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
他是我读小学时的一个男同学。现在我已经叫不上他的大名儿了，只知道他有个绰号叫“木瓜”。这是一个很丑陋很带调笑的绰号，如同他这个人，常常被一帮人拿来开涮。
新来的班主任把我和他编排在同一张桌。为这点，我恨了那老师一个学期。我怎么能跟一个留级生坐一块呢。
每天，他总是迟到。等大家坐下后，他才急急忙忙赶到教室。落座时，又总是把书什么的弄得“稀里哗啦”响，不是碰倒文具盒就是掉下一本书，引得全班同学回头讪笑。第二节课，他就开始打盹，头一栽一栽的。老师走过来，敲敲桌子，木瓜这才从梦中惊醒。老师问：这半天了，钓了多少条鱼？全班同学轰地一笑，木瓜红着脸，垂下了头。
木瓜好像从来也没穿过什么新衣服。直到我们分手，他一直是一件蓝布衫。
木瓜在班上哑子似的，很少说话。他也绝不像其他留级生，仗着个子大欺负小同学，倒是常被那群皮猴子捉弄。瞄准他进门了，在门框上放一把扫帚，门一推，扫帚正好落在他的头上，于是教室里掌声跺脚声响成一片。或者在他上课“钓鱼”时，画些乌龟，贴在他的背后，下课了，就支使他去擦黑板，全班同学看着他背后的那些个纸条，笑个不停。
奇怪的是，木瓜有时明明知道是谁干的，却从来不报复。我敢说，论打架，班上没人是他的对手。
和木瓜在一起坐，其实我挺占便宜。卫生值日时，我的任务就是擦黑板抹桌子。拎水扫地搬桌子，稍重些的活他都包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喜欢他。直到发生后来的事情，才让我对他的歧视略有改变。
期末考试之后，木瓜一直没有露面。我找到他家给他送成绩单时，我们已经放暑假了。
木瓜的家是我想象不到的破旧，房里除了几张木板床，一张四四方方的吃饭桌，再没有其他陈设了。我去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张大木盆边剁猪食。他对我的到来很是吃惊，也显得有些窘，站了下没站起来。我说我是来送成绩单的。
后来我在他们家的另一间房里看到一个卧在床上的老头。木瓜说是他的父亲，因工伤得了脑震荡，长年在家养病，有些神志不清。母亲给别人做保姆，还包洗好几家人家的衣服。木瓜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弟妹、要打柴做饭、要挑水种菜、要拔猪草熬猪食……
木瓜原来是一个那么能干那么懂事那么乖顺那么可怜的男孩。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每天迟到，为什么上课老犯困，为什么一年四季都穿那件蓝布衫，为什么整个夏天不吃一根冰棒，为什么书老读不上去……艰难的生活沉重的家庭负荷，令他不得不辍学。
“明年我可能要顶父亲的班。”他说话时，脸上有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沉重。
“像大人一样上班下班？”我故作轻松地问。
“是的。”他红着脸，低下了头，“其实，我很想上学读书。”
之后，他果然没有来上学。我的边上又换了另一个男同学。
第二年，春暖花开时节，一天放学，我看见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穿一身工作服站在校门口，竟是半年不见的木瓜。他比在学校时精神多了，还背了一个帆布包。看见我，不好意思地从包里掏出一个崭新的文具盒，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他红着脸说：“我不小心把你的文具盒摔坏了，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我不敢告诉你。现在赔你一个新的。”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木瓜只有13岁。
几个月后，父母工作调动，我们离开了那座矿山。又过了几年，说那里窑洞塌方，死了不少人，其中有人说到了木瓜。说到底是榆木脑瓜，就在洞口都没有逃出来。
我很难过，很想替木瓜辩解一声：不，不是那样的，是木瓜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但那话一直没说出口，因为我还没长大。
如今，我已为人母。当孩子在优越的环境里读书，并不知珍惜时，我会情不自禁地给他讲木瓜的故事，讲至深处，心总会有些疼痛。
我的爸爸是个很木讷的男人，可是在为了争那短短的三分钟，我知道他尽最大努力地表达了他对女儿的爱，这份爱我铭记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