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倥偬间的铁血柔情“一部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湖南人写就。”
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上，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那么湖南则应是当之无愧的人才中心，“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的那一联语，仿佛道出了其中的某些奥秘。
1866年，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受诏移督陕甘。他根据事先制定的西北方略，1872年7月率兵进驻兰州，以此为大本营规复新疆。
1875年，他针对李鸿章的“海防论”，发表了著名的“塞防论”。
左以陕甘总督驻节兰州，先后创办州制造局、甘肃织呢局等，进行了兴办近代工业的尝试。洋务运动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年，他主持西北通商，打破了此前“男不晓经商，女不工纺织”的沉寂局面，奠定了兰州作为西北工业中心城市的地位。正是这位身为封疆大吏的湖湘能人左宗棠携领当时僻处西北、经济上十分落后的古城兰州在全国最早迈入近代工业文明的殿堂。
“一个人激活了一座城市。”
用这句话来形容左宗棠之于兰州，并不过分。
左宗棠驻节兰州，是甘人之幸，也是兰州之幸。他使这个往日风气闭塞、死气沉沉的边陲古城，睡狮猛醒，闪现出一缕近代工业文明的光华。令人惋惜的是，这缕光华只是短暂的一瞬。“斯人一去，骥北群空”，随着左的离任，兰州又回到了原先的闭塞和沉寂之中。
他于1866年9月调任陕甘总督期间，在甘肃为官十余年，留下了不少手迹，如匾额、题词、手札和书法等。其中的书法作品，收藏于全省各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部门。近些年，随着对左宗棠评价的提高，他的书法作品也日益增值，受到收藏者的喜爱。
譬如，他为甘肃举院主要建筑“至公堂”撰书的匾额及楹联。
其联文为：共赏万馀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珠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上联左边书：诏开恩科，时关陇肃清，分围得请，肇建试院告成，入闱监临书此。下联左边书：钦差大臣、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一等恪靖侯、加一等轻车都尉、总督陕甘使者左宗棠并识。下联左下方印章二枚：
“大学士章”，“青宫太保恪靖侯”。还有他的《正气歌碑》、原来悬挂于总督府望河楼的联语书法“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和他为前朝碧血碑往事所感而书的对联等等。这诸多的左氏墨宝，都洋溢着这位封疆大吏对西北这方土地兴旺的期待和对正气世风的褒扬，而最能激起人们回味遐想，也从书法中了解这位总督大人性格特征与思想轨迹的还是那副他有感于碧血碑所题的楹联：
一抔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
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享年74岁。他从军后屡屡立功，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赠太傅东阁大学士、一等恪靖侯，为清末四大名臣之一。史学界认为，他是自唐太宗以后对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就连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先生也这样评价他：“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左宗棠对联碑刻界。”他于1812年11月9日在湖南湘阴县东乡左家段出生，到1885年9月5日病逝于福州闽浙总督任所。他74年的生命历程，成就了一位英雄人生，诚如一首对他的赞美诗所云：
投笔从戎，守故土收失地，驰骋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惜！
一脉豪情贯长虹。
左宗棠在兰州期间，曾创建了兰州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奏请清廷允准甘肃分闱乡试取士，并分设学政，创建甘肃举院兴办教育事业；整修驿道，植树绿化；办理福利事业，关心民间疾苦；鉴于兰州地区十年九旱，提倡多制水车、多挖井；遵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下令保护回民清真寺；兴办回民义学；下令全境禁种鸦片，提倡试种牛痘等……而现今他在这方土地上的遗留，恐怕就是为数不多屹立道旁、绿如帷幄的“左公柳”……左宗棠在兰州办了不少好事。后人为了纪念左氏在兰州的功绩，曾经在孔庙(现兰州二中)修建了“左公祠”，将西关大街命名“宗棠路”。西稍门命名为“宗棠门”。抗战时期新辟的城南公路(今白银路)命名“左公东西路”，以表达对他的怀念。一百多年过去了，许多的情节和细节都在历史中被湮没了。
但我们由《碧血碑》，由左公为《碧血碑》所写的楹联，还能清晰地记起那位湘人：左宗棠，清末湘军军阀，洋务派首领之一，晚清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史称他为人多智略，性狂傲，每自比诸葛亮，时人目以为狂。惟胡林翼称赞说“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大器晚成，年近四十，尚隐居乡间，绝意仕进。1852年，受曾国藩推荐，编练楚军，镇压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最后收复新疆，戎马三十多年，转战大半个中国，未尝败衄，成为继汉朝韩信、唐朝李靖、宋朝岳飞之后，中国历史上第四位永远都打不败的将军。
而其以65岁高龄抬棺出征，收复新疆的巨勋壮举，更被人称为“唐太宗之后，对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梁启超最后给这位湖湘第一能人盖棺定论：“说到左宗棠和诸葛亮个人才华的高下，人们可能还有争议，但说到对国家的贡献，诸葛亮得甘拜下风。”
烈妃自碎碧血碑著名楹联“一抔荒土苍梧泪；百尺高楼碧血碑”是左宗棠为明朝肃宪王王妃触碑而死的往事所感，用楷书题写而成的。它不仅布局工稳，笔势遒劲有力，堪称佳作，而且还牵系着一串感人的故事：
洪武十一年(1379年)，明太祖朱元璋封藩，封其庶十四子朱为汉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改封肃王，二十八年(1395年)就藩甘(今张掖市)。在位28年。其后相继嗣位延袭九世十一王，284年。
建文元年(1399年)，肃王由甘州移驻兰州，即大兴土木，营建肃王府、兰州城池、园林寺观等，建筑规模宏大，对兰州产生过深远影响。自今通渭路以东，会馆巷以西，张掖路以北，滨河路以南便是当日肃王府，周垣三里，东、西、南三面均有府门。正门面南，入正门，依次为棂星门、端礼门、承运门，承运殿、存心殿，此两大殿左右为东西二宫。肃王府署设在王府中央，东、西、北三面又有宫苑，苑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小桥流水，奇花异草，点缀其间，景色十分秀丽壮观。明肃王修建了许多庙宇寺观，如五泉山公园的崇庆寺、酒仙殿、嘛呢寺、文昌阁、武侯祠、大悲殿、地藏寺、卧佛殿，坐落在今庆阳路的白衣寺及白衣寺塔、原东关接引寺的铜接引佛（今移五泉山金刚殿），白塔山的白塔寺、皋兰山巅的三台阁，还有建筑规模宏大、不在道教十方丛林之下、在关陇亦仅有的金天观。今天这些文物古迹大多仍闪耀着夺目的光彩，吸引着人们观赏、凭吊。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闯王李自成率领部队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在攻取西安以后，派贺锦率部队西进甘肃，攻陷兰州，于是末代肃王土崩瓦解。肃王识没有来得及逃走，被生擒。一说当即在肃王府“垒石为山，因泉为池，山下洞壑幽远，逶迤数里”的凝熙园(即今山字石)被处决，一说被押解到西安后处死。据左宗棠《烈妃庙记》讲，“执肃王识东，不屈被害”，可能是后者。
碑刻当时，肃王妃颜氏、赵氏、顾氏，嫔田氏、杨氏仓促率宫人二百余，由邸园奔上北城墙，欲投河自尽。由于闯王部队追了上来，肃王妃颜氏、顾氏无路可逃，遂撞肃宪王诗碑而殁，双双葬于诗碑之下。后来人们将此诗碑唤作“碧血碑”。其余妃嫔、宫人刎毙、缢毙，自掷毙，顷刻立尽。战后，“邦人棺殓诸妃嫔，瘗诸宫人作大冢”。
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清同治十二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督署后园建烈妃庙，并为文记之，曰：“一日上北城，过肃王碑，见烈妃所自碎首处，血痕喷洒，团渍缕注。军士告余，天阴雨湿，其痕视常日加明。精诚所至，金石亦开，曷足异也。”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碧血碑”。这是兰州一块有名的碑，原竖在明代肃王府北城墙拂云楼的西侧，楼高，碑尊，大河东去，烟云过眼。它不仅是一通古碑，上刻主持刻制了著名肃府本《淳化阁帖》的肃宪王绅尧的一首诗，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曾有过这样一段鲜血喷洒的往事。
1980年前后，《碧血碑》与左宗棠书写的《正气歌碑》，一同移至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南部，至今仍安放在那里。由于战火熏染，风雨剥蚀，碑已遍体伤痕，许多字已残损，诗文已很难辨读。《碧血碑》高2.3米，宽1.3米。据张尚瀛先生著文称：“现碑面除‘肃藩翰墨’、‘磐石之宗’两印章清晰可见外；尚有60字……”诗碑原为七律一首，由于脱落读不成文，据几位专家辨认推敲，对所缺字为之拟补后，认为其全文应是：
碧血碑次司马太恒吴老先生韵兼送之甘州边城春柳解婆娑，别殿香风舞彩罗。
白简暂违双凤阙，丹衷直上五云阿。
平戎漫讶龙堆远，策马频从鸟道过。
最是识荆离乱后，不堪回首阻关河。
永留玄机的佝偻碑文遗落各地的佝偻碑自古以来，兰州人民和水都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据有关文献记载，在明代以前兰州当地的生活用水相当困难，农业用水甚微。这对于一个依傍着大河而又十分“干渴”的城市民众而言，免除水患和利用水利可谓是不言的期望了。这就难怪大众对兴修湟惠渠的张心一、对赈灾治水的王树中，对近年来引大工程的中外建设者充满那么由衷的敬仰之情了！
夏禹从中原到甘肃治水的传说流传甚广。史书上多有记载，如《史记·夏本纪》：“导弱水至于合黎”，“导黑水至于三危”，“导河积石”，“导渭自鸟鼠（今渭源县鸟鼠山）同穴”等等。这里所说的弱水、黑水、渭水和黄河均在甘肃省境内。而在甘肃临夏的“泄湖峡石凿”和靖远黄河边发现的“中流砥柱”石据说都是夏禹治水时留下的遗迹。传说当年夏禹西巡积石，导河东流时，来过兰州九台一带，所以古人特地将摹刻的一通岣嵝碑立在白塔山西南端半山腰的金山寺禹王庙前的六面亭内，恰好和山麓的金城关为邻。其中自然既有缅怀先贤之志，又有镇服水患之意。后来因为金山寺坍塌，岣嵝碑风雨莫蔽，为防止发生毁坏之虞，遂于1963年移至白塔山塔院后面的牡丹亭；1980年又将此碑辗转移至白塔寺院内，供游人观赏和研究。
岣嵝碑亦即禹碑、禹王岣嵝碑，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所刻，因最初发现于湖南衡山岣嵝峰上而得名。正如李协所云：“盖九州之中，禹之迹无弗在也，禹之庙也无弗有也”，在我国黄河、长江一带禹王庙及其遗迹可谓不胜枚举。
浙江绍兴城东南山清水秀的会嵇山麓也有一处气宇不凡、蔚为壮观的禹王陵和禹王庙。在大禹的雕塑立像边上，是由现代著名书家沙孟海所书的联语“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它颂扬了千百年来传说记载中制服洪水的英雄大禹。据说，当年夏禹巡狩至越，因病而崩，就葬于会稽山。在那里新建的碑亭之后，禹穴辨亭和禹穴亭就是前人在考辨大禹墓穴所在处而立的。使人最感兴趣的是禹庙午门前岣嵝亭中的岣嵝碑了。它高3.5米，宽1.7米，相传它是大禹治水时所书刻，亦称禹碑。此碑原刻于湖南衡山岣嵝峰上，故名岣嵝碑。其上凡77字，字形奇特非篆非蝌蚪文，难以辨识。韩愈诗为湖南衡山或以衡山南麓之《岣嵝山》诗说的正就是它：
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
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
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我来咨嗟涕涟。
旧时的白塔寺院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
关于岣嵝碑的来历，在湖南长沙曾有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长沙和其他地方一样，经常洪水成灾。一天，大禹治水路过长沙城，顺便登上岳麓山一看，才知道这里常闹水灾，是因为有一条独角龙在湘江里面作怪。于是，他便来到湘江岸边，手持除龙剑，毅然跳人江中，决心将这条独角龙斩除。谁知一连苦战了六天六夜，难解难分。大禹只好改变策略，利用独角龙六天六夜没吃东西想急于进食的心理，将铁链变作面条，自己则变作一个煮面条的老头，终于诱使独角龙就擒，并把它深深地压在了岳麓山底下。随后大禹又亲自刻了一通石碑，竖在岳麓山顶，以便永远将独角龙镇住，免得它再次出来兴风作浪，危害百姓。这通石碑，便是禹碑。
不过岳麓山的禹碑也并非出自夏禹之手，而是根据衡山岣嵝碑摹刻的复制品。历史上最早提到衡山岣嵝碑的文字，是中唐时期的散文家韩愈和诗文家刘禹锡的两首诗。但从他们的诗作来看，前者的依据是衡山道士的叙述，后者的依据则是民间传闻，可见他俩并没有亲自目睹过此碑。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有个叫何致的人在南岳游览时，由于一位樵夫的指引，使他有幸目睹了这通神秘的石碑，并得以将碑文摹写了下来。他路过长沙时，特意将摹本送给了州官曹彦约一份。曹彦约看到摹本后，立即指示衡山县令搜访原碑，但是找了几天也没找到。于是，便让何致将碑文刻在了岳麓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太禹王碑文碑刻守潘镒在岳麓山搜得此碑，遂剔土拓片，公诸于世。从此，以岳麓山禹碑为模本而翻刻者，盛行于天下，金陵、扬州、云南法华山、成都、江宁栖霞山、汤阴、绍兴、西安、归德等地，都相继翻刻了禹碑。现在竖立于南岳岣嵝峰的禹碑，也是以岳麓山禹碑为模本而复刻的。
州金山寺岣嵝碑州的岣嵝碑是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由甘肃酒泉郡侯建功（升庵）摹立的。碑高３米，宽１米，碑首镌刻着戏珠巨龙两条。碑身阴刻着72字，字形怪异，好像是缪篆，又像是符篆，极难辨认。此碑与众不同的是：湖南衡山、长沙岳麓山上的岣嵝碑均是77字，而以此碑翻刻者盛行于天下，皆为77字。只有兰州的这通岣嵝碑少了５字，且碑文并无残损现象，排列方式也不相同。
至于兰州金山寺的岣嵝碑摹自何处，志书和碑记都无记载，所以岣嵝碑的真伪，学者们一直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的模本绝对不会是岳麓山的禹碑，因为岳麓山的禹碑，碑文共有77字，分9行排列，每行9字(最后一行不足此数)。而兰州金山寺的岣嵝碑，碑文只有72字，比岳麓山禹碑少5字，而碑文并无残损现象，从排列方式来看，后者分为6行，每行13字(最后一行为7字)，和岳麓山禹碑的排列方式也不相同。因此，要弄清金山寺岣嵝碑的摹本，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各地的禹碑作一番比较。可惜的是这一浩繁的工程还须待以时日。
近几十年间，求水心切的甘肃人民像传说中的大禹那样，在各地兴修水利工程，普遍蓄水筑渠，使戈壁荒滩逐渐变成良田。尤其在州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水库等完成以后，皋兰山的雄伟不改，而四周干涸的山塬荒野正变成一片片绿色。竖立在兰州白塔寺的岣嵝碑，已经经历了八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它和立在湖南衡山、浙江绍兴的岣嵝碑，以及遍及大江南北的禹碑一起，传诵着大禹这位足迹遍及九州的治水英雄的千秋业绩和他与水患不懈斗争的精神，也诉说着古城兰州与水不同寻常的城市情缘。
州的岣嵝碑以籀篆或是符篆书成，属大篆即汉字书体的一种，是籀文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文字。籀篆，相传周宣王时史籀所作﹐故亦名籀文或籀书。秦时称为大篆﹐与小篆相区别。尽管字迹怪异，难以辨认，工稳的结体，规整的章法与活泼的布局都给人美的享受。时至今日，它仍不失为历史文物中的一件珍品，我们在对它的欣赏与审视中可以得到书法艺术的诸多感染和启迪。夏禹作为整个中华民族记载和传说中的一位治水的英雄，其足迹遍及中国，但只有夏禹来兰州治水的传说和矗立于白塔山巅的岣嵝碑，长久地陪伴着不舍昼夜的黄河水滚滚东流，给人们留下了永远的玄机。
书法三宝聚碑林1998年，首倡并建设兰州碑林的流萤先生到天津拜访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王学仲，请他为兰州碑林题词。王先生说：“你们把敦煌写经和汉简选择一部分，刻碑上石，非常好。我历来主张，民间书法家的东西，是我国书法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下功夫研究推广。”就这样，堪称书法领域三件瑰宝的“敦煌写经”、“汉简”和“淳化阁帖”刻石，以刻石的形式第一次荟萃在兰州碑林与广大参观者见面，领了全国风气之先。
这些突出地域文化特点的书法艺术品，在拂去历史云烟和岁月沧桑后，把古人们留与我们的文化遗产再现在坚硬而冰冷的石碑之上。那些挥洒自如、淋漓尽致的书法随着时空的变化征服并将继续征服着络绎不绝的观赏者。
敦煌写经敦煌，在全世界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可以说是声振寰宇，光被五洲。有些外地人不知道甘肃，也不知道兰州，却都知道敦煌。在中碑刻世纪的世界文化艺术史上，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地域、城镇能像敦煌那样形成那么庞大那么辉煌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群体，能像敦煌那样集中反映了印度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交汇的特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艺术等各个方面，其丰富与精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展示出世界三大文明的融合，展示出佛、道、儒三家文化精神的共存，展示出诗、词、歌、赋、音乐、舞蹈、戏曲、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门类的有机结合，显示出如此的包孕深厚和博大辉煌来。从美学角度去考察，敦煌写卷格调清新，傲然独立，且与敦煌壁画在审美情趣上有一种同步的现象。可以说敦煌的壁画、雕塑与写经都具有十分可贵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敦煌写经”是用书法的形式保存了丰富的佛教经典、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再现了在雄厚的本土文化大背景之上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群体。敦煌遗书绝大部分为古代写本，且以写经为主。就目前所知，敦煌写经最早的写于公元305年，最晚的写于公元1002年，前后跨度近700年，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朝代，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段时期中国书法的发展演变情况。这些遗书，内容庞杂，包括佛经、儒道家的经典、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大多数是民间的写经生所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时代除了那些著名的书法家以外，还有大量的优秀的民间书法家存在。他们创造了很多不朽的书法作品，而这些作品不亚于名家之作。要讲存世的墨迹，其数量之多，更令人兴奋不已。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书法家，还不同程度地对当时的文人书法家产生过一定影响。敦煌写经的发现，对我国书法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敦煌遗书到底有多少件呢？目前还无法完全统计，一般说法有5万多件，存于甘肃的大约700多件。
在筹建兰州碑林时，一开始就想把敦煌写经刻石上碑，供世人瞻仰，那是有重大意义的。如此之举，一是考虑到敦煌写经在书法艺术上的崇高地位；二是因为举世闻名的敦煌就在我们甘肃，是甘肃史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能不有所展示。尽管今天在兰州碑林里只是展示了一小部分敦煌写经碑刻作品，但它们却形象地告诉我们：艺术在互相交融与撞击以及不同元素的组合中，改变着它原有的结构和素质，从而组建起新的形态，而择优的组建则又会诞生出新的艺术形态。这种综合的艺术则是从艺术的综合中发展得来的。
敦煌卷子的书写者，大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因此实用性很强，简便、易写、易识、整齐、规范，是其主要目的和原则。但熟能生巧，久书成艺，其中就蕴含着极为质朴的审美趋向，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其突出的民间性，成为古代民间书法之大成。在表现上自然，质朴，自由率意，不矫饰做作，不故弄玄虚，机动灵活，简单易懂，约定俗成，富于创造的乡土气息，泼辣大胆，不受任何法度约束，形成一种与宫廷、士大夫书法截然不同的形态。它们比较翔实、清晰地反映了我国汉字演变的脉络和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书法与宗教艺术，特别是与佛教艺术的血肉关系。同时，它们在书法上兼收并蓄，将宫廷上层、诸多名家的书法成就与庶民百姓的书法艺术实践熔为一炉，创造出大量的书法杰作。因此可以说，敦煌写卷与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中珠联璧合的灿烂珍宝。
州碑林中镌刻的敦煌写经，共计66块。其中晋1块，西凉2块，北魏11块，西魏4块，北周2块，南朝3块，隋4块，唐39块。每敦煌写经·文心雕龙碑刻块标明题目、时代和编号，便于查找，也是爱国主义教材。如有些编号为伯多少号，斯多少号，就是说，这些写经被伯希和、斯坦因盗往国外。每块石高70公分，宽90公分，厚6公分。总标题《敦煌写经》
四个大字和前言，都是由郑汝中先生撰文并书写的。如果加上这两块，敦煌写经部分，共计68块。现在，都镶嵌在草圣阁第二层。
当然敦煌书法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以及对当代与今后书法研究与实践的重要价值，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兰州碑林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极小一部分，刻石上碑，旨在扩大敦煌学的影响、弘扬敦煌艺术的光彩。
简书简书，也叫“汉简”，是西汉时期用墨写在木简、竹简上的文字。
简书没有东汉的隶书那么成熟，但看起来却会给人一种质朴奔放的艺术美。如从出土的《流沙坠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武威汉代医简》等书写风格来看，有的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犷朴实，变化流速而不拘束；有的笔画刚劲，使转流动，飒爽多姿；有的波磔奇古，形意翩翩；有的古朴而风韵飘逸；有的若篆若隶，自由奔放，浑然而一体。
陈列在兰州碑林的汉简刻石有甘肃出土的王杖简、天水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玉门汉简、甘谷简等等。它们在笔法上大都运用藏锋和中锋，小字用指处较多，因简书中皆是小型字体；大字写出了“蚕头燕尾”的笔画特征，顿挫分明。但多数为小字，皆承袭篆书笔法，加之草率急就，起笔时用逆锋不甚明显，甚至有些字也用露锋起笔。使其结体一改秦隶取纵势的特点，而用正面取横势；章法布局，不受界格所囿，规整中又出现不规整，纵横飞动，极富变化；在墨法上也是讲求质朴而豪放的气势。从书体的演变来说，简书的出现，不仅对隶书成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今草开创了先河。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在出土于武威的汉简就包括了“仪礼简”、“张长史简”、“医药简”、“玉杖诏书令”等。这样丰富多样的简牍书法，以勒石形式直观地展示出来，这是在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都难得一见的。其实把汉简书法移植到碑上，让其流传后世，是兰州碑林的首创。其价值一是正确反映了汉简的学术地位，包括文物价值和史价值；二是汉简的精美书法，包括书法史的研究价值和书法实践价值；三是对这一国际显学的普及价值，让更多的人通过碑林认识汉简，了解汉简；四是对“简牍之乡”的宣传价值，让国人乃至世界了解甘肃，了解甘肃的历史。
汉简在书法领域也有极高的价值。一是在书法史和书法源流方面占有重要的位置；二是汉简书法所表现的艺术性。过去人们在研究、临摹汉代书法时，大都是汉代遗留下来的汉碑刻，如《张迁碑》、《礼器碑》、《曹全碑》、《西狭颂》等。至于秦汉时期民间流传使用的字体，极为罕见。以前也有过不少文字资料，但都是刻在铜器或砖瓦上的。直到汉代简牍的出土，才使人真正见到了当时人们使用的书体墨迹。简牍所经历的年代是久远的，上起战国，下至西晋十六国，约七百余年。这些书体，在书法发展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战国竹简，其次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书体仍属篆体，或者篆隶相杂，称为古隶或秦隶的。从秦隶到汉隶是书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革时期，它上承前代篆书的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真书的风范，同时还发展了草书体。如玉门汉简碑刻《居延汉简》，可称为简中之冠，年代早，数量多，内容丰富，其中篆、隶、真、草都有，且风格多样，为研究西汉书法提供的资料也最为丰富。这些简牍是一些工匠或普通劳动者书写的，看起来生气勃勃、自由流动，呈现出多种书风，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现在刻在碑林的秦汉简牍，共计7个部分62块，计天水秦简4块；居延汉简18块；敦煌汉简5块；悬泉汉简5块，其中放大的两块；武威汉简24块，其中仪礼简10块，玉杖十简1块，玉杖诏书令册4块，医简9块；玉门汉简3块；甘谷汉简3块，其中放大的两块。除此之外，还有为显示汉简编排形式而刻制的居延汉简1块，悬泉出土的纸文书1块。这些石刻，大的高150厘米，宽50厘米，厚6厘米；小的高70厘米，宽50厘米，厚6厘米；纸文书长160厘米，宽75厘米。
如再加上赵正撰文并书写的总标题《秦汉简牍》和前言两块，整个秦汉简牍部分，共计66块。
《淳化阁法帖》
明代肃王翻刻的通称“肃府本”或“兰州本”的《淳化阁帖》，是我国书法史上现存的时代较早、摹刻精致、保存良好、颇具影响的一部大型法帖原石，兰州碑林不能不展现这部陇上引以自豪和骄傲的书法珍品。
在谈及我国书法艺术时经常提起《淳化阁法帖》来。它是这样一回事：宋太宗赵炅于淳化三年（992年）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摩勒。大臣登二府者赐一部，此即《淳化阁法帖》，略称《阁帖》。因是朝廷所拓，不同于民间，故不及百年，原拓已极难得。然王著学识不足，采择不精，标题多误，且编次杂乱，为后世所非难。此帖全十卷，采择古代帝王以至唐人之书。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的墨迹最多，占大半。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肃宪王绅尧令温如玉、张应召摹刻上石，未成而薨，世子识接着完成。
先后历时7年，用富平石144块刻成，藏于肃府东书园遵训阁，视为珍宝。现存141块，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石高27.4厘米~34.5厘米，宽36.5厘米~40.7厘米，厚5厘米~8.9厘米，大都为两面刻字，也有仅刻一面的。
倪苏门《古今法论》说：
“淳化帖在明朝，惟陕西(注：当时陕、甘尚未分省)肃王府翻刻石最妙，谓之肃本。从宋拓原本双钩勒石，所费巨万。今市本相去天渊。”陈奕禧《皋兰载笔》称：“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拓工间有私购出者，值五十千。”郑学孚也说过：“明翻刻阁帖，以肃府本为最佳，跋语亦最多。”今存肃府帖初拓本，笔力遒劲，纸好墨匀，清新悦目。人称“新旧不爽，毫发俱在，与宋本无异”。
在《淳化阁帖》中，载有被誉为草圣的东汉大书法家张芝的一笔书和有“银钩虿尾”美誉的西晋大书法家索靖的隶草。
《肃府本淳化阁帖》又名“兰州本”、“遵训阁本”。明肃庄王朱受封兰州时，太祖（朱元璋）曾赐以《淳化阁帖》真本，万历时（1573-1620年）洮岷道张鸣鹤得“李子崇藏本”，又于皋（今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得“材官本”，借肃宪王朱绅尧赐帖校对，因请温如玉、张应召双钩，宪王乃令刻石，未成而薨。世子识费时七年踵成之，计用石144块，纸253张。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今极难得。卷首标题为行书，卷末隶书题“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乙卯岁秋八月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摩上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洮岷道陈卓补之。
它们被专家们认为是兰州碑林的镇馆之宝。
淳化阁帖王羲之书法碑刻率真奇崛翰墨独运的龙源龙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太昊伏羲氏乃龙之始祖，甘肃是龙的故乡。传伏羲生于成纪。人首蛇身，继天而王，以龙纪官，遂有盛德，为后世祖。其作网罟、养牺牲、画八卦、造书契、制嫁娶诸端，功耀天地宜可征信也。考诸史册舆图，古成纪地在甘肃。故吾陇长期以来尊崇伏羲，因及神龙。龙源之建，良有益也。正因如此，在白塔山下，黄河之滨，金城关旁，白马浪西，建起了一座临河的公园，名曰“龙源”。
州龙源从2000年10月开始策划。2001年3月，王国文受众委托，向省委、省政府领导呈送请示报告，即蒙欣然批交兰州市。兰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其列为黄河风情线建设项目，同年7月龙源建设组织委员会宣告成立。由是在省、市政府支持下，开始选址建设，2002年3月正式开工。其间，多得社会有识之士鼎力赞襄，专家学者稽考论证，艺术家们热情参与，新闻媒体宣传推动。组织者、设计者、建设者们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克服困难，通力合作。2004年市政府再次投资二期工程，建设了“千龙字碑廊”等景点，终于2004年11月28日克竣其工。
占地20余亩，东西长300米，南北最宽处60米的龙源多数景观项目完兰州龙源景色工，向社会开放。
龙字书法汇萃一园龙之图腾，来自远古：龙之形象，变化无穷：龙之精神，传于万代；龙之崇拜，盛于古今；龙之文化，高古深邃。而究其源，则龙之传说，贯于黄河；龙祖伏羲，源在陇上。故龙源之建，创自兰州，实乃三陇之瑞，盛世之征也。斯园之成，必将以其主题之宏大，创意之新颖，底蕴之深厚，以及环境之优美，交通之方便诸端，而蔚为陇上之光，从而发挥激励我中华民族奋发向上之动力也。
龙源其景观设置，居中为王国文草书“龙”铜雕，屹立于八卦台上，象征人文初祖；其西巨龙横空出世，石破天惊：其东龙生九子圆雕挺立，栩栩如生；其北下沉广场伏羲、女娲功德浮雕，呈现人类始祖肇始文明；陇上百余名书家所书龙文、龙诗石刻引经据典，声情并茂，以证龙文化之源远流长。由东而西，龙图腾浮雕，内涵丰富，瑰丽多姿；镌有1470个龙宇的千龙宇碑廊气势磅礴，琳琅满目：龙凤呈祥金属透雕雍容华贵，流光溢彩，展示龙文化之灿烂辉煌。龙亭鸟革翬飞，龙池波光潋滟，园林建设与雕塑景观融为一体。入此园中，大河奔流，神龙飞腾，芳草葳蕤，移步换景，赏今怀古，怡情益志，诚乃洋洋之大观也。
“千龙字碑廊”汇集我国从古至今1470个书法“龙”字，形成一座长110米的龙书大观，堪称全国之最。其以龙为立意，借龙为契机，在如龙的母亲河边做足了“龙”文章。兰州龙源汇聚了全国最多的龙文章、龙诗词、龙绘画、龙书法，龙雕刻等等，不一而足。形成了在整个龙源“处处有龙，景景现龙”的独特景观。它以龙为主题，融和中华民族古今龙文化之大成。龙神为一身，融历史、哲学、美学、文学于一体，借以表现丰富的龙文化内涵。2005年开工的三期工程将使龙源的面积扩大至百亩。即龙源将向东西两侧延伸，东延至白马浪，西延至六号园，使面积扩大为百亩规模。初步计划在白马浪建造大型龙马和白龟，体现河图洛书的传说故事。建伏羲广场，塑伏碑刻羲和女娲雕像，利用白马浪对面的公路墙做成甘肃最具特色的伏羲园。在六号园建一座大型的九龙壁或直径9.9米的九龙球。
远眺龙源，只见其背靠巍巍的白塔山，面临波涛滚滚的黄河，依山傍水，主题雕塑“龙源”巍巍屹立于诸多景区建筑群之中，气势宏伟，宛如巨龙昂首，吞吐风云，吸引着人们情不自禁地走向前去。
走进龙源，一股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在喧嚣城市里的浮躁心情顿时宁静下来。极目四望，一座座造型独特、形态各异的浮雕蓦然跃入眼帘。首先迎面立一巨石，姜黄色石底上面锲刻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教授94岁时专门所书“龙源”二字。其顶端雕着一龙头，昂首向天，似要破石而出，又像即将横空腾飞，大有“石破天惊”之势。转至背面，锲刻着一篇红色书法《龙源创建记》。由龙源建设组委会撰于2004年年底的文字，详细地介绍了“龙”之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以及“龙源”在创建过程中表现出的精神意义。它不仅带领人们进入眼前的“龙源”，更能让人们步入心灵深处的龙文化家园。
以书法建公园的王国文这里我们要说说建造龙源的核心人物王国文先生。他1938年生于福建惠安，1965年8月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工作在陕甘一些贫困地区，历任县、地委书记等职务，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兰州龙化研究院、龙源书法院院长、陕西太白书画院副院长。长期以来王国文在从政之余，倾心于书法研究，注重理论，勇于创新，著有《我的书法观》一文，作品以独特的风格饮誉书界。
1993年，他的17米书法长卷毛泽东《沁园春·雪》被毛主席纪念堂正式珍藏；1996年12月至2000年分别在中国美术馆、厦门、福州、银川、兰州举办个人书展，全国有60多家报刊宣传其书法作品和书法成就；一些作品被各地文化馆、博物馆、名山寺庙、旅游景区收藏或勒石纪念。1996年甘肃新华分社出版《王国文书法选挂》；20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国文龙字书法艺术挂历》，数万册传播全国各地。
1995年1月21日，王国文先生灵感攒集，乘兴泼墨的一瞬间，不经意间将一点墨滴在纸上，后因墨点而书成了一个龙字。后被誉为“惊世之作，传世之宝”、“华夏神龙”、“千古一龙”的榜书“龙”字(136cmx68cm)，极具灵性。自左视之，恍如女娲怀抱婴儿，其右则如伏羲俯首关注。太初传说之精神表现无余。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钟明善先生在看到王国文的榜书“龙”字后，也欣然命笔题写了“率真奇崛，翰墨独运”的评语。
也许就因那个出神入化的“龙”字，这位来自南国的书法家便有了日后与龙难分难解的缘分，便有了以后蔚为大观的龙源。2000年10月，王国文着手策划将其榜书龙字做“龙源”雕塑，建造“龙源”公园，此举立即得到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而得以实现，兰州黄河岸边一处壮丽的龙文化景观被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作为旅游参观的最佳选择。2004年中国邮票总公司出版16个龙字书法邮票(版票)，出版龙墨神韵《王国文书法邮票集》；王国文从事书法艺术活动，和他从政一样，不忘百姓，用义卖所得共救助380名失学儿童。
其实，兰州与龙的确有着久远的缘分。1947年，在兰州海石湾曾经发现有“马门溪龙”的恐龙骨骼化石；在永靖黄河三峡发现巨型恐龙足印化石，被专家认定是世界上迄今最大的恐龙足印。在发现的上百个恐龙足印中竟是由十多只分属于３种不同类型的恐龙踩出的，它们是巨型蜥脚类、小型蜥脚类和虚骨龙；在兰州之南的广河、和政、东乡和临夏部分地区，发现了大量的令世界古动物学界为之震惊的“龙骨”，它们是研究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区晚中新世——更新世古气候、古地理、古生态环境和古动物群演化变迁及青藏高原隆升的重要物质证据和信息源……世界首创：以书法建园龙源内最为醒目、最为壮观的便是那个狂草“龙”字的主题雕塑。这座紫铜铸雕高10.2米，重8.5吨，立于高达2.4米的象征八卦的八边形高台上，加上12米高的铜雕底座，总高共达24.6米。它雄伟多姿的外观造型，让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书到极时书似画，画臻妙处画似书”。此后几年，这幅字不胫而走，广泛流传，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和喜爱，100多家新闻媒体给予报道，并被制作成石雕、影雕、漆雕、铜版画、挂毯、金泊画、明信片、首日封等多种工艺品和台历、挂历等，广播海内外。
整个八卦台的设计也颇具匠心，外观为立体三阶圆坛，阶上种有红、白花草，每面阶梯的平台处置一石质大球，顶层台面上，有黑色花岗岩横条组成的八卦符号图形，格外醒目。整体布局浑然一体，寓意深刻，令每一位观赏者不由得敛声屏气，仰观深思。八卦坛的南侧，紧邻黄河岸边，另挺立着一组雕刻精美的龙柱。它是由一门八柱等距离的花岗岩石柱组成，每根石柱高7.6米，直径0.8米。龙柱上端锲刻九龙，成龙子戏海之观。它们环绕主题雕塑而立，亭亭玉立，呈拱卫之势，是“龙生九子”的系列浮雕。如今，“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这种故事更多地被用来教育人们，要物尽其能，人尽其才，必须重视培养和使用人才。
继续向东北走去，游人既可选台阶，又可走坡道，龙行蛇穿，不远处就是下沉广场，北墙镶嵌着112块石碑，其上锲刻着陇上百余名书家所写的龙书、龙诗石刻，其文引经据典，神情并茂，足以证明龙文化之源远流长。中间又有四块刻有龙图腾的红色花岗石材作为隔饰，加之精美的边框，凝重又不失秀美。南墙嵌有高2.5米，长30米的伏羲女娲功德汉白玉龙图腾浮雕，由东而西，从作网罟、养牺牲、画卦至造书契、制嫁娶，整个浮雕雕工精湛，内涵丰富，瑰丽多姿，呈现龙祖肇始文明。
龙源是为弘扬龙文化而兴建的，传说伏羲乃龙之始祖。伏羲是公认的中华民族最早的先祖，位居“三皇之首”，是“中国第一位王”。甘肃是伏羲诞生地，“龙祖伏羲源在陇上”，江泽民总书记曾亲题“羲皇故里”，而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和女娲形象的“蛇身”便是龙的原始形态。
谈到龙源，神情所系的王国文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建造龙源公园对甘肃的宣传、旅游具有深远的意义。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甘肃是龙的故乡。这个意义不可低估，我们企盼有那么一天，龙源成为炎黄子孙拜祖的地方。”他认为，龙源是“龙”的主题公园，而炎黄子孙均自认为是龙的传人，因此该园应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亲和力；龙的文化源远流长，但许多人对龙文化了解甚少，龙源公园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全面的龙的文化知识，这样综合性的龙文化公园，在全国是第一个；该园集书法、雕塑、绘画、绿化于一体，又地处黄河岸边，风景独特……龙源做尽龙文章龙源西边，还有四景：一是其西南角龙凤呈祥的钢板透雕，借陇东剪纸艺术的形式展示龙文化之灿烂辉煌。二是正西为18组两面共72米长的龙图腾浮雕长廊，其以浮雕为主，兼有透雕、圆雕、线雕、沉雕、影雕等6种雕刻艺术。三是在这里人们可以全面了解龙文在五千年中的形成、发展、变化过程；西北角的千龙字碑廊汇集了古今中外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在内的近两千种书法，字体上有真、草、篆、隶，书者有秦始皇、鲁迅、毛泽东等，仅一个“龙”字就有1740种写法，琳琅满目，而且字字不同，形态各异，其磅礴的气势，令人叹为观止。四是往回走时，便见一龙形音乐喷泉，两侧各立亭阁一座，楹联牌匾交相辉映，龙形“龙”字互为呼应。
细细揣摩，整个龙源中处处有龙，时时现龙，除了雕刻的龙，还有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地形造成的龙，花草装饰的龙。除了刻在碑刻石料上的静龙，还有随风而摆，活生生的动龙，龙柏、龙柳、龙槐、龙榆、龙桑、龙枣是也。雕塑与园林的结合，可谓是龙园的一大特点，这自然就赋予了龙源鲜活的艺术魅力。
龙源一、二期建设总投资为800余万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龙源建设中一部分资金来源于民间资本；许多工作人员都是志愿者，无偿地为龙园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长期以来，白马浪这一带留下了许多传说，最为瞩目的就是唐玄奘、吕洞宾曾经在此留有足迹。为了纪念这些人文传说，新建中的龙源三期工程，将在黄河河心修建，河心岛将建栈桥，制作成“八卦图”的内容，展示深远文化精髓。它的设计也将遇到很大的挑战性，它的建成将开辟河心建造文化景点的先河，成为中国文化景点史上的奇迹。
据考古发现，龙的原始形象，是一条巨蛇却又长着四条像羊腿的东西。殷墟甲骨文中的龙字，其形象也是一条蛇，但头很大，嘴张开。出土的殷商时代的一个玉龙，其造型是虎头而蛇身，头上则有两枝鹿角。很显然，这些都是龙的创造过程的演进遗痕。目前，开放的龙园已经接待了大量的中外游客，吸引着更多的外地游客慕名前来看龙、赏龙。在建设文化兰州的步履中，龙源建设将纳入到兰州旅游项目中，把这一体现兰州特色的、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景观做大做强。
的确，正如许多专家所说，龙源巧用天时、地利，以书法、碑刻及摄影、剪纸等多种艺术手法在大河之畔做足了龙文章，成为与兰碑林上下呼应的兰州文化旅游景点中的“双璧”。其实它创出以书法建公园、以书法创作雕塑的世界第一；创出在一个公园里，汇萃龙字书法、龙字碑刻、龙字植物的全国第一的实践，为建设好我们的城市，留下了诸多的启示与思索。
古朴、简练、单纯的民间工艺，承载着西部丰厚久远的文化积淀，昭示着无数生命的繁衍。
形态各异、乡土情浓，又不乏现代意味的民间工艺，其原初大约都是基于民间图腾崇拜和喜庆装饰功能而诞生和发展的。随着社会文明的变迁和嬗替，抽象、夸张、凸显西部艺术家想象力的乡土艺术，正在超越民族和本土文化的界限，以传统的古朴遗风和今日城市的文明新风，观照着西部人精彩的生命图景和他们的精神境界……李文斋首创刻葫芦刻葫芦，是兰州久负盛名的传统工艺品，甘肃特种工艺中的一枝奇葩，又称雕葫芦。它是在兰州特产的小如鸡蛋、大似人拳、皮质细腻、色泽黄白、外形椭圆的葫芦上雕刻人物、山水、花鸟鱼虫之类，刻意摹神的工艺品。从晚清至今，百年中流传民间，其工艺精湛，刻意创新，精心微雕，颇受中外游客欢迎。
州刻葫芦始见于清末民初。李文斋是兰州刻葫芦的创始人。
它一般由艺人采用特地选育的小葫芦品种。一种草本植物的果实，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色呈土黄，形似鸡蛋，故称鸡蛋葫芦，一般以圆形的居多，椭圆形的较少。兰州葫芦以青白石乡白道沟徐家坪生产的葫芦最为有名。艺人们利用葫芦的特点，使用特制的小刀或钢针，精雕细刻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等画面，并配以诗文书法，再涂以松墨而成。刻工精细绝妙，注重传神写意，艺术感染力强；具有浓郁的民族地方特色，是古今馈赠、收藏之佳品，深受国内外鉴赏收藏者所喜爱。刻葫芦价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艺人的选料、设计和雕刻技艺。最早的刻葫芦，只是在葫芦上刻一些花草鸟兽、名胜古迹、人物脸谱等，在街头巷尾出售，供儿童玩赏。到民国初年，有人别出心裁，在鸡蛋葫芦上刻以刀马人物与风景名胜，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后来，在张广建督甘时期（l914—1921），由李文斋创造性的劳动，使刻葫芦从市井跃入上层社会，成为官僚士绅互相馈赠的艺术珍品。
李文斋是清光绪秀才。他性格孤傲，不事权贵，家境非常贫寒，为了糊口，只能以刻葫芦为生。因他擅长书画，诗文俱佳，发挥自己的优势——书画诗文之长，变成“绝技”，将“王羲之爱鹅”、“竹林七贤”、“十八罗汉”、“桃花源记”、“渊明赏菊”、“兰亭集序”、“赤壁赋”等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作为刻葫芦的题材，在形似的基础上侧重神似，大大提升了刻葫芦的文化艺术品位。从而使得刻葫芦名扬天下，登上了工艺品的大雅之堂。1938年，李文斋因不肯以刻葫芦奉权贵，得罪了当时的公安局长沈觐康，被无辜关进监狱，死于非命。
其女婿王德山，继承了李文斋遗志，博采中国传统画技之长，仿刻出历代名家的名画作品，使雕刻葫芦题材更加广泛，雕技更加精良。刻葫芦开始从民间走出国门，畅销西欧各国。他的作品，曾在20世纪70年代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作品“抗美援朝”、“刘胡”等被国家永久性收藏。他与甘肃众多艺术家一起响应党的文化扶贫号召，去甘肃省临夏把刻葫芦技艺无偿地传授给兄弟民族人民。
他永记师训，以艺养性，以艺做人，以求无愧于世人。上世纪70年代，王德山与其师兄陈唯一合作了许多作品。其中刻葫芦“桃园问津”（诗配画）也被国家收藏。陈氏刻葫芦第二三代后继有人，陈红、陈兵等都是甘肃省名列前茅的艺术人才。他们打破以往刻葫芦只有单色的古老模式，大胆创出多彩葫芦，使用多种色彩使画面更加丰富。陈氏刻葫芦，以刀马人物见长，书法更是一绝。其创始人陈唯一发明的三角刀刻，独辟蹊径，推陈出新，开创了陈氏风格。他与别人合作的《红军长征万里图》一出世就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所收藏。
1991年他在两个直径不到4厘米的葫芦上刻成了5000多字的书法作品王德山教授刻葫芦技艺《道德经》，轰动了1991年甘肃工艺美术博览会。1995年他又和女儿陈红同台献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别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和“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
进入耄耋之年的陈唯一老人仍然坚持创作。他说：“陈氏刻葫芦不光注重艺术的创新，更注重人才的培养，在刻葫芦之前，必须有十年左右的绘画和书法练习，我从来都不希望孩子们急于求成。”
用天然疙瘩葫芦刻成的《动物世界》，是兰州陈氏刻葫芦第三代传人陈尚的习作。整件作品直径不到8厘米，离开放大镜几乎看不清楚，可上面的一针一刀，一笔一刻，却完全是在肉眼下完成，创作者刀法之娴熟、技艺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在“2002年成都·中国西部民间艺术品博览会”上，该件作品首次亮相便折服了观众和评委，荣获“民间艺术星座奖”。
继往开来的阮氏家族阮光宇，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宋家营镇一个书画世家。他到兰后，开始研究兰州雕葫芦艺术，他把高超的诗书画印修养和雕刻技艺引入这一古老民间艺术，开创了即兴创作新境界，开发以众多的表现形式，不仅把兰州刻葫芦艺术推上了一个新高度，也奠定了阮氏微雕葫芦的根基。他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刻意求新，把《西厢记》、《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作品中的人物，巧妙地刻画在葫芦上，并配以诗词文字、风景山水，使刻葫芦这一民间工艺更臻完美。他还组成了兰州特种工艺社，推出专业刻品，使兰州的刻葫芦大放异彩。20世纪50年代被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专题片在国内外介绍。史志称他为“刻葫芦专家。”
雕刻葫芦的技法分为两种：一种是用大、中、小三种特制的钢针，在葫芦表皮上，以纤细的线条阴刻出所要描绘的山水、花卉和人物，然后涂上松墨，使线条变得很明显，行家把这种技法称为“描写”。另一种技法是用刻刀将葫芦的壳镂空，以粗犷的空隙线条勾勒出要描绘的山水、花卉和人物，行家把种技法称为“雕刻”。画面刻好后，再在葫芦上饰以环形图案，最后配上塑料或银质的底座，作品便告完成。
雕刻葫芦的名家是阮光宇之子阮文辉，他是阮氏微雕葫芦第二代传人。
阮文辉，1934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父母都是书画家，因而他4岁学画，6岁学书法，9岁学习古文诗词，10岁研究民间工艺，14岁开始独立艺术创作活动，20岁已闻名于世，在全国发表作品。他多才多艺，善中国画、漫画、书法、篆刻、泥塑、雕刻葫芦、烙画、陶艺、根艺、石艺等。20世纪80年代，阮文辉继承父业、博采众长，将雕刻工艺分为“描写”与“雕刻”两种。所谓“描写”，是在葫芦的外表用特制钢针将表皮刺破，镌刻书画，涂以松墨；所谓“雕刻”，是以小刀将葫芦硬壳刺透，用粗线条描绘人物、山水、花卉等。他在雕刻上独具匠心，针、刀并用，以刻、铲、刮、磨等多种方法，将中国画的勾勒、点垛、渲染、皴擦等手法用在刻画葫芦上，艺术大师阮文辉先生在刻葫芦仿制出历代名家泼墨写意山水以及徐悲鸿、齐白石的画风笔意，使雕刻葫芦工艺达到了出神人化的境界。如一枚《儿童游戏图》，在直径约4.3厘米的桃形葫芦上，刻有150个玩童，神情姿态各不相同。玩灯者、演戏者、翻斤斗者、捉迷藏者，无不惟妙惟肖，动人心弦。另一枚直径约5厘米的刻葫芦上，刻有204首唐诗，其字迹清晰、秀丽工整、干净匀称，成为举世瞩目的艺术珍品。《敦煌飞天》，是在直径5厘米左右的葫芦上，刻有120位飞天，有的吹笛，有的抱筝，有的反弹琵琶，人物个个弯眉秀目、樱唇含笑、婀娜多姿，就连飞舞的丝带和婀娜多姿的纤手也楚楚动人。《东坡赤壁夜游图》，是在1枚直径2厘米的椭圆形葫芦上，刻有一叶扁舟，舟中6人神情迥异，栩栩如生，舟外远山近树，疏密有致。同时还刻有537字的《前赤壁赋》，字迹秀媚、工整清丽。另外2枚直径仅1厘米的葫芦上分别刻有“唐诗桃园行”、“饮中八仙歌”。阮文辉运用丰富的国画知识和功力，创造“水墨写意”、“仿名人书画”、“彩雕”、“微刻”等技法，所雕刻的“150个儿童游戏图”，“唐诗204首”，“敦煌飞天120身”及“桃源行”、“夜游图”、“八仙歌”等4套6枚微雕葫芦被定为国家级珍品，由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他也被国家授予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他的微雕葫芦被列为国家级珍品并被收藏，手捏民俗泥人获全国一等奖，均被称为中国一绝。其美术和工艺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获奖。他还长于诗、词、散文和随笔等写作，著有《冷余诗草》、《走入风雨》、《艺术随笔三百题》等。他的《趣味工艺美术》一书出版后，其许多新观点，受到各地人们的重视和称许。
他曾经应日本政府之邀请，举行书法、中国画、微雕葫芦作品展和技艺表演。他的各种作品为加拿大、新加坡、美国、日本、马来西亚以及港台地区国内外收藏家所钟爱。他是全国96名被国家命名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之一，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传记《艺海苦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阮文辉及其生平》。
阮文辉先生，除了善刻葫芦外，还善书法，会作画，会烙画，会根雕，还会用泥巴捏塑出各式各样活灵活现的泥人儿来。阮文辉在多品种、多门类的艺术创作之余喜欢在兰州隍庙、书画市场、古玩市场上或是街市人群中转悠，看卖羊肉串的、卖西瓜的、黄河沿上打拳练棍、下棋遛鸟、跳舞唱歌的。过几天，他的手里就会出现同样神态的小泥人，或是把他们栩栩如生地雕刻在玲珑剔透的葫芦上。
一次，日本邀请“中国民间艺术团”访日时点名要邀请兰州的阮文辉大师。于是阮文辉便和河北省一名搞草编的高手、一名藏族妇女潘七斤等人组成“中国民间艺术团”乘飞机跨海去访问日本。他们先到东京、大阪，后来又去了横滨。因当地电视台做了详尽的报道，那里有一家人便搀扶着82岁的老奶奶，全家人都赶到阮文辉表演微雕的现场上来参观。在表演现场上，围观的人们只见阮文辉先用毛笔在纸上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然后再把这幅作品刻到葫芦上去。葫芦小，字更小，这家人一个个用放大镜看了又看，无不为大师巧夺天工的技艺而惊喜。
那位82岁的日本老太太，简直被这高超的技艺惊呆了，她通过翻译请求看一看阮文辉先生的手。阮文辉答应了。老太太仔细地抚摸、审视着阮文辉的手说：“看起来也和我们的手是一样的呵，但怎么能这般巧！”
近年来，工艺美术大师阮文辉又培养出不少刻葫芦的接班人，使得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阮氏第三代是阮琦、阮琳、阮力和阮大师的人室弟子吕崇辉等。
阮琦善书法和白描花卉、佛像，其创造的木纹版画曾获省石花奖期望杯奖。善刻佛经、圣经和古文、精细山水和人物，1994年入选中国艺术美术名人，代表作有《微雕金刚经》、《赤壁神游图》、《百子图》等。作品曾多次参加中国艺术节展出，并参加日本展出活动。
阮琳书法习赵孟，善画工笔仕女和意笔山水与罗汉。微刻葫芦《红楼梦组画》在省内展出。《红楼》、《西厢》是她最喜爱的题材，作品为国内外收藏家所重视。民间艺术家也多以她的作品为范本。
阮力，书法习颜真卿，善白描人物和钢笔画、装饰画、漆画、与室内装饰、模型制作，微刻善作《罗汉图》、《八仙祝寿》和《西游记》等。线条有力洒脱，功力深厚，其作品远销国内外，《一百罗汉图》曾参加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及日本的展出活动。
吕崇辉被阮氏三姐弟称为大师兄，是阮文辉唯一的一位入室弟子。他善烙画和刻雕葫芦，尤其善于古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与仿古家俱的设计雕刻，曾培养过许多木雕和食品雕刻艺人。他还善画虎，《百虎图》刻与画的作品均为人们所称道。现为龙柏庄古器工艺雕刻厂厂长。
中国阮氏微雕葫芦是享誉国内外的特种工艺品。阮氏三代作品与众不同的是它保留了民间的淳朴天真，又接受了中国文人画的气质，创造了自己洁净洒脱的品格和即兴性的创作风度，把中华民族艺术的写意性和讲功力、讲意境的传统引进民间艺术，使其更精致、更微妙。阮氏微雕葫芦，达到了一定的时代高度，开拓了刻葫芦艺术更广阔的空间，是别具风采的民间艺术品。
州刻葫芦人才辈出随着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迅速提高，多种多样的刻葫芦工艺制品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青睐。民间工艺刻葫芦在甘肃省许多地区甚至外省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于清末光绪年间的兰州刻葫芦，在百余年的发展中不断壮大，现已形成李氏、陈氏、阮氏、王氏等几个风格和技艺不同的流派。在甘肃省特别是兰州市又涌现出一批后起之秀，其中有“猫王”刘宝贞。他刻绘出来的猫，有的扑蝶，有的抓虫，神形兼备，栩栩如生。还有祁鸿民、张红、李和平等崭露头角的艺术家们，都成为当今刻葫芦艺坛的生力军。
2004年7月，甘肃省举办的“兰州农民艺术节”上，刻葫芦后起之秀王小弟在众多选手的激烈竞争中出类拔萃，技压群芳。他在一枚3厘米直径的葫芦上刻画的释迦牟尼佛像和300余字的作品，得到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刻葫芦书法作品仿毛泽东手书《娄山关》，更让许多评委和业内人士看好这位年轻后生。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位被授予“农民艺术家”称号的王小弟，就是当年著名刻葫芦老艺人王德山的孙子。
他借鉴中国书法绘画的技法，特别是大胆吸收写意山水和人物画水墨淋漓、泼墨挥洒的特点。在传统线描的基础上，他利用针、刀、刮、磨等手法创作出了一批大写意的刻葫芦作品，描绘出山水风景、人物肖像、动物等。其中如《赤壁怀古》、《钟馗护福》、《观沧海》、《杜甫诗意》等，都受到有关专家与收藏家们的关注和好评。他的许多作品赠送给了海内外友人或远销到了全国各地。他常说：“人生是大自然赋予去雕琢的宝石。我们用毕生的智慧和力量去雕琢小小的葫芦，就是为了把人生雕琢得更加美丽，让世人更加了解甘肃，更加了解兰州。”
2005年7月，以“弘扬先进文化，发展文化事业”为宗旨，以“传承、创新、开放、发展”为主题、以特色文化产品为龙头、以项目推介为核心、以招商引资为重点的“甘肃省第三届文化产品博览交易会”，在兰州市兰州国际博览中心(国芳百盛)隆重举行。王小弟又被特邀在兰州展区做现场表演和展示。他的一枚“千字文”刻葫芦让来参加盛会的甘肃省、兰州市领导和全国兄弟省市领导与专家学者们赞口不绝。全国21家新闻媒体联合举办了“走进甘肃”采访拍摄活动，王小弟又被邀请展示兰州特种工艺刻葫芦技艺。他在一个直径30厘米，高45厘米的特大异形葫芦上用中国画的写意手法，刻绘出一幅《钟馗护福》，在线描手法外，还大胆地运用了大快面的对比手法，使黑白对比强烈，层次更为显明。他还在一个直径6厘米的葫芦上，刻绘出“十八罗汉斗悟空”的浩大场面，其构图巧妙、刻工精湛，让来访的全国许多电视台记者们大开眼界。一位记者要出钱购买这一作品，被他拒绝了。他给那位记者另送了一枚刻葫芦作品，作为纪念。在印度发生海啸灾难之后，他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心爱的两枚刻葫芦精品《十八罗汉》和《佛像》捐给社会，义卖救灾。这一举动也让书画界的同行们一时传为美谈。
现在，尽管在山西地区、河北地区、河南地区也出现了刻花葫芦工艺品，但兰州刻葫芦由于刻工精细绝妙，注重传神写意，艺术感染力强，具有浓郁的民族地方特色，仍然是馈赠亲友、工艺收藏之首选，深受国内外鉴赏者所喜爱。如今，刻葫芦名家辈出、高手如林，雕刻技艺和工艺水平达到了更新更高的境界，不少精绝奇妙的惊世之作被国家乃至海外有关部门收藏。五光十色、技艺精美的刻葫芦，远销英、德、日、美等国，成为兰州市出口的传统工艺品之一，每年出口量在万枚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