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成为甘肃省会、西北重镇明思宗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今北京石景山），明朝灭亡。同年九月，清世宗福临进入北京，改元顺治，中国进入了满清统治时期。清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原已投降了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兰州总兵郑嘉栋投降清朝，兰州始归清朝。
清朝统一陕甘后，一方面笼络汉族地主、官吏，采取了一些争取民心的措施；一方面又以（剃）发留辫、改从满俗作为真心归顺朝廷的标准，引起各地官绅、士民的强烈不满，激化了民族矛盾。
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驻守甘州（今张掖）的米喇印、丁国栋提出“反清复明”口号，发动起义，很快攻陷兰州等地，震惊全国。
六月，各路清军精锐纷纷进军兰州，以优势兵力包围了在兰州的抗清义军。抗清义军寡不敌众，烧毁镇远浮桥后退守河西。十一月，米喇印、丁国栋的反清起义被残酷镇压。
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清沿明制，兰州地方行政建置没有变动。兰州仍属临洮府，辖县也无变化。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发动叛乱，史称“三藩之乱”。期间，与吴三桂交谊很深的陕西提督、驻守甘肃平凉的王辅臣响应叛乱，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攻占兰州及陇中、陇东、陕北一带，对新立的清王朝西北一带构成严重威胁。第二年，康熙皇帝用政治攻势与军事围剿相结合的方法平定王辅臣叛乱。这次平叛，使清廷进一步意识到了巩固对甘肃统治的重要性，对于河西、陇东两个方向来说，“兰州为中枢”的认识开始成为清廷的战略思考。
陕甘分治与兰州设府清初仿明朝制度，设巡抚。当时在今甘肃设有甘肃巡抚，驻甘州（今张掖），另有宁夏巡抚，驻宁夏（今银川市）。康熙元年（1662年）甘肃巡抚移驻凉州（今武威），康熙四年裁撤宁夏巡抚。第二年（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巡抚移驻兰州，当时称甘宁巡抚，第一任迁兰巡抚刘斗认为“兰州为甘宁适中之地”。同一年，清朝朝廷决定从陕西省分出甘肃省，史称“陕甘分治”。兰州从此成为甘肃省会，至今340年（至2006年）。
兰州成为省会，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刘光华主编的《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引甘肃巡抚元展成《请改府治疏》文记载说：
清代各省城均设首县，以专司庶务，设首府以就近统辖。而甘肃省会城建在兰州，有厅、州而无府县。厅系佐贰，专司税务、茶法，并无地方之责，遇有全省公事及重大案件，必须饬委印官，以兰州知州而兼理首府、首县之事，未免困难。况且兰州隶属临洮府，一切命盗审案，解府解司，纡回往返，尤为未便。雍正时甘肃巡抚许容奏清将临洮府移驻兰州，但因临洮地近河州，可通河曲，必须有知府驻临洮，就近控御，故未准奏。
“因临洮地近河州，可通河曲，必须有知府驻临洮，就近控御”的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康熙、雍正年间，朝廷设立了属陕西驻防将军统帅下的河州镇，辖左、右二营及洮岷协营等，对河州的军事控制问题已经解决。于是，甘肃巡抚元展成奏准，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改临洮府为兰州府，原属临洮府的金县、渭源县、河州、狄道县（改为狄道州）统归兰州府；原兰州改为皋兰县（皋兰县得名之始），为兰州府驻地；原巩昌府所辖靖远县也归兰州府。兰府共管辖两州四县，是兰州设府之始，以后兰州成为地级市、省辖市即始于此。
清代兰州府的管辖范围十分广大。按今天兰州的行政范围说，只有属兰州府的皋兰县、金县，另有属凉州府的平番县和属西宁镇的连城鲁土司。
兰州城南皋兰山，得名两千余年，而有皋兰县之名，则是乾隆三年（1738年）以后的事情了。清乾隆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大学士伯鄂奏曰：“（兰州）附郭县治与县名并恭拟佳名皋兰县，恭候钦定。”乾隆皇帝批曰：“钦此”，从此有了皋兰县。皋兰县一经设立，地域范围就十分阔远，包括了今天的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红古区以及榆中县一部分、靖远县一部分、景泰县一部分、永靖县一部分，东西二百九十里，南北四百五十里（见乾隆《皋兰县志》）。皋兰县设立后，“生聚渐繁，声教渐起”，又是县、府、督行政机关驻在地，是甘肃首县，“屹然为关西巨镇矣”（语见康熙《兰州志》）。
金县即今榆中县，早在金哀宗统治年间就设有金州，以龛谷（今小康营）为州治所在，明朝时降为金县。为何以“金”名县，无明载。清道光《金县志》记载说“以尝并入金城因名”，意思是因为曾经并入金城郡而得名。清光绪时的《金县新志稿》说：“（对州而言），若金邑固守，犹家有户壁，室有藩离，兰省东隅可保无忧。”可见榆中自古为兰州东部门户。
凉州府平番县，原为明朝庄浪卫。康熙二年（1663年）改为守御千户所，设巩昌分府监屯厅，置同知一名，管理藏民事务。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青海蒙古族的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清廷以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指挥平叛，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从四个方向出兵进剿叛军，其中驻庄浪（今永登）的清军击溃了叛军写尔素等部。雍正二年六月，叛乱被彻底平息，响应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庄浪8部“土番”也被岳钟琪剿灭，其部划归鲁土司世代为民。为纪念此役胜利，改庄浪守御千户所为平番县，同时设庄浪监屯厅（乾隆十八年，即1753年又改为庄浪茶马厅），管理与藏民的茶马贸易，兰州因此成为清代茶马互市的中心地区。
连城鲁土司为明朝所封。清顺治元年（1644年），李自成部将贺锦率农民起义军攻克兰州后，渡黄河西进，在西大通（今永登县河桥镇）打败在此扼守的连城九世土司鲁允昌，进而攻克连城，斩杀鲁允昌，俘虏其儿子鲁宏。同年六月，鲁允昌的妻子上书投降清朝，朝廷以鲁允昌的侄儿鲁安代行土司之职，鲁土司周围的一些小土司也随之降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被农民起义军俘虏的鲁宏流落民间后被找回，清廷正式任命鲁宏为土司，为连城鲁土司第十世。清雍正三年（1725年），全国“改土归流”，凡土司统辖之地设置府、州、县，由中央政府统一管辖，以增税赋。而西北土司因为“有捍卫之功，无悖乱之事”，连城鲁土司因此保留下来，“土兵、民兵、番兵并土司，俱属西宁镇统辖，遇有警急，听本道调遣”。由于鲁土司在清代屡次为朝廷征战效力，又资助地方如修桥等公益事业，清朝廷赞许说“该土司世受国恩，最为恭顺”（语见《钦定兰州纪略》）。
鲁土司辖境与明代相比，没有变化，又因为其“恭顺”朝廷，受到包括陕甘总督在内各级地方官员的重视。
陕甘总督迁驻兰州与兰州城池总督是清代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封疆大吏”，管辖一省或数省。清雍正九年（1731年）始设陕甘总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为有力打击新疆准噶尔上层的分裂、破坏活动，巩固西北边防，以兰州为西北地区位置适中，将陕甘总督署迁到兰州，驻原明朝肃王府之地。同时裁撤甘肃巡抚，由总督兼管巡抚事，全称为“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军务粮饷兼理茶马管巡抚事”。在当时全国各总督中，陕甘总督管辖范围最为广阔，包括了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全部、内蒙古西部、新疆东中部、青海东北部。因此，陕甘总督迁驻兰州后，兰州真正成为了西北中枢、军事重镇，这种地位直到今天没有改变。陕甘总督署门前建有中、东、西三座辕门，中门悬“宪纲武”匾额，东门悬“节制三秦”匾额，西门悬“怀柔西域”匾额，清楚地说明了陕甘总督的管辖范围和职责。
兰州成为甘肃省会、总督驻地，城池建设自然受到重视，并由甘肃巡抚（后为陕甘总督）亲自主持城池修筑工程。从康熙年间到光绪年间，进行过九次大的修葺。康熙六年（1667年），甘肃巡抚刘斗奏请朝廷批准，修建衙署，补筑被毁城墙，重建城楼。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甘肃巡抚叶穆济组织修葺城池，并新辟城内道路。乾隆三年（1738年），甘肃巡抚元展成招募工匠修城，用青砖包砌内城和外城东、南、西三面城墙（北城墙明代时已经用砖包砌），并筑滨河石堤500米。经过这次修筑，内、外城墙坚固雄伟，城金城揽胜图内近30条道路构成棋盘式道路网，城外道路交通也有了较大改善。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甘肃巡抚常钧再次组织修葺。嘉庆十年（1805年），陕甘总督那彦成组织修葺城池、河堤，并书“万里金汤”巨匾，悬于皋兰门（内城南门）城楼顶层中央。道光十三年（1833年），陕甘总督杨遇春组织修葺城池后，将部分城门改名：
内城东门承恩门改为来煦门，西门永宁门改为镇远门，南门崇文门改为皋兰门。外城天堑门改为庆安门，天水门改为通济门，永康门改为安定门，靖安门改为静安门。另有广源门、袖川门、拱兰门、通远门、迎恩门、广武门未改名。同治元年至八年（1862~1869年），为加强兰州城池的防守功能，修筑了内城四个城门外的瓮城，挖掘清理外城城壕。光绪三年至十六年（1877~1890年），陕甘总督左宗棠、谭钟麟、杨昌浚先后组织修葺兰州城，内城主要街道铺筑为石板路面，并砌筑排水阴沟。
兰州城经过清代多次修葺，形成内城周长六里二百步，建城楼九座；外城周长十八里一百二十三步，建城楼六座；城内道路60余条，与城外道路相接；北依黄河天堑，南靠皋兰屏障；“客商骈集、阛阓四达、肩摩毂击”（语见《甘肃通志稿·建置》）的西北“一大都会”。
兰州的满族与满城清顺治二年兰州归属清朝后，兰州始有定居的满族。满族是州历史上第三个入主兰州的东北民族（第一个是东晋时期的鲜卑族，第二个是南宋时期的女真族），不同的是，满族是整个中国的统治民族。
最早进入兰州的满族人是八旗官兵和满族贵族所担任的地方官吏及其家眷、属员、仆役等。按照清初制度，满族八旗军队驻防各省省会、重镇和战略要地，称为“八旗驻防兵”，均携家眷驻防。八旗兵一般驻守于专城，称为“满城”。最早驻防今兰州地区的满部八旗军队有兰州城守营和庄浪（后为平番、今永登）城守营。陕甘总督移驻兰州后，满族八旗军队人数增加，同时又有蒙古八旗军队、绿营兵（汉族）驻守，因此到乾隆后期，兰州已有满族官兵2500多人，加上满族地方官吏及其家眷等，当时兰州的满族人约为2600多人。
清乾隆二年（1737年），正白旗副都色尔古楞统率八旗骁骑1000人、步兵400人驻守平番。次年，在县城南5里处修筑满城。此城南北长752米，东西宽527米，占地面积0.4平方公里。城墙底宽10米，顶宽8.5米，高11米，全部用砖包筑。墙四边内外各开两门，有门楼8座，角楼4座。墙外挖有护城壕。城内建有军房50间，骑兵房2442间。城外设有校场，建牌楼1座、演武厅1座。整个建筑规模宏大，十分牢固。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镇压了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反清起义后，朝廷拨专款16.11万两，在华林山建置营堡，周围筑城，建有衙署81间，兵房1200间，调督标右营兵丁670名驻扎其中，后续增骁骑155名、步兵481名，为华林山满城。此城南北长480米，东西宽170米，面积8.16万平方米。城墙下宽7.5米，上宽3米，城高8米，用砖包砌。东西北三面有门，门墙厚达16.6米，上筑木结构城楼。城内还建有城隍庙、关帝庙。
清朝覆亡后，满族军官、地方官吏携家眷逃走，一般兵士则多流落为民，还有的改为汉族。
经济发展与人口骤增明末清初的兰州在战乱与灾荒交替折磨中，人烟稀疏，土地荒芜。清初的三边总督孟乔芳在给顺治皇帝的奏折中说：“无处不有荒田，无户不有绝丁”，“民间所种熟田，不过近城平衍之处，其余则荒芜弥望，久无耕耨之迹”（转引自尹伟光主编《西北通史》第四卷第211页）。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廷调整统治政策，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出现了史书所誉的“康乾盛世”。而这个时期（约130余年时间）也正是兰州古代经济的第三次开发时期，较之明代，兰经济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诸方面得到历史上少有的全面发展。
开发水利发明砂田清代兰州水利的开发，在明代开发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对黄河水利的开发，主要是改进和推广普及黄河水车，到清末时，黄河两岸已有157辆水车，灌溉田亩19932亩，其中黄河兰州段上游的深沟滩、崔家滩、马滩，下游的雁滩南、北及苏家滩、张家滩、蔓菁滩、傅家滩、船滩、杨家滩、钧家滩、刘家滩、明沙滩、骆驼滩、高滩和段家滩南北，也装有水车33辆，灌溉滩上田地4269亩。可见由于清代水车的普及，黄河上的滩地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开发利用，成为后来重要的蔬菜、瓜果种植区。黄河下游的什川、青城近河滩地也引黄河水灌溉，其中青城对明末已修成的普泽渠进行了多次全灌渠维修，使其灌溉田亩数大大增加。什川、青城因有黄河灌溉之利，而成为清代陇右闻名的园艺经济区和重要的水上货运码头，文教、商贸因之而昌盛于清代。
在大规模开发利用黄河水的同时，对明代引阿干河的东西两渠进行维修保护，使之灌溉田亩猛增到7000亩，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明代。其他如五泉水、东柳沟水、万眼泉水、水岔沟水、买子堡（来紫堡）泉水、马泉沟水、水磨沟水、水阜河水、蔡家河水总计能灌溉田地12900多亩。新编《永登县志》记载，清代平番县庄浪河两岸、大通河两岸有渠道43条，灌溉面积11万余亩，其中大通河畔渠道有4条。但在这些泉、沟河水利用中，由于上游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加上多次遭遇严重干旱年份的影响，一些泉、沟、河水到清代晚期前后就先后断流了，如蔡家河水、水磨沟水、马泉沟水、水阜河水等。
在水利的开发利用中，清代兰州的水磨也有了大的发展。据道光《皋兰县志》的记载，当时兰州有水磨265盘，比明代时增加了一倍多。水磨的使用，便利了粮油加工，促进了其他手工业的发展。
同时，征收水磨税银也成为了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据《金县志》记载，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当时水磨税银居岁贡常数之首，为24.73两，多于地税银（24两）。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皋兰县征收水磨税银33.36两（见道光《皋兰县志》）。清道光年间（1821年~1851年），兰州在一般年景征收水磨税银达到38.16两，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到了清末，水磨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清末时兰州道曾为供董福祥军需，组织金县（今榆中）金家崖水磨户，每日磨面粉2万斤，在较短时间完成了加工军需小麦2000石（见《兰州经济史》第52页）。
砂田，即铺砂压田，抗旱保墒，是清代兰州农民的重大发明。
砂田实际上是一种旱田耕作法，其方法是将被压之地深翻、足肥、平整、镇实后，以细砂和卵石均匀铺敷于其上，借以保持水分和地温，压降减性，避免水土流失，使作物茂盛生长。砂田是怎样发明的，张鹤年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所著的《论农田压砂之利》记载说：
与甘肃大旱之年，赤地千里，野无绿色，时有田鼠窃麦储粮，遗留麦种于地上，往来行走，带覆碎砂。至次年见麦发蓬勃，结实繁盛，农夫惊异而仿效之，卒收意外之效果，由是各地推行。……利用荒滩僻壤，压砂耕种，化不毛之地成为良田，是田鼠之启迪……因“田鼠之启迪”而发明砂田的说法是目前所见砂田发明起因的唯一一种说法，也是很有说服力的说法。兰州农民也是从观察自然现象中得到启发，仿效其过程，又不断加以改良才最终发明铺砂压田的抗旱保墒方法，不可能凭空想象而生。但是，关于砂田发明的时间，则有多种说法。慕寿祺在他的《甘宁青史略》中说：
兰州旱地上砂始于前清咸丰时，创始者不知其为何人。先于河北庙滩子、盐场堡试办有效，迨其后推而广之，由庙滩子至秦王川上下数百里间，砂碱多变为膏腴。
上引慕说认为始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后人认为此说之时过晚，并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证研究。按前引张鹤年一文中的说法，为清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但据新编《永登县志》
第174页的记载，“据树屏乡上滩村廖永祯藏创修于清道光二十年的《廖氏家谱》载，其祖父廖玉林于道光二十五年在秦王川西槽控运砂土、铺压砂田。可知至迟在道光年间已铺压砂田”。此说应作为砂田发明的最晚时间。1965年6月，甘肃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砂田研究组发表《砂田是抗旱保收的稳产田》一文，提出“据我们调查和参考群众中流传下来的家谱，认为砂田起源于1660年（顺治十七年）左右，距今约有300年历史”。此说应作为砂田发明的较早时间，但精确定为清顺治七年（1660年），亦难置信。两年后即为康熙元年，即使有人第一个尝试压砂铺田，也必得两三年才见功效，而要使其操作技术成熟，就用时更长，因此，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发明砂田，可能更为符实。
砂田发明后，历经数十年、上百年的摸索和改进，形成了从压砂前的准备、砂石的挖取和选择、砂石的铺压、砂田的耕作技术，到数十年后的换砂更新等一整套的方法和技术，使砂田产生出显著的经济效益，于是从皋兰推广到兰州北部秦王川、永登、红古和东南部的榆中，并传到了兰州周围的景泰、靖远、永靖甚至临夏、临洮、会宁等地，被誉为“甘肃中部砂田”。直到左宗棠督理西北时（1866~1874年），曾专门推行砂田制度，贷出协饷库银，资助农民发展砂田耕作。因此，砂田的发明，使清代兰州大片荒瘠僻壤通过铺砂压田，有效抗旱，从而得到开发利用，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
水利的开发和砂田的发明，使清代兰州的可耕地范围大大扩展，耕地面积大量增加。于是，大量的粮食作物、油料作物、蔬菜品种、瓜果品种、其他经济作物在兰州引种，其品种数量超过明代，加上耕作技术的不断改进和精细化，产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特别是玫瑰、百合和果瓜新品种的大量种植，使后来兰州百合和苦水玫瑰成为全国名产，兰州自清代起已真正成为闻名全国的瓜果城。而清代中后期马铃薯的引种更成为后来广大受灾农民的渡荒主食。这些都对后世兰州的农业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手工业的发展成就清代前期和中期，兰州的手工业进入了历史上少有的发达时期。纺织业在明代已有的基础上提高了，成为享有盛名的行业；烟草业在烟草大量种植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生产出驰名全国的“兰州水烟”，还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
清代兰州手工业行业门类比较齐全。从大的门类来说，有纺织业、采矿业、冶铸业、金属加工业、建筑建材业、匠作业、酿造业、粮油加工业、屠宰业、皮革加工业、造纸业、刻印业、制陶业等十几个行业，基本满足省城兰州各阶层生产、生活的需要，一些产品行销周边地区甚至省外地方。从具体行业举例来说，纺织业方面除了绒褐纺织业技术进步、产品更新外，随着棉花的大量种植（主要在金县沿河有灌溉之利的地方如青城），清嘉庆、道光年间又兴起了棉布纺织业。采矿业方面除了阿干镇煤矿的开采外，窑街煤矿开始大量开采，还有一些小煤矿开采散布于今榆中南部、七里河南部、红古西部、永登西北部。在煤矿集中的阿干、窑街两地，兴起了制陶业，生产普通百姓常用的瓷缸、砂锅等（后世外地人戏谑兰州人土气为“兰州砂锅子”，即源于此）。
兰州绒褐的精纺达到古代最高水平。兰州纺织绒褐明代就已闻名全国。到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绒褐纺织技术有了很大改进，出现了更为细致精美的绒褐产品，最好的被称为“姑姑绒”。
《甘宁青史略》记载说：
皋兰纺织之利，旧唯绩羊毛为绒，织褐衣之功作颇粗。乾隆初有绒褐之名，较诸毛褐为精，其尤精者姑姑绒。相传城南沟上观音堂，有比丘尼，履行端洁，绩毛织褐易粟布，借以生，邑谓尼为姑姑，故名。
皋兰观音堂尼姑发明“姑姑绒”生产技术后，城内外妇女争相传习，促使姑姑绒产量大幅提高，销售价格也因其质地精良而攀升，外地客商来兰大量收购，以至每年收购金额达“数万金”，可见其生产规模十分可观。
“兰州水烟”成为全国知名品牌。兰州生产烟草始于明代。当时的“九边”将士用长管吸食以解困乏，这种烟即旱烟。随着吸食者增多，烟草种植面积扩大。到“乾隆中，兰州别产烟种，铸铜为管，贮水吸之”（语见《皋兰新志》），这就是水烟。《本草纲目拾遗》
记载说：“水烟真者出兰州五泉。”以后，满汉文武官员吸食兰州水烟成为时尚。纪昀（晓岚）作诗说：
冉冉春云出手边，逢人开箧不论钱；火神一殿千金值，檀越谁知是水烟。
兰州水烟又分为条烟（青丝烟）、黄烟（黄丝烟）、棉烟（棉丝烟）和麻烟。其中条烟的制法是，每年秋季收获烟叶后，先后麦草笼盖以防风雨，后经霜降，然后择叶绿者，拌以紫花、槐子、矾碱、清油等扎捆，切丝，再压成方块，装盒。黄烟是择叶黄者，或专冻其叶致其发黄者，然后按上述程序制作。棉烟亦取叶绿者，但拌以清油、食盐、姜黄、药料等，按上述程序制成。麻烟上述各烟制作所剩次料制成，为水烟中最次等品。水烟制作程序复杂、工艺考究，吸食水烟所用烟具也十分讲究。水烟制造业在兰州兴起后，“兰州水烟”远销全国各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兰州水烟坊竟达80兰州水烟的压捆装置多家，4万多人从事水烟生产，年产水烟2万多担（约920多万斤）。
京、津、沪等地烟商不惜将大量现金汇到兰州，购买水烟，水烟于是成为“甘肃六大特产”（皮张、食盐、沙金、毛类、药材、水烟）之一。
“姑姑绒”和“兰州水烟”的生产，表明清代兰州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也大大促进了兰州城乡之间、兰州与周边和外省经济交流的扩大和经济联系的加深，在兰州古代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畜牧业的发展自明代开始，兰州的经济进入到以农为主的时期。清代兰州砂田的发明，使大片干草原和荒漠草原地带开辟为农耕区，农业占据了整个经济的统治地位，畜牧业的发展随之出现了新的特点，即亦牧区集中发展畜牧业，亦农区分散家养以辅农业。畜牧业的这种发展态势至清代定型，延至后世。
集中畜牧区主要是在平番县（今永登县）西北草原地带，这里是藏族聚居区，也有部分蒙古族牧民。根据清乾隆《五凉全志》的记载，当时平番从事耕牧的部族11个，从事畜牧的部族7个，他们从事的主要是畜牧业，兼及少量农耕，向朝廷进贡马匹。他们不是过去专为朝廷养马，而是除养马外，还牧养牛、羊等，其畜牧经济特征十分突出。
在广大的农区，农民一般都分散、分户饲养牛、马，主要为解决耕犂和交通的役使；饲养猪、羊、鸡等，主要解决肉食蛋奶、衣物原料、耕作中的积肥和生活补充，或通过集市交易换取所需用品。农区的生活以粮食为主要食物来源。
清代兰州的官营牧业成分很小，仅残留于永登西北部和榆中县南部的草原地带，规模很小，在整个经济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
商贸的空前繁荣清代的兰州，在政治上是陕甘总督署、甘肃布政使署、兰州府署、皋兰县衙驻在地，处于西北中枢的地位；在经济上农业、手工业获得较大发展，特色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开始名闻全国；人口的急剧增长也带来了对消费品的巨大需求；在交通上，陕甘、甘宁、甘新等官驿大道沟通了兰州与外地的经济联系，城西南的兰泉驿（今武都路与永昌路相交处一带）成为陇中最大的驿站之一。在上述背景下，州在历史上终于形成区域性商贸中心城市。
茶马互市与茶叶贸易茶马互市在兰州始于唐代，历经宋元，至明清两代，兰州成为全国茶马互市的中心地区。明代设茶马司，管理茶马互市，并实行金牌制度，“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语见《明史·食货志》）。贩运私茶的附马都尉欧阳伦就因走私茶叶、捶辱兰州河桥吏被惩处。清初沿用明制，“每年榷茶中马，各厅员实掌其事”，负责“于陕、甘易番马”。当时规定，茶以篦为单位，每篦十斤；上等马每匹十二篦，中等马每匹九篦，下等马每匹七篦。为保证茶马互市的有序进行，清朝在西北设置五个茶马司，其中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县，河州司驻临夏，庄浪司驻平番（今永登），甘州司驻兰州。兰州地区“地处冲衢”，所以设有庄浪、甘州两个茶马司，因而成为西北茶马贸易的中心地区。根据对《甘肃通志》记载的统计，由朝廷颁发给五个茶马司的茶引共27296道、1364800斤，占全国茶引28766道、茶1438300斤的95%。朝廷通过茶马司向商人征收实物税——茶叶后，允许商人自行销售长途贩运的茶叶，沿途关卡不再收税。茶马司征收的茶叶每五年更新一次，库存旧茶折成银两变卖。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出现“无马可中”的情况后，裁撤在兰州的甘州茶马司，原五个茶马司库存茶叶用以换取粮食，充实边储。
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罢“中马之制”，不再以茶易马，而是让商人进行茶叶贸易，缴纳税银，并“以兰州道理其事”，兰州的茶马互市过渡为茶叶贸易。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规定，“省城（兰州）应为盘验兑汇之区，甘（州）、庄（浪）、西（宁）三司官茶俱运到兰州，由皋兰县办理装运”（见《甘肃古代史》引《边政公论》），不久又裁撤洮州、河州、西宁三个茶马司，由兰道代表朝廷统一向茶商征收税银，兰州从此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商麋集之地，兰州的茶叶贸易空前繁荣。茶商凭朝廷颁发的茶引（上过税后的贩茶依据）从湖南、四川等地采购茶叶，集中于兰州，再贩往甘肃各地、新疆、蒙古、青海、西藏。兰州道总管这些茶叶贸易，每年仅征收税银即达8万多两。经营茶叶贸易的商人分为山陕帮的“东柜”
和回民帮的“西柜”。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整顿茶务，“以票代引”，兰州地区“迄于宣统二年（1910年），茶务日增”，茶业贸易经久不衰，全国独有，是因为兰州地处内地联系北部、西部和西南的要冲之地，又是多民族集聚地。这正是兰州为西北中枢在经济上的反映。
长途贩运清代以兰州为辐射点的长途贩运也十分兴盛，参与长途贩运的商人主要是山西帮、陕西帮、甘肃帮，也有湖南等省的巨商大贾。这些商帮将兰州所产水烟、绒褐等产品贩运出去，将盐、茶、绸布等产品贩运进来再分销各地，具有流动性、群体性、灵活性、规模性的特点，他们沟通了东南西北的经济联系和物流通道，也促使兰州商贸经济走向繁荣。除茶叶的长途贩运外，兰州年产水烟3万余担，每担300斤，大部分被长途贩运至江苏、福建、广东、湖南、四川等地销售，“富商大贾运之以往”，从而使兰州的烟草种植、加工、包装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加工工具制造、烟具制造、中草药制配、榨油等得到联动式发展。兰州制造的姑姑绒也成为大宗贸易品，以南门（皋兰门）至南关（拱兰门）一带为集散地，由商帮进行贩运、交易，以至这里“布商林立”“商旅之货萃焉”（语见清乾隆《皋兰县志》）。
长途贩运极大地刺激了清代兰州城的商业繁荣。除山、陕商人和甘肃、兰州本地商人外，河南、直隶、湖南、广东、四川、湖北、江浙商人也挤入兰州商界，一时间“商民辐辏”“廛居鳞次”“店铺林立”，大布、茶叶、洋货、海菜、杂货运入兰州，一半分销甘、青、宁、蒙、藏各地，一半发运新疆，兰州成为甘肃全省商务的总汇区（见尹伟光主编《西北通史》第四卷第285页）。四家山西票商落户兰州，操纵着山西商帮的长途贩运；直隶、陕西商人经营京货，以钱业、布庄、杂货、木行为主；河南商人经营绸缎为主；兰州本地所产水烟、羊皮、雪梨、苹果、西瓜等则由本地和甘肃商人、陕西商人输往外地。大约在乾隆年间，大街（今西关什字至中央广场）、县门街（今武都路西起中山路、东至静宁路一段）、东关和南关正街（今庆阳路）、绸铺街和南大街（今酒泉路）、炭市街（今中山路）已成为全省最繁华的城市商业街区。
城乡集市贸易清代兰州居民为调剂生产、生活品余缺而开辟了固定的、间歇式的集市，进行定期贸易。这种集市贸易遍布城乡。
在兰州城区，有专门从事牲畜交易的驴市、骡马市、羊市，专门从事日杂、煤炭交易的炭市，专门从事布料交易的南大街等，这些交易市场后来演变为街、巷名称，直到民国时期还在沿用。在皋兰县近远郊，散布着阿干、西固、新城、河口、石洞、盐场堡、刘家堡、什川堡、条城等集市。在金县（今榆中县），有新营、金崖、贡马井、甘草店、夏官营、清水驿、定远镇、三角城、麻家寺等集市。在平番县（今永登），连乡村小堡也多有集市交易（见乾隆《五凉全志》），其中窑街、河桥、连城、大通堡、武胜驿、红城、苦水等地集市，规模较大。红城商人集中，并建有山陕会馆，受外地商业文化影响，每年元宵花灯齐辉、人海穿涌，成为平番八景之一的“红市花灯”。
兰州地区有记载的城乡集市始于北宋，到清代时达到繁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经济发展，人口剧增的必然结果。今天兰州成为西北商贸中心，即源自于清代商贸的发展和繁荣。
会馆众多清代兰州会馆的涌现，是兰州商贸繁荣的又一重要标志。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在《中国会馆志·导言》中说：
会馆是明清商品经济急速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产物，尤以明万历和清康熙、乾隆年间为多。会馆最初的作用是“联乡谊，叙乡情”，“恭祀神明，使同乡之人聚集有地”。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会馆也逐步成为商人们居住、存货和议事的重要场所；继而又由同一地区同一行业的商人或手工业者组成商业或其他行业性会馆。
兰州地区最早的会馆建于何时，已难确考。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即建有山陕会馆。清乾隆时，山陕会馆（北部，今城关区人民医院东北部）和陕西会馆（南部，今城关区教育局北侧）南北相对，之间的小巷即得名会馆巷。此后直到清光绪年间，会馆屡建无止，计有三晋会馆、豫章会馆、皖江会馆、四川会馆、八旗会馆、浙江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江南会馆、江南新馆、两湖会馆、山东会馆等，单从会馆名称看就能旁证清代来兰商人与缙绅原籍地域范围之广。此外，在金县（今榆中）有建在县城的山陕会馆，在平番县（今永登）有建在红城的山陕会馆等。《中国会馆志》著录今兰地区尚存的会馆有四川会馆、陕西会馆和山陕会馆。清代兰州无疑是全省会馆最多的地区。不仅如此，兰州商人在北京也建有皋兰会馆，为甘肃在京六大会馆之一。
会馆建设与商帮的发展相辅相成，山陕商人在兰州地区的会馆就有5座之多，足见山陕帮商人力量的强盛。他们的会馆“遍布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大邑穷乡，林林总总”，西北重镇兰州自然成为他们经商、落脚的重要据点之一。
会馆在清代的兰州，发挥着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首先，它在城、乡、市之间起着联结纽带的特殊功能，通过议决商事、平衡市场，沟通城乡经济联系。第二，它起着沟通官、民、商之间的联系和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其中发挥着独特的调节、中介的作用；第三，它按“以义取利，以义制利”的原则，维护着同乡商人之间、异乡商人之间、客籍和土籍商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商业秩序，起着对同乡商人、移民的组织管理和道德教化作用；第四，它起着传承乡土化风俗，创造土客交融的新的多元文化的作用。为了发挥这些功能和作用，会馆建筑一般都是布局严谨、功能多样、气势恢宏、雕饰华美。会馆建筑及会馆文化遗产如戏剧、音乐、工艺品、字画、楹联、诗文、古籍等等，连同会馆的功能和作用，共同构成会馆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经济与文化。例如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四川会馆（原在今城关区贤后街，21世纪初拆除），其正厅有联曰：
陇坂我重来，愿玉塞金城河山无恙；榆人其话，看雕甍画栋馆舍咸新。
四川会馆独具特色的砖雕牌坊和馆内楹联既是巴蜀文化与陇右文化融合的实证，又是川、陇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
清代兰州的人口清代前、中期，兰州的人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快速增长，同时由于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又于雍正二年（兰州自雍正四年、1726年）起实行“摊丁入地”的新赋税政策，消除了户口隐漏现象，人口统计数不断增长。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兰州府人口138728人；乾隆十三年（1748年），兰州府人口158530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兰州府人口2694991人。平番县（今永登）所在的凉州府同一时期人口分别是24335人、27911人和1504498人，也处于增长状态。但这些统计数不是今天兰州政区范围在清代的人口数。
如前所述，清代兰州府的两州四县中，只有皋兰县、金县属今兰州市区范围；另有凉州府的平番县、属西宁镇管辖的鲁土司在今兰州政区范围。但由于上述三个年份没有皋兰县、金县、平番县人口数的分县统计资料，难以还原今兰州政区在当时的人口数。据志中的零星资料，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皋兰县人口已达400546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为478671人，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为503157人，增长趋势十分明显。金县（今榆中县）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仅有人口885人，到道光十年（1830年）猛增到329806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为328999人。平番县（今永登县）乾隆十三年（1748年）人口为61690人（不包括土司所属人口、八旗驻军人口）。到清末的宣统二年（1909年），有了统一的人口调查记录，兰州府皋兰县人口163497人，兰州府金县39053人，凉州府平番县37798人，则清末兰州人口总数约为24万多人。这些数据表明，清代前期和中期，大致相当于“康乾盛世”前后，兰州人口曾有过急剧增长，后期则因多种原因导致大幅下降，但与明朝相比，人口数还是大大增加了。
从书院兴盛到陕甘分闱书院最初为朝廷的藏书机构，始于唐代。唐朝门下省的弘馆、中书省的集贤殿书院是中国最早的书院。宋代时，书院演变为官立或私办的讲学之所，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岳麓书院并称全国四大书院。明清两代书院兴盛，并逐步官学化，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
在兰州，明景泰五年（1454年），理学家段坚在东关官园段家台创建“容思书院”，“日聚生徒讲习”，阐扬理学，为见于史籍的甘肃最早书院。明崇祯七年（1634年），金县知县张星在县城东郊创建增秀书院，讲习儒家经典。清代初期，朝廷以书院讲学结社、议论时政，不利统治为由禁开书院，直到雍正皇帝时开始解禁。清雍正二年（1724年），甘肃巡抚卢询在兰州新关路北（今秦安路兰州三中址）创建正业书院，为清代兰州和甘肃最早的书院。
《清朝文献通考》记载说：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皇帝“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时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竟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正式同意官办书院，使之成为“造士之所”。根据这个谕旨，雍正十三年（1735年），甘肃巡抚许容将正业书院改、扩建为甘肃最大的省立书院，定名为兰山书院，招收全省各府、厅、州、县诸生入院学习。书院建成后，在大门外东西两侧牌坊上分别悬“兴贤”、“育才”匾额，标名书院办学的目的。书院从此在兰州兴盛起来。光绪九年（1883年），陕甘总督谭钟麟、甘肃学政陆廷黻在兰州府贡院（今兰州市少年宫东侧及城关区教育局址）新建省立求古书院，招收全省各州、县举人、贡生、生员入院学习，是为兰州第二所省立书院。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甘肃布政使屠之申、皋兰翰林秦维岳在皋兰县城内北部（今城关区贤后街东口市交通指挥中心）创建五泉书院，招收兰州府所属皋兰县、金县、狄道州、渭源县、靖远县、河州的生员、童生入院学习，为兰州府立书院。
明崇祯年间所建金县增秀书院是兰州最早的县立书院，清代继续维持，并屡有增修。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凉州府平番县（今永登）在县城葛衣祠创建肇兴书院，至咸丰时改名为寿山书院。
光绪三十年（1904年）迁于县城的新城湾，因其东部有青龙山、黄龙岗而更名为龙岗书院，是今兰州地区清代所建最早、历时最长的县立书院。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皋兰县知县徐敬在城东南的曹家厅（今城关区人民检察院址），创建皋兰书院，是为皋兰县立书院。
易地重建保护的五泉书院建筑群清代兰州的私立书院多在金县（今榆中县）。道光十一年（1831年），皋兰县、金县的绅士顾名、张锦芳、刘世保等人捐资，在皋兰县东北一条城（今榆中县青城镇）创办青城书院。道光二十五（1845年），李凯德在一条城东北的蒋家湾捐资创建了立德书院，为青城第二所书院。光绪七年（1881年），金县绅士张敬铭奏请县令豁免兵本银，在金崖驿（今榆中县金崖镇金崖小学址）创建丰广书院。
今兰州地区在清代先后建有省、府、县及私立书院8所之多。其中兰山书院、求古书院、五泉书院、皋兰书院并称兰州四大书院，名闻全省。而清代兰州府所属狄道州、河州、渭源县、靖远县也都分别建有县立书院，如狄道（今临洮）的超然书院、河州（今临夏）的龙泉书院、渭源的渭川书院、靖远的培风书院、观澜书院、敷书院等。清代兰州府共有书院15所，占全省70余所书院的五分之一以上。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清代兰州已成为甘肃全省的文化教育中心。
兰州各书院都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主要表现在六个青城书院方面。一是书院的组织，一般设山长、监院（训导）和下层管理人员若干人，以山长为书院的主持人。山长也称掌院、院长、主讲、师长等。鉴于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主持人称法的不一致，为方便奏事，乾隆三十年（1765年），朝廷通谕各省：“书院延师训课，向有山长之称，名义殊为未协，既曰书院，则主讲习者，自应称院长。”（语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但习惯上仍称山长。书院院长的聘任有严格的要求。省立书院由总督、巡抚会同学政延聘，各府、县立书院由地方官延聘，但府、县儒学学官不得充任院长。院长不分本省、外省或已仕未仕，只要是经明行修的名儒则可延聘。书院的监院管理书院财务、图书、生徒膏火奖赏，协助院长经营书院日常事务，督导诸生学习。二是书院的生源，一般按书院设立层次的不同，分别源自本省、本府、本县和本乡里，通过考试录取。省立的兰山书院、求古书院在全省范围招收生员，按朝廷规定“令各州县秉公报送，各布政司会同专司稽查之道员再加考验，其果材堪造就者方准留院肄业，毋得滥行收送”（语见郭厚安、吴廷祯《悠久的甘肃历史》）。府立的五泉书院在兰州府所属两州四县招收生员、童生，县立的皋兰书院、龙岗书院分别招收本县内生员、童生。所有入院诸生有“不率教者”一律“摈斥勿留”，逐出书院。三是书院的教学，以经学为主，同时讲授史学、对偶声律、书法等方面的知识。每天的课程分为晨起（温经读文）、午前（读四书、五经、宋明理学的文章）、午后（读诸史纲鉴、名家文章、作文辞、习书法）、灯下（读书、抄摘、作试帖等）共四节，以自学为主，遇疑难由院长释疑解惑。日有程，月有课（考核），不完成功课者由院长予以惩戒。四是书院的考核，首先按生员考试成绩分为正课、副课、外课三个等级，按等级发给不同数额的补助（即膏火银，书院设立层次不同、生员等级不同，膏火银的数额也不相同。）。不论何种等级，每年二月至十一月间的各月考课三次，上旬为官课一次，由地方官出题、监考、阅卷；中旬、下旬为堂课各一次，由书院院长出题阅卷。考试成绩分为超等、特等、一等。超等前十名为优，奖给银两；一等后十名为劣等，罚膏火银若干。不参加考课或违犯考课规则者照例受罚。正课生连续三次被列为劣等者降为副课，外课生连续三次被列为优等者升为副课，以此类推，类似于今天学校的升级留级制度。书院学生学习的最后结果是分别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秋闱）和参加童试考取秀才。考得举人身份的人以后可经过会试获得贡士身份，贡士经过殿试录取者为进士。五是书院的学规，对入院诸生的修身、养性、治学、处事、接物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要求。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详定兰山书院条规》规定：膏火宜仍以甄别为准也；赏罚宜严别优劣也；住院诸生宜严查冒滥也。要求“师长亦置课簿，分别具载，察其勤惰，慎其防闲，时其省试，俾无废业”（语见《甘肃省志·教育志》）。六是书院的经费，主要用来支付教职人员的薪资和入院诸生的膏火银。不同的书院经费来自不同的渠道。省立兰山书院乾隆年间由官府每年拨给经费银3500两。
其他如省立求古书院、府立五泉书院、各县立书院均由官府拨给经费。各书院另有发商利息、房租、地租。青城书院等私立书院由商、绅捐资而建，日常经费由私人捐田、捐款等方式解决。
在兰州的各书院中，山书院以规模宏大、经费充裕、师资雄厚、藏书丰富而闻名遐迩，名列全省书院之首，载于《清会典》之中，在清代因精研学术、人才济济、养成举业成名者众多而有一定影响。
在兰州书院兴盛的同时，社学、义学、私学较之明代有了很大发展。社学、兰山书院著名山长之一张澍像义学设于乡镇，是儒学、书院的补充。义学多设于城镇，是由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费学校。社学多设在乡村，是由当地绅民捐资创办的地方学校。清康熙七年（1668年），甘肃巡抚华善在州道升巷、贡院巷设立明伦义学和序贤义学。康熙九年，金县知县王之鲸捐资创设金县社学。此后，兰州地区社学、义学陆续设立，最多时达到40所。私学即私塾，有官、绅在家设馆的“坐馆”，乡里耆儒自办的“门馆”，巨族大姓设立的“族塾”，士人教自家子弟的“家塾”和乡村里民集资设馆的“里塾”。私学的主要启蒙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等。私塾遍布兰州城乡。
社学、义学、私学，府、县儒学，省、府、县各级书院构成清代兰州的完整教育体系，使清代兰州的文化教育在明代发展的基础上获得巨大进步，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不少兰州籍士人成为封疆大吏、府县官员、儒学宗师、文学家、艺术家、地方史志学家等。据统计，清代兰州有荐辟11人，进士48人，举人231人，各类贡生445人，另有武进士7人，武举人475人。在清代甘肃全省348名进士中，兰州中进士者占13%以上。
自隋唐以来，甘肃中进士者在全国所占比例很小，兰州中进士者所占比例就更小，这种状况直到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没有改变。清代仍实行陕甘合闱，甘肃和今天青海、宁夏、新疆的士子每三年一次，都要赶到西安的陕西贡院参加考试，路途遥远，费用巨大，贫寒之士更是皓首穷经，却因无力赶考而只能饮恨寒窗，不知埋没了多少甘肃人才。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请甘肃乡试与陕西分闱，在省城兰州举行，得到朝廷批准。前刑部主事滕烜、州道台曹炯等甘肃回汉士绅联名上书，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在兰州城西北郊外海家滩建成甘肃贡院（因是考取举人之所，被俗称为甘肃举院）。同年秋，在新建的甘肃贡院举行陕甘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参试三千人，盛况空前。陕甘分闱为甘肃和兰州人才的选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条件。光绪朝甘肃中举者成倍增加，同期考中进士者116人，是清代甘肃中进士者的三分之一；同期兰州考中进士者30人，是清代兰州中进士者的三分之二多。可见陕甘分闱对甘肃、兰州文化教育发展的巨大作用。吴可读为甘肃贡院所撰中国贡院第一长联高度概括了陕甘分闱、贡院设立的意义：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门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勿弃九边桢干，内勿遗八郡楠，画栋与雕梁，齐耀于铁马金戈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相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都奔走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助波澜。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1901年2月），“变法”“新政”诏书颁布后，教育制度开始变革，至宣统元年（1909年）前后，书院制度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彻底废弃。兰州四大书院中，兰山书院改为甘肃省甘肃贡院至公堂立优级师范学堂，求古书院改为甘肃初级师范学堂，五泉书院改为州府中学堂，皋兰书院改为皋兰县高等小学堂。兰州其他各书院也都先后改为小学堂。清末兰州有初、高等小学堂25所，中学堂1所，实业学堂3所，高等学堂3所（即文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省立法政学堂）。兰州仍然保持着全省教育中心的地位。
撒拉族、回族的反清起义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进入晚期。在兰州，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尚未完全进入，但由于满清统治的腐败、社会经济的衰落、民族关系的复杂，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满清统治的腐败早在乾隆年间就已露出端倪。乾隆末年，皋兰县等34厅、州、县官员串通省级要员私收折色银两，造成亏空仓库银两及草束等160余万两，成为世所罕见的清代贪污大案。卷入此案的官员达102人之多，令乾隆皇帝大为震怒，正法56人，免死发遣46人（见《清高宗实录》）。总督勒尔谨赐以自尽，布政使王亶望处斩，王廷赞处以绞刑。
社会经济的衰落除了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外，更多的则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地主、官吏大量兼并土地，官场买官卖官盛行，贿赂之风公行于市，舞弊、腐化、盘剥百姓无以能止，致使各族劳动人民难以为生。《刘中丞奏议》中记载同治初年兰州的情况是“春夏谷缺时，父母妻子饿死者委诸道路，不得一掩……民皆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春，“兰州省城粮食奇窘，麦石至七十余金，尚若无从购买。绅民持金入市，欲为升斗之谋而不可得，或相与扶携老幼，投河自溺。军营弁卒日求面水一餐，而亦不可得，则相率逃散四方，不复归伍。”鸦片战争后棉布等“洋货”“运甘销售者日盛月益”，而兰州“绒褐出售不易，店铺一概停歇”，致使兰州的手工业、商业也遭受严重冲击。
民族关系的复杂，根本上是由满清统治者对回族等信仰伊斯教民族的民族歧视政策造成的，由此而带来的对穆斯林教派矛盾的措置不当，更激化了民族矛盾。
清代是西北回族发展的重要时期，兰州亦不例外。主要表现在：一是回族人口大幅度增加，分布范围广大，“大分散、小集中”
的特点十分突出。《平定关陇纪略》记载说：“盖自乾隆以来，重熙累洽，关陇腹地不睹兵革者近百年。回民以生以息，户口之蕃亦臻极盛。”根据对史志资料的分析统计，今兰州地区在乾隆后期回族人口已达8900多人（至清道光时有15300余人）。而在兰州府所属河州，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时，“甘省回民尤繁，河州聚处尤众”（语见《清高宗实录》第290卷），有“回七汉三”之说。从同治年间开始，河州成为甘肃回族最主要的聚居区，仅八坊（今临夏市南关）一带就有回族人口数万人之多，加上经堂教育的发展、宗教职业者众多、重建新建清真寺千余座，河州自同治时有了“中国小麦加”之称。河州回族的发展对其东北邻的今兰州地区近现代历史有着深刻的影响。二是回族经济稳步发展，民族经济特色十分突出。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手工业，是清代兰州回族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散布于皋兰县远郊、金县、平番县的回民“以农为主”，其耕作技术、农产品种类和产量与汉族农区无大差异，农业经济已经成熟。
养羊、养鸡是回族家庭畜牧业的主要内容，适应了回族的饮食习惯。
在手工业方面，屠宰、皮毛和皮革加工、乳品加工、珠宝加工、制烛、制骨成为回族传统产业，兰州成为西北皮毛和皮革加工业的发达地区之一，因而也成为西北重要的皮革集散地。居住于城镇的回族在清代形成善于经商的特点。清乾隆、嘉庆年间兰州城340多家较大商户中，回族经营的就有70多户（见《西北民族贸易史》第418页），主要经营绸布、茶叶、金银玉器、干鲜果品、皮毛、马匹、屠宰、牛羊肉等。兰州府河州发展成为甘青交界地带的商贸中心，八坊成为回民商务聚居之地，“富甲省垣，居民三万余人，全系回族。”（语见《甘宁青史略》）。三是回族（以经堂教育为起点的）穆斯林文化迅速发展，民族意识不断增强。明末清初，陕西咸阳著名阿訇胡登洲的二传弟子“兰州马”，将胡所最早倡导的“私塾”式回族家庭教育转移到清真寺进行，从此有了适应回族宗教信仰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经堂教育，并发展成为中国式的伊斯兰教教育制度。当时全国有陕西派、山东派、云南派等经堂教育中心，兰州回族的经堂教育属陕西派。同治年间开始，兰州府河州开始成为经堂教育中心，兰州的经堂教育从此深受其影响。经堂教育在清真寺举办，分大、中、小三级。小学级主要学习伊斯兰教初级常识和一般礼仪，中学级和大学级学习语言（阿拉伯语）类和宗教（伊斯兰教）类课程。经过小学、中学、大学学习毕业合格者，成为宗教职业者阿訇。经堂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弘扬民族传统，构建民族文化，强化民族认同。因此，通过经堂教育，“加速了回族的文化认同，造就了回族共同民族心理的底蕴，同时也推动了回族社会的聚合。”（语见尹伟先主编《西北通史》第四卷第317页）。回族的民族意识因之不断增强。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如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撒拉族、东乡、保安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解放前统称为回族中的撒拉人、东乡人、保安人，解放后被认别为民族），也都施行经堂教育，并产生了同样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民间才有了“回族人心齐”的说法。四是苏菲派思想自明末清初传入西北回族地区，从而在西北穆斯林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圣徒崇拜形式和制度，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河州知州杨增新在《呈请裁革回教门宦》一文中，首次称其为“门宦”制度。门宦制度形成后，各门宦（教派）对教义的理解和解释各不相同，又要相互争取信教群众，争夺宗教统治权，导致矛盾不断，冲突频繁。而每遇教争，则上告知州、知府甚至总督署，要求裁决。而满清地方官员处理教争，总是不能秉公而断，不但加剧了教争，而且引发了各族、各教派信教群众对满清统治的强烈不满。
从清乾隆年间到光绪年间，长时期、大范围的西北回族等族的反清大起义就是在上述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与宗教的多重社会矛盾的背景下爆发的。作为西北中枢的兰州，自然成为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重要地区，其中最主要的事件有三次。
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起义乾隆初年，西宁府循化厅发展起了哲赫忍耶门宦，其创始人为马明心，居住循化街子工的苏四十三即是其忠实的信奉者。但哲赫忍耶门宦（时称新教）的迅速、广泛传播，引起了同花寺门宦（时称旧教）的矛盾，并多次发生教争，诉讼于官府。而官府或“各以诬告反坐”，或以斗殴罪判处罚款以偿命价，或偏袒一方打击一方，致使矛盾激化、教争加剧。乾隆三十四年，苏四十三成为循化撒拉族新教的首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新教、老教之间再次发生教争，伤亡多人，而循化厅同知仍是判赔命价，但每人只赔半个命价，新教不服，苏四十三决定不惜流血使教派之争升级。第二年正月开始，教争扩大为大规模械斗，苏四十三已控制了撒拉族大部分地区，老教遂派人到兰州向总督署控告。陕甘总督勒尔谨委派兰州知府杨士玑前往查办，后又委派河州协副将新柱率兵，会同杨士玑弹压。新柱不问真相有意挑动教派仇恨心理，声称“新教若不遵法，我当为汝老教做主，尽洗之！”，激怒了新教群众。教争起因的争斗逐演变为反抗官府的农民斗争。苏四十三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十八日夜处死新柱，全歼其所率清军，次日又攻杀了杨士玑，所获骡马器械用以武装所率信众，正式发动了起义。
三月二十一日，起义军攻占了河州城，河州知州自缢而死。总督勒尔谨闻变而惊，急调2000余人前往清剿，到达狄道州时，起义军已探知省城兰州空虚，又听说新教创始人马明心被官府拘往州，乃掉头东进，在沿途回、东乡族民众支持下，扎筏渡河，至三月二十五抵达兰州，攻破外城，夺取浮桥，控制金城关，从西、南两面进攻内城。乾隆皇帝得知河州失陷、兰州被围，急谕陕西提督马彪率兵3000往剿，令西安将军、宁夏将军各选精兵待命，命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赴甘肃督军镇压。
三月二十七日，起义军再次猛攻内城西门，要求释放马明心。
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令皋兰知县蒋重熹密唤马明心登上城楼，让他劝谕起义军罢兵。马明心用撒拉语向城外起义军讲了一阵话，又将所戴头巾掷向城下。苏四十三等见马明心在城头，痛心疾首，泪如雨下，念诵马明心编纂的《卯路经》，又见马明心言行后，急剧攻城。而王廷赞则下令处死了马明心。不久，固原镇总兵率援军赶到兰州，激战中打退了攻城的起义军。起义军被迫退至龙尾山、华林山、八蜡庙等地。
四月上旬，钦差大臣阿桂、户部尚书和以及率兵的超勇侯海察、西安将军伍弥泰、陕西提督马彪相继赶到兰州，总兵力达两万余人之多，而起义军已不足两千人。起义军只好集中兵力于华林山，凭借险要地势，居高临下抵抗清军围剿。乾隆帝一再申饬，清军仍久攻不下，于是以“师久无功”将总督勒尔谨解京问罪，由李侍尧接任总督，其未到职前由阿桂暂行署理。又“调金川屯练番藏族兵一千、阿拉山蒙古兵七百助剿”，同时指示阿桂等人“杀官、抗拒、占领州城之贼，如系新教首逆，即应明切晓谕旧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教之罪，作为前驱，令其杀贼自效”，实行“以回制回”的阴毒之策。
五月和闰五月，各路清军齐聚兰州。阿桂整顿军纪，组织兵力夺取了起义军的一些栅卡和据险之路，切断了起义军的取水之路。起义军水源断绝，粮草几尽，弹药无多，骡马多死，陷入困苦之境。
六月中旬，清军从中路向华林山猛攻，又以番兵为东路从东崖向上攀登，撒拉族老教组成的武装从西部寻路而上。起义军在三面围攻、又遇大雨的危急状态中坚持血战，苏四十三在激战中牺牲，所剩200余人退入华林寺“抵死抗拒”。清军纵火焚寺，百余人越西墙突围，被清军“擒杀净尽”，“无一漏网”。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等族的反清起义被残酷镇压了。
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在华林山修建了满城，在龙尾山修筑了四个空心大墩，驻兵把守。龙尾山伏龙坪也称“四墩坪”即源于此。
同治年间的回族反清起义乾隆年间苏四十三领导的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实行高压政策，加强了对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控制，对宗教门宦势力更是采取压制和打击的政策。因此，甘肃回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与清政府的矛盾十分尖锐。同治元年（1862年）春，陕西回民起义军向甘肃回民发送传帖，得到兰州府河州、宁夏府灵州、西宁府等地穆斯林群众的积极响应。甘肃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的反清起义一触即发。
这年八月，甘肃宁夏府盐茶厅回弁把总马兆元，因“见回不留”之谣传使宁夏回民惊恐不安，而举旗反清。《回民起义（三）》一书录杨毓秀《平回志》记载说：“甘肃自宁夏发难，踵而兴者，马化龙反灵州，马彦龙、马占鳌反河州，马桂源反西宁，马文禄反肃州，其他府、州、县回虽未变者，亦蠢蠢怀异志，与汉民相猜忌。甘境之靖者，盖十之二三。”这表明甘肃回民起义自同治元年开始就已呈燎原之势。
当时的形势是：南方的太平天国革命正如火如荼，清政府倾其全力难扑烈火；中东部的捻军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的清剿力量捉襟见肘；西北各民族的反清斗争受其影响烽燃陕甘新，情势十分复杂，英、俄列强又染指边疆；甘肃回民积怨已深，从陇东到河西到处怒火；西北中枢兰州自清乾隆后期以后加固城池，加强守备力量，增设防御设施，增加驻守军队，一时难以突破。而清政府权衡之下，无力集中力量，甘肃回民起义于是形成四个中心地区，即金积堡（今吴忠市境内）、西宁、河州、肃州（今酒泉市），其中西宁、河州的起义力量的影响达到今天兰州的永登、红古、七里河南部、榆中一线。
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逝世，七月，坚持了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被完全镇压，清政府得以调集清军向西北用兵。这一年，清军以南北夹击之势攻击金积堡，却遭到“死伤三千、军械多失”的惨败。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清政府调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后又加钦差大臣印，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认为：“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路畅通，师行无梗”（语见《左文襄公奏稿续编》
第二卷）。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深入陕西的捻军被镇压，“捻回合流”之势被彻底隔断。第二年十一月，陕西回民起义被镇压。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驻靖边县城的董福祥投降。同治十年二月，镇压了金积堡的回民起义力量，首领马化龙被凌迟处死，同年十月，河州马占鳌投降。同治十二年二月，西宁马桂源被押至兰凌迟处死，肃州马文禄西宁陷落而投降。甘肃回民起义坚持十二年之久被左宗棠所率清军逐一残酷镇压。董福祥、马占鳌投降后，成为左宗棠镇压西宁、肃州等地回民起义的干将，尤其是马占鳌的投降保全了河州的宗教势力和大地主、大富商的利益。
甘肃回民起义被镇压后，左宗棠深怕回族群众还会聚众起事，便强迫迁徒回民，其中肃州、甘州、凉州仅存的回民两千多人，全部迁往兰州和金县一带（见《平定关陇纪略》），今天兰州回族在榆中朱家沟、红古窑街、七里河下西园、城关区金城关一带聚居区的形成即始于此。清末民初，又有从河州、定西、天水一带举家迁兰的回族，多聚居于盐场堡、庙滩子、西关、小西湖一带。回族成为今天兰州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是从清光绪年间开始的。
河湟事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兰州府河州、西宁府一带发生回族、撒拉族反清斗争，历时一年半，历史上称为“河湟事变”。
河湟事变的起因仍然是教派之争。原同属花寺门宦的马如彪主张革新，成为新教，与原为新教的花寺门宦教主马永琳（相对为老教）发生矛盾。循化厅撒拉族中的新教首领与老教首领因此而争教众，从发生争执、争端到严重冲突。新教求助于官府，因而将官府的插手引入了花寺门宦内部斗争。新教控诉于循化厅，不受理，又控诉左宗棠像州于西宁府，西宁府驳回。河州镇总兵汤彦和派人调解，而调解人却暗中怂勇老教，造成事态扩大。新教又到兰州，上告于陕甘总督署。
总督杨昌浚派西宁知府查办，总兵罗长春等人前往调停，以“赔命偿赃”草率了之。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新老教的争斗又十分严重，杨昌浚令西宁道陈嘉绩办理，陈以老教横暴，将老教首领11人拘捕后“枭首示众”，并鸣枪威吓，从而激起老教群众的愤怒，引发了反对清朝官府的起义。起义军包围了循化城，但久攻未下，部队接连失利，遂转入河州。河州马永琳召集教徒共议反清，制造汉民烧拱北的假象，发动了起义。于是，河州各乡新老教徒、各教派门宦、原在同治年间坚持反清者的后代、东乡族广大群众蜂拥而起，包围河州城，虽未攻下，却重创守城和驰援的清军。与此同时，海城、西宁、碾伯、化隆、大通、洮西等地纷纷举旗反清，反清烈火燃遍黄河与湟水间的辽阔地区，波及今兰州的永登、红古、榆中、皋兰，甚至“甘凉道梗，文报不能”。
清军镇压失利，朝廷总督杨昌浚、固原提督雷正绾“交部议处”，急调董福祥“督办甘肃军务”，另调洮州杨土司藏兵“助剿”。十月中旬，配有先进枪、炮的董福祥主力部队，连破河州起义军重要据点，诱降马永琳，杀害马永琳、周世祥、马如彪等400余人，镇压了河州的起义。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陕西巡抚魏光焘率兵、陕甘总督陶模派兵，分别到达西宁和北大通，到三月，董福祥的军队也到达西宁。在重兵打击下，发动起义的韩文秀、马成林、韩努勒、冶主麻等先后被杀，参加起义的民众被杀无数。西宁等地起义被镇压。到九月，起义军少部分人逃亡柴达木，一部分退到新疆，还有大部分逃到敦煌一带，均被杀害或招抚。
尹伟先在《西北通史》第四卷中评述说：“河湟事变是西北回民起义的余波，马安良、马福禄等马家军阀在镇压起义军的腥风血雨中兴起，花寺门宦则在这次事变后衰落下去。”甘、宁、青三省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述评是准确而又十分深刻的。
从创办“两局”到修建铁桥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清末实行“新政”，兰州开始向近代社会过渡。左宗棠主甘期间创办兰州机器制造局和兰州机器织呢局，彭英甲主持修建黄河铁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近代兰州和甘肃，乃至西北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创办“两局”
兰州机器制造局和兰州机器织呢局，是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洋务运动的产物。以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为首的洋务派官僚，继承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举办一系列军事工业，以应付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解决“内忧”；在外国列强对中国沿边地区大肆侵犯的形势下，不但创办军事工业，也积极兴办民用工业和新式海军，以强御侮，解决“外患”。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原闽浙总督左宗棠被调任为陕甘总督，加配钦差大臣印，督办陕甘军务，镇压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随之发展到西北地区，兰州成为洋务运动在西北的中心地区。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左宗棠率军12000人取道武昌入陕，分兵“兼讨回捻”，第三年，借款创办了西安制造局，生产枪弹，修配大炮，以供“剿回”、“剿捻”之用。这是西北第一个近代军事工业企业。在镇压了陕西、陇东的捻、回起义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左宗棠率左军大营由安定（今定西市）进入兰州。他的任务是继续“清剿”陇中、河西的回民反清起义，进而接受清王朝旨意准备征讨阿古柏，收复新疆失地。军队要在数千公里的战线上转战，武器弹药的供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奏准在兰州开办机器制造局。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就通过上海后补道台胡光墉（雪岩）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四百万两白银，用以购机建厂。第二年左宗棠进入兰州后，将西安制造局机器设备拆零迁运到兰州；又从德国泰来洋行购买了车床、手摇钻等一批机器，从上海辗转运到州；从浙江（主要是宁波等地）、福建、广东等地招募100名手工业工人，调配军中部分士兵，加以短期训练，学习修造技术；选兰城东南外的畅家巷（今兰州体育馆一带）修建厂房10余座，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间开工生产。定厂名为兰州机器制造局，由总兵赖长督办其事。
制造局创办起来后，由于经费充足、技术先进、原料可靠、设备比较齐全，仿制外国枪炮、弹药一举成功，修配、改制国产枪炮亦复成效。两年后，左宗棠给总理衙门的函件中说：“此间设制造局，能自造铜引、铜冒、大小开花子（子弹、炮弹），能仿造布国（普鲁士，今属德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据记载，光绪元年（1875兰州机器制造局旧址图年），制造出20门布国后膛进子螺丝炮，数十枝后膛七响枪。仿制的马悌尼枪与西欧所制质量无差。左宗棠写信给胡光墉，不无自豪地说：“若果经费敷余，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指欧洲各国）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光绪二年（1876年），制造局一次解交清军子弹两万枚，供给收复新疆的各路远征军。
1875年，随着制造局生产的扩大，又从制造局中分设出兰州火药局，专门生产子弹、炮弹所需火药，制造的上等火药大大增强了武器的杀伤力，其质量达到西方火药的质量水平。制造的普通火药，质量也高于用传统土办法制造的炸药。
在兰州开办近代机器工业，是兰州乃至甘肃历史上的创举。而兰州机器制造局制造的先进武器供应清廷的西征军，打败阿古柏，收复新疆，以中国自造武器用于对外战争，确实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虽然当时左宗棠武装其军的还有欧洲制造的来复枪等欧洲先进武器，但兰州机器制造局也是功不可没的。光绪元年（1875年），一位俄国官员曾亲眼目睹兰州机器制造局成功制造出4枝“钢枪管后膛枪”，说明其生产技术在不断进步。
兰州机器织呢局车间清光绪八年（1882年），随着新疆战事的结束和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兰州机器制造局暂停生产。第二年，制造局由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接管后，勉强维持生产，厂址三迁，厂名三换，其中一次于民国五年（1916年）由小仓子迁至原甘肃贡院（今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址），更名甘肃制造局，成为兰州解放后的兰州通用机器制造厂前身。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洋务运动从以兴办军事工业向兴办民用工业转变，以期富强。在这种潮流的推动下，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决定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一是为了开辟财源，解决甘肃财政困难，二是为了开发和利用西北羊毛资源，以抵制外货。而创办织呢局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光绪三年（1877年），总办赖长主持试用水轮机为动力，将羊毛织成呢片，“竟与洋绒相似”，所以极力建议左宗棠购买西方织呢设备，设厂纺织，“为边方开此一利”。
二是当时连年大旱，左宗棠正拟从国外购买开河凿井的新式机器用以抗旱，可顺便购买织呢机器。
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受左宗棠之聘的德国织呢技师石德洛末将首批1200箱机器经上海、武昌、西安，运抵兰州。第二年四月，又将另2800余箱机器全部运抵。到兰机器设备，根据德国工程师李德、满德二人1881年7月25日致上海一家英文报的公开信中说：
动力设备有蒸汽机两部，一为二十四匹马力，一为二十二匹马力；梳纺设备有梳毛机三套，走锭纺纱车三部，每部三百六十锭，共计一千零八十锭；织造设备有织机二十台；整染设备有洗毛机、洗呢机、染色机、烘呢机、起毛机、剪毛机、蒸刷机、压光机……另有锅炉设备，可谓相当齐全矣（1）。
兰州机器织呢局选址在畅家巷兰州机器制造局南侧，东起原底巷子小学（今广场统办二号楼），西至汽车修理厂（今水产市场），按左宗棠所定“只取坚实，不在美观”，“如试制有效”则“扩而（1）录自甘肃省政府建设厅《甘肃经济建设纪要（六）》（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五年十二月），本书转引自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充之”的原则建设厂房，分为东、中、西三个厂区，至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初建成、安装、调试完毕，九月十六日开工生产。
开工后，每日生产8匹呢绒，每匹长50尺，宽5尺。《东华录》第39卷记载左宗棠给朝廷的奏报说：
现呢已织成多匹，虽尚不如外洋之精致，大致已有可观。从此日求精密，不难媲美。……候机器齐全，艺徒习熟，乃可按机分派制造。而齐后通计每年可成呢六七千匹。甘肃羊毛价值尚廉，数年之后，不但可以收回本银，而边陲创此利源，于地方不无裨盖。
左宗棠对兰州机器织呢局的期望过高了。他甚至预想到“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内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布，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及各省”（语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七））。可就在他调离西北后，织呢局因原料、水源、销路等问题无法解决，加上德国技师合同期满回国，锅炉发生破裂事故，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被迫停产。清末“新政”后，织呢局时停时办，后改为西北纺织厂，迁至黄河北，成为兰州解放后的兰州第二毛纺织厂前身。
兰州机器织呢局是兰州乃至全国最早由官资开办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机器毛纺织企业，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成为中国西北近代工业的奠基石。在兰州，织呢局和制造局的创办，共同起到了培养技术工人，开化社会风气，探索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道路，推动兰州社会经济逐渐走向多元化，促进传统农业、手工业向近代化方向转变的“开先河”的作用。
左宗棠在兰州的治理活动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期间，于镇压捻回起义，创办机器工业，出兵收复新疆的同时，对西北地区的治理、开发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他在兰州的治理活动，对兰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今日兰州黄河之都的风采，仍有着他的治理所施予的亮色，其中包括：
化发展农牧清同治后，兰州的农牧业遭到严重破坏，恢复农业生产秩序成为第一要务。左宗棠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招抚流亡，赈济饥民，组织丁壮劳力，给予农具、籽种，屯田垦荒；二是兴修水利，依靠官绅支持，组织整修水车，疏浚渠道，完善用水管理制度；三是严禁罂粟，提倡种棉，通过禁、倡、导的策略，尽力改变种烟（罂粟）陋习；四是推广“区田法”，提倡精耕细作，将地亩划片作成小畦，谷物种在田畦中一行行沟内，引渠水入沟灌溉，以“捷便省水”，培育地力。左宗棠曾将这种方法传授给将士，由他们再传播于民间，并将区田之法由甘肃布政使署刊印颁发全省推广。在兰州北部皋兰、永登的干旱地方，他尚用砂田之法，贷出协饷（1）库银，资助农民铺砂压田，改良盐碱之地，取得了喜人的成绩。魏宝珪的《甘肃之碱地铺沙》中记载说：“清同治时，回乱蔓延黄河一带，又遭天灾，人亡地荒，疮痍满目。左公宗棠平定西北，乃安抚流亡，贷出协饷库银，令民旱地铺沙（砂），改良土地，由是各地流行，成为甘肃特有之沙（砂）田。”在适宜畜牧的地方，发展畜牧，鼓励养羊。
左宗棠认为：“牧利又以养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须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语见《左宗棠全集·札件》）。光绪二年（1876年），他一次拨银6800多两，借给皋兰县农民买羊放牧。左宗棠因地制宜，助民以资，发展农牧，对晚清兰州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改善交通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主持修建了东起潼关、穿越兰州、直达新疆乌鲁木齐，横贯陕、甘、新三省，长达三四千里的官道，做为他经营陕甘、进军新疆的干道。为了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供给夏时行旅荫蔽，他命令西征将士在官道两旁植树一二行，有些路段植树三四行。河西寒冷，多种杨树；陇中近寒而干旱，以杨、榆为主兼种柳树；陇东、陇南较为温和，多种柳树。他鼓励地（1）协饷：经奏请清廷批准，由陕西及东南各省解送协助甘肃的经费，在镇压回民反清起义时主要用于军事开支。
方官民协助种树，并将植树之利编印成册，在官道附近民众中广为宣传。左景伊《左宗棠传》引湖南人陆无誉《西笑日觚》的记载说：
“左恪靖（左宗棠为恪靖侯）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数年后，甘肃布政使杨昌浚赋诗盛赞：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后来的西（安）兰（州）公路、甘（兰州）新（乌鲁木齐）公路即大致沿左宗棠所修这条官道拓建，其中很多路段是以左修官道为路基的。
在兰州，左宗棠组织官民整修陕甘、甘新官道兰州段，要求路宽10尺（3.3米），可并行两辆畜力马车。整修中改建、重建木、石桥6座，其中金县境4座，皋兰县境1座，平番县境1座。道路两旁种植白杨树、榆树。经左宗棠组织拓建的城南大道，后被称为左公大道、左公路（今旧大路）。此外，由兰州去宁夏的甘宁官道，兰州去河州、去四川、去西宁的官道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维修和维护。经过左宗棠组织的整修，使兰州对外交通有了较大改善，兰州具有的甘肃陆路（畜力、人力）交通枢纽地位得到加强。
振兴文教“兴教劝学”，振兴文教，是左宗棠经营西北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以为己任的主要政务之一。为此，他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分设学政。陕甘分省后，甘肃的教育、科举由陕甘学政主持（学政驻陕西三原），每三年来甘肃一次，各州府的岁考和科考只得合为三年一次并试，对甘肃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极为不利。但这样一件大事在甘肃设省后200年间，却没有一位巡抚和总督想到并解决这个问题。左宗棠为此多次奏请清廷，要求分设甘肃学政，就近主持甘肃教育和科举。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正式在兰州设甘肃学政，以许应暌为首任甘肃学政，自此甘肃才有了独立的学政公署，此后兰州府等甘肃大部分府州都开始了岁、科分试和每年的岁试。二是广办义学。甘肃贫穷落后，困苦百姓子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于是，左宗棠大力增办义学，招收相当多无力缴纳学费的孤寒儿童入校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日用杂字》《圣谕广训》
以及《四书》《五经》等。光绪元年（1875年），他“拨（兰州）北山荒田775亩，收租借各官学经费”，重新修建了正德、序贤、养正、存诚四所义学。光绪三年，创设文义学舍、讲义学舍，同时创设河口、古诚义学和阿干镇义学。于是，兰州新办义学总计16所，为全省之冠。为恢复义学、书院的正常秩序，他严令所有驻军一律让出暂住的义学和书院。三是重视回民教育。在镇压了回民反清起义后，他“嘱各善后局、各防营，广设义学，招收回民子弟，先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教他们识字；并用楷书仿格，教他们写字”（语见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认为欲“回、汉之见，则义学不可不设”，在兰州初设的四所义学中，养正、存诚义学即专收回民子弟。为使回族学子也能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保证回民士子每两科至少有一人中试，他奏准甘肃乡试一科汉、回合试，下一科则另用“良”字编号，专取回族士子一名。这使回民士子也能看到前途和希望。左宗棠的这些举措对于发展回民教育，增进民族团结，增强回民的民族自信心，无疑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四是刊发书籍。左宗棠创办崇文书局等出版机构，大量刻印儒家经典、学童读物、农业技术等方面的书籍，按士人人数分发各书院、府州县，“饬各塾师勤加课读”，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刻书费用都从左宗棠廉俸下拨付，不用公款。五是捐资助学。
一次乡试中，他见不少参考士子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便从薪俸中拿出496两百银，以每人8两一次就资助了62名考生。中试学子赴京参加会试，他以每人二三十两给予资助。兰山书院师生日常生活费，每年需银2000多两，由他的年薪中捐助，或在公款中酌拨，并亲自批阅学生书信，给予鼓励。左宗棠捐资助学成为西北教育发展史上的佳话。五是力求“陕甘分闱”并获成功，如前所述。他所赏识的兰山书院高才生、陕甘分闱后第一次乡试解元安维峻光绪六年（1880年）考中进士，成为全国知名人才，后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当于今北京大学校长）。
倡办市政左宗棠重视对城镇环境的改善，在其驻节之地兰更有较多建树。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主持在陕甘总督衙门东边开凿饮和池，从衙门北城外黄河引水，春冬两季用赖长所制吸水龙头（抽水机）抽水入池，夏秋两季用水车提水入池。第二年，又在陕甘总督衙门西边开凿挹清池，将五泉山西南水磨沟水经西城门外通过渠道引入。两池之水均经沉淀式净化，供官绅饮用，同时为消防提供水源。为保证两池及吸水龙头安全、正常使用，安排专人管理。清光绪四年（1878年），整治总督署后花园（因陕甘总督驻节之地，称为节园，今中共兰州市委大院），定期向公众开放，游人可从督署东门（位于今箭道巷）进入游览、观赏、品茗，被视为兰州有公园之始（民国时改称“中山东园”）。在他主政期间，兰州内城主要街道（今张掖路、酒泉路、武都路等）改用石板铺筑，路两旁筑阴沟以排雨污水。在大力提倡全省各地引种桑树，发展丝织业的同时，他令帮办杨昌浚在莲花池（明代莲荡池、清代莲花池、小西湖，即今兰州军区总医院一带）种植桑树一千多株，又在东校场（今兰州军区司令部、后勤部一带）、河壖地（黄河南岸城外水边）、总督衙门后的空地栽满桑树，并满怀信心地预言“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矣”。他在城东黄河岸边广植的柳树（今雁滩桥东、西），一直存活到20世纪90年代。
清末“新政”中的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后，面临着帝国主义瓜分的狂潮。当清政府要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时，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联合各省赴京会试的举人1200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拒签《马关条约》，反对议和，请求变法，历史上称为“公车上书”。在签名的603名举人中，甘肃有61名，是全部签名者的1/10，人数之多，居18省签名举人第五位。甘肃举人还联名起草了一份《甘肃举人呈请政府废除马关条约文》，呈文未能递上，但甘肃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昭然于世。在“公车上书”和联名呈文中有兰州籍举人参加。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兰籍举人吴钧考中进士，后被任为度支部主事。
“公车上书”事件以后，资本主义的维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展开，最终促进了“百日维新”的发生（因是年为农历戊戌年，所以称为“戊戌变法”）。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实行变法。此后，连续颁布涉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变法诏令。但在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极力反对之下，这些“新政”措施并未得到落实。这年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镇压了变法运动，杀害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被镇压后，清王朝又一次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面对满族贵族统治行将崩溃的局面，慈禧太后捡起了曾经被她从光绪帝手中扯下的变法大旗，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发布上谕，决定变法，实行“新政”，清末“新政”开始。“新政”虽然是满清政府苟延残喘的被迫之举，但它涉及官制、兵制、学制和奖励工商、发展经济等很多方面，持续十余年之久，客观上加快了中国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进程，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国家的过渡。
在兰州，“新政”期间崧蕃（1900~1905年）、升允（1905~1909年）、长庚（1909~1912年）先后任陕甘总督，积极推行“新政”。
做为西北中枢、甘肃省会的兰州，是全省“新政”的中心和得惠最多的地区。其内容包括：
政治方面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按照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进行咨议局议员的选举，成立了甘肃省咨议局。咨议局议员46人，议长1人，副议长2人，每年九月举行一次大会，会期约一个月。咨议局成立后，曾讨论过禁烟、回汉关系、衙役侵渔、税警欺民、修筑堡寨、种植桑棉、发展手工业、水利、矿务、造林等甘肃实际问题，并讨论过直隶宪政研究会通电反对中日之间签订新条约问题。议员们曾受陕甘总督委派，到各县查禁罂粟、兴办社仓等。由于甘肃咨议局议员均为地主士绅和地方有功名的读书人，为封建顽固势力所把持，没有接纳受新思想影响的绅商、留学生等新型知识分子、立宪派成员，所以在政治上十分保守，未能有所建树，反而在清帝宣布退位后仍反对共和，拥戴帝制。此种态度与陕西及东南各省咨议局截然相反。宣统三年（1911年）的咨议局大会尚未开完，就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息会，议员们各回其家。
“新政”期间，按清政府的要求，对地方政府机构进行了一些变更，以适应发展经济、接洽外国人的需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增设甘肃农工商矿总局（上对清廷新设的农工商部），兰州道台、甘肃洋务总局总办彭英甲兼任总办，下设农工股与商矿股，成为甘肃和兰州最早专设的经济管理机构。宣统二年（1910年），裁撤原由彭英甲主掌的兰州道，改为甘肃劝业道。
“新政”在政治方面的另一项内容是实行审、检分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兰州设立甘肃高等审判厅、检察厅，设立兰州地方审判厅、检察厅、模范监狱和皋兰县初级审判厅等司法机构，初步实现司法从政府中分出、检察与审判分立。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改原甘肃提刑按察使司（掌一省司法，称臬司）为提法使司，专管地方司法行政。同年举行全省首次法官考试，录取40人，分派为各级、各地审判厅法官。
宣统二年十月，还在兰州设立甘肃地方自治筹备处，以秦（今天水）为自治试点，未及施行，清朝就已覆亡。
军事方面一是创办军事学堂，培养中下级军官。光绪三十年（1904年），候补知府杨增新在兰州畅家巷创办甘肃武备学堂，以金造为学堂总办，由清军各营选派共80名具有一定军事技能者入校学习。光绪三十二年，武备学堂改为甘肃陆军小学堂，专门培养中下级军官。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办五期，培养480人，成为甘肃新军中的基层军事骨干。由于受西学的影响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启发，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秦州起义的积极参加者。二是编练新军，组建新式陆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取消旧式的武科考试，按20%~30%的比例裁减绿营和防勇，允许八旗兵中游手好闲、无力无能作战者“自谋生路”。光绪二十四年，陕甘总督陶模选省城20岁以下年少聪颖者100人编为洋枪队，按德国操典训练，为州和甘肃最早的新军。光绪二十七年后，总督崧蕃、升允多次整编旧军队，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甘肃新式陆军实有部队2标（相当于团）及马队1营，共有军官220名，士兵4128名。宣统二年扩为1协（相当于旅）3标及马队2营、炮队1营。三是实行军警分离，设立巡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总督升允在兰州设立甘肃巡警总局，内设总办、提调、文案、教习等职；各地设分局，金县（榆中）、平番县（永登）等小县警额80名，皋兰等大县警额160名，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警员来自绿营、防勇，也有个别社会招募的。宣统二年（1910年），在兰州创办高等巡警学堂，附设警察传习所，学员毕业后分派各地任巡警官。
经济方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陕甘总督升允任命兰道彭英甲为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主持兴办地方实业。四月，彭英甲领官银二万两，在贡院内创办劝工厂，“首在兴利惠工，讲求土货制造，以示提倡，开风气，保利权，塞漏卮”（语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载《陇右纪实录》第12卷）。劝工厂下设绸缎厂、织布厂、栽绒厂、玻璃厂，各厂内设若干科（类似今之生产车间）。总局—厂—科的创设完成之初，生产经营状态尚好，但终因“所造物品模仿者为多……又无外国新式机器以制造之，成本过重，其势不能以久”，于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停办。
除开办劝工厂外，从德国、比利时等国引进机器设备，聘任外国技术人员，恢复和创办了一批近代机器工业企业。其中包括恢复原左宗棠所创办的兰州机器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的生产，厂址迁至贡院内；在窑街创办甘肃官铜厂；在黄河北王保保城创办兰州官铁厂，制造农具、生活日用器具；在白云观左侧创办洋蜡胰子厂；在州西关创办官报书局，后又创办石印书局；宣统二年（1910年），在官铁厂址由邓隆、马福祥创办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日均生产火柴15箱（每箱200包），供应甘肃市场及青海牧区。
“新政”中还诞生了兰州及甘肃最早的近代金融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办了兰州官银钱局（类如今之银行），由藩库、统捐局各拨兰平银5万两为资本，又在上海石印兰平银票30万两，钱票15万串，在市场上流通（事见《甘肃清理财政说明书》）。该局的银票、钱票由于本金充足，经营良好，以其较高的信用度受到商民认可，银票发行额增至50万两，不仅活跃了商业贸易，也为“新政”的实施提供了部分资金。辛亥革命后，兰州官银钱局被改组为甘肃官银号。
交通方面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月，就架通了西安经兰州到肃州（今甘肃酒泉市）的电报线，并在今中央广场省政府政务大厅址设立了兰州电报总局，共耗银20.39万两。兰州从此有了近代通信方式。当年五月，因金县久旱，愚昧的乡民以为是电报线杆作怪，聚众拔毁线杆。金县知县陈昌、兰州道台黄云率兵“弹压”，保全了电报线路。光绪十七年，在兰州创办了陕甘电报学堂，为陕西、甘肃两省培养电报专业人才。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贯通西北的电报线全部架通，并与直隶（今河北省）至西安的电报线相接。州电报总局随之改为兰州电报一等局，属清政府邮传部（光绪三十二年所设）。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开办“大清邮政”，结束了两千多年来靠驿递传送文书的历史。光绪三十年（1904年）三月，正式设立兰州邮政分局，开通兰州至西安、郑州、西宁等处邮路，开办平挂信函、明信片和包裹等业务。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兰州邮政分局升格为兰州邮政副总局，直属北京邮界。在此期间，邮政业务扩大，增加了汇银业务、邮件快递业务、信函快递业务，并在金县（今榆中）、平番县（今永登）先后设邮政分局。从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兰州有了自行车，用于邮件投递。
“新政”期间，在甘肃修筑铁路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邮传部规划了内地通往西北的两条铁路干线，其中一条“由洛入潼至西安，走固原，抵兰州，西经甘凉出嘉峪关西达新疆”。两年后，时任甘肃省宁夏府知府的赵惟熙提出《筹办西北铁路意见书》，对线路走向、资金筹措、材料来源、技工培训、机构设置等进行具体论述。宣统二年（1910年）底，陕甘总督再次奏请修筑甘肃铁路，他提出南干线由兰州至灵州（今宁夏灵武）。由于没有经费，摊派捐税又遭到农民反抗，兰州铁路终未动工建设。
文教方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陕甘总督崧蕃、候补知府杨增新创办甘肃大学堂（1903年改为甘肃文高等学堂，今之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延聘著名的维新派志士、陕西学者刘光为总教习，在北京招聘俄文、法文、中文等课程的教习。甘肃大学堂当时还兼管全省兴学之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今之教育部），明令废止科举。同年在兰州设立甘肃学务处，内有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审计、文案、会计六科，是甘肃最甘肃大学堂旧址画面为省立一中早的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撤各省原设的学政，改设提学使司，在提学使负责下主管全省教育，学务处即改为“学务公所”。兰州府、府属各州县一律设劝学所，在视学兼学务总董的负责下专管州、县学务。近代化的教育行政系统在兰州确立。
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起，在兴办高等学堂，中、小学堂，师范学堂的同时，大力倡办实业学堂，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光绪三十二年，彭英甲在贡院创办矿业学堂、农林学堂；宣统二年，候补县丞胡俊在庄严寺（今《兰州晚报》社址）创办仵作学堂（培养法医、检验专门人才）。在此之前创办于兰州的还有高等巡警学堂（附设警察传习所）、武备学堂（后改为陆军小学堂）、陕甘电报学堂、陆军中学堂等。宣统元年（1909年），甘肃第一次选派5人赴日本留学。
在文化方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兰州创办《陇右报》，刊载宫门抄、谕旨、吏政、学务、财务、商务、工政、行政、兵政、路电等内容，成为甘肃最早的报纸。宣统元年，甘肃布政使毛庆蕃创设甘肃舆图局，勘测、绘制地图。宣统二年，完成了甘肃全省新通志一百卷的编修。
清末“新政”的初衷，是挽救行将灭亡的、以叶赫那拉氏为代表的满族贵族的封建统治。但它在客观上加快了兰州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兴办近代学校教育，开通了社会风气，打破了四书五经一统天下的局面，传播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技术，培养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兴办实业，使兰州自“两局”之后又有了一批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并形成了兰州最初的工人阶级队伍，为近代兰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兰州在全省近代社会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当然，“新政”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甘肃和兰州落后的社会面貌。
清末“新政”留给今天兰州人民的实证，就是已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黄河铁桥。
修建兰州黄河铁桥清末“新政”期间，引进西方技术、设备、材料，先后动工兴建了郑州黄河铁桥（铁路桥，建成于1905年）、兰州黄河铁桥（公路桥，建成于1909年）、济南黄河铁桥（铁路桥，建成于1912年）。新中国成立后，郑州、济南铁桥被拆除，现仅剩兰州黄河铁桥，是黄河上游近代所建唯一一座永久性桥梁，被誉为“黄河第一桥”。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出于军饷运输安全的考虑和新疆战事的需要，提出修建铁桥以取代浮桥的动议。经与多家外商洽谈，索价最高者达三百万两白银，最低的也要六十万两。要价之高使中方难以接受，修建铁桥遂被搁置。（参见杨重琦、余贤杰、关振兴著《百年中山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任甘肃洋务总局（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的兰州道彭英甲与德国泰来洋行的喀佑斯商谈建桥，喀佑斯愿以十六万五千两白银包修铁桥。同年十月二十八日，经陕甘总督升允批准后，彭英甲与喀佑斯正式签订造桥合同。第三年（1908年）合同被清廷批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至第二年（1908年）五月，造桥所有材料、设备、机具分36批全部运抵兰州。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铁桥正式动工修建。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铁桥经一年零两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后全部建成，七月十五日（8月30日）验收通车。铁桥修建费用总计库平银30.6692万两。铁桥建成后的名称定为“兰州黄河铁桥”，民国十七年（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名为“中山桥”。
兰州黄河铁桥全长233.5米，总宽8.36米。其上部为穿式钢桁架，桁架高5.1米，共五跨，桁架所有构件采用当时先进的热铆工艺连接而成。桁架全部用桔红色油漆（抗日战争期间改漆为铁灰色）。
下部为水泥砌料石的重力式桥墩4个，均建在岩层之上，南北桥台为水泥沙浆砌条石（南）和水泥浇筑（北）。铁桥南北各建牌楼，上悬陕甘总督升允所题“第一桥”匾额（为便利汽车通行，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11月拆除牌楼）。1954年大修铁桥时，在上部平行弦杆上加拱式钢梁，遂使铁桥有了今天的形象。
兰州黄河铁桥的修建来之不易。先是开建前少数地方官吏的异议和阻挠。代理兰州知府傅秉鉴提出四个方面的置疑，明显带有猜疑、拖延的消极意向。近年个别著作者以为甘肃按察使（俗称臬台大人）白遇道认为修建铁桥无前例可循，抵制修桥，致使修桥之事久议不决是缺乏依据的。后在甘肃布政使（俗称藩台大人）丰伸泰的支持下责成彭英甲全权办理修桥事宜，才使修桥之举决定下来。更有甚者，在建桥已经朝廷批准、择日开工之时，愚昧无知的庄浪举人牛献珠还上书“请停修黄河铁桥”，痴人呓语般地编造停建理由，被彭英甲以明智而又幽默的批语作了有力的回敬。除此而外，中外双方围绕建桥工程还发生过四次大的交涉，中方既有据理力争，又有灵活变通，方使争执得以和解，工程顺利进行。
接着是桥料转运的艰难。建桥所需钢材、水泥、施工机具均为1909年建成时的兰州黄河铁桥海运到天津，从天津由铁路运至北京丰台火车站，再转运至河南新乡火车站。由新乡经西安到兰州，则用畜力大车转运。从天津到兰州的全部转运完全由甘肃洋务总局负责，在天津、新乡、西安派驻接运委员，在兰州设立收料委员会，负责接站、清点、监督、装车和运输安全。新乡至兰州无铁路，驿道又迂曲狭窄，坎坷不平，只能分段承包运输。新乡至西安雇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大车户转运，西安至州道路尤其崎岖，由兰州大车户王新年专运。经泰来洋行介绍，王新年在天津定造6辆四轮大车，加上原有40辆旧式大车投入运输。在全部建桥费中，仅转运费就多达库平银124042两白银。历时十月，穿越数省，将总重400万斤的钢材、构件、水泥、铁轨、锅炉、沉箱、钢丝绳等安全、完整地运到兰州，这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和交通条件下，称得上是一大奇迹。
此外，建桥前的勘测、桥梁的设计、建桥的施工、施工现场的维护、建成后的管理、建桥全过程人员的组织与管理也都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著称的兰州黄河铁桥档案文献清晰地记录了铁桥修建的艰辛，成为兰州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兰州黄河铁桥的成功修建，是中国西北地区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这座黄河上游第一座永久性公路桥的修建成功，极大地便利了兰州与宁夏、西宁、河西等地的交通运输，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孔道，不但具有促进西北地区经济的联系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巩固西北国防方面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意义。铁桥建成后，兰州黄河北岸的工商业、农业也有了较快发展。其次，修建铁桥是“新政”期间西北交通建设中的标志性工程之一，同时又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设备，成功进行合作建设的范例式工程。在参与建桥的中国、美国、德国等国人中，彭英甲全面经理，甘肃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司协助办理，兰州府县地方官员参理各事；美国工程师满宝本、德罗负责技术工作，美国桥梁公司负责桥梁设计；天津刘永起负责施工现场；德国泰来洋行雇用中外技术人员69人（寓居于中方租用的秦州会馆内）；另在兰州本地雇用铁匠、木匠、泥瓦匠、小工等少时五六十人，多则五百余人。严密、协调的组织管理、严格的中方监工制约措施，保证了铁桥的质量、用料与工期，为后世中外经济技术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兰州黄河铁桥建成后，与桥北的白塔山、桥南巍峨的城墙和城门楼（今为滨河路及现代化高层建筑）共同构成兰州独有的城市景观，至今仍为兰州的标志。
清代的兰州文清代，是兰州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在明代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做为“西北中枢”的兰州，在政治统治的相对稳固、社会经济的较大发展、文教事业的明显集中等条件下，加上多民族的交往、多宗教的传播，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多元化的民族民间文化。而这种地域文化特征又通过多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兰州地域文化是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所谓兰州黄河文化，就是千百年来特别是明清以来兰州黄河两岸各族人民认识、利用甚至改造（局部的）黄河所从事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并产生了丰富的物质成果（如皮筏、水车、浮桥、铁桥、津渡、河堤建筑、围堰、渠道等等）和多彩的精神成果（如兰州有关于黄河的诗词、匾额、楹联、绘画、雕塑、民间传说故事、祭河神的民间俗信、创造物质成果的各种技艺，甚至现当代以黄河为品名的工农业产品、工商业和房地产业字号和品牌、以黄河为母题的文学艺术作品等等）。与此相比，人们在肯定兰州文化多元性时所举的兵家文化、西亚文化、欧洲文化，甚至有人还提出巴蜀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等，都不具备兰州黄河文化所表现出的显著特征。兰州黄河文化还反映在兰州人的精神世界之中，黄河奔流不息不回头、宽容博大纳诸流的特质已转化为兰州人的心理品质和性格特征。自明清以来直至现当代，兰州人从政为官、从教为师、从经为工商者，其成功与否莫不体现出黄河赋予的人文精神。而清代则是黄河文化成为兰州地域文化核心的主要形成时期。
士人文清代兰州儒学、书院的兴办到后来的陕甘分闱，为社会造就了一个比较庞大的士人群体。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在各地任官，大部分则从事儒学、史志学、科学的研究和文学艺术的创作，产生了不少名闻陇上，甚至名著全国的学者，推动了兰州士人文化的发展，在清代甘肃三大文化区（陇东以平凉、天水为代表，陇中以兰州、临洮为代表，河西以武威、张掖为代表）中占据突出位置。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兰州士人所撰各种著作170多种，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方志、医学、兵防、诗词、宗教、河工、书法、绘画、音乐、声韵、教育等。
清代兰州士人文化以儒学、方志、医学、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最为显著。
儒学方面清代兰州儒士继续尊崇儒家程朱理学思想，师承其河东学派，在明代理学名士段坚之后（段坚，皋兰人，明景泰六年即1455年进士，自视为河东理学代表人物薛瑄的“私淑弟子”，终身以“扶纲纪，立人极”为己任，被誉为“俨、鲠、介、卓”的理学名士），继续深入研究和阐扬理学，形成了自段坚以后，从萧光汉、卢政、陈育仁到刘尔炘（均为兰州人）一脉相承的儒学流派。他们在宇宙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等很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对他们各自生活的年代所面临社会现实问题作出了解释，留给后人丰富的著述，如萧光汉的《松轩笔记》等，卢政的《儒家理气图说》
《学话》《辨惑琐言》等，陈育仁的《独坐防心集》等，刘尔炘的《果斋日记》等十多部著作中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哲学研究成果，成为清代甘肃乃至西北思想史上的重要遗产。
史志方面清代兰州方志的编纂次数之频繁，种类、卷数之多，历史上少有。其中州志有（康熙）《兰州志》、（康熙）《重订兰州志》；府志有（乾隆）《兰州府志》、（嘉庆）《兰州府志稿》、（道光）《兰州府志》等；县志有（乾隆）《皋兰县志》、（道光）《皋兰县续志》、（光绪）《皋兰县续志稿》、（光绪）《重修皋兰县志》；（康熙）《金县志》、（道光）《金县志》、（光绪）《金县新志稿》等；（雍正）《平番县志》、（乾隆）《平番县志》等；乡志有（道光、咸丰）《青城纪略》等；总计14种130多卷，累计参与编纂人员有六七十人。清代兰州士人还参与了雍正、宣统两朝甘肃省志的编纂。这些志书为今人留存了丰富的清代各时期自然、建置、经济、文化、人物、兵备、风俗等各方面的珍贵史料，是我们研究兰州和甘肃历史的重要依据。尤其是由著名方志学家张国常所纂《重修皋兰县志》，分图、表、志、传“四纲”，并创设方言、金石二目，记载了皋兰县（当时皋兰县包括了今兰州市大部分地区）的两千多年历史。张维《陇右方志录》称赞该志“义例谨严，文词渊雅，吾省名志也”。张国常还撰有《甘肃忠义录》30卷、《土司蕃族考》1卷。后者记述了元末到清光绪间西宁、平番（今永登）等地土司的民族、世系、辖地、功绩、封爵、部落、户口、兵员、宗教等，是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和土司制度的珍贵资料。
医学方面兰州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相对严酷，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疾病多发，是清代兰州医学研究较盛、名医众多的社会历史背景。清代兰州士人著作中，医学类占有较大比重。皋兰人杨维仁的《医学阶梯》、《伤寒体注》，张振濯的《易医集》、《痘症管见》，秦霖熙的《外感辨证录》、《惊风治验录》，朱云龙的《中医先后天阴阳精经集》；金县刘一明的《眼科启蒙》、《经验奇方》和重修皋兰县志书影《经验杂方》，岳毓兰的《疹痘经验良方》、《医方百科录》等，都是清兰州重要的医药学著作，丰富了医学研究的内容，不但是后世学医者的教材，也为医治各种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施治处方。在医药学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造就了刘一明、秦霖熙、关文清、宁普桥、王三祝、马凤图（回族）、甘子民等十多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州名医。
文学艺术方面清代兰州士人以诗、书、画为主的文学艺术创作十分繁荣，其诗文集、音韵、声律、画品、书品等各种著述占清代兰州士人著作的一半以上。江得符的《三馀斋诗文集》，黄建中的《西圃诗文集》，秦维岳的《听雨山房诗钞》和《听雨山房赋钞》，马世焘（回族）的《枳香山房诗草》，王三祝的《文香楼诗文集》，张国常的《听月山房诗文集》代表了清代兰州诗文创作的成就。江得符的五律诗《我忆兰州好》十二首，以饱满的热情描写、吟咏了州四季风物、名胜古迹、历史名人、风味物产，“景与兴会，情随韵洽”，成为脍炙人口的兰州史诗。曾主讲于兰山书院的兰州府狄道人吴镇号称为甘肃“四杰”之一（甘肃著名诗人吴镇、胡瓒宗、杨子安和刘绍攽）。清代兰州的书画也是名家辈出。书画家唐琏，书法“古朴雅健”，绘画“苍茫古秀”，传世之作为藏家珍品。温虚舟师从唐琏，临古人名画，攻山水人物，所绘《长河万木图》，展现了州一带黄土高原群山叠嶂、黄河绕流、两岸万木葱茏的壮阔景观。回族画师马虎臣的墨牡丹扬名西北，被兰州人称为“马牡丹”，他在州五泉山千佛阁东壁所作《五松流泉图》令观者叹服。曹蓉江画花鸟至清末民初声名大振，为五泉山半月亭所画《松风秋月图》，是兰知名的壁画艺术精品。
民间文清代兰州的民间文化内容异常丰富多彩，为历代所不能比拟。
鼓舞表演、说唱艺术、戏曲表演、灯会灯谜、剪纸刺绣、工艺美术等，无不以其浓郁的兰州地方特色、深刻的思想道德内容、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充实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并起着有效的“教化”作用。
鼓舞表演主要是春节期间的社火表演和太平鼓。社火表演每年农历正月初十日前后开始，由作“执事”的灯笼开始，接着疯婆娘（风婆）雨师开道，其后随舞狮子、跑旱船、扭秧歌、踩高跷、独轮车、耍龙灯、铁芯子、竹马子、大头和尚戏柳翠，最后以太平鼓殿后。社火遍及城乡，在长期的表演，流传中形成了城里、黄河北、金县、平番县各自不同的道具制作、服饰、表演形式、技巧和风格。在永登，高达1.8米~2.3米的高跷集体表演令人产生凌云、玄妙之感，今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平番县庄浪河一带独特的滚灯表演在兰州社火表演中所仅有。社火表演一般至正月十六日以“送瘟神”而宣告结束。
兰州太平鼓以鼓大、量重、声洪、舞姿粗犷刚健、气势磅礴、表演套路变换多端，被誉为“中国民间鼓舞艺术的奇葩”。至迟在明末清初，太平鼓表演已形成较为固定的表演套路，并以鼓带长短，鼓身高低决定不同的打法，形成了高鼓、中鼓、低鼓三种流派，其中低鼓流行于今天的西固、红古、永登一线；中鼓流行于今天市区城关区、七里河和安宁一带；高鼓流行于今天的城关区雁滩、青白石及皋兰县。在今榆中县，又有不同地域的三种流派。太平鼓普及于兰州城乡各地，每至春节便穿梭于城乡各街道、村庄、麦场、甚至大户人家的院落进行表演，震天撼地，热闹非凡。
说唱艺术以兰州鼓子、皋兰的民间小调最为有名。兰州鼓子源于北宋，后经加工而流传，成为兰州古老而独特的说唱艺术，以唱为主，有唱有说，曲牌丰富，唱腔优美，韵味悠久，极具乡土气息。每遇喜庆节日，请客设宴，无论农家院落屋，城镇茶肆酒楼，都有聚众弹唱。其传统曲目有“赞颂祝贺之词”、“咏物写景之言”、“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等。清代道光、咸丰时期，兰州鼓子极盛一时，曲牌多达百余种。兰州鼓子今已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乾隆年间流行于皋兰的民间小调，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唱腔艺术“小曲子”，到同治、光绪年间达到盛行之势，并逐步进入舞台表演。
戏曲表演主要是秦腔、苦水下二调曲和青城小调。秦腔又称“乱弹”、梆子腔，康熙年间在省内有了演出活动，乾隆年间形成了东、南、中路三个不同传播方向的流派。其中“中路”流派以兰州为中心，西至河西，北至白银、靖远，南至岷县、临夏，是甘肃秦腔的主流，其传统表演剧目100多种。在兰州，聚义班（乾隆）、牛家班（道光）、福庆班和东盛班（光绪）、万顺班和得胜班（宣统）是知名的演出班社。清代中后期，与秦腔、皮影戏、眉户有着渊源关系的永登苦水下二调曲形成，传说因曲调比秦腔低二度而得名。榆中青城小调又称《西厢调》，光绪年间由当地人士创编，共有24个曲调，27折剧本，首排剧目为《西厢记》，因此传为西厢调。这个曲种具有剧情简单、出场人物少、唱腔曲折婉转而又情真韵雅，得以流传一百多年。
适应多剧目、多曲种表演的需要，除茶楼、酒肆、院落、富户家的厅堂外，固定的表演场所如庙观戏楼、会馆戏楼、农村戏台建设起来。根据史志记载，清代兰州寺庙宫观戏楼27处，会馆戏楼9处，农村戏台61处。规模最大，观众最多的是在庙会上表演的，如五泉山四月八庙会，金天观八月一至八月八雷坛会，府城隍庙五月二十八日庙会和春节前后的庙会，兴隆山庙会等等。
兰州民间妇女的剪纸和刺绣，元霄节灯会和灯谜活动，砖雕、木雕、葫芦雕、烙画等民间工艺，都是清代兰州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散布于城乡各地。清光绪时，兰州刻葫芦已成为名扬省外的著名工艺产品。砖雕、木雕成为具有兰州地方特色的建筑饰件，广泛装饰于衙署、寺观、学宫和大户民居建筑。盛大的元霄灯会在红城成为知名景观，以“红市花灯”列为平番八景之一。督署门前的绸铺街（今酒泉路北段）是每年元霄花灯的集中布展地。
民族文清代兰州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藏族、满族、蒙古族，以回族人口最多。另有从事商业贸易而来的维吾尔、东乡等族。以回、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回族文化得到较大发展，成为兰州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兰州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样性，丰富了兰州地域文化的内容。
兰州回族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穆斯林建筑艺术、穆斯林宗教文化、回族士人文化、回族商业文化和回族民间艺术。回族士人文的勃兴是清代兰州文化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乾隆以后，随着兰州回族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民族经济的发展，加上清政府对回族教育的重视和东、南省份来兰回族的影响，回族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人数增加，成长起了一批回族士人。他们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前提下，研究儒家学说，从事教育事业、文学艺术创作、社会活动，与汉族士人一道为推进兰州的文化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回族学者马裕谦，咸丰辛亥恩贡，一生重视文化教育，为其子马世焘广延名师，精心培养。咸丰五年（1855年），马世焘赴西安乡试中举，“一时汉族惊奇，而回教人尤为席珍。”马世焘以“穆教清真之理，融合儒家忠恕之道；用易学南华之精奥，阐扬天方性理之真谛”，著有《四书集注解释切要》等很多著作，现仅存《枳香山房诗草》二卷，此书奠定了他同为兰州著名诗人的地位。同治五年（1866年）回民起义期间，回族学者马世焘像（中）他为求“回汉积年之忿隙亦融洽”，曾深夜出城，劝谕围城回众罢围而去，被同治皇帝御书“意气可嘉”予以褒扬。他先后被聘为皋兰书院、五泉书院山长，培养出张国常等品学兼优的人才。与他同时期的回族学者还有马中律（同治甲戌进士，五泉书院山长）、画家马虎臣（即“马牡丹”）等。
兰州回族在省城商贸繁荣的环境中形成了善于经商的特点。长途贩运、店铺营销和设摊经营，培育出了回族商业文化。主要表现在：长途贩运以皮毛、茶叶等大宗商品为主，贩运工具以大车和皮筏为主，光绪年间的永靖至兰州、靖远一线皮筏户中，回族占了多数。
店铺营销以牛羊肉、干鲜果品、珠宝首饰、风味小吃为主，笃信安拉，讲究诚信，薄利多销，所售牛羊肉必须是念经后屠宰，并确保新鲜、清洁，受到回汉各族的信赖。风味独特、作工精细、风靡中外的兰州牛肉拉面，就是回族人马保子创始于清光绪年间的。清光绪前后出现的牛肉面、凉面、酿皮、“烂者香”（羊杂碎）等风味小吃都是回族人经营的。回族独特的商贸经营风格，相对专一的经营项目、特色的饮食品是回族商贸文化的集中体现，大大丰富了兰州人民的物质生活内容，增强了兰州地域文化的个性特征。
回族民间文化包括工艺方面的砖雕，美术方面的绘画，音乐方面的“花儿”和宴席曲，服饰方面的花饰缝纽刺绣和佩饰制作，口传文学方面的歌谣、故事，节庆礼仪，婚葬习俗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回族的诗歌。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叙事诗《马五哥与尕豆妹》，描写河州青年马五哥与尕豆妹相爱，后被诬告并买通官府，双双被斩于兰州华林山。这部叙事诗述说真切，用词朴实，情节曲折，感人至深，自清光绪七年（1887年）后开始创作和流传者加工，流布于甘宁青三省回族群众中，并形成七八个版本，是回族民间以反对包办、自由恋爱为主题的优秀文学作品。因其事涉兰州，在兰州回族群众中藏有抄本。
宗教文清代也是兰州多宗教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佛教、道教继续流行，并出现了佛教的通俗化、简易化、功利化和道教的向下层发展的现象；伊斯兰教获得较大发展；基督教传入。多宗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兰州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些方面的影响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佛教根据对史志资料的统计，清代在今兰州政区范围内修葺、重建、新建大小佛寺121处，其中汉传佛教112处，藏传佛教和曾有藏传佛教活动史迹的9处，佛教传播之盛可见一斑。兰州的普照寺、嘉福寺、庄严寺以及兴隆山、天都山等地是兰州佛教活动的中心，连城一带以及兰州的嘛呢寺、兴远寺是藏传佛教的主要活动场所。
兰州汉传佛教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此二宗都有教义通俗化、修持简易化的特点，既不需要深研佛典，也不需要累世修行，连礼佛上供也可精简，只要悉心参悟或诚心颂念佛号，就可修炼成佛，往生极乐世界，或者免受来世之苦。这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文化很低又贫苦的下层百姓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而对现实生活无法避免的各种需要，信佛也不仅是求得解脱，而是要满足人们祈雨、求子、乞财、除灾、祛病、增福、延寿、忏罪、超度亡灵等的需要。也因为这个原因，民间信仰中不但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现象，还出现了宗教与民间神崇拜的融合。这种不论何教，有用便拜的泛神信仰风习在清代深入人心，体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祈雨、求子，拜观音、祭金花娘娘（兰州地方神）；求医问病，拜老君、药王；希望谋取功名，便叩拜文昌、魁星；求田问舍、出门经商，要拜关公财神；年节庆典，要祭自己祖先等等。
藏传佛教在兰州有五泉山西谷的嘛呢寺（光绪年间补修），雷坛河西岸的兴远寺为嘉庆十年（1805年）重修。两寺后来都曾为西藏班禅驻跸，十分有名。按今天兰州地区说，藏传佛教主要集中于永登县，其有名的寺院包括明代屡修、光绪年间改名的妙因寺，明朝所建连城显教寺，明朝所建、清咸丰时修缮的红城感恩寺，明朝所建永登县城东北的海德寺等。兰州藏传佛教寺院大都尊奉黄教格鲁教派。
其寺庙建筑融合汉藏建筑艺术风格，包括寺内的雕塑、画像、花纹装饰、梵文六字真言、藏文经卷、壁画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妙因寺、雷坛寺、显教寺、感恩寺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德寺为甘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清代兰州藏传佛教在发展中形成蒙古族、藏族几乎全民信佛的局面，不论是鲁土司的家寺还是海德寺等，都有严格的、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藏传佛教的发展还起到了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道教清代兰州的道教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说其发展，除以广建宫观、信徒日众外，主要是指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以金天观为代表的清整戒律，振兴教门，使全真教的嵛山派、龙门派在甘肃得以首传。雍正十二年（1734年），甘肃巡抚许容整饬甘肃宗教，见金天观道俗不分，有伤风化，便将犯规道士赶出观去，请全真教嵛山派道士王性任金天观第九代住持。王性阐扬教理，严肃道规，严惩悖道，使金天观道风有了很大转变，有效地维护了金天观作为“十方丛林”的名望。于是，入观道士不断增多，龙门派、嵛山派从这里开始向全省传播，成为甘肃著名道场。金天观传到第十二代主持白玉峰清代所建白云观山门时，金天观被修葺一新，并增建了塑有金天观第一代主持孙碧云像的孙真庵。金天观在他主持下名闻西北。第二件事是刘一明在兴隆山修道，使兴隆山成为道教的“陇上第一名山”，刘一明也成为全国道教知名的内丹家。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山西曲沃（今山西闻喜）人刘一明第二次来到金县，在兴隆山结庐炼道，著书立说，还曾到金天观等处传播龙门派教理。在兴隆山修道四十年里，刘一明等人行医募化，修建庙宇62座，使兴隆山殿宇遍布，规模恢宏，成为道教胜地。他在这里修炼成功，不仅精通道教内丹之学，而且通医学、哲学、书画，有22种著作广泛流传，他阐述生命之学与内丹之旨，成为“全国卓然一大家”。第三件事是修建白云观，该观成为兰州地区道教活动中心。道光十七年（1837年），陕甘总督瑚松额首倡捐建，因祀奉“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又称吕祖庙。观址在雷坛河口东岸。白云观建筑群规模宏大，共有东、西两个道院，计20余座单体建筑。此外还有在今七里河崔家崖依山而建的白云观，称上白云观。
白云观建成后，因戒律严明，仪规整肃，名道士主持，很快成为道教十方丛林之一、兰州地区最大的道场。
清代兰州道教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以道教正一派向民间广泛传播为主，道教趋向民间化。正一派的修道之士可以居家、婚配、食荤、不留胡须、不蓄发，大多数在民间以斋醮，画符念咒、观相等方式，为下层人民“驱鬼”治病，消灾祈福，甚至从事堪舆、相面、测字、算命等，很受欢迎。他们中间有的道士隐逸、山居，有的居家、出家，其道法家传，因常以阴阳太级图为标志，被称为“阴阳”。道教正一派在明代就流传较广，清代随道教民间化的发展更盛行于乡里。第二是在道教民间化的过程中，一些人利用道教在民间的影响，将佛、道宗教学说的一些成分（包括形式和仪规等）与民间固有的观念、俗信糅合起来，拼凑成了数百种民间秘密宗教。在兰州，流传的主要是白莲教的支派如圆顿教、东大乘教的一贯道等等，被称为“道教的末流”。他们中间有的专以煽动贫困人民，组织造反为能事，有的甚至作恶多端。光绪三年（1877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公布《严禁邪教告示》，欲行禁止，始终未能禁绝，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才被彻底禁绝。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随着回族的形成，于元末明初传入兰州。
据说明洪武年间就已建有清真寺（即后来的南关清真寺，但《城关区志》认为是绣河沿清真寺），以后又建了桥门清真寺。（见甘肃教育出版社《甘肃窟、塔、寺、庙》）。清代是兰州伊斯兰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清康熙年间先后建有新关清真寺、西关清真寺，并重建了桥门清真寺，乾隆年间新建了南关清真寺。其中西关清真寺以其建筑规模宏大、建成历史悠久、建筑风格独特，又传为阿拉伯和伊朗商人与州教众共同建造，而与北京牛街清真寺、西安化觉寺、西宁东关大寺并称为“清代伊斯兰教四大寺”，20世纪50年代被列为省级重点物保护单位。清末时，在今兰州市城关区范围有桥门寺、西关寺、绣河沿寺、南关寺、新关寺、新关尕寺、举院背后寺、平番寺，形成西关清真寺州“八坊”。
伊斯兰教在清代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教派（即格底木、伊赫瓦尼、西道堂）四大门宦（即虎夫耶、哲赫忍耶、嘎德忍耶、库不忍耶）以及众多的小门宦。在三大教派中，应用儒家思想解释伊斯兰教经典的学术活动也已出现。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受回族学者金陵刘智汉文注述伊斯兰经典的影响，宣讲其《天文性理》、《天方典礼》、《至圣实录》等著作，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式创立西道堂，被称为“汉学派”。但教派和门宦的形成最终却阻碍了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发展。李清凌先生在《西北通史》第四卷第七章中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
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清代）形成了许多派别，并在组织管理、教育体制和汉文译注等方面都有许多创造性建树。遗憾的是各教派之间，尤其是各门宦之间尖锐的对立和斗争，既严重影响了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发展，也使清政府由此对它产生了疑忌，进而将宗教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采取了残忍的剿灭政策，从而对西北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这一历史的教训，无论从信教群众还是政府管理的角度都是值得深思和记取的。
天主教和基督教天主教早在清康熙年间就已传入甘肃。光绪八年（1882年），兰州天主教徒张子厚捐献畅家巷院落一处，修建为堂点，为天主教传入兰州之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成立甘肃两个教区，其中兰州教区辖陇西至河西布教事务。
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内地会派传教士在天水传教，基督教新教传入甘肃。同年，内地会在兰州箭道巷南口建山字石基督教堂，成为当时甘肃最大的教堂。基督教堂用西式建筑形式，并融入中式风格建设，座北朝南的礼拜堂为三层楼，铺木地板。此后，在今北滨河路市二医院处建福音医院，为兰州最早的西医医院，后由金品三扩建为博德恩医院。
清代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在兰州的发展和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深刻地影响着兰州人的精神生活。它们不同的教义、仪规以及建筑工艺、经典和著述、文学艺术（如壁画、楹联等）丰富了兰州的历史文化遗产宝库。它们的传播对于兰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值得深入研究。
辛亥革命时的兰辛亥革命时的兰州，是西北地区封建统治势力最顽固、集中的地区。但在民主革命风暴的席卷之下，兰州也不是死水一潭，兰州的志士仁人也为辛亥革命和共和政体做出了贡献。
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陕西、甘肃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陕甘支部，井勿幕（陕西留日学生）为负责人，张赞元（甘肃留日学生）为支部事务员。支部成立后，同盟会员开始在陕甘活动，民主革命思想开始传入远离革命中心的兰州。第二年，甘肃留日学生阎士璘、范振绪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秦陇报》
（后先后改为《关陇报》、《复声》），号召人们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刊物被秘密传到了甘肃，起了宣传革命、扩大影响的作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江南组织会党起义失败的同盟会员黎兆枚、参加徐锡麟的光复军起义和熊成基的安庆起义失败后的同盟会员王之佐，先后来到兰州。这期间，刘先质、彭大寿等人在甘肃陆军学堂学生秘密传阅︽民呼日报︾州建立了“西北革命同盟会支部”。这些同盟会员在兰州发动新军、联络会党、动员学生、进行民主革命思想和同盟会各项纲领、政策的宣传。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曾接济、帮助过蔡元培、章炳麟等革命志士的陈养源（今天水人），利用创办“竞今书局”之便，托人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书籍、报刊带回甘肃流传。
在同盟会员的宣传和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兰州优级师范学堂学生抨击时政，议论清政府祸国秧民的罪行，宣传共和思想，主张社会革新，甚至写出“二百年气运将衰，擅权三世；七十岁淫心不改，遗臭万年”的联语痛骂慈禧太后。在甘肃陆军学堂（原为清光绪二十八年陕甘总督崧蕃创办的甘肃武备学堂），吕锡有、张赞廷、郭汉三等人加入同盟会；先后百余名学生考入湖北陆军中学堂，不少人在当地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其中有兰州籍的张宗海、吕郁哉等。甘肃新军中的部分将领也赞成革命，一些民间会党组织首领也采用“排满革命”口号参与革命。后来首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的邓宝珊于光绪三十三年在兰州应募投军，加入新疆伊犁的革命组织，并成为同盟会员（事见邓宝珊《伊犁革命回忆录》）。宣统三年（1911年），同盟会员黄钺从长沙来到兰州，联络黎兆枚等人，秘密组织大同会，积蓄力量，准备发动起义。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兰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湖北新军中任教官的兰州人张宗海随起义军攻打湖广总督衙门，次日登上黄鹤楼升起起义军义旗。兰州人吕郁哉在武昌保安门外与清军作战时负伤。
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发动起义，响应武昌起义，于10月27日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改其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
西安起义爆发后，陕甘总督长庚立即与从西安逃回兰州的原总督升允策划镇压陕西革命军，组织东、南两路军队，由升允率领分道向陕西进兵。10月30日夜，黄钺拜见长庚，分析陕、川起义形势，痛陈利害关系，力阻出兵攻陕，反被长庚任命为骁锐营总领，赴秦州（今天水）布防，阻拦陕军西进。黄钺积极联络革命志士2000余人，于次年（即中华民国元年）3月11日凌晨在秦州宣布起义，并成立了甘肃临时军政府。长庚得知秦州独立，又组建讨逆军前往镇压。
秦州起义是甘肃近代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兰州后，宣统元年九月十三日（1911年11月3日），甘肃陆军学堂学生在校门口张贴告示，号召市民起义。学堂内部的兵学教习严希文密谋率第二标第一营起义，但事泄自杀。总督长庚即派兵收回枪支，遣散学生。兰州起义遭镇压而未成。
甘肃承认共和武昌起义后的宣统三年（1911年）11月29日，有17省代表在南京参加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并以宣誓就任之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的开始，后选举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在北方，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搞“南北议和”的骗局，一方面以优厚条件逼清宣统帝退位。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廷颁发皇帝退位诏书，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和260多年清王朝的统治。
2月15日，在孙中山提出辞职和推荐袁世凯的咨文后，17省议员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由是窃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在这种形势下，中华民国元年3月6日，原坚决反对共和的甘肃咨议局议长张林焱（方志学家张国常之子）以甘肃民众代表身份、代理甘肃布政使赵维熙以甘肃官绅代表身份，共同致电袁世凯，宣布承认共和。电文称：“甘肃僻处西陲，文电多阻，改建政体之明诏，迄未奉到。近得他电，知各省一律认允，甘肃官绅会议亦愿承认共和，特此电闻。”3月15日，袁世凯正式任命赵惟熙为甘肃军政府都督。
3月19日，原陕甘总督长庚交出印信后，被礼送回北京，赵惟熙于同日向全省发布宣布共和的告示。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彻底结束。3月20日，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出现在辕门广场。
甘肃宣布共和后，省境内存在着两个军政府：以黄钺为首的秦州“甘肃临时军政府”（时称秦州军府）和以赵惟熙为首的兰州“甘肃军政府”（时称兰州政府）。前者是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真心拥护共和而建立的，后者是清朝甘肃顽固派官僚玩弄欺骗手段建立的，两者对峙和争论长达两三个月，因袁世凯偏袒赵惟熙，加上以李镜清为首的甘肃省临时议会多方调解，双方于民国元年（1912年）6月7日签订《和平解决条约》，秦州的军政府解散，黄钺返回湖南。这标志着甘肃辛亥革命的彻底结束。
民国元年（1912年）3月24日，有共和思想的官绅及其他人士马福祥、王之佐、邓宗、水梓等人，在兰州文庙召集甘肃临时议会成立会议，省城一些官绅、商农两界人士，各府、厅、州、县旅兰人士共1000余人出席。会议经投票选举李镜清为议长，副议长若干人，议员30多人。临时议会成立后，与赵惟熙为首的省都督府的统治进行斗争，议长李镜清维护民主宪政，揭露赵惟熙为首的顽固派，弹劾赵惟熙，引起仇视，无以立足，在回到临洮家中后不久被刺身亡。省临时议会被马安良控制。
从1912年开始的中华民国38年时间里，兰州经历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地方军阀的割据、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兰州的行政区划随之经历了三次大的调整。兰州的人口在军阀争夺、天灾连绵、抗日烽火中大量下降，又在“西北开发”、经济发展中缓慢回升，总体上呈现徘徊中增长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