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计》第三十六计“走为上”曰：“全师避敌。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其大意是：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局势极为不利，保存力量全军退却是避敌待机、转劣为优的策略，也是正确的灵活用兵原则。
“走为上”之计在经商中的体现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快，人快我好，人好我转”是市场竞争的口头禅。仔细品味不难发现，除第一项突出主动进攻之外，后面的三项皆有“走”的意思，无疑是提醒企业家把握以退为进、避敌觅机的灵活性，注意“全师”防止溃散。
78.胸中装着国事
胡雪岩一向认为：无论为官为商，都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既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也要为天下黎民着想，否则，为官便是贪官，为商便是奸商，这两种人，都是没什么好结果的，因此，他胸怀济世之精神去经商。
自古以来，商人总是为利而奔波，为利者当然免不了使手段、耍聪明。因为“利”之为物，往往不在己，而在他人，或隐匿于物中，尚需发掘。
商人们就是要运用自己敏锐的眼光，纵观万事万物，从中发现有可乘之机，然后运筹帷幄，从中渔利。
由于有利迷了眼，难免在别的事上就分不清，于是成天凄凄惶惶，极尽投机钻营之能事。中国传统看不起商人，也是许多商人不知自重，只知钻营的结果。
时代发展到了胡雪岩这儿，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商人的地位却仍旧没有多大的提高，但胡雪岩虽然是个商人，时人却对他交口称赞，后人也对其景仰不已，其理由何在？
当然，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绝不是看重胡雪岩能以钱庄小伙计的身份一跃而成富可敌国的商业家，且数十年雄风不减。真正让人们心服的是胡氏虽身在商界，却能心忧天下。
浙江气候适宜、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是我国主要的药材产地之一，浙贝、元胡、白术、白芍、麦冬、玄参、郁金和菊花号称“浙八味”，在杭州城乡都有广泛种植，并以品质优良而为历代皇家御医所采用。由于得天独厚，早在南宋时期，杭州的中医药就已经很发达，当地出产的中药材达七十余种，官方设立“惠民和剂药局”，收集医家和民间验方制成丸、散等成药出售，并把药方编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详细罗列主治病症、制剂改革方法。在中国人文传统中，“困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被奉为处世为人的良箴，而从医制药以救死扶伤赢得社会的普遍敬重。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杭州，或多或少地会受到中医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中外交战此起彼伏，每打完一仗，往往尸积如山，加上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各地瘟疫盛行。
1851.年（咸丰元年）清代人口超过四亿，比1811年（嘉庆十六年）增长15.3%，年平均增长率为4.7%，但在1875的（光绪元年），人口下降到三亿二千万亿，处于负增长，这与当时的战乱、疫病有关，胡雪岩看在眼里，心中拿定救死扶伤的主意，早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出关西征时，他就已邀请江浙名医研制出“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寄给曾国藩、左宗棠军营及灾区陕甘豫晋各省藩署。战乱结束后，“讨取填门，即远省寄书之药者目不暇接”为“广救于人”，胡雪岩决定开办药号。
胡雪岩乱世之中开药店不过是善举，想依此赚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为什么呢？
乱世之中，常有瘟疫蔓延，兵匪交结，伤残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或水土不服，以致有病，或风餐露宿，大病缠身，这些都需吃药。然而乱世流离，几个人身上有银两呢？所以造成医者不敢开门行医，因为开门必赔。
这些道理胡雪岩岂能不知？只是念及天下黎民的艰辛，纵然赔本，他也乐意，于是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少收钱，无钱白看病、白送药。
而且胡雪岩还同湘军、绿营达成协议，军队只要出本钱，然后由他带人去购买原材料，召集名医，配成金疮药之类，送到营中。曾国藩知道后，感叹道：“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
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天下士子云集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氏又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士子。因为每年考试期间，许多士子由于连夜奔赴，或临阵磨枪，身心都极度疲乏，往往一下子就病倒了。胡氏此举，乃是有因而为，当然，也受到考官、士子们交口称赞，并纷纷托人向胡雪岩致谢。
胡雪岩派人答谢道：“不必言谢，诸位乃国之栋梁，胡某岂能不为国着想，此尽绵薄之力。”
也有人说，胡雪岩的这些举动不过是自塑形象，为他自己打广告，事实上，胡氏的这些举动也确实收到这种效果。
比如他开药店进行义诊，使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有个“胡善人”；他为军营送药，曾国藩忍不住夸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士子送补品，天下士子都感激他，朝廷也因他的种种举动而赏他二品官衔。
这些看起来似乎都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胡雪岩当日是否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才这样行动，还是因为有了这种举动才带来这种功利的结果呢？这一切并非我们所讨论的核心。其实，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义利分不清的。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商人，应该把这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而不是取其一端，因为无论取哪一端，作为商人，他都不是成功的。
1875.年（光绪元年）开始，胡雪岩便雇人身穿印有“胡庆余堂药号”字样的号衣，在水陆码头向下车、登岸的客商、香客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宣传药效，使外地人一到杭州，就知道杭州有家胡庆余堂药号。据说，从1875年到1878年（光绪四年）的三年多时间里，光施送药品一项，就花去胡雪岩十多万两银子。同时，胡庆余堂在《申报》等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印刷了大批《浙杭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分送社会各界。人们的嘴巴是流动的广告，胡雪岩免费所做的善举通过受其惠、见其事的人一传二、二传三而名闻遐迩，终使胡庆余堂尚未开始营业就已名扬四海，这是胡雪岩“长线远鹞”的经营策略。
1878.年（光绪四年）春，大井巷店堂开张以后，上述耗费就以成倍的利润回收了。
到1880年（光绪六年），胡庆余堂的资金已达二百八十万两，与北京的百年老店同仁堂分峙南北，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称。一个不熟悉药业的人终于在中国药业史下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行医施药救死扶伤，符合儒家社会一向倡导的“仁道”，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之时已有出将入相的左宗棠做靠山，与清廷各级官吏过从密切，拥资二三千万两以上，被人恭为“活财神”。可见，他创办药号并不完全是为了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件慈善事业来办。由于善名远播，无形之中转化为难以计数的实利。
这个道理在现代应该是被许多商人看清了，所以许多大商人往往又是大慈善家，他们到处捐款，救济孤老，兴办学校，受到社会的好评，他们的商业机构或产品也因之受到更多的认可。
在胡雪岩的事业中，钱庄、典铺占重头，药业仅是极小一部分，可是后来，他破产身死后，其家人维持生活靠的却是胡庆余堂的招牌股。而且在国事动荡的近代，有多少巨商万贯家财毁于一旦而名姓湮没，如果没有胡庆余堂，很难说胡雪岩的声名是否还能流传至今。这些也算是胡雪岩开药店、行“仁术”的善有善报吧。
胡雪岩一生成功掌控商道的智慧，尽现于此，胡雪岩的“走为上”不是一头钻进钱眼，而是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以天下为念，多做利国利民的事，这确是一个商人难得的胸襟。
79.以“奇”招赢局面
胡雪岩一生的走向如清代陈代卿评述胡雪岩离奇的一生：“游刃于官与商之间，逐追于时与势之中；品尝了盛衰荣辱之味，尝尽了生死情义之道。”
胡雪岩游刃商界，运用面经，步步为营，节节上升，最终登峰造极，以“红顶商人”名播天下。在封建时代，商人地位低微，所以以富求贵，跻身官场一直是商人的梦想。
晚清时，虽然已有人发出“以商立国”、“商为四民之纲”的呐喊，然而，由于传统的惰性作用，迈向近代化的步履还是相当沉重的，又因为几千年来代代承袭的官本位思想已成为积淀于人们心中的价值取向，畸变成难以挣脱的怪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举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总商会为例，其总理、协理两人均有中书衔，十六个会董中，捐有二品职衔、候选州同衔、都事衔者各一人，试用知府、布政使司理同衔各二人，候选同知、同知衔，候选郎中、员外郎，候选县丞、知事各三人。这说明近代商人仍竞相捐纳报效，想方设法与官僚沾边，以博取荣衔、求得封典来提高自身的地位。
与胡雪岩在生意上有合作关系的南浔“四象”（大丝商资财在银洋500万元以上的称“象”，一百万以上者为“牛”，十元以上者叫“狗”）之一的庞云钅曾（1833～1889年）以儿子庞云济（1864～1949年）的名义，向清廷捐献10万两纹银，作为赈捐河南、直隶灾害报效，经李鸿章奏请，赏庞元济为举人，特赏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
在清朝，赏穿黄马褂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后代昭梿（1776～1829年）在所著《啸亭杂录》记载黄马褂定制：“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凡巡幸，扈从銮以为观瞻。其他文武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劳中外，上特赐之，以示宠异云。”可见只有皇帝身边的侍卫扈从和立有卓著功勋的文武大臣才有资格赏穿黄马褂。即使是驰骋疆场大半辈子的左宗棠也是在五十三岁那年，即1864年（同治三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浙江省城杭州之后才被赏穿黄马褂的。况且黄马褂一向由皇帝主动特旨赏赐的，哪有臣下指名讨赏的道理。
但左宗棠为了胡雪岩的缘故，一不怕碰钉子，二煞费苦心做文章。他开始打算在赈案内保举胡，经与陕甘总督谭钟麟商议，觉得纵然获皇帝特旨谕允，也难过部验一关，于是，在1878年3月26日（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左宗棠上疏请求皇帝饬令吏、兵两部于陕甘、新疆保案从宽核议。第二天，他又写信给谭钟麟，其中提到：“即以时务言之，陇事艰难甲诸行者，部章概以一律，亦实未协也……胡雪岩为弟处倚赖最久、出力最多之员，本为朝廷所洞悉，上年承办洋款赡我饥军，复慨出重赀恤兹异患，弟代乞恩施破格本属有词，非寻常所能援以为例……如尊意以陕赈须由陕西具奏，则但叙雪岩捐数之多，统由左某并案请奖，亦似可行。”4月12日（三月初十日），左宗棠又写信给谭钟麟，说：“实则筹饷之劳惟雪岩最久最卓，本非他人所能援照，部中亦无能挑剔也。”十天以后，左在给谭钟麟的信中指出：尽管黄马褂非战功卓著者不敢妄请，但它大致依照花翎的章法，胡雪岩既然已得花翎，已类似战功之赏，而且他对全国各地水旱灾害赈捐达20万，谁能比得上？由此左认为替胡雪岩奏请黄马褂似亦并不为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左宗棠终于在1878年5月15日（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郑重地上奏了《道员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片》，除记述胡雪岩办理上海采运局务、购枪借款、转运输将、力助西征的劳绩，还长篇累牍地罗列了胡雪岩对陕西、甘肃、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灾民的赈捐，估计数额达二十万内外，“又历年捐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左宗棠在奏件中还发誓：“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这样，胡雪岩既有军功，又有善举，还有被朝廷倚为肱股重臣的左宗棠的担保，清廷果然批准给胡雪岩穿黄马褂，皇帝还赐允他在紫禁城骑马。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也得以大起门楼，连浙江巡抚到胡家，也要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品秩只是正二品。乾隆时期的盐商曾因巨额报效而获红顶，但像胡雪岩这样既有红顶子又穿黄马褂、享有破天荒殊荣的却是绝无仅有，难怪这位特殊的官商被人称为“异类”。
胡雪岩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既有官的荣耀，又有商的实惠。他借助官衔来抬高身价，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
“为政要看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是当今社会的一句流行语。不管此语的语寓与目的如何，但却道出了胡雪岩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兼反映了胡雪岩在当代社会的历史影响。
作为19世纪下半叶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胡雪岩有着离奇缤纷的生命历程。他生逢乱世，借助权贵、政要之势，营造了亿万贯家财，在太平天国运动时，他纳粟助赈，为清朝政府效犬马之劳。洋务运动兴起后，他延洋匠、引设备，颇有功绩；在左宗棠挥戈西征时，他筹粮械、借洋款，功劳不微。几经周折，他终于从一个钱庄的小伙计暴发成为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之后，他从容流转于红顶子、黄马褂、生意经之间。营造了以钱庄、当铺为网点，覆盖全国的金融行当，并兼营了知名品牌药店——“胡庆余堂”。晚年则因洋商排挤、朝廷权贵打杀，终成钦定罪犯，遭抄家籍产，郁郁而终。
“胡雪岩，商贾中奇男子也，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这是左宗棠在奏折中的一句话。奇，有“独特”、“特别”、“罕见”、“与众不同”、“重要”之意。这个“奇”字纵览了胡雪岩之一生，真实、贴切地反映了胡雪岩之特点。真可谓概括之精妙。
胡雪岩的一生的确是极为奇特复杂的一生，他是我国封建社会商人经营、发达的浓缩，更兼终结了旧式的传统商人，开启了中国新式商人的先路。所以，鲁迅先生称他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最后”有三层含义：一是“集大成者”；二是“承前启后”；三是“不再出现”。这一定位恰恰又体现了胡雪岩在商业史上的地位的特殊性，这又是一“奇”。
就个人的价值实现层面来看，胡雪岩一生中体味到了正二品“红顶商人”、家财亿贯的极盛极荣，又品尝到了家败世衰、家破人亡的极衰极辱。这样大的反差的经历集于一人，在历史上也属少见。
就个人情感上而言，无论是友情、爱情与亲情，其间的虚伪、欺骗与狡诈，真挚、诚实与倾心，都在胡雪岩一人情感心路中影印出来了。
胡雪岩的创业、发达也乃一“奇”。创业之“奇”一在“快”，胡雪岩在短短的十年间，就从一个地位卑微、一贫如洗的店员发迹到富甲天下的豪贾；二在其白手起家。而恰恰又是这两点迎合了广大创业者的胃口，给那些渴望成功之人以勇气与希望。
胡雪岩创业发达之“奇”，也必然有赖于他所处的时代之“奇”。我们都知道，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既有内忧外患频仍交袭的创痛，又有新潮激荡、网罗打破的感奋。这是一个忧患与希望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的时代，而他正是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中把握住了机遇，成就了一代巨贾，这也是一个剧变激烈、震荡翻天的时代，也正是这样一个起伏巨大、跌宕冗起的环境，才使得胡氏有如此巨大的起伏。
如果说时代之“奇”是“机遇”、是“天助”的话，那么，谋略之“奇”则是胡雪岩自身具备善抓机遇的本质与能力，是“自助”。浸于几千年中国传统谋略之中的胡雪岩，可谓将古代谋略充分地运用于生意场上，并对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手法做了一个全面的总结与提升。连环计、双面手法、美人计；营销、扬名、借势、用人、用情、用义等等皆见于其一生之中。
活动方式之“奇”也映现了胡雪岩一生的特点。胡雪岩的时代恰好是一个新旧、东西接触博弈的时代，这导致了胡雪岩一生的活动方式也是一个新旧、东西交合的形态。办钱庄与贩军火，买卖商品与做期货；凡是可能做的，凡是他知道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他都做。也许正是他这种包容新旧、中西的，在当时属于创新性的经营活动方式，才促使了他成功。这在当时来说，也不得不说是一“奇”。
胡雪岩的“走为上”还表现他善于游走于官僚巨宦之间，左右逢源，经商为国，以商谋政利己利人，遂功成名就，终成红顶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