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振皆(1889—1974)，字继祖，字振皆，别号睫巢、冷岩等，甘肃皋兰县石洞乡人。1909年入甘肃文高等学堂（今兰州一中）附设中学班学习，后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系。1918年毕业后东渡日本考察。
建国前曾任酒泉中学、武威师范、兰州一中、兰州女师、兰州师范、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等校教师、教育主任等职。建国后，以“具有相当学识”、“夙有声望的文人耆宿”被省政府聘为甘肃文史研究馆馆员。魏毕生从事书法艺术的研究与实践，为国内外有名的书法家。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在民间四处搜罗他幸存的墨迹，终成百余幅而结集出版了《魏振皆书法艺术》一书，受到当代名家盛赞，也使追随他的大批后学者感到非常欣慰。
振皆先生的书法，篆、隶、楷、行，无一不佳，功底扎实，结构严谨，笔法精到，并能神思独运，将楷、隶、行书体熔于一炉，创新出别具一格的“魏体”，为人们所激赏。
我国的书法，在清代咸丰、同治之际，尊尚北碑，一时蔚为风气。书家“由唐碑上溯六朝碑版，以至三代、秦汉、魏晋的各种金石字，创造出了以雄强的北碑为基础的新风，形成千姿百态、灿烂夺目的书道中兴新局面”。究其所以，主要是由于“帖学”已经满足不了更多的人们日益广泛的审美需要，加之“馆阁体”单调刻板，枯燥乏味，书坛不得不另辟蹊径。“碑学中兴，盖事推迁，不能自己也”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这就出现了从邓石如、赵文谦、张廉卿一直到魏振皆的这一条源远流长的书法流派，试图创新、超越书法旧有的陈式。魏振皆的魏碑书体之所以被世人推崇至此，其原因不是别的，他真正写出了自己的“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高超书艺，风标独具，成为甘肃的骄傲，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与魏振皆先生有忘年之交的宋廓先生，深知他在汉魏方面下过很大功夫。他曾在《甘肃著名书法家魏振皆》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和振皆先生为忘年交，深知他在汉魏方面下过很大功夫。单就魏碑而言，他的书法有《石门铭》之奇逸，《郑文公》之浑穆，《张猛龙》之精能，《张黑女》之峻宕……但仔细揣摩，其风神却与流传下来的各种魏碑迥异其趣。”这里说的也是魏振皆于魏碑书法方面的创新、拓展而形成了自己的本色。魏振皆习汉隶、魏碑，摆脱了一般习书者片面追求整齐划一的弊端，真正学到了金石的古拙奇趣。因此，魏振皆他的书法才“寓奇险于平正，含参错于严密，笔触遒劲，行气疏朗，严格之中有丰富的变化，浑朴古厚之中，蕴藏着新的意境，所以气韵生动，引人入胜”。魏振皆先生的魏体，“凌空取势，笔笔呼应通神，字字潇洒刚劲”，“空灵素朴”，“意态万千”。达到如此的境界，与他修养、志趣的流露和坚强的苦练毅力、水滴石穿的坚韧精神显现有很深的关系。
一般人习汉隶、魏碑者往往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下笔刻板，没有学到金石的古拙奇趣，反而呈现了泥塑木雕般的呆滞相貌。而魏振皆先生的字绝无此种习气，他的书法寓奇险于严正，含参错于严密。
笔触遒劲，行气疏朗，严格之中有丰富的变化；浑朴、古厚之中，蕴着新的意境，所以气韵生动，引人入胜。
魏振皆先生的书法宽密并用，方圆并施，端谨中出以飘逸，沉厚中出以荒率。从结体上来说，“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体现了虚、实的有机结合，充分表现了开合、疏密、舒敛、断连、润燥的辨证关系。他的用笔能擒能纵，能紧能开，笔法和书体的形美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绝非某些只侈谈如何运笔而拙于书体结构者所能望其项背。即以他所书“日”字而论，其形内圆外方，表现了不协调的协调之美，又体现了方圆并用之趣。再如“性自疏弛兴复偏”的一幅扇面，确实如舒同在《魏振皆书法艺术》序所说：“采撷篆、隶、行、草之精华融为一体。”审其点划，波撇，一片神行，已经使人分辨不清何者为篆隶，何者为行草了。振皆先生经常爱写“日魂月魄，凤采龙文”这副对联，上联是就精神气质而言，下联是就体势情态而说，这正是他孜孜以求的艺术境界。他通过毕生的勤奋努力，终于达到了独步一时、独树一帜的艺术境界，也正是因为他“不苟且”的治书态度和从不草率急就的严谨风格，造就了他艺术上的创新与书法风格的形成。
魏振皆先生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课余从事书法的研究和实践，博览诸家，苦练新意。他为人忠厚，谦虚，治学攻书，绝无哗众取宠之心。他的书法剔除剑拔弩张之陋习，清扬虚和冲穆之高风，真是书如其人，书品即人品。追求精神世界之完美，对于成就一个艺术家乃是至关重要的。我国著名书法家舒同在《魏振皆书法艺术》序言中有如是评价：“他学书于古而不拘泥于古。他以魏碑的古朴拙劲为基础，吸收隶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书法史的地位。”他起居雅洁、为人耿直、澹泊自守，常以“布衣蔬食强筋骨，奇字高文冠古今”、“云烟挥洒图心迹，散寄人间苍史魂”等联语抒发自己的道德追求与书艺志向，在教育界和书坛享有极佳的清誉。
1951年，土改时期，魏振皆先生被定为开明地主，他将在兰州官园(今城关区民勤路粮站附近)的家产变卖，捐献了大量现金支持土改。然而，十分令人痛惜的是，乡政府从魏先生家里收缴的一马车古本字贴及碑文拓片等书艺珍品，却被当作“无用之物”付之一炬。
“文革”之初，省文史馆撤销后，停发了魏振皆先生的生活费，他与家人被下放原籍。由于当时自然灾害不断，连年歉收，备尝生活艰辛的他，仍然乐观自持，表现了一个书法家穷且益坚的品性。1974年3月初，一代书杰魏振皆老人在85岁时与世长辞。
继往开来有后人魏振皆先生逝后的三十多年里，随着甘肃书法事业的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书法家，这个群体从数量上来说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从继承和发展上来看，又比任何一个时代更为宽泛。在陇上和全国书法家群体中有不少研习魏体书法的后来者，取得了较大成绩。书画家魏福孔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魏福孔1943年生，甘肃兰州市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中国装饰协会常务理事，甘肃美术家协会会员，甘肃书法家协会会员，州五泉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兰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兰州聚文社艺术顾问等。
他才思敏捷，热情开朗，从里到外渗透着艺术家特有的气质。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从事美术专业设计和油画、水粉画、书法、中国画的研习和创作，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苏联素描大师契斯嘉科夫的素描教学体系，同时还研究和临摹了达·芬奇、伦勃朗、列宾、列维坦等世界艺术大师的大量作品。在多年从事实用美术专业期间，又陆续自修了大量的关于美学、比较美学、书法、绘画、现代建筑造型设计等方面的专著，从中汲取营养、掌握绘画特点，捕捉形象，对奠定绘画基本功、提高艺术修养打下了坚实基础。凭借自身的勤奋和天赋，集半生之精力，孜孜不倦地在浩瀚的书画艺术领域里探索、追求。他不但在油画、水粉画、实用美术、国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的中国画、花鸟画构思精密巧妙，笔法练达娴熟，骨格清奇，笔意生动，其作品既具浓厚的传统色彩，又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显示出西部艺术风格；他的水粉画色彩鲜明，调子轻松，笔法利落，表现得犹如油画一样真实而深刻，又像水彩画那样透明晶莹，笔法淋漓，雄健老辣，独具风格。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各种美术书法展评活动并获奖，部分作品被国内外有关文博单位收藏或刻石。其书法传略及作品入编《世界华人艺术家博览大典》、《中日现代美术通鉴》、《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美术书法界名人作品博览大典》、《孔子诞辰2550周年优秀书画作品集》等辞书和作品集。
在书法艺术方面，他广泛涉猎篆、隶、楷、行诸种字体，特别是在魏楷书体上更显其浑厚的功底和潇洒的风格。他主攻魏楷，学的就是兰州著名书法家魏振皆先生开创而别具一格的魏碑书体。经过四十年多年的艰辛耕耘和努力，他的振皆体不仅达到神似，且有所创新发展。他在遵循魏振皆老人墨迹风格和书法踪影的同时，广泛挖掘，寻找规律，创作了一大批拟振皆体的轶字，丰富完善了振皆体，展示了“魏体”书法的整体概念。就近几年魏福孔的作品而言，突破了魏楷严谨难变的法度，营造出了一种既有法规约束，又有当今风范的高品味魏体书作。观其作品，其用笔一改魏碑的方笔和棱角过多现象，而方圆兼施，或藏或露，偶有侧锋，并参用行书及隶书、汉简笔意入魏，或断或连，平中见险，险中求平，给人以骨肉相称，协调统一的质感。他的中堂等大幅作品，其章法一改魏体的陈旧格式，作品行距错落有致，承上启下，一气呵成。人都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
他在研习与光大魏振皆书体方面取得的不凡成就，融入了他在书画艺术上深厚的学识、修养和精神。
有意思的是，魏振皆先生和魏福孔不但是同姓同乡，而且算起来还是祖孙隔代人。他的大量作品参加全国和省内外展览，不少作品被日本、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收藏并获奖。
陇上学人书家韩定山在我们梳理陇上书法家的时候，是不应该忘记陇上一位颇有实力和声名的学人、书家韩定山的。其理由有二：
一、当年甘肃省省长的邓宝珊先生曾经对韩定山先生说：“陇上道德文章除鸿汀外，就你老一人而已。”鸿汀，指方志学家张维，字鸿汀。
二、2005年秋，当韩定山先生的后人拿着基本编辑完成的《韩定山墨迹》书稿去上海联系付梓印刷事宜时，现任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刘一闻见到那一册工稳秀丽的书法手稿后，大为震惊，说：“当代大家也。”
根据以上两个事例说明，韩定山先生并不是以专业的书法家立身成名，但他的道德文章与他的卓而不凡的书法一起，迈上了一个少有人能企及的艺术高地。
韩定山(1893—1965)原名瑞麟，字定山，号苏民、炳烛翁、耕天山农等。他出生于书香世家，陇南人氏，为陇上著名诗人、学者、书法家。
他古文学根底深厚，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文笔清新，擅长文史、方志和诗词，著作甚丰，声望甚高，名噪陇右。
其书法遒劲秀美、稳重大气，有兰亭之遗风。
1901年，韩定山先生徒步从文县走到兰州，考入“求古书院简易师范学堂”。翌年，师范学堂改名为“存古学堂”。1912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1915年全国考试选拔人材，实施考试制度。他在天水参加渭川道试，名列榜首。1921年他从军，在凉州镇守使分统部作书记官、二团中校团副，驻防永登8年，并给团长马纬丞作家庭教师。
结识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潜夫，通过陈，阅读《新青年》以及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产生对新文学的爱好。1928年调任甘肃省财政厅秘书，旋调任冯部29师书记处主任，又调任12军军部秘书长。
时感于军阀混战人民遭殃，厌倦军旅生涯，旋归故里。1936年任文县教育局局长。1946年被省立师范聘为国文专任教员兼导师。1947年留任兰大，在法律系教授国文。l953年被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省馆秘书，负责馆内往来公文函件和行政事务。先生时常衣履朴素，躬自操作，生活艰苦，唯于工作，则极认真，任劳任怨，颇得好评。在文史馆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撰写年终总结及其他文稿，具体负责组织馆员政治、业务学习。将馆员所写原始素材、片断记述，逐件逐项地进行史实订正、分门别类、归纳编排、文字润色，使之贯通成文。经审阅定稿后，他又一笔不苟地将数十种资料以毛笔正楷书写，所写书稿积厚有数米之高。先生年近七旬时仍任文史研究馆的工作，兼理馆内事务，又整日伏案疾书，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废寝忘食，无私奉献，得到全体馆员的赞誉。
1956年，邓宝珊省长邀先生同车前往文县参加公路通车典礼并致词。当年，他将家藏全部图书一万部悉数捐给国家，得到省长邓宝珊嘉奖。受甘肃省卫生厅厅长柯与参之邀，给甘肃中医学校讲授国。1958年后，编著《陇右近代诗钞》、《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注释》。后赴敦煌文史考查，著有《河西杂咏》、《麦积山游记》诗文稿。
今观韩定山先生遗存的大量文稿，其书作浓郁的文人书风扑面而来。
先生热爱教育事业，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奖掖后进。有上门求教者，总是热心接待，令来者满意而去，从不以疲倦、年高而拒之。先生说：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天生的爱好。在军队、仕途虽有太多的机会，但被先生一一放弃，而致力于教育，追求进步，从不懈怠，晚年以炳烛翁自勉之。先生书法从欧字入门，日日临帖，终生不辍，吸取各家所长，终形成典雅、秀美一路的学者型书体。功力扎实，笔力遒劲，结构严谨，形体飘逸秀美，行书直追赵松雪。先生百万字的诗稿、文稿一丝不苟，仔细观来赏心悦目，竟无一衰笔，显露出典型的学者书风，很多书法家看了之后，直呼堪称一流，真古人也。他书法方面的成功，来源于他全方位的文化积累与人格修养。惟如此，他的知识深度才可能通过书法的载体表现得那么尽善尽美。他的书法作品在人们的视野里，阐释着先生经历的生活环境、文化生活及都市生活带给人们的不同心情。在他琳琅满目的书法艺术作品中，读者不仅能够了解到时代变迁的风貌和精神，也能体悟出艺术家的生活伴随着的种种情感，同时这种情感又渗透着一定的思想和哲学。在艺术创作中这种情感也必然会从作品中反映出来，使观者通过作品体验到这种情感的波折，感受到人生的哲理和生命的力量。
韩定山先生的一生是教书育人的一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自己对教书有天生的爱好”，“笔耕墨耨自年年”。他终生与笔为伴，与砚为友，留下了大量文稿、诗稿和书法墨迹。其书法从欧阳询入，崇尚“二王”。所临法帖有数十种之多，故能深得神髓，形成典雅的学者书风。先生精于用笔，他的字结构精当，点画分明，方圆均备，清雅秀美中有劲健之姿。尤其是行书，参差有趣，顾盼有情，寓刚劲于圆熟之中，既遒劲又飘逸。此墨迹既是韩氏书法佳品，同时也是研究陇右文化的珍贵资料。在长期伴随他生活的端砚上他曾留下砚铭：“早岁疲牛苦著鞭，笔耕墨耨自年年。老来喜遇东风暖，再趁阳和种石田。”这也是先生一生的写照。
韩定山先生著作计有《长春楼诗草》、《长春楼文存》、《长春楼藏书目录》、《长春楼读书录》、《阴平国考》、《文县耆旧传》、《修志私议》、《彷徨集》、《更生集》、《麦积山记游》、《兰州市名胜古迹概述》、《甘肃历史自然灾害录》数十种等，现已整理，备待刊行。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路志霄先生评曰：“定山诗、古文辞皆其所擅。为文笔致清新，曲折如意，而熔铸古今，机杼自出，因能坛坫独高，名噪陇右。而其诗尤具特色，大抵情真意挚，节奏自然，纯从心坎中流出。或追溯往事，长言咏叹，情状历历，恍若在目。或感触时事，嘲讽间陈，歌泣并作，极尽诛伐之能事。所谓温峤燃犀，百怪毕形，俨然史笔也。至其游戏笔墨，亦复渊雅逸放，波浪动荡，莫测其极。盖胸中储万卷书，供厥驱遣，自非播弄空文者所能望见也。”
他古文根底深厚，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文笔清新，擅长文、方志和诗词，著述甚丰，声望甚高，名噪陇右。甘肃诗词学会会长、诗人袁第锐评价其诗曰：“意境超脱，若绝俗尘，吾以为可与白香山、杜少陵作并传。”他又在为新近出版的《韩定山墨迹》作的序文中说：“先生绝句清新可喜。读之极饶韵味。如其《长安游雁塔寺》云：（其一）长安道上骋征鞍，十丈红尘兴未阑。我少宦情来雁塔，也从绝顶望终南。（其二）碑碣林林尔许稠，题名未必便千秋。南华物论随时变，漫诩人间第一流。诗句飘逸铿锵，颇富唐人韵味。其二意境超脱，若绝俗情。‘题名未必便千秋’之句，尤足令人深思。”
流沙汉简中创出的美丽简、牍与“简牍之乡”
早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汉字书写在绢帛或简牍上。绢帛因价格昂贵，且不宜零散割裂，故普遍而大量地使用的汉字载体是竹木简牍。由于早期纸张质地粗糙而且不便书写，产量也小，所以即使在造纸术发明之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简牍仍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实际上，直到晋代以后，简牍才完全被纸所取代。
“简”是指用竹或木切削而成的具一定长、宽、厚度用以写字的薄片。
“牍”，实即长方形的薄木板。未书字者曰版，书字者曰牍，又名为“方”。
甘肃东部在战国时乃秦国腹地，西部在两汉一直为边防要地。
境内长城绵亘，烽燧相望。甘肃又是丝绸之路的中心段落，长时期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主通道的作用。因此，在唐代以前，甘肃地区不仅军政公文往来频繁，民间的经济、文化也相当繁荣，乃至《资治通鉴》
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之说。这是甘肃拥有大量古代简牍的历史背景。《仪礼·聘礼》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也就是说，当书写内容较少，不超过百字，不须联简成册时，即可写在牍上。此外，还有觚、签、封检、符传等多种形制。甘肃简牍不仅数量大，跨时长，而且材质繁杂，形制多样，使我们对古代简牍风貌，能有较全面的认识。甘肃简札就地取材，以木质为主，有松、云杉、红柳、水柳、白杨、胡杨等。关于简札规格，文献记载说一般有三种长度：汉尺二尺四、一尺二、八寸。而甘肃所出简册则尺寸不一，远非上述三种长度所能包容。
甘肃是位居全国前列的文物大省，所拥有的众多珍贵文物，大西汉《居延建昭二年简》
书法都呈现浓郁的地域特色。其中，历史价值最高、在世界文化史上闪耀异彩的，应当首推秦汉简牍。简牍自它面世以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发掘、整理和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独具特色、内容广泛的新兴学科——简牍学。其中包括大到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小到百姓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艺术诸多方面。这门学科已为世人所瞩目，已成了一门国际性显学。甘肃的简牍，以其出土时间早，数量多，保存好，文物史料价值高，而为全世界学者所关注，甘肃因而也被誉为“简牍之乡”。
汉简及汉简书法在广袤的陇原大地上，东起天水，西至敦煌，南到祁连，北达居延，由于这一地区气候干燥。降雨量小而日照长，又多沙石地层，故埋于遗址或墓葬中的木质品，虽年代久远而不朽腐，所以许多地方都曾发现简牍。1906年至1915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两次人甘在敦煌古烽燧遗址发掘汉代简牍789枚，揭开了甘肃简牍大规模问世的史序幕。简影及释文见于王国维《流沙坠简》专著，原简藏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了一批简牍，计有1万多枚，称“居延汉简”。这样，敦煌和居延简牍、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故宫明清档案，被学术界誉为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居延的甲渠侯官、甲渠第四燧、肩水金关等遗址，发掘汉简2万余枚，被称为“居延新简”。以后又在敦煌居延汉简马圈湾等遗址，发掘汉简400枚，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汉简2万多枚。在天水放马滩发掘秦简460余枚。在武威发掘出数量不等的《仪礼》汉简、《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册》、《武威汉代医简》等。到目前为止，在甘肃发掘的秦汉简牍数已达65000多枚，占全国出土汉代简牍总量的5/6.这些简牍大部分形态完整，字迹清晰，时代跨度自战国至西夏，内容有日书、诏书、法令类；屯戍制度类；官吏任免、军纪、赏罚类；日常公文类；名籍、饯粮，器物簿类；诉讼爰书类和杂记类等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简牍的发现，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研究工作日益深入，涌现出一批专业学者。
汉简书法家、学者举隅在甘肃省，研究汉简及汉简书法的学者有：
张邦彦(1914—1988)字壑翁，一字石帆，甘肃天水人。甘肃省博物馆考古副研究员。他自幼临习历代名家碑帖，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后，着意于甘肃出土的汉简，心追手摹，书风由此一变，融碑、简于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作品参加甘肃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文艺作品评奖，获书法二等奖。并参加全国首届书法篆刻展等省内外书法评展活动。存世墨迹有《腊子口战役纪念碑》碑阴字，《天水麦积山石窟维修记》碑等。另有部分作品散见于多种报刊。他对汉简很有研究，临摹过大量的汉简书法作品，汉简体书法他也写得很好，引起广泛的收藏兴趣。
徐祖蕃(1935——)山西五台人。擅书法、篆刻、书法理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兰山印社顾问。1965年以汉简体书作在日本东京等地展出，曾为嘉峪关关楼书“天下第一雄关”巨匾，其书作多被国外博物馆、美术馆收藏。与友人合作或本人出版有《汉简书法选》、《敦煌遗书书法选》、《淳化阁帖》、《淳阁帖选)等，分获“黄河金牛奖”一、二等奖，省优秀图书奖等。
他以汉简体写的许多牌匾甚有影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世纪80年代之后，赵正发表了他的几部足以堪称奠定中国汉简书法研究基石的简牍论著：《汉简书法艺术》、《简牍书法》、《汉简书法论集》。徐祖蕃选编、马负书编辑的《汉简书法选》先后出版，既为我们揭示了比较完整的简牍书法艺术演变史，也构筑了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简牍书法艺术的系统工程，为世人展示出简牍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深化和扩展了研究的层面，建立了我国简牍艺术研究的完整体系。
汉代的书法艺术，在中国古代的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书法位。这和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西汉时期，国家空前统一强盛，经济繁荣发达，人民生活稳定，文化昌盛，这一切必将在社会的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出来。尤其是西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代。汉武帝凭借“文景之治”所积累的雄厚基础，加上他在位54年的长久时间，对外加强交流，对内多所创建，形成西汉的极盛时期。他曾派遣张骞，打通通向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并派遣霍去病、李广利等人，率兵进军河西、新疆，沿途屯田戍边，修筑了许多城郭、烽塞、关隘。珍贵的汉简就遗留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赵正先生说过：“一句话，简书艺术品的灵魂就是自然。不为刻意造势，无意用力成形；发于自然，归于自然，书体相浸润，笔法互交融，一切在自然中流动变化，一切在自然中相辅相成。性灵活泼，含乾坤生气；志趣天真，蕴造化神工。简书的书法艺术是自然之美，是天然之情。”
赵正的汉简书法创作在汉简书法研究和汉简艺术工程的构设者中，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甘肃省书协名誉主席的赵正先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
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个规模浩大、历久不衰的“书法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书法家，甘肃的赵正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当时，书法创作正渐渐从“颜柳欧赵”
的套路中解脱出来，在艺术形式上注重对视角的冲击力，创作向个性发展。人们从名碑法帖中走出来，转向在断碑残碣、遗简烂铜之中寻求创作形式的启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赵正选择了对汉简的深入研究，推出了汉简形式的书法创作，使人耳目一新，在当时产生了震撼和启迪的作用。他对汉简的研究，并不是像老一代学者那样，站在字学或文献学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书法艺术的崭新视野上，从书法艺术的发生与演变的角度去研究汉简。对汉简的艺术形式进行深入分析，并化解在自己的书法创作实践中，推出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赵正的汉简书法创作并不是把古人遗简上的文字移植到纸上，而是以古人遗迹为素材，充分发挥长锋羊毫与生宣纸的特性，一方面注重古典意味的传达，另一方面重视笔墨的表现力，出古而入新。书法家陈滞冬先生在他的《大漠的守望者》
中，曾这样写道：“当我踏上西北的土地，便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气息在天地间回荡。等到我西陟流沙，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西一路巡回再到兰州时，我才明白，至今西北这片土地，在精神上仍属于汉唐时代，属于汉朝的雄伟豪健，属于唐朝的热烈华丽。汉唐的余威仍没有被千年的朔风吹散，然而千年的鼓荡胎息，气脉所聚，必钟于人。许久以来，西北多有豪杰之士，给热闹的中国历史，平添了不少光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书法艺术复兴之际首露头角的西北书坛豪杰之士，我以为非赵正兄莫属……”
生于甘肃，长于甘肃的赵正先生读懂了大漠荒烟、长河落日；读懂了荒凉的意义在于它曾经太过繁华，昔日的荣耀正凄清无奈地注视着自己的子孙。他用笔在古人的遗墨中找寻到了昂扬向上的汉代精神，也找到现代中国书法的自信。在二十多年不懈的研习追索中，不仅证明了他的追求的韧性力量，也证明了他的卓识与孤独。赵正在孤独而寂寞地守望着大漠的烟云和流沙戈壁之下掩藏着的鲜活书法艺术的同时，也读懂了书道中的另一种壮丽和雄伟。他不仅懂得那放逸雄健的文化灵魂对于现代中国书法已经不只是一种参照，而且是一种必要的精神资源。他一直在不断地探索试验着。其实，他的工作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他自己书法创作借鉴参考的需要，实际上是在试图打通现代书法家与汉代人之间文化态度上的隔膜，通过用现代纸笔和书写方法来开掘汉代书写样式的可能性，在技术层面上建立理解和利用汉人书法艺术的坚实基础，从而给现代中国书法艺术注入新鲜活力。
把简牍研究由史的领域拓展到书法美学的空间，这是一种原初开发性的工作。赵正先生一方面运用传统美学方法探讨简牍本身的艺术精蕴，另一方面把简牍放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里去，与其并生的其他书法形式加以横向比较，来显示简牍书法所特有的艺术特征及艺术价值。从广阔的文背景上的考察，强化课题研究的力度，这是贯穿《简牍书法》一书的的基本思维模式。赵正及其先行者们研究成果的不断推出促使了简牍书法实践的开展，以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简牍书法热。
正是出于这一选择，数十年间，始终未离西北高原之根土。早在二十多年前在甘肃省博物馆任职的赵正先生就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西北，是汉简出土最为丰厚的历史之地，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书法实践者，如果要继承传统，首先的选择便是继承汉简以及与之相关的文传统。他藉着在甘肃省博物馆与甘肃画院的工作环境，潜心致力于古文字之习研，并埋头遣兴于书法艺术之实践，尤偏嗜简书，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索，逐渐加强了对上古书道的认识与理解。在长期勤思笔耕之过程中，生发了独有价值的汉简书法艺术理论，并首开古赵正先生书法简与现代书艺结合相融之先河，最终成就了赵正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道路与他所取得的不凡成就。作为中国书坛为数不多的几位从第一届到第七届一届不落地参加了历届全国书法展的著名书家，赵正先生似乎是将一部书法的演变史展开在了我们面前。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他同时兼具了篆、隶、楷三种书体的扎实功底，所以尽管身处西部偏僻的环境中，面对风云变幻的书坛情势，数十年间依然固守那一方属于他的艺术天地。
汉简书法理论引发共鸣在赵正先生所著《汉简书法论集》出版时，时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大学教授的王学仲先生曾为之撰写序言，说：“在当代众多的汉代简牍书法研究者当中，黎泉(赵正)是其中出色的一位。他本身是书法家，所以他的研究能体察入微，比较深入，从汉简书法形体分析到书法的艺术性。他写出了《简牍书法》、《汉简的书法艺术》、《汉简书法论集》专著，还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论文。赵正生性沉静，又在汉简出土最多的西北边陲工作，博物馆的敦煌汉简业务环境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简牍读物。十年动乱期间，他能对自己以静制动，潜心于书道和古文字的学习和研究，一边心摹手写，一边分析比类。”
1992年8月间，由台湾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指导，台湾云林美术研究会承办台海两岸阻隔四十多年来的首次当代名家书画联展。经大会严格品鉴，邀请大陆杰出书法家赵正先生及台湾大师级书画家吕佛庭教授等共20位提供作品参展，在台湾文艺界引起颇大震撼与共鸣。台湾云林美术研究会理事长林正彦说：“赵正先生的书法最是受人们尊崇雅赏。笔力劲拔，刚柔并济，不论行、草、篆体、汉简等均以他自己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对书法美学的独特理解，创造出自己的特有风格。难怪作品一出现即轰动整个台湾文艺，咸认赵正先生出神入的墨宝，将中华文字美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位与赵正未曾谋面的林先生，为了让全世界的文艺爱好者共享赵先生的这份成就与殊荣，书法特斥资编印《赵正书法作品集》一书以广推介并与爱好者雅观共赏。
二十多年来，赵正的作品多次参加国际重大展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甘肃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翟万益先生曾用“天工逞巧总奇谲”来品评赵正先生的书法。他说：“那俊逸洒脱的书法作品，时而虽四角张开，却也中官凝神；虽对角错位，却也形离神合、气韵相切；或在结体紧拢中，又长顿取斜势，一气恣情净洒而下……近万岁之拮逢，柔切而流韵，这便是赵正的书法。”“先生仅撷取精华，弃除了粗陋浮泛气息，保留率真自然之趣。将简牍的夸张笔调控制在适可的度量，强化其雄健奔放的意态，采用四面开张、左右错落、奇峻峭拔、紧劲凝敛，以此消除了中国书法积淀的那种庙堂化的倾向。难怪朱乃正先生在评价其作品时指出：黎泉的书法作品，运笔轻重得当，行笔疾迟相间，飞白时出，去除了简牍上墨色僵死的缺憾，厚重中夹带着轻灵的旋律。赵正把字形的紧劲与章法的疏朗这一对立法则巧妙地统一起来，使美在矛盾中达到高扬，像一泓心源之水顺着汉简的河床流淌。当品味其作品时，就感觉到黎泉的书法作品中运笔、章法都经过了创作激情的外化极其严格地统御理性的阐述。因此，他的作品处于一个作品群中，总是鹤立鸡群，给人一种丰厚的艺术享受。”这是十分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