样的国家，恐怕不是能用军队征服的吧！”秦国国君觉得有道理，于是按兵不动。
作为以贤明著称的国君，魏文侯还善于用人，用而不疑。人们说吴起贪而好色，但在用兵打仗上很有才能，魏文侯便以吴起为将，进攻秦国，连拔五城，为西河守，一方为安。乐羊率领军队攻打中山国，很多人怀疑，攻击他，诬告信装满了一箱子，但魏文侯信而不疑，终使乐羊大功告成。此外以西门豹为邺令，以北门可为酸枣令，以翟黄为上卿，这些人努力建功立业，为魏国的发达强盛作出了贡献。
魏文侯对历史的重大贡献，是大胆起用法家人物，在魏国实行变法。
魏文侯——用人不疑
战国初年，中山国国君昏庸无道，魏文侯便想乘机举兵讨伐。在征求了大臣们的意见之后，他决定起用平民乐羊为大将，这个人文武全能，是个人才，唯一的问题就是他有一个儿子在中山国当官。魏文侯召见了乐羊，明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和疑虑，那乐羊拍着胸脯表示，自己决不会徇私情的，公事公办，并且果断表了态，一定拿下中山国。
魏文侯很高兴，便调遣5万人马给他，向中山国进军。战事进行得并不顺利，但也很快打到了中山国国都。中山国的国君果然拿乐羊的儿子乐舒做文章，威逼着他到城楼上，劝说乐羊退兵。
依乐羊忠诚耿直的性格，他当然不肯退，反而要求中山国国君投降。而中山国国君则采用缓兵之计，让乐舒要求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考虑，乐羊答应了，不再攻城，只在外面围着。中山国国君一看，以为是乐羊爱子心切，不敢攻城，便不再想办法，过着相安无事的享乐生活。
一个月考虑时间到了之后，中山国国君便派乐舒上城楼再要求考虑一个月，乐羊又答应了。如此过了三个月，乐羊的属下可不满了，对他的做法表示怀疑。乐羊解释说：“我不是为了顾全父子之情，只是为了收买人心罢了，如果我们一味攻城的话，只会让中山国的人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对付我们。现在呢，中山国国君再三食言，就会大失民心，使人民不再相信他。
看到这种情况，魏文侯的反应如何呢？他会像乐羊的下属一样对他不满、怀疑他吗？当然不会，魏文侯对乐羊的做法似乎表示理解，什么也没有问，只是不断地送东西到前线犒赏军队，并告诉乐羊，正在魏国给他盖房子，等待他胜利归去。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中山国国君还是不投降，乐羊便命令攻城。而此时，中山国国君怎么做的呢？他再拿乐舒威胁乐羊，但乐羊不为所动，任凭他们将乐舒做成乐肉羹。很快，魏军就攻破了中山国的国都。此的乐羊大获全胜，班师回朝。
魏文侯听到乐羊大获全胜，亲自出城迎接，大摆宴席，百官也都过来祝贺奉承，乐羊也面露骄色。宴会后，魏文侯赠送了乐羊两个大箱子，乐羊本来以为是什么金银财宝，回家打开一看，惊呆了。两个大箱子，里全是攻打中山国的时候，大臣们弹劾他的奏章，各种恶毒的诽谤，各种危言耸听的中伤，应有尽有。
看到这些，乐羊感慨道，若不是明君信任自己，自己恐怕早成了阶下囚了，于是骄傲之心全无，待第二天，魏文侯赏赐他的时候，他就坚决推辞，不愿受赏。
在这里，体现出了魏文侯用人不疑的气魄。魏文侯的重贤思想和用人举措无疑是值得称道和肯定的，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魏文侯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不多见的贤君，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一个具有儒家所要求的思想品德、同时又具有法家思想的改革家。尽管关于他的史料不多，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可非常重要的。历史将永远记着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家。
群雄逐鹿——邹忌讽谏
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伊始，“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于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史记·滑稽列传》）
齐国有一位叫邹忌的贤士，看不下去了。他听说齐威王爱听音乐，就拿着一把琴，来到王宫前，自称是琴师，求见齐威王。齐威王一听是琴师，传令召见。邹忌拜见行礼之后，调好了弦儿，做出要弹的架势，但两只手搁在琴上一动不动。齐威王莫明其妙，就问：“你调好了弦，干吗不弹呢？”邹忌说：“我不光会弹琴，还知道弹琴的道理。”
齐威王自己虽也会半生不熟地弹几下，但对弹琴的“理论知识”却知道得很少，这次正好，可以听邹忌讲一讲。邹忌放开思想，海阔天空地说起来，说得玄而又玄，空而又空，齐威王听得似懂非懂，懵懵懂懂。邹忌一吹就是半天，话语滔滔不绝。齐威王听得不耐烦了，说：“得啦得啦，道理够透彻了，还是弹弹听听吧！”
邹忌停止说话，手放在琴上仍旧不动。这次，齐威王火了：“怎么还不弹？”邹忌回答：“大王看我拿着琴不弹，有点不乐意是吧！可齐国人眼见大王拿着齐国的大琴，九年来都没弹过一次，他们又是怎样想呢？”
听到这，齐威王一惊，站起来说：“原来先生是用弹琴来劝我。我明白了。”说完，他叫人把琴拿走，和邹忌促膝交谈，议论国家大事。邹忌促膝交谈，议论国家大事。
谈话中，邹忌劝他重用人才，发展生产，加强军备，建立霸业。经过一番交谈，齐威王感慨相见恨晚，于是就拜邹忌为相国，整顿国政。
几年之后，齐国由弱变强，但是，国家刚刚有了起色，齐威王就骄傲起来，犯了老毛病，只爱听奉承的好话，不愿听一点儿批评意见。邹忌正面劝过几次，但都碰了钉子。邹忌很担心，也很着急，天天想着用适当的方法劝齐威王“改邪归正”的事儿。
一天早晨，邹忌穿戴衣冠准备上朝，一边照镜子一边问妻子说：“你说我同城北徐公相比，谁长得美？”妻子不假思索答道：“当然是你漂亮啦，徐公怎能和你比？”邹忌不太相信，于是又问他的小妾道：“我同徐公谁长得英俊？”小妾诚惶诚恐答道：“徐公无法同您相比。”第二天，有一位客人登门拜访，邹忌同客人谈话时，又提出这个问题，客人正中下怀，答道：“徐公当然不如阁下啦！”
过了几天，城北徐公不期而至，来到相府，邹忌仔细审视徐公，自愧不如徐公美；再对着镜子瞧瞧自己，相形之下，更觉得自己望尘莫及。当天夜里，邹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终于悟出其中奥妙：“妻子夸奖我是出于爱我；小妾赞美我是怕我；客人恭维我是有求于我。”
好个邹忌，在上朝的时候，就将“昨天的故事”和感慨说给了齐威王。邹忌对齐威王说：“臣确实知道自己远不如徐公美，但我的妻子爱我，小妾怕我，客人有求于我，异口同声夸赞臣比徐公美。如今齐国是方圆千里，有120座城池的大国，宫娥妃嫔都爱大王，朝廷群臣都怕大王，四境之内都有求于大王。由此可见，大王一定被人蒙蔽得很厉害。”
齐威王听了邹忌巧妙地劝谏，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说：“以后，无论是谁，能在大庭广众中非议我的，只要让我知道，就可得下等的赏赐；能用书面文字批评我的过失的，可以得中等的赏赐；凡是能当面指责我过失的，可以得最上等的赏赐。”
这道命令颁布后不久，文武百官纷纷上朝来向齐威王提出很多意见，齐威王合理地接受这些建议，努力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燕、赵、韩、魏等国听到这消息后，纷纷派使臣到齐国来朝贡，这就是所谓“在朝廷内战胜敌国”。
当面指出君王的过错，不但不是犯上，还能得到大奖；用书面形式指出君王的过错，不但不是忤逆，还能得到二等奖；街谈巷议一下君王，批评君王，不但不是作乱，还能得到三等奖，你说那个时代是多么了不起的时代啊！其实，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不是因言获罪，而是因言获奖！而一旦君王和臣民能够如此坦诚相待，何愁国不能富、兵不能强、民不能安！事实也证明，言论自由确实使齐国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从齐威王的父亲田桓公开始，齐国就在国都临淄西边稷门外的稷下地方，设立学宫，招徕各派学者前来著书立说，议论政治，称之为“稷下先生”，也称为博士。稷下先生中有个名叫淳于髡的人。
淳于髡，战国时期齐国（今黄县）人，他学无所主，博闻强记，能言善辩，是家奴性质的赘婿出身，在当时，是个进步的思想家。淳于髡曾两次当面指责儒家孟轲，认为鲁缪公重用儒家而弄得国家削弱，说明儒家“无益于国”，像儒家那样“为其事而无其功者”，就算不得“贤者”（《孟子·告子下篇》）。这时淳于髡就用“微言”进说邹忌，使得邹忌决定了下列的策略，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对于国君，“请谨毋离前”，“请设事左右”；对于人民，“请自附于万民”；对于臣下，“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
齐威王时期，邹忌和齐威王都非常重视人才，并重用这些人才，把他们看作“宝”。有一次，齐威王和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猎，魏惠王夸耀自己有“径寸之珠”十枚，可以“照车前后各十二乘”，所以是“宝”；而齐威王则认为他的“宝”不同，几个得力的大臣才是他的“宝”，例如守徐州（即平舒，今河北大城东）的黔夫，守高唐（今山东高唐东）的盼子，“使备盗贼”的种首，守南城的檩子，都是他的“宝”，“将以照千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当时齐国的人才很多，孙膑也由于田忌的推荐而得以担任军师的。而这都是邹忌推行法家“谨择君子”政策的结果。
针对齐国“百官荒乱”的局面，淳于髡曾以隐语（谜语）进说齐威王。《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淳于髡问齐威王：“国中有大鸟，止于王庭，三年不菲（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威王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随即召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
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以后，我就一天天听到人家讲你的坏话。可是我派人去即墨视察，却看见那里是“田野辟，人民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情况良好。为什么会这样？是你没有贿赂我的左右，求他们给你讲好话。于是，齐威王奖励了即墨大夫。
齐威王又召见阿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做了阿的地方官，我就一天天听到夸奖你的好话。我派人去视察，看见的却是“田野不辟，人民贫馁”。赵国攻打鄄，你不救；卫国占据薛陵，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你用重金贿赂我的左右，求得他们的赞誉。当日就将阿大夫和左右讲假话的人都用“烹”刑处死了。“于是群臣悚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据说，从此“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这又是邹忌推行法家“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体实施。
同时，我们以上提到，齐威王令群臣吏民，能在大庭广众中非议我的，只要让我知道，就可得下等的赏赐；能用书面文字批评我的过失的，可以得中等的赏赐；凡是能当面指责我过失的，可以得最上等的赏赐。据说，令刚下时，群臣前来进谏的门庭若市；几个月之后，还有时有人进谏。一年之后，根据《战国策。齐策一》的记载：“虽欲言无可进者”。这里可能有些夸大，不过，这样提倡臣下进谏，对君主政权的政治改革确是有帮助。齐威王和邹忌进行政治改革，接受臣下意见，注意选拔人才，除去不称职的奸吏，奖励得力的将领和官吏，不但巩固了统治秩序，促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经过一番改革的齐国，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了新气象。
群雄逐鹿——兵之诡道
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要打。要向近处，装作要向远处；要向远处，装作要向近处。给敌人以小利，去引诱它；迫使敌人混乱，然后攻取它。敌人力量充实，就要防备它；敌人兵力强大，就要避免决战。用挑逗的方法去激怒敌人，使其失去理智；用谦卑的言辞表示自己的弱小，使敌人骄傲。敌人休整得好，要搅得它不得安生，使其疲劳；敌人内部和睦，要设法离间它。攻击敌人无备的地方，出乎敌人意外的行动，这是军事家指挥的微妙，是不能事先呆板规定的。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正体现了“兵者，诡道也”这一理念。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战国中期齐、魏两大国之间的两场著名战争。当时齐国的军事家孙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孙武“避实而击虚”、“攻其所必救”、“致人而不至于人”、“示形动敌”的作战指导思想，采取“围魏救赵”、“批亢捣虚”、“减灶诱敌”等高明战术，在桂陵和马陵地区，先后击败实力强大的魏国军队。这两场战争对于结束魏国在中原地区的霸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战国整个战略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我们先来说说“围魏救赵”。事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是讲战国时期齐国与魏国的桂陵之战。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欲释失中山的旧恨，便派大将庞涓前去攻打。这中山原本是东周时期魏国北邻的小国被魏国收服，后来赵国乘魏国国丧伺机将中山强占了，魏将庞涓认为中山不过弹丸之地，距离赵国又很近，不若直打赵国都城邯郸，既解旧恨又一举双得。魏王从之，欣欣然似霸业从此开始，即拨五百战车以庞涓为将，直奔赵国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王急难中只好求救于齐国，并许诺解围后以中山相赠。齐威王应允，令田忌为将，并起用从魏国救得的孙膑为军师领兵出发。
这里要插一段旧事，孙膑青年时投在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与庞涓同门受业。孙膑天资聪明，又善于动脑，悟性极强，对师父所授之业常能举一反三；加之受其先祖孙武的影响，俗话说，门里出身，强出三分，孙膑能结合史书上所述战例去理解师父的讲授，其学业长进之快常常出乎师父的预料。故鬼谷子常说：此子日后必成大器。
庞涓呢？庞涓是个骄傲自负又心胸狭窄之人，虽然不乏聪慧，学习却极不刻苦，常常浅尝辄止，自道为阵之法不过如此。刚刚入门，便认为学到了师父的全部本事。对这样的学生，鬼谷子的态度可想而知，他对庞涓只能听之任之，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孙膑的身上。而此时的庞涓表面上服气孙膑，内心却十分嫉妒。
不久之后，两人受业完毕，庞涓离开了鬼谷子，而孙膑则认为自己学艺还不精，继续留在鬼谷子身边学习兵法。
庞涓下山后，虽然不学无术，却因曾师从于鬼谷子而被人器重，加之他能说会道，善于自吹自擂，后来便被魏惠王封为将军。当时，庞涓并没有忘记孙膑，因为孙膑比他强，而且，孙膑当时在齐国，齐国又强于魏国。庞涓很怕孙膑被齐国重用后与自己为敌，于是便处心积虑地要去掉这个眼中钉。
后来，庞涓给孙膑写信，召孙膑过来。孙膑来到魏国，庞涓热烈迎接，邀他住在自己的家中，以便特别照看。隔日带他去见魏王。魏王对孙膑很敬重，接着问庞涓：“我想封孙膑先生为副军师，与卿同掌兵权，卿以为如何？”
庞涓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情况，暗自咬牙。表面上却说：“臣与孙膑，同窗结义，孙膑是臣的兄长，怎么能屈居副职、在我之下？不如先拜为客卿，待建立功绩、获得国人尊敬后，直接封为军师。那时，我愿让位，甘居孙兄之下。”
庞涓看到魏王对孙膑宠信不加，心中更加妒忌。一天，庞涓在魏惠王面前诬告孙膑里通外国，并请魏惠王对孙膑施以刖刑。由此，孙膑的两块膝盖骨被剔去，使其不能行走。孙膑的原名史书未载，这次受刑后才改名孙膑，以示自己永不忘记这奇耻大辱。
孙膑受刑后被囚禁在别室，他一边养伤，一边寻找逃回齐国的机会。后来，齐国的使者来到魏国，孙膑一见机会难得，便买通看守的兵卒传出密信，要求齐国使者与自己见面。见面后，孙膑诉说了事情的原委，求使者帮忙离魏返齐。使者十分同情孙膑的遭遇，也十分珍惜这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便将孙膑藏在自己的车中载回齐国。这是一段关于庞涓与孙膑的旧事。
且说任命孙膑为主将后，孙膑却辞谢说：“我是受过刑的人、做主将万万不可”。齐威王不解其意，孙膑解释说：“做主将，就要打出我的旗号，庞涓得知，必然会引起高度警惕。再说，做主将，就应该带头冲锋陷阵，我双腿已残，不能身先士卒，势必影响士气。对敌人，应尽量表现自己的无能；对部下，要尽量发挥自己的威力。这才是用兵之道。”
于是齐威王改任田忌为主将，孙膑作军师，立即起兵，援救赵国。
田忌打出“田”字旗号，率领齐军浩浩荡荡向西开进。孙膑坐在有篷帐的车子里，随军进发，暗中策划，而不让敌人发觉。
田忌与孙膑率兵进入魏赵交界之地时，田忌企图率军赴赵进攻魏军主力，以解赵围。孙膑则对田忌说：“现在，魏国把最精锐的部队用来对外，而把老弱残兵留在国内防卫。我看，您与其统率大军去攻其精锐，还不如直扑魏都大梁，占领其要道，控制其交通，攻击他们防务空虚的地方，庞涓知道后，必然放弃对赵国的进攻，而回师自救，我们在半路上设伏，定能将其打败。”
田忌采纳孙膑的计策。之后，孙膑又两次去桂陵查看地形，并悄悄地将重兵埋伏在高耸的冈陵之中。随后，田忌派重兵攻打魏国国都大梁，魏惠王闻讯，大为震惊，立即命令庞涓火速撤兵回援。
此时，庞涓的军队正在向邯郸发起总攻，但是，庞涓接到命令后，不得不放弃邯郸，抛弃辎重，昼夜兼程回师。魏军持续作战，再加上连续行军，早已人困马乏，当魏军长途跋涉行至桂陵之时，这时以逸待劳的齐军，依靠有利地势突然出击，官道两旁高耸的丘陵之上万箭齐发，前有濮水，后有堵截的魏军不战自乱，丢盔弃甲，伤亡惨重，庞涓被孙膑生擒，魏军大败。
桂陵之战后，魏国虽元气大伤，但经过几年的休整后，魏国逐渐开始恢复对外进攻。公元前341年，魏国再次发兵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援。齐威王采用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主张，与韩结好却不急于发兵。待韩军五战五败，魏军也实力大损时，才于次年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齐军重施“围魏救赵“的战法，直驱魏都大梁。
魏惠王见齐军又杀气腾腾地直扑大梁而来，鉴于13年前桂陵之败的惨痛教训，再也不敢让魏军在韩国恋战，急令调回魏军主力。庞涓传令大军离韩归魏；率兵10万企图与齐军进行一次殊死决战。
孙膑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此次形势不同于桂陵之战，这一次魏军有一定的准备，兵力也较多较强，而且是主动迎击齐军，来势凶猛。于是，他决定改变战术，以计胜之。
孙膑对田忌说：“他们魏国的军队一向凶悍勇猛瞧不起齐兵，齐兵被称作胆小鬼，善于作战的将领就应该因势利寻，变被动为主动。兵法上说，用急行军的办法走上百里路和敌人争抢利益的，有可能要折损上将军；用急行军的办法走五十里和敌人争抢利益的，可能只有一半的士兵能够到达。”
孙膑接着说道：“我们不妨在退兵途中，第一天造10万人做饭用的锅灶，第二天减为5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减为3万人。魏军追兵见我军锅灶逐日减少，一定认为齐军怯战，逃亡过半，从而助长其骄傲轻敌的思想，诱其拚命猛追，其力必疲，然后再以计取之。”田忌接受了孙膑的计谋。
再说庞涓，庞涓与孙膑交手，本来小心翼翼，害怕再次上当，但当看到齐军锅灶日减，以为齐军胆怯，三天中即逃亡了大半，这才壮起胆子，丢下辎重和步兵，只领轻车锐骑日夜兼程猛追，必欲全歼齐军，擒获孙膑。
齐军退至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此地道路狭窄，地势险隘，两旁树木茂盛，是个设伏的好地方。孙膑计算行程，判断魏军将于日落后追至，遂命士卒伐木堵路，并将路边一棵大树剥去树皮，在树干上写了“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挑选一万名弓弩手埋伏在道路两侧的山上，约定天黑后，见到火光就一齐放箭。
日暮时分，庞涓果然率军追到马陵，发现路旁的大树被剥去树皮，上面隐隐约约写有字，就命士卒点起火把来看，竟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不禁大吃一惊，方知中计，急令魏军后撤。但已经晚了，两旁齐军看见火光，万弩齐发，伏兵四起。魏军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很快溃败，庞涓中箭，左突右冲无法突出重围，最后愤愧自杀。齐军乘胜追击，又大败魏军主力，俘获魏军主将太子申，歼灭魏军10万。
《史记·孙子列传》记述：“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马陵之战，一是充分展示了孙膑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料敌计险，必察远近”，表明其对战争规律的把握和驾驭战场的能力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二是齐、魏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从此产生了质的逆转，魏衰齐兴，对战国时期整个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所创造的“覆军杀将”歼灭战范例，使古今中外许多军事家折服，令世人津津乐道。
群雄逐鹿——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商鞅于前361年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对战国末年秦国的崛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商鞅是卫国的公族，自幼拜李悝为师，好刑名之术。学成后先到魏国，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叔痤手下做小官，此时商鞅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才能，深得公叔痤的重视。公叔痤在临死前，曾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做相，并说：“如果不用商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对公叔痤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认为他病重在说胡话，既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杀。魏惠王和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失之交臂。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贴邻的魏国就比秦国强，还从秦国夺去了河西一大片地方。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商鞅在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入秦。这一年，秦国的新君秦孝公即位。他下决心发奋图强，首先搜罗人才。他下了一道命令，说：“不论是秦国人或者外来的客人，谁要是能想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的，就封他做官。”
听说秦国的秦孝公在招聘管理人才，商鞅于是匆匆上路。
到了秦国以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的介绍，与秦孝公面谈了三次。前两次会面时，商鞅讲行帝王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昏昏欲睡。第三次会面时，因为商鞅已经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于世的思想，大讲富国强兵之道，秦孝公听得非常高兴。由于思想投机，两个人一连谈了几天也不觉得累。于是，商鞅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
入秦的第三年，秦孝公即任商鞅为左庶长，命他实行变法。商鞅变法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变法还未付诸实践，即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反对，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商鞅首先开口：“大王，我请求您允许我在您的国家改革变法；秦虽然有旧律，但已不足以使秦国强大起来了！商汤王，周武王，他们都没有按照祖宗传下来的制度治理国家，可是国家都富强起来了；夏桀，商纣，墨守祖宗的制度，结果都使国家灭亡。治理国家不一定只用一种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仿效古代的制度。”
听到商鞅的话，旁边的大臣甘龙急声叫道：“大王，不可啊！我们现行的制度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能改啊！我认为，聪明的人是不会通过改变法令来治理国家的，采用旧法治理，官吏熟悉，百姓也安定，天下才不会大乱啊！”
商鞅慷慨激昂，理直气壮地说：“前代有前代不同的形式，现在用哪个旧法合适呢？现在必须根据时代变化制定新法，按照目前实际情况来规定礼节。”
甘龙无言以对。
这时杜挚不温不火地说：“不是非常有利，就不能变法，没有十足的把握，也不能变法。用古人的法令，是没有错误的。”
商鞅面对大家，目光沉着，语气坚定地说：“治理国家没有一种永世不变的常道，只要有利于治国就不必效法古代。”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感染了大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秦王。
秦王激动地说：“好！好！寡人立即封你为左庶长，负责新法的制定。”
就这样，商鞅最终赢得了孝公的信任。秦孝公下定决心变法，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秦国是二十等爵，左庶长是第十级，掌握军政大权)，开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
商鞅变法前后有两次。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公布的，主要内容是：
一、废除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制，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新法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与奖励军功相联系，对秦的爵制加以整顿，规定了爵位的二十个等级。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也不得享受特权，对田宅、臣妾都有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商鞅变法还规定了禁止私斗。违犯者按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处罚。其目的是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这一制度对奴隶主贵族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新兴的地主阶级则是个鼓励。
二、鼓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商鞅认为，农业是“本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而商业、手工业是“末业”。新法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就要加倍纳税。凡多打粮食和多织布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凡因经商及懒惰而贫困的，其全家则沦为官府的奴隶。商鞅的“崇本”“抑末”政策，意在发展农业，防止商贾和高利贷者兼并土地，使秦民专力从耕织和战争中求富。
三、制定严厉的法令，实行“连坐”。商鞅以严厉的法令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法令制定的原则是“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据说连“弃灰于道者”（把灰倒在路上），也要处以黥刑（黥刑是古代一种肉刑，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涂上墨）。新法还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国家直接掌握全国的户口数，而且便于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他家必须告发，不然就要一同受罚；告发人和杀敌者一样受奖，赐爵一级。
为了确保新法的实施，商鞅不仅要取信于君，还要取信于民。《史记·商君列传》中是这样描写的，商鞅变法的法令虽然已经拟好，但还没有公布，因为怕老百姓不相信自己。于是，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市民：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此事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始知以赏善罚恶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普遍实行县制。商鞅变法前，只是在个别地区设立县。新法规定，全国普遍推广县制，把过去奴隶制的邑、聚等组织都合并为县。他把秦国划分为31个县，每县设立县令和县丞。从此以后，县就成为封建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这些官吏领取俸禄，由国君任免，与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不同，它更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
二、开阡陌（纵横道路）封疆（田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把过去国有土地上的纵横道路和田界清除掉，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措施对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迁都咸阳。为了便于向东发展，把国都从原来的雍城（今陕西凤翔县）迁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四、统一度量衡。当时的秦国，计量标准极不统一，这给全国范围内的货物交易带来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商鞅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统一的办法是：规定全国的度量衡都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即把升、斗、丈、尺作统一规定；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到全国各地。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是，这种统一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当然会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虚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十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
综合商鞅的变法内容，他之所以变法成功，主要是因为，他商鞅汇集了前代法家大师的治国智慧，更加详细和完备的设计了国家的法制体系，他推行的新政，行之有效，而且时效长久。严峻的连坐制度很快肃清了三秦大地上长期以来的侠客私斗的风潮，个人英雄主义崇拜被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所取代；成熟的土地政策使得原本耕地并不富裕的秦国开始兴起了开荒垦地的热潮，古老的井田制度最终成为了秦国的历史；更加公平的军功赏罚制度取代了呆板的世袭风气，民间的英雄子弟开始得到官方的认可和赏拔，秦国后期王翦等著名的军事将领基本都来自于平民阶层。
同时，商鞅带有浓烈个人色彩的变法手段是战国时期这次法家变法取得长久胜利的重要保障。从声望、人品、学术背景以及个人魅力来看，商鞅绝对不是最伟大变法的最合适人选。但是商鞅的实用主义帮助这个骄傲自负甚至有点刻薄的年轻人成为了最伟大的变法大师。
可以说，从商鞅变法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国再没有经历过大的变法，商鞅在国家政策上的前瞻性和成熟性是后来的很多政治家和改革家所无法相比的。不过，商鞅的严峻变法措施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皇亲国戚及贵族的权利和利益，最终导致了他必然的悲剧结局。
人们常说：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秦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继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
对商鞅的死，有人为之喊冤叫屈，也有人幸灾乐祸。喊冤者认为商鞅一心为秦国的崛起不遗余力，却遭如此下场，实在不公；幸灾乐祸者认为商鞅是作法自毙，自己死在了自己制订的酷刑上面。
对于商鞅的死最欢欣鼓舞的，当然，不是秦惠文王，而是秦帝国的贵族阶层，一大批“特权阶级”。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贵族阶层的权力，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却损害了一大批人的利益。可以说，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秦王要他死，而是触犯了“众怒”。
商鞅变法虽然对秦国的强大有很大帮助，但是，对于秦国的稳定和秦王的公共关系却有很大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秦王为了解决他自身的公关危机，必须杀死商鞅以抚平贵族群体的强烈不满。可以这样说，商鞅之死是壮士断腕式的一次出色危机公关处理。
总而言之，历史进步不一定要以变法者或反对者的流血为代价，关键在于变法所采用的方式。进入雷区也不一定被炸死，关键在于如何找到一条适当的路线。可惜商鞅和历史上许多变法者都不了解这一点。
群雄逐鹿——孟轲讲“仁”
《史记》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的早年教育中，孟子之父默默无闻，对他教育有功的主要是他的母亲。孟子小时候很贪玩，模仿性很强。他家原来住在坟地附近，他常常玩筑坟墓或学别人哭拜的游戏。母亲认为这样不好，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孟子又模仿别人做生意和杀猪的游戏。孟母认为这个环境也不好，就把家搬到学堂旁边。孟子就跟着学生们学习礼节和知识。孟母认为这才是孩子应该学习的，心里很高兴，就不再搬家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孔子之嫡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后来人们以“思孟”并称，除了他们思想上的一致外，与这种师承也是有关的。
孟子学成之后，就开始“周游列国”，以学于诸侯。他游说诸侯的第一站是齐国，那时他40岁左右。他本想通过正在“一鸣惊人”的齐威王施展其“仁政”理想，但不受齐威王的重用，只是被任为客卿。他听说宋王偃将要推行“王政”，就约在公元前323年之时离齐赴宋。但宋王偃并不打算接受孟子的主张，孟子只得“远行”，回到他的家乡邹国。在邹国，邹穆公曾向他请教为政，屋庐子、曹交、然友或向他问礼，或向他问学。而滕文公断然实行“三年之葬”，就是听从了孟子的指教。
约在公元前322年，孟子来到滕国。滕文公对孟子言听计从。在孟子的支持下，滕文公实行了仁政。但滕国是弱小国家，位于齐、楚两大国之间，虽然竭尽全力侍奉大国，但被侵犯和被兼并的危险仍然时时威胁着它。大国稍有举动，滕文公就吓得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总想着如何苟延残喘。于是滕文公经常向孟子请教对策。面对强国的威胁，孟子也无能为力，所以孟子一面空喊“仁者无敌”，一面又无可奈何地劝滕文公听天由命。孟子在滕国大约数年，看到滕国不是实行仁政的理想之地，于是将希望完全寄诸大国，乃有后来的齐、魏之游。大约在公元前320年，孟子听说梁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就离滕赴魏，来到了魏都大梁。
孟子与梁惠王是话不投机三句多，但梁惠王好歹执行的是尊重知识分子的政策，至少表面上还尊师重教。而孟子为了讲述自己的仁政，也是个很有耐心的好老师，用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方式。没想到，第二年梁惠王就死了，未能实行孟子的主张。他的儿子梁襄王即位，孟子觉得他不像一个有为之君的样子，就失望地离开了大梁。
孟子所见的国君，除了梁惠王，还有齐宣王。
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齐宣王继位。齐宣王好士，稷下学宫会聚了上千名士。孟子离开魏国，来到齐国，齐宣王对孟子敬若上宾，礼遇有加。齐宣王很想恢复齐国昔日的霸业，因而一见孟子便向他请教如何成就霸业之事，孟子的回答是用仁政，集中反映这一思想的便是《齐桓晋文之事》章。
然而，尽管孟子纵横论证，说理透彻，但在齐宣王看来，仁政善则善矣，毕竟不切实际。孟子与宣王交谈较多，内容也比较广泛，除“仁政”这一核心问题外，还涉及音乐欣赏、邻国交往、猎场建制等问题。孟子将这些谈话统统巧妙地纳入仁政的轨道。
本来孟子对齐国实行仁政抱有很大希望，认为齐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齐宣王又有“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孟子·梁惠王上》）的表态，在齐实行仁政易如反掌，所以，在齐国先后逗留了六七年之久，但现实却让他多次碰壁。齐宣王表面上对他十分尊敬，但从来没有认真采纳他的主张，虽然给他一个卿的位置，也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战。齐国出兵伐燕，攻占燕国，秦、赵、楚等国准备出兵攻齐。齐宣王十分紧张，向孟子问计。孟子劝他释放俘虏，归还重器，然后撤军，并与燕人相商，为燕国重立新君。但齐宣王未接受孟子的建议。公元前312年，燕人叛齐，齐宣王吞并燕国的计划彻底告败。为此，他自觉“甚惭于孟子”。大臣陈贾在孟子前替齐王辩护，遭到了孟子的指责。自此，孟子就要辞去卿位，离齐还乡。
宣王主动去见孟子，表示挽留，并打算在临淄城中给他一幢房舍，予以万钟的厚禄。对此，孟子并没有接受，决计离齐。在回邹国的途中，孟子心情非常复杂。他在齐边邑昼连住了三晚，希望齐宣王改变态度，亲自来昼挽留他。但齐宣王始终未来，他才在失望中离开了齐国。
孟子归邹之后，又到宋国活动，与宋轻相会于石丘。孟子肯定了来轻的弭兵之志，但认为“怀利以相接”不如“怀仁义以相接”（《孟子·告子下》）。
公元前312年，孟子由宋归邹。他游说诸侯，遍历齐、魏、宋、鲁、滕诸国，奔波了35年而始终实现不了自己的“仁政”理想，就只好归隐故乡，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一起著《孟子》一书，记叙他一生的行事，阐述其思想学说。
从当时的情势看，孟子提出的仁政方案与时代不太合拍。诸侯“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本传）。孟子从儒家传统的仁学观念出发，主观地、片面地认为矛盾、战争、民生之苦等一切社会危机的出现都是由于统治者的“仁”不够，于是就设想了一套以仁学观念为核心、以民本思想为内容的仁政方案，结果处处碰壁。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仁政体现的民本思想、人文关怀，对统治者暴政的愤怒抨击等，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孟子的人格而言，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屡遭挫折而矢志不渝，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体现了儒家的经世淑世观念，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群雄逐鹿——逍遥自得
“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中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的“逍遥”观对我们有许多启发意义。
庄子生活在我国战国前期，当时正是秦、齐、楚、韩、魏、赵、燕七雄争霸天下的时代，弱肉强食，兼并战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庄子反对非正义的兼并战争，反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对黑暗社会极为不满。
庄子原名庄周，是战国中期宋国蒙地（今河南商丘市东北部）人，原是“楚庄王之后，以缢为氏”，不过，庄子虽属王族，但那已经是两百多年前的事情了，到庄子一代，因为吴起变法以及后来因此而发生的楚国王公作乱，庄子的父祖辈为避祸乱，早已在庄子出生前十二年便越境迁居宋国了。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家庭一下子落魄为庶民，流亡异国，自食其力，期间的艰难可想而知。由此可以想到，自幼便生活在一种动乱、忧患的环境气氛中、在物质生活上极度匮乏的庄子，其一生所承担的生活重压是多么巨大，然而，这一切也正造就了他内向型的人格特性，并且使他自小就开始了对人生的诸多问题的思考。
庄子小时候日子过得十分贫困。一次，他的母亲病了，家里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子就去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河侯借粮。监河侯欺他年纪轻，作弄他说：“我现在没有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你再来借吧。”聪明的庄子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鲫鱼正在挣扎。那鲫鱼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到卖干鱼的摊子上去找我吧。’”
可见，庄子之聪明！庄子从小饱尝了贫穷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出去当官，与统治者合作，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他们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当人上人，作威作福地统治人民；而普通老百姓呢？如果他们偷了一点东西，那就被认作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因此，什么“王道”、“霸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的、骗人的。因此，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
一次，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想顺便去看看他。有人告诉惠施说：“庄子到梁国来，想取代你做宰相。”于是惠施非常害怕，在国都搜捕三天三夜。庄子前去见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你知道吗？从南海起飞飞到北海去，不是梧桐树不栖息，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甜美如醴的泉水不喝。在此时猫头鹰拾到一只腐臭的老鼠，鸟从它面前飞过，猫头鹰仰头看着，发出‘吓’的怒斥声。现在你也想用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惠施听了庄子讲的故事，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
据《史记》记载，楚威王也曾因为听说庄子很有才华，派人带着“千金”的厚礼请他出山。使臣对庄子说：“如果您出山，楚王想让您担任宰相。”庄子笑了笑说：“一千两金子，这是很重的礼物；当楚国宰相，是很尊贵的地位。但是，您难道没见过国君祭祀时用来作为牺牲的牛么？好草好料养它几年，祭祀时为它披上彩色的锦绣绫罗，然后把它牵入太庙的祭坛之上，这时候，这头牛想在野地里孤伶伶地啃干草，能吗，请您早点回去吧，不要骚扰我宁静的生活。我宁愿在污泥中像泥鳅一样自由自在，图个身心愉快，而决不为王侯所用，让他们用宰相的枷锁把我限制起来。”
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子出仕，他又亲自赶到溪水边上去聘请庄子。而庄子则看也不看楚威王，只是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才回头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它的骨架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
楚威王一时没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它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地游来游去吧！”
庄子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地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大王还是请回去吧。”
庄子能够始终坚持的理念，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当然，庄子不愿意做官，与统治者合作，他只有逍遥地道各地游说，宣传他“无”的观点。他认为，贵与贱，官与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次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子。“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子呢，还是庄子做梦变成了蝴蝶？”
由此可见，他的思想与自然已经合融在一起，融为一体了。
庄子认为，很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也就叫做“道”。因此，后人把老子和庄子的学说统称作“道家”。庄子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史记》里还说他“其言恍洋自恣以适己，故自”，其实庄子又何尝不想做官，只是身逢乱世，他是不想因为做官而背弃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何况，“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也阻断了他入仕的道路？然后，他再回想自己的祖辈也是为官宦、政权所累，于是他心灰意冷，看破人生，甘愿做一个清贫、恬淡寡欲的道人。
庄子的思想成就，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的确是一份不可低估的文化事业，鲁迅先生评价庄子说，他汪洋恣肆，仪态万方，先秦诸子莫能先也。
庄子的很多成就都与其清静无为、潜心学术的“逍遥”的人生态度分不开，可惜今人未能知庄子之心，看到的只有他的逍遥与成就，却不问，什么造就了他的逍遥与成就，他的这份成就与逍遥当中到底凝聚了他对人世多少的枯涩与无奈？
其实，庄子所谓的不拘流俗，蔑视功名，自甘清贫，愿为“不材之木”，皆不过是他对现实的无奈呐喊罢了。一千多年后的苏东坡也曾感叹：“有口难言不如醉，有路难行不如睡。”“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两千年后的李宗吾先生也以一套《厚黑学》来宣泄自己对人世的无奈与不满。他们哪一个不曾胸怀天下，壮志凌云？
很多时候，很多有才华的人，现实并没有给他们施展抱负的机会，当他们在正常的社会生活当中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有“入道”，只有寄情他物。而此时，庄子的“道”便成了历代才子政客失志时的一种精神寄托，而庄子本身，仿佛子夜星空上那一轮孤独的明月，为迷失在人生道路上的人们指引着一条通往豁达、出世的路。
群雄逐鹿——合纵连横
战国七雄中，就数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为保护己国，于是便联合起来想办法抵抗秦国。然而，是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结成东西联盟来保存自己呢？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人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张仪与苏秦同受业于鬼谷子，他们俩是同学。
《史记》说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洛阳是当时周天子的都城。他很想有所作为，曾求见周天子，却没有引见之路，一气之下，变卖了家产到别的国家找出路去了。但是他东奔西跑了好几年，也没做成官。后来钱用光了，衣服也穿破了，只好回家。家里人看到他趿拉着草鞋，挑副破担子，一付狼狈样。他父母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妻子坐在织机上织帛，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他求嫂子给他做饭吃，嫂子不理他扭身走开了。
遇到此种情况，苏秦受了很大刺激，决心争一口气。从此以后，他发愤读书，钻研兵法，天天到深夜。有时候读书读到半夜，又累又困，他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虽然很疼，但精神却来了，他就接着读下去。传说，他晚上念书的时候还把头发用带子系起来拴到房梁上，一打瞌睡，头向下栽，揪得头皮疼，他就清醒过来了。他这么悬梁刺股，苦苦地熬了一年多工夫，读熟了姜太公的兵法，记熟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
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见燕文公，苏秦开门见山地对燕文公说：“这些年来，燕国的人民安居乐业，没有受到战争的骚扰，大王您也没有损兵折将的忧愁。这一点，哪个国家也比不上您，大王明白是什么缘故吗？”
燕文公摇摇头，说：“不知道。”
苏秦说：“燕国之所以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犯，是因为燕国南边有赵国这座天然屏障。秦国与赵国已开过五次战，二胜三负。秦赵两国互相杀戮，双方筋疲力尽，燕国才能躲在背后平安无事。所以燕国不必害怕秦国。秦国如果出兵攻打燕国，必须途经赵国，而且战线过长，即使攻下了城池，也不能长期占领。但赵国如果攻打燕国，十天就能打到燕国都城，所以说秦国打燕国是千里之外的事，赵国打燕国是百里之内的事。大王如果不担心百里以内的祸患，而去注重千里之外的战事，策略上就犯了大错误。所以我建议燕国和赵国合纵亲善，那么燕国就再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燕文公非常赞成苏秦的办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
苏秦来到赵国之后，便以燕国使者的身份晋见赵侯。他向赵肃侯指出：“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它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地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它。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因此，苏秦请赵侯出面倡议六国合纵抗秦。
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诸侯以订立合纵盟约。正在这时，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要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
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在苏秦已经因为自己的合纵战略名显诸侯的时候，他还是楚相的一个普通门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天，楚相大会宾客，张仪也在邀请之列。但是在宴会结束以后，楚相身上佩带的玉璧不见了。当时很多人都对楚相说，张仪贫穷而没有品德，一定是张仪把玉璧偷走了。楚相让武士捉住张仪审问，张仪不承认偷了玉璧。楚相就命令打了张仪几百竹板，逼迫张仪承认。但是张仪坚决地说没有偷，拒绝承认。尽管没有审问出来，但是这件事之后也使张仪没有脸面再在楚相那里做门客了。他回到家里，妻子看到他被羞辱的样子对他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你那什么学说，在家里好好做普通百姓，怎么会遭到这样的侮辱呢！张仪摇了摇头不以为然，他对妻子说：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笑着回答：舌头当然还在，不然你怎么吃饭呢。张仪说：舌头在就足够了，我的舌头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建功立业的。
苏秦深知张仪的为人，请将不如激将，于是他叫来手下的家臣贾舍人，叮咛嘱咐了一番，便打发他去了。
苏秦不仅不亲自前往，而且还不遣使邀请，只是派人乔装打扮，暗中行事。派去的人寻机接近张仪，暗示道：“当初，先生与苏秦交谊至深，现今苏秦仕途亨通，您何不前去求见，借以实现平生宏愿。”这时，张仪正为怀才不遇而感叹，也希望同窗能够帮自己一把，于是就决定投奔苏秦。
张仪满怀希望地来到了赵国。第二天就去见苏秦去了，并没有通报他。直到第五天，看门的才给他往里回报，那人回来说：“今天相国很忙，他说请您留下，改日去请您。”张仪只好又回到客店，耐心等待。谁知道一连等了几天，没有一点消息。张仪气得便要离去。可是店主却说：“您不是说过相国打发人来请您吗？万一他来找您，您让我上哪儿找去！我们也不敢把您放走哇！”
张仪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为难，心里更为烦躁。度日如年地又熬过了几日，总算盼来了苏秦的接见。尽管先前的冷漠已使张仪料到，此番接见肯定不会怎么隆重和热情，但实际情况竟比他的预料还要糟糕。张仪整整衣冠，擦着袖子，上了台阶。只见苏秦孤傲地坐在堂上，见张仪进来，竟然没动。
张仪忍气吞声地向苏秦作了一个揖，却见苏秦慢条斯理对他说：“多年不见，你好哇？”说着，指了下面的桌子，说：“该吃饭的时候了，请在这儿用点便饭吧。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张仪只好坐下，见桌子摆着一点青菜和粗米饭。往往旁边一看，苏秦面前的全是山珍海味。他本想拂袖而去，但由于太饿只好勉强地吃了几口。谁料，还没有吃几口，却听见苏秦说：“我知道你的才干比我强，却怎么穷到了这步田地。我要把你推荐给赵侯，叫你得到富贵，倒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可是我怕你没有志气，做不了什么大事，反倒连累于我？”
张仪听完此话，气得七窍生烟，说：“季子！(苏秦的字)我以为你没忘了朋友，才千里迢迢地来看你。想不到你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连同学的情义都没有！你……你……你太势利了！”说完就走了。
之后，苏秦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贾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它，咱们该对付哪个好呢？越逼得紧，人家越怕，越害怕就越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同意了张仪的意见，暂时不向赵国进攻。
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洹水（今河南北境安阳河）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了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让他专门管六国联合抗秦的事。苏秦挂了六国的相印，成了显赫的人物。
这消息传到了苏秦的家乡，他的父母兄嫂都后悔以前对苏秦的态度不好。听说苏秦要去赵国经过洛阳，全家人特地赶到洛阳城外30里的地方，把路扫得干干净净，准备了丰盛的酒宴，跪着迎接他。苏秦看到这情景，前后对比，百感交集。
可是“合纵”很快就被苏秦的同学张仪的“连横”策略破坏了，苏秦也被刺客刺死，“合纵”宣告彻底破产了。
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游说，要这些国家与秦国联合攻击别国，叫“连横”。
用“舌头”建功立业
秦惠文君九年(公元前329年)，张仪由赵国西入秦国，凭借出众的才智，被秦惠王任为客卿，筹划谋略攻伐之事。次年，秦国仿效三晋的官僚机构开始设置相位，称邻邦或相国，张仪出任此职。他是秦国置相后的第一任相国，位居百官之首，参与军政要务及外交活动。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生涯。
当时六国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同盟，对付秦国的“连横”。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
联盟的力量，制止了强秦的扩张，屈原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做主。而此时，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暗藏嫉妒和忌恨之心，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中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不满起来。秦国的间谍把这一情况，报告秦王，秦王早想进攻齐国，只碍着六国联盟，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秦王大喜，准备了金银财宝，交给张仪带去。张仪将相印交还秦王，伪装辞去秦国相位，向楚国出发。
公元前304年，张仪到了楚国后，先来拜访屈原。《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史记·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张仪见到屈原后，说起了秦国的强大和秦楚联合对双方的好处，屈原说：“楚国不能改变六国联盟的主张。”
张仪告诉子兰：“有了六国联盟，怀王才信任屈原，拆散了联盟，屈原就没有什么可怕了。”子兰听了，十分高兴。楚国的贵族就和张仪连成一气。子兰又引他拜见了怀王最宠爱的王后郑袖，张仪把一双价值万金的白璧，献给了郑袖。那白璧的宝光，把楚国王后的眼睛都照花了。郑袖欣然表示，愿意帮助他们促成秦楚联盟。大家认为：“要秦楚联合，先要拆散六国联盟；要拆散联盟，先要怀王不信任屈原。”
在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后，张仪又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楚怀王。
张仪笑眯眯地对楚怀王说：“大王若能封锁住东方边境，和齐宣王绝交，我张仪愿意献上商于之地六百里。”
楚怀王是个大老粗，不听屈原的劝告，听信了张仪的诱惑，派了一个嘴巴特别脏的勇士跑到齐国骂街，宣布齐楚绝交。随后又派人跟着张仪去秦国接收六百里土地。
到了秦国后，楚国使臣向张仪催讨六百里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地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六百里土地送人？我是把秦王赏我的六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
楚国使臣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地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六百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六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地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能送人呢？”楚国使臣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
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地下令发兵十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六百里土地。可结果呢？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六百里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而在这次战争中，秦国得到了很大好处。秦国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置汉中郡(今陕西汉中东)。这样秦国的巴蜀与汉中连成一片，既排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的威胁，也使秦国的疆土更加扩大，国力更加强盛。《史记·张仪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无疑张仪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
经过这次战争，楚国元气大伤。屈原满怀悲愤，写了《国殇》，纪念楚国卫国将士的英雄气概。
痛定思痛的楚怀王，后悔没有采用屈原的策略。他就派屈原出使齐国，欲与齐国重新结盟。此后五、六年，屈原还算受到怀王的器重。可是又过了几年，楚怀王禁不住秦国的送钱送地送美女的诱惑，再加上被秦国行贿收买的重臣靳尚和宠妃郑袖的鼓动，又决定和秦国结盟。屈原又因此远离了权力核心，甚至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时屈原已经五十岁了。
楚怀王29年（公元前300年），秦国又背信弃义，进攻楚国。楚怀王急召屈原入宫，商讨联齐抗秦之策。这时，秦昭襄王派人给楚怀王送信，说只要怀王愿意到武关和他当面结盟，秦国就撤兵还地，两国永远交好。“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屈原列传》）意思是说：秦国是和虎狼一样凶残的国家，一直图谋想吞掉我们楚国，以前曾经多次欺骗我们，您千万不能去秦国呀！可是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对楚王说：“为什么要辜负了秦王的好意呢？大王您一定得去，一方面我们得罪不起秦国，另一方面不用和秦国打仗就能收复失地，好处多多。”这个子兰，曾被封为春申君，封地在现在苏州、上海一带。上海称“申”城，即源于子兰的封号。结果楚怀王听了子兰的话，去了武关。
楚怀王刚到武关，秦朝的伏兵就将其归路截断了，把怀王扣留，威胁他答应割让土地。楚怀王大怒，不肯答应。于是，秦王就把楚怀王绑架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对怀王无比忠诚的屈原写了《思美人》，以美人寄托对怀王的思念。
国君被掳，楚国的王公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大片土地一定不能割让，索性就另立了楚王。太子横即位，就是顷襄王。子兰被任命为三公之首的令尹，把持朝政。子兰对屈原，总觉得如芒刺在背，不除不快。他鼓动手下的官员不断去顷襄王那里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二年，屈原终于被罢官流放到南楚洞庭湖一带。
屈原很可能是在此次流放期间，写出了他最重要的文学著作《离骚》。同一时刻，那个背运的楚怀王继续着他的不幸。被秦国囚禁了两年，终于寻到机会出逃。秦国发现怀王不见了，就封了赴楚的道路。怀王逃到了赵国，赵王不敢收留。又逃到了魏国。秦国派人去要，魏王怕惹怒秦国，就把楚怀王又交给了秦国。怀王百名攻心，一病不起，不久就在秦国病死了。这件事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挨，感慨于国君昏庸无能，而自己的国家日益衰落，心情越来越沉重。一天，屈原来到江边，头发披散在肩上，一边漫步，一边悲愤长吟。脸色憔悴，瘦骨嶙峋。这时，一位渔翁看见他，非常惊诧地问：“这不是三闾大夫吗？您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屈原叹了口气说：“世人都污浊而只有我是出淤泥而不染，大家都昏沉大醉，唯有我是清醒的，所以我才被放逐到这里来了。”
渔翁对他说：“贤明的人处世灵活多变而不固执。既然整个世界都污浊一片，那你为什么不随波逐流？既然大家都沉醉不醒，你为什么不也喝上几杯？何必要吃这被流放的苦头呢？”
屈原回答说：“我听说过，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身躯的人一定要把衣服上的尘土抖干净，人们又有谁愿意以清白之身，而受外界污垢的沾染呢？我宁愿跳入江水长流之内，葬身鱼腹之中，也不愿让世俗的污染使自己清白的品行受到损害！”
于是屈原满怀惆怅地留下《怀沙》一篇，便纵身投入了汨罗江。
屈原宁愿跳入江中葬身鱼腹，也不愿以自己的清白之身沾染世俗的污泥浊水。就这样，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怀着对楚国的无比热爱，结束了他刚烈的一生。
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
历千载而不衰，饱万户之颂扬，屈原的精神能流芳百世，与他的悲壮就死分不开。如果楚王能察纳良言，屈原的“联齐拒秦”的政治主张得以成功；如果屈原一生处荣受宠，仕途风顺；如果屈原能忍辱负重，经得挫折，没有十足的书生傲气，成为一个趋炎附势的市侩政客，那么他的一生就不会演绎得那么悲壮，也不会仰天长啸出壮烈的诗句。
纵观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人生，但在他的身上却有着垂范于后世的完善人格。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群雄逐鹿——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见于《史记·赵世家》：“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是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大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赵武灵王在位期间，正处在战国中后期，列国间战争频繁，兼并之势愈演愈烈，各诸侯国均在发愤图强，以图立于不败之地。进而吞并诸国，称霸华夏。当时，赵都邯郸，疆土主要有当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陕西省东北隅。其周围被齐、中山、燕、林胡、楼烦、东胡、秦、韩、魏等国包围着。时人称赵为“四战之国”，其形势之险恶可以想见。赵武灵王即位前，赵的国势很弱，往往无力抗击二、三等小国中山国的侵扰。赵武灵王即位后，在实行“胡服骑射”前的18年中，赵屡败于秦、魏，除损兵折将，国力大衰外，还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楼烦也乘此机会，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
赵武灵王看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
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提出“着胡服”“习骑射”的主张，决心取胡人之长补中原之短。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赵国被动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国这个“心腹之患”，进而继承先祖赵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诸胡”的事业，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为笨重的战车只宜在较为平坦的地方作战，在复杂的地形中运转十分不便；众多的步卒也无力对付那奔驰迅猛、机动灵活的骑兵。必须学习诸胡的长处，壮大自己，才能免于被动挨打。
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臣楼缓，楼缓当即表示同意他的想法。而后，他又招来相国肥义，向他讨教此事是否可行，肥义鼓励他说：“凡事不能迟疑，首鼠两端必然一事无成。相传舜曾向有苗氏学习过舞乐，大禹治水经过裸国，也随之裸身，因此改装易服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只要利国利民，就应该坚定地去做。”
肥义的话，坚定了赵武灵王的决心，他随即找来一套胡服穿上，发誓道：“我决心易服改装，骑射教民，就让世人都来笑话我吧！但是胡地和中山必归我属！”
然而，向胡人学习，在当时却是“离经叛道”的行为。赵武灵王的这一决策，除楼缓、肥义等少数人支持外，“群臣皆不欲”，特别是赵氏贵族如公子成、赵文、赵造、赵俊、赵燕等，或公开反对，或消极抵制。这些守旧思想僵化，盲目自大。他们认为华夏地区是“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行义也”。总之，自己的一切都好，胡人的一切都坏，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
在这样巨大的阻力面前，赵武灵王没有灰心，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由于胡服骑射顺应时代的要求，代表赵国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强敌侵扰的愿望，加上赵武灵正采取说服教育，自上而下逐步推广的措施，最终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赵武灵王就这样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过了不久，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部穿上了胡服。在民间，刚开始穿胡服时，有的人觉得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胡服比起以前的衣服实在方便得多，所以，很快被民众所接受，并流行起来。
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就是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工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后，赵武灵王亲自把临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过来，又收服了东胡和临近的几个部族，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了。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不但中山、林胡、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
赵武灵王在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中，通过在全国，特别是在北方近胡地区人民中招募善于骑射的人，改组部分步兵为骑兵；收编边地游牧族的胡骑等途径，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并通过在代地经营胡马和迫使林胡王献马等渠道，获得了大批良马，为骑兵部队的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武灵王在进攻中山之前，采取了十分审慎的布置。派使臣同时出访秦、韩、楚、魏、齐，调集部分兵力戒备边境，以防不虞。武灵王吸取之前进攻失败的教训，这次他采用分路进攻的作战方针。先遣两军由中山西部进攻，然后主力分成三路由中山南部五面突袭，很快就占领了中山大片国土。中山国被迫请和，割让南部四邑。
从公元前305年到公元前300年，赵军先后五次进攻中山，最终灭掉中山。从此，赵国合为一体。赵国成为唯一可以与秦国抗衡的大国。
赵武灵王对服装的改革是成功的，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一是由于赵雍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此认识明确，决心大，措施得力；二是由于在社会系统中，这毕竟只是一个单项改革，不是过分复杂，而且这一改革没有牵扯到人们的益害关系，所以，不至于反对势力矛盾激化，被人们彻底接受的余地很大。
当然，从这件事也可看出，赵武灵王乃是一个勇武敢为的人。赵武灵王深谋远虑，锐意革新，胡服骑射的强兵效果无须复言，极大地增强了赵国国民对胡服骑射的信心和向往。他还以灵活的邦交策略，成就其灭中山、破三胡之功，使赵国武力大增，成为战国后期的抗秦主力。在赵国影响下，中原各国陆续组建骑兵，推动了战争方式的变化。赵国的改革，也增强了合纵国的力量，对秦国也是一种威慑。此外，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游遍赵国全境的国君。
公元前299年，他正式传位给儿子赵何，就是赵惠文王。武灵王自己改称主父（意思是国君的父亲）。
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之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察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诈自为使者入秦”作军事相定。他打扮成赵国的一名使臣，带着几个手下人，上秦国去。
到了秦都咸阳，赵主父以使臣的身份拜见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
秦昭襄王问他：“你们的国君老了吗？”他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手里。”
秦昭襄王跟这位“使臣一招”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使臣一招”说：“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先来增加了十多倍，大约能够跟贵国结交了吧！”秦昭襄王听了这话，还挺尊敬他。
宴罢，“使臣一招”离身回国，秦昭王也回去休息。他躺在床上，越睡却睡不好，脑子里回想起白天的“赵使”形象来，以及他的音容笑貌。“赵使”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的非同常人的电磁波，深深刺激着年轻的秦昭王——这个人好像比我还像王。
“我感觉他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秦昭王自己对自己说。几天之后，秦昭王越想越不放心，传令追“赵使”回来。
哪里去追啊，赵主父已经圆满执行了窥秦计划，脱身离开秦境，从函谷关回国了。秦昭王事后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所谓“赵使”，其实就是赵武灵王自己！秦昭王闻讯，无限诧异。
在整个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也是屈指可数曾经游遍其国土的几位国君之一。若没有一番不小的勇气，他怎敢在当时如此复杂的战国乱世中，游遍各国？赵武灵王的勇气在当时的中原各国中是十分罕见的，不得不令后人佩服。
群雄逐鹿——巧布奇阵
公元前284年，一天，燕昭王召见群臣，分析国内外形势。他认为讨伐齐国的机会到了，群臣没有异议，于是，拜大将军乐毅为上将，统帅与之联合攻齐的秦、赵、韩、魏等国的兵马，大举伐齐。不到半年的时间，五国联军就攻克了齐国的70余座城镇，最后，只剩下莒(今山东省莒县)、即墨(今山东省平度东南)没有攻下来。齐湣王也被一个号称救齐，实际趁火打劫的名叫淖齿的楚将杀死。第二年，齐国大臣王孙贾等设计除掉了淖齿，立齐湣王的儿子法章为齐襄王，君主坚守莒城。这时，有位大臣向齐襄王推荐从安平(今山东省临淄东)逃到即墨的一个名叫田单的齐宗室人，说此人能征善战，是难得的将才。
田单是一个民选的将军，在齐王统治时期，仅是个管理市场的小官，专与小商贩打交道。那时候的他得不到重用，也没有显示出过人的才华，一天到晚穿着黑大褂、甩着长袖在市井间百无聊赖地行走。如果没有战争，他大概不会被历史记住。好在齐都临淄失守的时候，他随民众一起逃到了安平。足智多谋的他居安思危，命族人把车轮外头的车轴锯短，再用铁皮包裹起来。当燕军进攻安平时，逃难的人皆因车轴相互冲撞而人伤车毁，被燕军所俘，唯有田单等顺利地驱车逃到了即墨城。见小计而知大谋，人们对田单的将才有了初步的认识。当即墨城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城中人皆推田单为将：“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全，习兵。”他也众望所归地打了一场漂亮仗。田单后被封为安平君，太史公称赞他善用奇兵：“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发脱兔。适不及距，其田单之谓也。”（《史记·田单列传》）。
再说这乐毅，他知道，单靠武力是征服不了齐国的民心；民心不服，就算把齐国全拿下来，也守不住。好在齐国只剩下两座城，也不能再成什么大事了，不如以恩德去打动齐国人。于是，他做了几件讨好齐国人的事情，如废除当时齐王所定的苛刻法令，减轻人民捐税负担，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优待地方名流等等。乐毅围困莒城和即墨将近三年，可还是没有打下来，他就下令退兵，把大军驻扎在离城十多里远的地方，并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是城里老百姓出来，可以让他们随便来往，不准留难他们。瞧见挨饿的，给他们吃；受冻的，给他们穿。”
乐毅三年没有把这两座城攻下来。燕国就有人在燕昭王面前说：乐毅能在半年之内打下七十多座城，为什么费了三年还攻不下这两座城呢？并不是他没有这个能耐，而是想收服齐国人的心，等齐国人归顺了他，他自己当齐王。
燕昭王非常信任乐毅。他说：“乐毅的功劳大得没法说，就是他真的做了齐王，也是完全应该的。你们怎么能说他的坏话！”
燕昭王还真的打发使者到临淄去见乐毅，封乐毅为齐王。乐毅十分感激燕昭王，但宁死也不肯接受封王的命令。这样一来，乐毅的威信反而更高了。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了，燕惠王继位。燕惠王做太子时，就与乐毅有隙，所以当他继位以后，对乐毅用而不信。田单一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机会，准备乘机进行反间。于是暗中派人到燕国去散布流言说：“除莒城和即墨两处之外，齐国大片土地全在燕国军队手里。乐毅能在短时攻下齐国70余城，难道用几年工夫还打不下莒城与即墨吗？其实他是想用恩德收服齐人之心，为他叛燕自立做准备。”
燕惠王本来就猜疑乐毅，听了这些话信以为真，于是下令派骑劫为大将去齐接替乐毅。乐毅深知燕惠王收回他兵权的用意，他听信谣言，欲加罪于自己。他认为“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决定拒绝回燕而西向去赵。赵惠王见乐毅归赵，隆重地接待了他，并封他为望观津(在今河南省商丘东)，号望诸君。赵王这样尊崇乐毅，是借以警惕燕、齐，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再来说这骑劫，他是一个寡思少谋而又骄狂自大的人。乐毅奔赵后，他来到齐国，一反乐毅原来的战略部署和争取齐人的正确政策，而施之以残暴。燕军的将士都不服气，可大伙儿敢怒而不敢言。骑劫下令围攻即墨，围了好几层。可是城里的田单，早已把决战的步骤准备好了。
田单为了调动齐军士兵的必胜信心，指使一个会装神弄鬼的巫师到军营里，命部下对这个巫师顶礼膜拜，让千军万马都信奉他的说教。一天，他对将士们说：“神显灵了，神愿助我破燕！”“燕军可破！燕军可破！”齐军听了欢呼跳跃，士气倍增。相反，自从乐毅将军走后燕军士气越来越低落，很多人开了小差。但是，田单不急于攻燕，他对老百姓说，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祭祖，然后，让人把鱼肉等美味放在院子当中，这样招来了许多飞鸟。他又说：“这是上天助我一臂之力的信使，不可怠慢！”他就这样利用迷信，调动士兵和百姓的求战、必胜的积极性。同时，他还不断麻痹敌人，每天只让一些老弱残兵在城楼上站岗放哨。另外，加紧修筑工事，积极练兵备战，决定以奇制胜。
此外，田单还利用反话诳敌的计谋，派人到燕军散布说：齐人最怕燕军挖掘他们的祖坟，一旦祖坟被挖，城中军民必然人人寒心，哪会有斗志抗御燕军？燕将骑劫信以为真，下令挖掉齐人的祖坟，甚至焚尸扬灰，威逼齐人投降。城中军民见燕军如此残暴，伤天害理，无不悲愤填膺，表示要与燕军决一死战。
即墨的士兵和群众纷纷向田单请求，一定要与燕国人拼个你死我活。田单挑选了五千名壮丁、一千头牛，先训练起来，叫艺头儿和妇女们在城头上值班。他又搜集了好些金子，打发几个人装作即墨的富豪，偷偷地结骑劫送去，说：“城里的粮食已经完了，不出三天就得投降。贵国大军进城的时候，请求将军保全我们一家老小。”骑劫见财喜出望外，连声允诺，一心只等齐军投降．而放松了戒备。
田单认为，反击燕军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即墨兵力有限，出击围城的大批燕军，必须设计一个好的作战方案。于是，田单把那一千头牛打扮起来。牛身上披着一块被子，上面画着大红大绿、稀奇古怪的花样。牛角上捆着两把尖刀，尾巴上系着一捆浸透了油的苇束。
一切准备就绪后，在一个漆黑的晚上，田单发出了动员令：“诸位将士们，我军击溃燕军的时候到了，大家要齐心合力，奋勇杀敌，务必全歼骑劫之旅！我已布下火牛阵，定会杀他个片甲不留！”说完，就命士兵凿开城墙几十个门洞，纵牛出城。五千士兵紧跟在后，看看快到敌营了，士兵点燃牛尾巴上的芦苇。牛尾巴一烧着，一千多头牛被烧得牛性子发作起来，朝着燕军兵营方向猛冲过去。齐军的五千名“敢死队”拿着大刀长矛，紧跟着牛队，冲杀上去。
城里，无数的老百姓都一起来到城头，拿着铜壶、铜盆，狠命地敲打起来。一时间，一阵震天动地的呐喊声夹杂着鼓声、铜器声，惊醒了燕国人的睡梦。大伙儿睡眼蒙眬，只见火光炫耀，成百上千脑袋上长着刀的怪兽，冲了过来。许多士兵吓得腿都软了，哪儿还想抵抗呢？
这次战役，燕军损兵折将，死伤人数不计其数。燕将骑劫坐着战车，想杀出一条活路，但是，哪儿冲得出去，结果被齐兵围住，丢了性命。齐军乘胜反攻。整个齐国都轰动起来了，那些被燕国占领地方的将士百姓，都纷纷起兵，杀了燕国的守将，迎接田单。田单的军队打到哪儿，哪儿的百姓群起响应。不到几个月工夫就收复了被燕国和秦、赵、韩、魏四国占领的七十多座城。
田军把齐襄王从莒城迎回临淄，齐国才从几乎亡国的境地中恢复过来。而田单也被封为安平君，执掌齐国军机大权。
群雄逐鹿——负荆请罪
和氏璧，一块宝玉的名称，记载于《韩非子·和氏》中，因其璧的故事曲折跌宕，牵扯名人众多，故而千古流传。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曾称颂此玉为：“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
相传在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叫卞和的人，在楚山中拾到一块玉璞（即未经过加工的美玉），把它奉献给了楚厉王。楚厉王以为只是一块石头，就以欺君之罪将卞和的左脚砍下。后来，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将这块玉献给武王，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下了他的右脚。
楚文王即位后，卞和抱着玉璞到楚山下大哭，一直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最后哭出了血。文王听说后，就派人问他，说：“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都没有这样痛哭，你为什么哭得这样悲伤呢？”卞和回答说：“我不是为我的脚被砍掉而悲伤、痛哭，我所悲伤的是有人竟把宝玉说成是石头，给忠贞的人扣上欺骗的罪名。”
听到这，文王非常好奇，于是就派人对这块玉璞进行加工，果然是一块罕见的宝玉。于是就把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由于这块宝玉的珍奇，加之来历的不平凡，因此，便成了世间所公认的至宝，价值连城。这也是秦王不惜以十五座城为诱饵来骗取“和氏璧”的原因所在。
秦昭襄王知道赵国得到这块玉后，便派使者带着书信去见赵惠文王，说愿意拿出15座城来换那块宝玉。
赵惠文王就跟大臣们商量，要不要答应。要想答应，怕上秦国的当，丢了和氏璧，拿不到城；要不答应，又怕得罪秦国。议论了半天，还不能决定该怎么办。
当时有人推荐蔺相如，说他是个挺有见识的人。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招来，要他出个主意。
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答应不行。”
赵惠文王说：“要是把和氏璧送了去，秦国取了璧，不给城，怎么办呢？”
蔺相如说：“秦国拿出15座城来换一块璧玉，这个价值是够高的了。要是赵国不答应，错在赵国。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么错在秦国。宁可答应，叫秦国担这个错儿。”
赵惠文王说：“那么就请先生上秦国去一趟吧。可是万一秦国不守信用，怎么办呢？”
蔺相如说：“秦国交了城，我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要不然，我一定把璧完好地带回赵国。”
于是，蔺相如就作为赵国的使者出使秦国。
秦宫里，秦王召见了蔺相如。当蔺相如献上和氏璧之后，秦王十分喜爱，并将玉传于大臣美女们观看，丝毫没有拿城交换的意思。蔺相如见此情景，顿生一计，他走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玉上有点小毛病，我来指给大王看。”
蔺相如能根据当时秦王的表现及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快速而精确地分析，然后随机应变，当机立断。可以看出其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在眨眼之间能想出如此妙招，实乃智慧非凡。
秦昭襄王信以为真，就吩咐侍从把和氏璧递给蔺相如。
蔺相如一拿到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宫殿上的一根大柱子，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说：“大王派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璧。赵王诚心诚意派我把璧送来。可是，大王并没有交换的诚意。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要是逼我的话，我宁可把我的脑袋和这块璧在这柱子上一同砸碎！”说完高举着璧，对着柱子要摔。
蔺相如拿回和氏璧之后，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保护措施，那么，在凶狠狡诈的秦王面前，在猛将云集的秦宫中，要想保住并重新取回的和氏璧，可谓“难于上青天”。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蔺相如急中生智，充分利用秦王对和氏璧的酷爱，以“撞璧为由”来要挟警告秦王：不要“强取硬夺”，否则“就和璧一块撞碎在柱子上”，让和氏璧粉身碎骨，那样就永远也得不到心仪已久的和氏璧了。
蔺相如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表面看来是要撞璧，实际上是为了保住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同时也为完璧归赵做准备。事实上，蔺相如是绝对不会撞璧的。首先，如获至宝的秦王不会让他撞；再者，蔺相如临来秦国之前也说了，如果秦王不肯交出15座城，他一定把璧送回去。所以，假意撞璧，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好和氏璧。以“撞”为“护”，以攻为守，这一招可谓妙不可言，显示了蔺相如的惊人才智。
秦王怕蔺相如真的把宝玉摔碎，连忙向蔺相如赔不是，说：“大夫不要着急，我说的话怎么能不算数哩！”说着叫人把地图拿来，假惺惺地指着地图说：“从这儿到那儿，一共15座城，都划给赵国。”蔺相如心想，秦王常常会耍鬼把戏，可别再上他的当！他就跟秦王说：“这块‘和氏璧’是天下有名的宝贝。我送它到秦国来的时候，赵王斋戒了五天，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送宝玉的仪式。现在大王要接受这块宝玉，也应该斋戒五天，在朝廷上举行接受宝玉的仪式，我才能把宝玉献上。”秦王说：“好！就这么办吧！”之后把蔺相如在秦国安顿了下来。
此番交谈，再次显示了蔺相如的过人才智。蔺相如看穿了秦王妄想骗取和氏璧的险恶野心，于是，见机行事，想出了一个要举行盛大典礼的好计策。以举行盛大典礼为托辞来拖延时间，从而为派人化装送回和氏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样，就达到了完璧归赵的目的。
过了五天，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和别国在咸阳的使臣，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叫蔺相如上朝。蔺相如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昭襄王行了礼。
秦昭襄王说：“我已经斋戒五天，现在你把璧拿出来吧。”
蔺相如说：“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二十几位君主，没有一个讲信义的。我怕受欺骗，丢了壁，对不起赵王，所以把壁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秦昭襄王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是你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你？”
蔺相如镇静地说：“请大王别发怒，让我把话说完。天下诸侯都知道秦是强国，赵是弱国。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决没有弱国欺压强国的道理。若大王真想要那块璧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派使者跟我一起到赵国去取壁。赵国得到了15座城以后，绝不敢不把璧交出来。”
秦昭襄王听蔺相如说得振振有辞，心想：“即使把蔺相如杀了，也不能追回和氏璧，反而会加深两国的矛盾，倒不如把他放回去。”结果，让蔺相如回赵国去了。
蔺相如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认为他完成了使命，就提拔他为上大夫。秦昭襄王本来也不想用15座城去换和氏璧，只不过想借这件事试探一下赵国的态度和力量。蔺相如完璧归赵后，他也再没提交换的事。
渑池之会
秦国没有得到赵国的“和氏璧”，一直怀恨在心。不久，秦国去侵略赵国，夺走了石城。第二年，又去打赵国，杀死了两万人。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请赵惠文王到西河之南的渑池会盟。赵王不敢去。大将军廉颇和上大夫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只会显得赵国势弱，国君胆怯，反倒让秦国看不起。于是，商定由蔺相如随行前往，廉颇率军在边境接应。当廉颇将他们送到国境上，与赵王诀别时约定说：“大王出发之后，估计来回路程及会见的礼节完毕，前后不过三十天。要是过了三十天还没有回来，就请让我们立太子为王，用以断绝秦国扣留您作为要挟的念头。”赵王答应了。
赵惠文王和蔺相如到渑池后，秦昭王设宴款待。饮酒至酣时，秦昭王请赵惠文王弹瑟，赵惠文王没有办法推辞，便弹了一曲。秦国御史走上前来记录此事：“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饮酒，令赵王弹瑟。”以侮辱赵惠文王。
蔺相如知道这是秦王有意侮辱赵王，把他当做臣下看待，还要把这种耻辱记在史册上，让赵国丢尽了脸。他想了想，拿了一个瓦盆，上前跪在秦王跟前，说：“赵王也听说秦王挺能演奏贵国的音乐，现在我为大王捧上一只瓦盆，请大王演奏一段吧。”
秦王一听，可生气啦！高昂着头，理也不理蔺相如。蔺相如站起来，厉声说：“秦国虽然强大，但是，在这不到五步的地方，我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的身上去！”
秦王见蔺相如高举着瓦盆，如果真的砸下来，自己的脑袋可能不会完整了。
两边的侍卫这时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秦王不想吃眼前亏，只好用筷子轻轻地敲了一下瓦盆。蔺相如这时回头叫赵国的史官也把这事记下来：“某年某月，赵王和秦王在渑池会盟，秦王为赵王敲瓦盆。”
秦国的群臣挺不服气，叫道：“请赵国用十五座城，作为对秦王的献礼！”蔺相如毫不示弱，也叫道：“谓秦国割让都城咸阳，表示对赵王的敬意！”
这时，秦王得到密报，说赵国的大军驻扎在临近的地方，于是不敢轻举妄动，就喝住手下，又请蔺相如坐下。气氛缓和下来后，双方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负荆请罪
渑池之会结束，赵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史记·廉蔺相如列传》），地位在廉颇以上。廉颇对人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蔺相如本来是个卑贱的人，就凭着一张嘴，地位反而在我之上，我觉得羞耻，不甘心在他以下！”他又扬言说：“我碰到了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羞辱他一番。”
蔺相如知道后，并不想与廉颇去争高低，而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为了不使廉颇在临朝时排列自己之下，每次早朝，他总是称病不至，避免同廉颇争列次。
有一次，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相如赶紧调转车头躲避。他的门客联合进言说：“我们所以离开亲人来侍奉您，就是仰慕您高尚的节义呀。如今您与廉颇官位相同，廉老先生口出恶言，而您却害怕躲避他，您怕得也太过分了，平庸的人尚且感到羞耻，何况是身为将相的人呢！我们这些人没出息，请让我们告辞吧！”
蔺相如坚决地挽留他们，说：“依诸位看，廉将军比那秦王强吗？”众人们回答说：“当然比不上秦王了。”相如说：“以秦王的威势，而我却敢在朝廷上呵斥他，羞辱他的群臣，我蔺相如虽然无能，难道会怕廉将军吗？但是我想到，强秦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呀，如今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所以这样忍让，就是为了要把国家的急难摆在前面，而把个人的私怨放在后面。”
此事传到了廉颇的耳中，廉颇为相如如此宽大的胸怀深深感动，更觉得自己十分惭愧。于是脱掉上衣，在背上绑了一根荆杖，请人领到相如家请罪，并沉痛地说；“我是个粗陋浅薄之人，真想不到将军对我如此宽容。”
蔺相如见廉颇态度真诚，便亲自解下他背上的荆杖，请他坐下，两人坦诚畅叙，从此两人成为誓同生死的朋友，所谓“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史记·廉蔺相如列传》）。将相之和，保证了赵国在尔后15年内，团结一致，共同抗秦。
群雄逐鹿——远交近攻
公元前268年，一个人从齐国逃到秦国，他的到来对秦国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个人就是向秦昭王提出“远交近攻”战略的范雎。
范雎（？～公元前255年），字叔，原为魏国人，游说诸侯，想是事魏王，但因家贫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就通过魏中大夫须贾入朝，随从须贾出使齐国。有一次，须贾带着范雎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范雎挺有才干，背地里打发人去见范雎，送给他一份厚礼，范雎坚决推辞了。
因为这件事，须贾怀疑他私通齐国。回到魏国以后，向相国魏齐告发。魏齐将范雎严刑拷问，打得他几乎断了气，肋骨被打折，门牙也打掉了两颗。最后，魏齐叫人用破席把他裹起来，扔在厕所里。
天黑下来，范雎才从昏迷中醒过来，只见一个兵士守着他，范雎恳求他帮助。那个守兵偷偷地放走了他，却向魏齐回报，说范雎已经死了。
为了怕魏齐追捕，范雎更了名字，自称张禄。后来在朋友郑安平安排下，张禄去咸阳，经人引荐，见了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叫他住在客馆里。他等候了一年多。
范雎入秦时，战国群雄已经争战了二百多年。齐、楚、韩、魏、燕、赵等国在战争中实力大损，国势衰微。而秦国自商鞅变法、夺取西河形胜之地后，一直根据天下形势和各国关系的变化，以外交配合军事，交替实施东进和南下的军事行动，夺取了巴、蜀。由秦国担当统一全国、结束割据的历史重任的形势日趋明朗。战争目标已由称霸诸侯演变为统一天下。
一天，他在街上听人纷纷议论，说丞相穰侯要去攻打齐国的刚城和寿城。当时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太后和丞相手里。丞相打齐国是要增加自己的土地。张禄当晚就给秦昭襄王写信，说有重要的话奉告。秦昭襄王约他到离宫相见。
张禄在上离宫的半道儿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过来。他不迎接，也不躲避。左右叫他躲开，说：“大王来了！”
张禄嚷嚷道：“秦国只有太后、穰侯，哪儿有什么大王呢？”
这句话正说到秦王的心坎上。他急忙把范雎请到离宫，命令左右退出，单独接见范雎。范雎首先向秦昭王分析了秦国面临的形势。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雎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如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
意思就是，秦国四周有要塞可守，北有甘泉、谷口，南有泾渭水，左有函谷关和崤山，右有陇西和巴、蜀，百万在军，千辆战车，虽然老百姓都害怕内部的斗争，但若为国家却都勇于奋战，局势有利时可以出关征讨，形势不利时则可守关拒敌。秦国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地利、人和与强大的军队等优势去控御其他各国，称霸天下的大业可以唾手可得。但是，秦国至今还偏居西隅，霸业未成，这也成为秦王的一个比较大的心愿，为什么会这样呢？范雎认为，这都是由于秦国作战方略上的失误所致。范雎大胆指出，秦相穰侯派军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是大大的失策。派出军队少了，齐国就不能很轻易地被攻下，但若派出军队多了，则有损于秦国的自尊。秦国打算尽量少派秦国自己的军队，而尽可能让韩、魏两国的军队拼死攻打齐国。这样实际上是想让韩、魏两国牺牲兵力，但是这样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现在如果发现同盟国并不对我亲善，而越过他们的国家去攻打另外的国家，这样都是难以做到的。因此，范雎向秦昭王提出“远交近攻”战略，即对距离秦国远的，就拉拢结交。
可见，范雎高瞻远瞩，把国家的形势分析得很到位。秦昭襄王问范雎该怎么办时，他回答道：“最好是一面跟齐国、楚国交好，一面向韩国和魏国进攻，把临近的国家打下来。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兼并了韩国和魏国之后，齐国和楚国还站得住吗？这叫做远交近攻。”
秦昭襄王点头称是，说：“秦国要真能打下六国，统一中原，全靠先生远交近攻的计策了。”
当下，秦昭襄王就拜范雎为客卿，并且按照他的计策，把韩国、魏国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
过了几年，秦昭襄王把相国穰侯撤了职，又不让太后参与朝政，正式拜范雎为丞相。
魏王受到秦国的威胁，十分惊慌。相国魏齐听说秦国的丞相是魏国人，就打发须贾到秦国去求和。
须贾到了咸阳。张禄一听说须贾来了，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去拜见他。须贾一见，吓了一大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
范雎说：“我就在这儿给人家当个使唤人。”
须贾见他身上穿得单薄，冻得打哆嗦，就拿出一件茧绸大褂来，送给范雎，并且留住他一起吃饭。
须贾说：“听说秦王非常重用丞相张禄。我很想见见他，不知有没有人能够给我引见？”
范雎说：“我的主人倒跟丞相相识。大夫要见丞相，我就伺候你去见他吧。”
范雎陪须贾到了相府门口，对须贾说：“大夫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下。”
范雎进去不久，里面传出命令：丞相升堂：叫须贾进去。须贾问守门的侍者说：“刚才同我一块儿来的范叔，怎么还不出来？”
守门的说：“哪儿来的范叔，刚才进去的不就是咱们的丞相吗？”
须贾这才知道丞相张禄就是范雎，吓得脑袋嗡嗡直响，脱下了使臣的礼服，跪在门外等死。
里面传令叫他进去。须贾就用膝盖跪着走到范雎面前，连连磕头，嘴里说：“请大人治罪。”
范雎说：“你在魏齐跟前诬告我私通齐国，本当死罪。现在你作为使臣，我饶你一命。”须贾一个劲儿地磕头。
第二天，范雎对秦昭襄王说：“魏国派使臣来求和，咱们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把魏国收过来，全仗着大王的德威。”说完，范雎突然趴在地下，把逃到秦国来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秦昭襄王不知道范雎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就抚慰了一番。范雎叫须贾回去跟魏王说快把魏齐的脑袋送来，秦王可以答应魏国割地求和。
须贾连夜回去见了魏安僖王，把范雎的话说了一遍。魏安僖王愿割地求和，让魏齐自杀了。
这是范雎远交近攻的第一步，随后逐步兼灭了其他国家。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为秦国蚕食六国、各个击破指明了方向和步骤，正如元人吴师道在《战国策校注》中所说：“秦卒用此术破诸侯，并天下。”
群雄逐鹿——纸上谈兵
谈到赵括，就使人想到纸上谈兵，想到长平之战。赵括小时爱学兵法，谈起用兵的道理来，头头是道，然而，这样一个有才学的人，为何会兵败于秦。我们不妨看看长平之战的具体过程，看看赵括到底是怎样指挥军队，怎样败亡于敌手的。
赵括生于公元前二千二百多年的战国时代，他的父亲“马服君”赵奢是赵国的名将，曾多次打败过强大的秦军和凶悍的匈奴。可能是受家庭的影响，赵括自小就熟读兵书战策。与人辩论起兵法来，更是头头是道。据说，有时就连赵奢也辩论不过他，这使他的名气大震。因为在别人看来，能辩论过马服君的人，水平与能力就算赶不上赵奢，可能也差不了哪去。当时如果有学位制的话，估计赵括考个博士当不在话下。
马服君不愧为一代名将，就在大家都在对赵括称道的将时候，作为望子成龙的父亲，赵奢清醒地了解赵括的弱点——视战争如儿戏。这对统兵领来说，是致命的。赵奢曾告诫过赵括的母亲，说他死后赵国万不可用赵括为将，否则将带来亡国的后果。然而，赵奢的告诫未能控制住历史的发展。
战国晚期，齐、楚、韩、魏、赵、燕六国相继走向衰弱，强大的秦国，雄心勃勃，开始实施统一六国的计划。公元前266年，秦相范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前262年，秦昭襄王派大将白起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截断了上韩都和党郡的联系，上党形势危急。
这里要提一点，这个白起是何人呢？他是我国古代战功最为卓著的军事家，在他之后，只有汉初的韩信可与之比肩。
上党形势危急，上党的韩军将领不愿意投降秦国，打发使者带着地图把上党献给赵国。
赵孝成王派军队接收了上党。两年之后，秦国又派王龁围住上党。赵孝成王听到消息，连忙派廉颇率领二十多万大军去救上党。但是，他们刚到长平，上党已经被秦军攻占了。王龁还想向长平进攻，廉颇连忙守住阵地，叫兵士们修筑堡垒，深挖壕沟，跟远来的秦军对峙，准备作长期抵抗的打算。
王龁三番五次向赵军挑战，廉颇说什么也不跟他们交战。王龁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好派人回报秦昭襄王，说：“廉颇是个富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军老远到这儿，长期下去，就怕粮草接济不上，怎么好呢？”
秦昭襄王请范雎出主意。范雎说：“要打败赵国，必须先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
秦昭襄王说：“这哪儿办得到呢？”
范雎说：“让我来想办法。”
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秦国就是怕让年轻力强的赵括带兵，廉颇不中用，眼看就快投降啦！”
他们所说的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小爱学兵法，谈起用兵的道理来，头头是道，自以为天下无敌，连他的父亲也不放在眼里。
赵王听了左右的议论，立刻把赵括找来，问他能不能打退秦军。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对付一下。如今来的是王龁，他只是廉颇的对手。要是换上我，打败他不在话下。”
赵王听了很高兴，然后，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接替廉颇。蔺相如对赵王说：“赵括只懂得读父亲的兵书，不会临阵应变，不能派他做大将。”但是赵王对蔺相如的劝告丝毫听不进去。同时，赵括的母亲也向赵王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王不要派他儿子去。赵王把她招来，问她是何理由。赵母说：“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说，‘赵括这孩子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只怕赵军断送在他手里。’所以我请求大王千万别让他当大将。”
赵王说：“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管了。”
公元前260年，赵括领兵二十万到了长平，请廉颇验过兵符，廉颇把军权转交给了赵括，回邯郸去了。
赵括统率着四十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把廉颇规定的一套制度全部废除，下了命令说：“秦国再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
那边范雎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消息，知道自己的反间计成功，就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军，指挥秦军。白起一到长平，布置好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赵括不知是计，拼命追赶。
白起把赵军引到预先埋伏好的地区，派出精兵二万五千人，切断赵军的后路；另派五千骑兵，直冲赵军大营，把四十万赵军切成两段。赵括这才知道秦军的厉害，只好筑起营垒坚守，等待救兵。秦国又发兵把赵国救兵和运粮的道路切断了。
被围后，赵军也使用了各个办法突围，在战斗中也使得秦军损失惨重，最后实在是粮食不足，饿死还不如战死，于是赵括带头冒险突围被射杀，由此群龙无首，赵军全体投降。
被围后赵括的表现还算不错，在粮道断绝的情况下还能控制军队不乱达四十余日，在突围中身先士卒，给予秦军沉重打击。虽然面对数量相差不大的秦军始终不能突围，但是考虑到秦军由白起率领，防御严密，面对赵军都是用在壁垒后用箭射退之。赵括能做到以上这点也算不容易了，可见还是了解一些为将之道的。假如这次不是长平之战，而是一次小规模战役，赵括生还后想必对为将之道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成为名将不敢说，但是，一般的将领是没问题的。然而，事实无法改变，长平之战就是因为只知道“纸上谈兵”的赵括的指挥，使得战国最有可能抵御秦国的赵国一战而损全国的元气。长平之战后，秦国一统的局面已经是不可改变的现实。也有人可能会这样说，如果历史不给赵括以机遇，那么赵括可能就黯然地终其一生了。然而，长平之战好像就是为了验证马服君的话而特意发生的一样。
总而言之，赵括的失败虽说与他个人没有把理论变成实践经验，活用兵法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与他的自以为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的个性没有一点关系。俗话说，性格决定一切。
群雄逐鹿——窃符救赵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在公元前260年，赵国和秦国进行了长平之战，“纸上谈兵”的赵括不敌秦国名将白起，结果导致赵国的大败，40多万兵士被秦将白起坑杀。
公元前259到前257年两年间，秦军与赵、魏、楚三家联军在邯郸进行了一次城池攻守作战。这场战争打得也十分的精彩。
秦军在打了大胜仗后兵分多路进攻赵都邯郸。秦王听范雎言，准赵割六城求和而退兵。赵孝成王也不愿在打下去了，就准备按和约割让六城。但赵国的虞卿认为割地与秦，秦势更强，赵“地有进而秦之求无已”(《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如此赵将灭亡。他建议用此六城赂齐国，联齐抗秦。
赵王也难以忍受秦国的连连欺侮，就用其谋，派虞卿东见齐王，商讨合纵抗秦计划；此时魏国的使者来到赵国联络合纵之计，赵国求之不得，便与魏订立盟约；同时，赵国又将灵丘送楚相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黄歇，结好楚国，还对韩、燕亦极力交好。在国内则积极发展生产，重整军备，为抗秦做着最充分的准备。
秦昭襄王大军压境，竟见赵国违约不割六城，并与东方诸国合纵对付秦国，大怒。急令五大夫王陵率军攻赵。秦军长驱直入，很快便进抵到了赵都邯郸城下。赵上卿廉颇率军顽强抵抗，赵相平原君散家财给了前方打仗的士卒，编妻妾入行伍，鼓励军民共赴国难；并选3000精兵，不断出击，疲惫秦军。
赵国的全国抵抗让秦军损失惨重，王陵战至第二年，秦军五位大将相继阵亡，但仍不能取胜。秦昭襄王更是生气，把王陵撤了回来，又派了上将白起替王陵为帅。
白起为名将，他认为赵国自长平之战后便结亲于燕，连好于齐、楚，合纵之势已经形成。并且在这期间其元气已恢复，国库十分充实。而秦军虽然胜于长平，但将士伤亡非常厉害，国内也已空虚。现在，却要隔着千山万水，去攻打赵国的国都，如果赵与诸侯盟国内外夹击，则秦军必然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于是，白起推说旧疾复发，不肯应命。秦昭襄王见白起不愿为帅，非常生气而又无奈，只好令王龁接替王陵为主将，继续围攻邯郸。秦军死伤过半，仍然不能攻下。
赵国的国都在秦军的数年包围之中，危在旦夕。魏王派晋鄙率军10万救赵。秦昭王得到这个消息后，便派使者威胁魏安厘王。魏安厘王非常惧怕秦国的虎狼之师，就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军，留在邺扎营驻防，名义上为救赵，实际在观望形势的发展。
赵国平原君不断派使者前去魏国催促魏国大军启程，并责备信陵君魏无忌不顾赵国和信陵君的姐姐（平原君的夫人）的危亡。信陵君接到了这封信，也是非常着急，他再三央告魏安厘王叫晋鄙进兵。但魏安王却始终不答应。信陵君看出了魏王其实是不太肯出兵救赵，但又不想看着赵国灭亡，于是对门客们说：“大王不愿意进兵，我自己上赵国去，要死就跟他们死在一起。”他预备了车马，决计去跟秦军拼命。他手下的一千多个门客表示愿意跟着他一块儿去。
信陵君对自己的这一行动也是表示怀疑的，所以，当他路过东门的时候，他便下车去跟他的朋友、守门人侯嬴辞别。侯嬴冷淡地说：“公子保重。我老了，不能跟您一块儿去。”信陵君告别后就走了。没走多远，他的怀疑越来越重，为什么侯嬴对我的这一行动没有任何表示呢？他自己慢慢心虚起来，就决定回去再回一次侯嬴的看法。
侯嬴见信陵君回来了，就说：“我料定公子必定得回来！”
信陵君很疑惑：“我想我一定有得罪先生的地方，所以特地回来请先生指教。”
侯嬴说：“公子你这么带着自己的门客上秦国的兵营里去，正像绵羊去跟狼拼命，不是白白去送死吗？”
信陵君叹息着说：“我自己当然也知道没有什么用处。可是我不这么做又有什么办法呢？”
侯嬴便支开了旁人，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是不是有个最宠爱的如姬？”
信陵君点头说：“是啊！”
侯嬴接着说：“听说兵符就在藏在大王的卧室里，只有如姬能把它拿到手。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她要求大王给她寻找那个仇人，找了三年都没有找到。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找到那仇人，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公子。如果公子请如姬把兵符盗出来，如姬一定会答应。公子拿到了兵符，去接管晋鄙的兵权，就能带兵和秦国作战。这比空手去送死不是强太多了吗？”
信陵君听了，大喜。他派人马上去跟如姬商量，如姬一口便答应了。当天午夜，乘着魏王熟睡的时候，如姬果然把兵符盗了出来，派人给了信陵君。
信陵君拿着兵符再上东门去跟自己的老朋友侯嬴辞别。侯嬴看着信陵君说：“我的朋友朱亥，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勇士。要是晋鄙不把兵权交出来，公子就叫朱亥杀了他。”
信陵君带着朱亥和一千多个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对他说：“大王特地派无忌来接替将军。”说着，就拿出兵符给晋鄙看。
可晋鄙起了疑心说：“这军机大事，我还得奏明大王……”他的话还没说完，朱亥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四十斤重的铁锤，冲着晋鄙的脑袋一砸，晋鄙的脑袋就被打得粉碎。
信陵君拿着兵符给将士们下令：“父亲和儿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可以回去；哥哥和弟弟都在军队里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可以回去养活老人；有病的或者身子弱的，也可以回去。其余的人都跟我去救赵国。”
当下，信陵君就选了八万精兵，出发去救邯郸。他亲自指挥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将王龁没防备魏国的军队会突然进攻，渐渐便支持不住了。
邯郸城里的平原君见魏国救兵来到，也带着赵国的军队杀出来。两下一夹攻，打得秦军大败。
秦军虎狼之师，数年数仗从来没有被打得这么惨过，王龁带兵败退，还有二万名秦兵被赵兵围困住，投降了。
信陵君救了邯郸，保全了赵国。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十分感激他，并亲自到城外去迎接他。
信陵君统八万将士一举击溃秦国，解除了邯郸之围。此战在历史上有很深远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秦国一统天下的进程和时间。也是秦国独强的战略格局形成后，关东诸侯合纵抗秦取得的第一次大胜。秦昭襄王在赵国内部团结、外部合纵抗秦形势已成的情况下，单纯从兵力对比出发，认为秦强赵弱，坚持攻赵，在战略上已经非常失误了。他在接下来又犯了一系列的失误，如在初战失利、顿兵坚城时，仍一再增兵继续强攻，置魏、楚援军于不顾，推迟了灭亡六国的进程。此战表明，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群雄逐鹿——谏逐客书
秦国在邯郸打了一次败仗，虽然此仗是秦国数年来首次惨败，但秦国还是战国七雄中的独强之国。公元前256年，秦国又派大军进攻韩、赵两国，很快就打了胜仗。后来，索性把有名无实的东周王朝灭掉了。秦昭襄王死去后，他的孙子秦庄襄王即位不到三年也死去，年仅十三岁的太子嬴政即位，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始皇。
但在当时，秦国的朝政大权掌握在相国吕不韦手里。
《史记》称吕不韦为“阳翟大贾”，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因为帮助庄襄王取得王位，当上了相国。吕不韦当相国以后，也学孟尝君的样子，收留了大批门客，其中有不少是从别的国家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很多的学派，这些学派纷纷著书立说，历史上把这种情况称作“百家争鸣”。吕不韦是个商人，不会写书，但他也很想写本书，于是便组织他的门客一起编写了一部书，叫《吕氏春秋》。
书写成后，吕不韦派人把这本书挂在咸阳城门上，并发出告示，说谁能对这部书提出意见，不论是添个字或者是删掉个字，就会被赏金千两。这样一来，他的名气就更响了。
秦王政年纪渐渐长大，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宫里发生一起叛乱，并牵连到了吕不韦。秦王政觉得是下手的时候了，便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发现吕不韦没有职务也能影响政局，便逼他自杀。
吕不韦的倒台产生了很多的影响，他手下的门客便慌乱了起来。于是秦国的一些贵族、大臣就议论起来，说别国的人跑到秦国来，都是为他们本国打算，说不定有的还是来当间谍的。他们请秦王政把这些人统统撵出秦国。而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在厕所见到老鼠吃人粪，一见到人和狗，老鼠就被吓跑了。后来，他在仓库里看到老鼠很自在的偷吃粮食，也没有人去管。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就应该像在粮库里偷吃粮食的老鼠，才能为所欲为，尽情享受。
李斯很有才华，当然也是争名逐利之人，他不甘寂寞，很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的差使，到齐国拜荀卿为师。荀卿便是后世所称的荀子，在当时他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但他不像孟子那样墨守成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因而很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
李斯很努力，他学业完成以后，便分析了天下的形势，认为“楚国不足事，而六国皆弱”，只有秦国具备统一天下，创立帝王霸业的条件，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
公元前247年，李斯来到了秦国，他首先投到了秦相吕不韦手下做了一名舍人，并得到了吕不韦的器重，很快当上了秦国的小官，便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
一次，他趁着机会对秦王说：凡是干成大事的人，都必须抓住时机。秦穆公时期的秦国虽然很强，但是未能完成统一的大业，原因就是时机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衰落下来，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的秦国力量非常强大，大王又是一个有贤德的人，消灭六国应该不费什么工夫了。而大王你应该抓住时机，完成帝业，统一天下。
李斯的见解是正确的，得到了秦王的赏识，他被提拔为长吏。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为客卿。
然而，秦国给出了修郑国渠的郑国间谍事件，韩国人郑国以修渠为名，来到秦国做间谍，不久被发现。这件事给秦国朝野造成很大的震动，于是便有“逐客说”。自然，李斯也包括在内。
这一回，李斯充分展示了自己独到的才华，因为显然是不甘的。在他离开咸阳的时候，他上了一道奏折给秦王，劝秦王收回成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逐客书》。
他在《谏逐客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例如，从前秦穆公用了百里奚、蹇叔，当了霸主；秦孝公用了商鞅，变法图强；惠文王用了张仪，拆散了六国联盟；昭襄王有了范雎，提高了朝廷的威望，这四位君主，都是依靠客卿建立了功业。现在到大王手里，却把外来的人才都撵走，这就是在削弱自己的力量而去帮助敌国增加实力等例子来说明客卿辅秦之功，力陈逐客之失，劝秦王为成就统一大业，应该不论国别，不分地域，广集人才。秦王看了《谏逐客书》深受感动，立即取消了逐客令，并恢复了李斯的官职，不久李斯又被提升为廷尉。
此时，郑国的郑国渠也被秦王认为是“为秦建万代之功”。后来的发展也证明，郑国渠对秦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经过此次的反复，秦国仍旧坚持招揽和重用外来客卿的传统，这些外来的客卿在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魏国大梁人尉缭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的形势是，秦王政已经除掉内部的反对派吕不韦等，大权进一步集中，秦王的权力得到了秦国上下一致的拥护。秦王雄心勃勃，积极向外扩张，东方各国个个自危。
魏国人尉缭向秦王建议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消灭东方各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各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结果就是想象中的那样了。因此，大王你不要吝惜财物，要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他们的联合。而这笔财物只需三十万金即可。
正是尉缭的计谋，使秦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当然，秦国的反间计是以秦国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的，正如李斯所讲：“不肯者，利剑刺之”。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客卿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都有很大的好处。秦国著名的文臣武将大都来自于别的国家：王崎、茅焦、尉缭、王翦、李斯、王贲、李信、王离、蒙恬等皆如此。李斯的《谏逐客书》，对秦网罗天下人才是有很大功绩的。
身为客卿并随时会大难临头的李斯，敢于冒险作书上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李斯是看准了秦王政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的国君。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秦王政确实能够做到广开言路，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而正是由于秦王政的这些优点，使他有力量结束西周以来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纷乱局面，成为一统天下的秦始皇。
李斯的《谏逐客书》在今天看来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千古传颂的优秀文学作品。鲁迅先生看过李斯的这篇文章后称道：“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自此，秦王服，李斯得秦王隆遇，复其官，用其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以斯为丞相。
李斯的功劳在秦国一统天下后还得到了大量的佐证。他助秦王灭六国，使秦一统天下；设郡县，使秦便于管理；毁兵刃，使秦无兵乱之苦；不封王，使秦无战攻之患；书同文，使秦拥通流之利，车同轨，使秦交往四达；量衡一，使秦市场展；定秦律，使秦法制齐……另外，李斯还是一位书法大家，他变仓颉籀为小篆，后世称斯为“小篆之祖”。李斯篆书“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
当然，李斯是一位很有利益心的人，他来秦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日后能够出人头地。正当李斯步步高升的时候，秦王却爱上了韩非的才华。秦王在一本奏折看到一些政策策略，这些策略正是秦国已经实行十几年的，非常切合实际的策略，秦王读完后羡慕地说：“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份奏抓的作者正是李斯的同窗好友韩非。
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他在韩国过得很不得意。他本来想帮助韩王实现韩国富国强兵的梦想。然而昏庸的韩王却对韩非的主张不以为然。韩非怀着满腔的忠愤，埋首典籍，作《说难》、《孤愤》等文章二十余万言。韩国却一点也不用。
可虎视眈眈的秦国却看中了韩非的才华，秦国大举向韩国用兵，用意就在韩非。在秦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韩王连思考一下都没有，便把韩非送给了秦王。
秦王很快在宫中见到了韩非，《史记》记载：“秦王悦之，未信用。”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韩非是一位口吃者，战国时期的许多著名谋士大都有一副好口才，各国的君王往往根据各人的口才来论断才华的高低。韩非的口吃使秦王的倾慕转为失望，这种落差使秦王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对韩非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
而李斯听说韩非的到来，开始紧张不安了。因为他和韩非同窗学习数载，深知韩非的学问功底。他更明白秦王嬴政聪明和治国大略。韩非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仕途发展。最终，李斯联合姚贾一起上书，对秦王说：“大王，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如今您要实现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伟大目标，韩非自然要先替他们韩国考虑，为他们国家献计策。您把他留在咱们国家，以后他回到韩国肯定会对咱们不利。您不如找个借口把他抓起来杀了，免得留下祸患。”
秦王多疑，李斯又说得头头是道，便派人把韩非抓了起来。李斯趁机让人给韩非送去毒药，逼他自杀。韩非虽是口吃，但是辩解能力还是有的，但李斯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了，韩非服毒而死。
韩非的死使秦王很快后悔了，但是已经晚了。李斯的行为多为后世所不耻。但是李斯为秦国做出的贡献却是后世所称赞的。
群雄逐鹿——荆轲之路
战国末年，“战国七雄”中的秦国日益强大，而其他六国却逐渐衰微。秦国为了吞并天下，四处攻城略地，六国危在旦夕。一些热血之士，面对秦国的侵略和屠杀，与秦国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荆轲刺秦王，就是发生在那时的一个流传千古的悲壮故事。
秦王政正式执政以来，大量运用列国的人才，魏国人尉缭被重用，秦王得到了最重要的谋士。秦国的强大使秦王一心想统一中原，于是，不断向各国进攻。本来的六国联盟，被秦国很快离间，强大的秦军使燕国丢了好几座城。
燕国的太子丹原来是留在秦国当人质的，他见秦王政决心兼并其他六国，而燕国也是不能幸免的，他就偷偷地逃回燕国。可积弱的燕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是秦国的对手，于是，太子丹就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身上。他把自己的家产全拿出来，找寻能刺秦王政的人。
太子丹很快就找到了一批有名的剑客，而这批剑客中排行第一的是侠客田光。据说田光是墨子剑会的传人，到底是真是假，史书上没有记载。不过田光的功夫却是很出名的。太子丹为了大燕的生死存亡，不惜身价亲自去拜访了田光。
太子丹的亲临让田光很受感动，他对太子丹非常尊重。他拉出一匹马给太子丹看，他说您请看，这是一匹宝马，它可以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田光的举动，使太子丹很疑惑，因为他明明看到的是一匹很老的老马，这种马别说是宝马，就是随便从战争上拉出一匹来都比它强数倍。
田光笑着说您不必疑惑，这匹马的确是一匹宝马，只是他老了。我也老了，我年轻的时候可以杀死南山上的老虎，北海里的蛟龙。可我现在是不行了，不是我不愿意帮助您。您也不必为此事太着急和焦虑，我可以给您推荐我的朋友，他也是个武士，可是他却正当壮年。而且他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英勇。他是一定可以帮助您的。田光所说的这个人就是荆轲。
《史记》记载，荆轲者，卫人也。他喜好读书击剑，曾向卫元君游说，不为所用。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秦取卫国的濮阳，作为秦东郡的治所，将卫元君迁至野王（今河南泌阳），成为秦的附庸。荆轲国亡，不愿侍奉秦国，于是就到四方游历，结识了许多豪杰志士。在榆次，他与盖聂讨论剑法，话不投机，盖聂怒目而视，骄傲的荆轲就扬长而去了。在邯郸，他与鲁句践弈棋赌博，争棋路，鲁句践对他加以呵斥，他仍是不予计较，悄然离去。随后，荆轲来到燕国，与当地的狗屠夫和擅长击筑的高渐离交上了朋友。荆轲喜好喝酒，整天与狗屠夫、高渐离一起在街市喝酒，然后，高渐离击筑，他和着乐声唱歌，唱着唱着就哭起来了。荆轲内心的抱负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所以，心里非常的痛苦。而田光与荆轲也是至交，知道他并非等闲之辈。
田光答应了太子丹，就决定以自己的生命来激励荆轲为太子丹效力，他对荆轲讲了将他推荐给太子丹的事，田光不等荆轲答应就自杀而亡了，而荆轲已经无法拒绝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田光的死现在看起来好像大可不必，但是在当时却是必需的。太子丹开始找的是田光，而田光却推荐了荆轲。如果荆轲死在秦国，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田光给害死的；另外，田光让荆轲去刺秦，明知道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士为知己者死”，为了完成太子丹的愿望，田光只有用死来激起荆轲的最大潜力，来完成刺秦的任务。
田光的死对荆轲的震撼很大，他知道他必须为自己的知交完成这件事才对得起朋友。他掩埋了老武士田光的尸体之后，来到了太子丹的住处。太子丹对荆轲的招待是热情而又得体的。
但荆轲并没有着急要去刺秦的行动，他每天都会喝酒，吃肉，逛街。很长的时间过去了，太子丹没有看出荆轲要出发的意思。终于，太子丹忍不住暗示了荆轲一句。荆轲说我答应了朋友的请求，我又喝了你的酒，吃了你的肉，我也看到了许许多多善良朴实的燕国百姓，我怎么会忘记我的任务呢？我只是在等待最好的良辰吉日罢了。
公元前227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刺杀行动拉开了序幕。荆轲出发前，做了三项周密准备：由著名的勇士秦舞阳陪同荆轲去行刺；带上秦王一直想杀死的秦国将军樊於期的人头；再拿上燕国打算要献给秦王的最肥沃的燕地督亢地区地图。
荆轲走的那一天，太子丹和他的属下到易水河畔为荆轲送行。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白色帽子。临行的时候，荆轲给大家唱了一首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唱完便拉着秦舞阳跳上了车。
荆轲很快就到了咸阳。秦王听说燕国派使者带着珍贵的礼物前来表示臣服，于是马上在咸阳宫举行隆重的接见仪式。
荆轲和秦舞阳手捧着燕国最肥沃的土地的地图，向秦王跪拜。此时，著名的勇士秦舞阳只有十三岁，他看到秦王的威严后脸色大变。荆轲解释道：“粗野的人，从来没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请大王原谅。”
秦王让荆轲把地图和人头献上来。
荆轲从秦舞阳手里接过地图，捧着木匣上去献给秦王政。秦王政打开木匣，果然是樊於期的头颅。秦王政又叫荆轲拿地图来。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打开，到地图全都打开时，荆轲预先卷在地图里的一把匕首就露出来了。
秦王大吃一惊，一跃而起，由于用力过猛，被荆轲抓住的衣袖也被挣断了。惊慌之间，秦王想拔身上的佩剑，但由于剑长，加之惊恐急迫，怎么也拔不出来。
咸阳宫里的秦国侍臣，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傻了眼。秦法规定，殿上侍立的群臣谁也不准带兵器，而保卫秦宫的将士，没有秦王的命令谁也不准上殿。惊慌之中，秦王忘了下令召殿下的卫士。于是，秦王绕着殿上的大柱躲避，仓皇狼狈，不知所为。荆轲紧追其后欲刺秦王。
这时，秦王的御医急中生智，拿起手里的药袋对准荆轲扔了过去。荆轲用手一扬，药袋飞到一边去了。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秦王政拔剑而出，向荆轲砍去，一下砍断了他的左腿。荆轲站立不住，倒在地上，忍痛把匕首向秦王掷过去。秦王急忙向旁边一闪，匕首从他耳边飞了过去。秦宫的侍臣一拥而上，把荆轲杀死。
荆轲刺秦王以失败而告终，荆轲成为第一个以刺客的方式死去的使者。
荆轲刺杀秦王的举动影响很大，它直接导致了燕国的提前灭亡，更使得秦王政更加多疑和残暴。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也被历史所记载，荆轲的行为得到了一定的称赞。但荆轲刺秦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秦国一统天下是大势所趋，靠刺杀来挽救几乎无可救药的王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群雄逐鹿——一统全国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发生在战国末期的一件影响重大的事件。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率秦军灭掉战国七雄中的最后一个强国齐，实行全国统一，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荆轲刺秦的行动，大大刺激了秦王政灭燕的决心。秦王杀掉荆轲后当下就命令大将王翦加紧攻打燕国。燕国不肯俯首就缚，太子丹带着燕国兵马抵抗，但燕国的积弱之兵怎会是秦国虎狼之师的对手，老将王翦没费多少工夫便打败燕军。燕王喜和太子丹逃到辽东。秦王政又派兵追击，他誓要杀太子丹。燕王喜被逼无奈，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国谢罪求和。
秦王政见燕王投降，便问谋士尉缭接下来该怎么办。尉缭说：“韩国已经被打败，赵国也只剩下一座代城（今河北蔚县），燕王现在逃到辽东，他们都快完了。目前天冷，不如先去收服南方的魏国和楚国。”秦王认为这个办法正是他所想的。便王翦的儿子王贲带兵十万人先攻魏国。
魏国见秦国大军压境，便忙派人向齐国求救，齐王自保不及，没有理会魏国的求救。公元前225年，王贲灭了魏国，把魏王和大臣都拿住，并把他们押到咸阳。
接下来，秦王随便消灭了燕赵。秦国的下一个灭亡的国家便是楚国了。楚国是当时唯一一个能与秦国抗衡的国家，它地处江南，地大物博，兵源丰富，是个非常强劲的敌手。
伐楚大事，秦王格外谨慎。选帅成为摆在秦王面前的一个难题。秦国名将辈出，上有白起，后有王翦，年纪将军有李信等。李信年轻有为、血气方刚，王翦身经百战、深谋远虑。二人各有长短，秦王一时犹豫不决。最后，秦王决定用年纪的李信来对楚用兵。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李信率20万兵众攻打楚国。结果大出秦王所料，李信打了个大败仗，兵士死伤无数。
秦王政伐楚遭到挫折，明白只有老将王翦方能胜任伐楚大任。秦王向王翦赔礼道歉，王翦借口有病，不见。秦王在频阳整整等候了三天。秦王明白王翦有气，再三赔罪说：“寡人轻信李信，铸成大错，已无法挽回。今楚国士气正盛，国家存亡危在旦夕，难道将军能无动于衷？将军纵然对我有气，难道能为一己之怨，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如果真这样，就算朕真看错人了。”但王翦仍不肯答理。秦王沉思片刻，心想：按将军为人不该如此，说“莫非将军有什么难言之隐？尽管说，朕一概答应就是了。”王翦说：“大王一定要我带兵，还是非六十万人不可。楚国地广人多，他们要发动一百万人马也不难。我说我们要出兵六十万，还怕不大够呢。再要少，那就不行了。”
秦王政给王翦六十万人马。出兵那天，还亲自到灞上给王翦摆酒送行。”
王翦是老将，深知用兵之法，楚国有名将项燕对抗王翦。王翦在对楚用兵之初不断地改善士兵的伙食，还和士兵们同吃一锅饭，将士们感恩戴德，每每请求出战，王翦只是不允。
王翦不准自己的兵士进楚界打柴，但楚人过来，他却命人以酒肉相待，然后放回。王翦的兵闲着无事，竟然玩起跳高、投石的游戏来，王翦暗中派人记下游戏的胜败，以观测他们体力的强弱。
几个月的养精蓄锐，秦兵精力充沛，体格健壮；而楚兵却早已麻痹懈怠。
王翦见万事具备，便下令攻楚，他挑选了两万勇士作为冲锋队，将士们个个斗志高昂，以一顶百。楚军毫无准备，仓皇应战，大败而逃，秦兵紧追不舍，直追到蕲南（今安徽宿县南），楚大将项燕被杀。时隔不久，又攻入楚新都寿春，楚王被擒，废为庶人。
东方五国此时均被秦国打败，其中老将王翦灭得四国。秦王政大宴功臣，他赞扬说：“老将军王翦知用兵之多寡，真良将也！”
此时，六国只有齐国没被灭掉。它的相国后胜，长期受贿于秦，既不备战，更不援助其他五国抗秦。齐王建昏庸，听信于相国。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率军直逼齐国。齐王建慌忙在西线集结军队，准备抵抗。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军避开西线齐军主力，从北面直插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在秦国大兵压境的形势下，齐王建不战而降，齐国灭亡。
秦国在灭六国的过程中，采用谋士尉缭的建议，贿赂各国的权臣，然后派大将各个击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此，数千年的奴隶社会结束，秦始皇建立了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混乱局面也在此结束，秦始皇成为中国历史封建社会中的第一位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