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如果日本和德国相互勾结，向苏联发动进攻，东西两面受敌的苏联将面临残酷的战争。中共中央估计，蒋介石可能乘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2年春，国民党加紧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边区周围集中了四十五万军队，准备随时进攻延安。延安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建立陕甘宁和晋西北地区的联防司令部；训练民兵和自卫军；疏散边区各机关的人员。中组部派人通知我，暂时停止学习，去杨家岭中宣部当行政管理员。
我到中宣部与孟管理员办理交接手续，老孟是一名火车司机，他离开延安去了张家口。整个延安充满了战备气氛，中宣部各部门的同志抱来一摞摞文件，投入大水缸，我和凯丰的警卫员李满千手持木棍，反复搅拌，把纸张捣成纸浆，再攥成一只只大纸球，摆放在窑洞的窗台上晾干晒，晒干的纸球又送回造纸厂。
我和吴永忠、黄爱民三个人住一孔窑洞，隔壁两间窑洞是图书馆，书架上一排排地摆满书籍。图书馆的侧面一排窑洞住董纯才、柯柏年、黄华，他们几个人都吃中灶。后来，杨家岭的窑洞紧张，我和图书管理员吴永忠就睡在图书馆里。吴永忠顺手抽出一册图书，说：“这是整个延安唯一的《康熙字典》，毛主席的宝贝……”
中宣部秘书黄爱民，三十多岁，长相有刘锡五的模样。他交给我一份中宣部人员名册和一本银行存折，向我交代日常工作。黄爱民有大知识分子的派头，不爱理睬下面的勤务员、马夫和警卫。听别人说，他带着老婆到了陕北，老婆却跟他离婚了，又跟别人结婚了，所以情绪不高。1949年以后，我坚持订阅《人民日报》，一直留意黄爱民的消息，可是他无声无息，从来没有在报纸上露面。
黄爱民整日坐在窑洞里抄抄写写，凯丰、徐老他们都来找他，讨论个问题，写个材料什么的。黄爱民的脚面特别高，穿不进供给的布鞋。他跟我说，小时候，家里管教严格，整天跪在椅子上写字，脚丫子变形了。
中宣部一个月的办公经费九千元边币，我去新市场人民银行取了钱，比较几家商店物品质量和价钱，买下卷烟、稿纸、笔记本、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购买纸烟用去大部分开支。黄爱民负责记帐，我把购货发票粘贴好，锁进抽屉。
中宣部实行共产主义的模式，完全是按需分配，吸纸烟者配给卷烟，不吸烟者没有卷烟。凯丰烟瘾很大，每月发给他三条纸烟，陶希晋、董纯才等人每月一条纸烟。
有一次在边区银行取款，银行出纳看错了纸币的面值，多给很多钱。我回到中宣部才发现，又跑回新市场，把钱退还给银行。以后，我个人的几十元钱存入边区银行，银行对我特殊照顾，专门约定，我若不取款，每月的活期利息按定期利息计算。
中宣部的行政经费，每月需报送一个预算计划。月初陶希晋、黄爱民和我三个人凑在一起，商议中宣部的各项开支，买纸烟需要多少钱，买笔记本需要多少钱，买稿纸需要多少钱，买笤帚……我用铅笔头一一记下。如果预算超标，需要申请追加经费，本来相差三千元，只要求追加两千元，不会搞“大高帽子”。
陶希晋指点我：“如果柯柏年、黄华他们找你要笔记本，你必须让他们把旧本子拿出来，你一页一页翻翻，是不是上面全部写满了字，如果没有用完，让他们先用，这样压他们一日两日，一月两月的，本来一年要用五个本子，可能四个本子就够用了。”
我在月初把预算计划交给办公厅的行政处，每月十日之前，行政处就通知我：你们中宣部的那个预算送到银行，银行答应给钱，你可以去用款子了。到了月底，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张子良召集杨家岭各机关的管理员，开一次碰头会，老老少少十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向张子良抱怨经费不够用，要求从行政处领一些笔墨纸张。这时，张子良就表扬我：“你们各个单位，凡是经费不够花的，都要向中宣部李管理员学习，他一年也不找我要一回东西。”
我的一摊工作很简单，保证笔墨纸张和香烟的供应就行，闲散无事四处聊天玩耍。黄华对我说：“李管理员，你真闲逸，我每天教你一个英语字，将来一定会有大用处。”
我说：“中国字还没学好呢，还学外国字。算了吧！”
黄华说：“你呀，将来甭后悔！”
我说：“有啥后悔的，有衣穿有饭吃，还要费那些脑筋干啥。”
延安交际处的管理员俄语相当好，他说：“我教你学习俄语吧，将来到了东北，遇见苏联的大姑娘、小媳妇，跟她们说几句话，不要让她们小瞧咱们是‘老土’。”我跟他学了几句“列巴，哈老少。”
跟随徐特立老人开荒
徐特立，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师范读书的老师。他43岁时赴法勤工俭学，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参加长征的最年长者。1941年，徐特立60岁，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延安军民尊称他为徐老。
1942年初春，中宣部除病号外，共有三十多人在徐老的带领下，开荒种土豆和谷子。杨家岭的中组部、中宣部、办公厅、妇联、警卫连、保卫部都在杨家岭左右的山上开荒，中宣部种土豆的地方是杨家岭后山，山上有一座学校，二十几间窑洞，住了一群文人。这个学校驮水的毛驴天天穿过杨家岭山沟，去延河取水。我们开荒时，喝的开水就是由他们供应。学校管理员名叫刘山，日本投降后，我和刘山又在承德相遇。
开荒的日子，大家肩扛五斤半的大钁头，顶着星星上山，迎着月亮回营。我们几个年轻人劝徐老：“徐老，您这么大年纪也来开荒！快回去吧，我们一人多刨一钁头，就把您那份儿捎出来了。”
徐老不愿意：“开玩笑哟，毛主席那么多的事情还去开荒，我怎么不能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来来，和你们小伙子赛一赛。”
大家站成一条散兵线的架势，一字排开，每人挖六钁头宽的一条荒坡地，从山脚向山顶推进。徐老紧挨着我，他说：“小李，我们俩比赛呀，看谁挖得好，挖得块，挖得多！”一声呐喊，同志们奋臂挥锄，暗暗使劲，都要争第一。徐老挥动着钁头一起一落，不慌不忙。我偷偷向徐老那边挤过去两钁头，徐老发现了，喊了起来：“你不要侵占我的根据地！”我不理他，一个劲地向前挖。到了山顶，回头看徐老还没挖到半山腰儿，我返回身来接应徐老。中宣部当时只有我和徐老的警卫员小秦等几个年轻人，其余像陶希晋、董纯才、柯柏年等人，都三十多岁了。
我替徐老扛着钁头，一起走上山顶。大家都坐在地上，喝着食堂送来的开水。徐老说：“老头儿是不行了，还是小伙子们呀！”大家都喊：“徐老喝水，徐老喝水！”徐老接过水碗递给我说：“让小李先喝，这小伙子真能干，我挖一锄，锄头就举不起来，落地也没劲了！”徐老总是管钁头叫做锄头。
吃中午饭时，杨家岭食堂送来两担馒头，一担绿豆二米粥，一担碗筷和咸萝卜。食堂管理员说：“今天的馒头管够！”
徐老端着饭碗凑到我跟前：“小伙子，能干就能吃呀！我今天看你能吃多少馒头！”
我说：“甭看，要不吓你一跳！”。我喝了两碗二米粥，吃了一个咸萝卜和十二个馒头，还把徐老掰下的半个馒头也吃了。
徐老瞪起眼睛，吃惊地直摇头：“小李不得了哇，毛主席都让你给吃穷了！你这一顿饭，我得吃半个月！”
荒地用镢头翻了一遍，黄土松软。我拖着一柄锄头，当作铧犁，一步一步拉出一条条垄沟。徐老、陶希晋、柯柏年、黄华等人，用手扒个土窝窝，种下土豆芽苗。我独自坐到陡坡边喘气，手掌撑向黄土地，按倒一棵小草，原来是一株甘草。我扒开甘草周围的黄土，露出一条粗粗的根茎，好家伙！真粗！像小娃儿的胳膊一样。甘草贴着土崖向下扎去。我用锄劈剥土崖的黄土，循着甘草一节一节地向下刨，黄土似流水哗哗地飞落。刨到土崖下面，该挖掘甘草根茎四周的黄土了，太费力气，干脆砍断它！我把三丈多长的甘草盘绕成一盘，斜套肩头，踏着崖壁上的脚窝，攀上崖顶。中宣部的几个文人七嘴八舌批评我：
“小李呀，以后可不能这样搞了，水土流失啊！”
“你看这段黄土都垮下去了，耕地又减少了一段！”
“这些黄土都要流到延河里，流到黄河里……”
我把肩上的甘草往地上一丢，拧着脖子，不理睬他们。满山的土，遍地的河，哼！水土流失，流个鬼哟，瞎咋呼个啥子嘛！大家议论了一阵子，见我不吭声，又去种土豆了。
我把甘草晾干后，送到新市场药铺，问他们收购不收购。药铺掌柜说，本来我们药店不收甘草，你这根又粗又长，收下吧。给了我块八角的边币。
我被选为开荒模范
大生产运动中，党要求每个人种20棵西红柿。一天，徐老独自一人在山坡上用镢头挖坑，见我走来，就喊：“咳，小李，有空吗？”
我说：“立时就有空。”
“茅房弄大粪你敢不敢呀？”
“有什么不敢弄！弄大粪干啥？”
“给我弄一担来，种西红柿。”
我掏了两桶粪水挑了来。正巧凯丰有事喊我，就把粪桶放下走开了。等我回来，徐老已经把粪水倒在土坑里，种上了西红柿苗苗。过了些天，徐老栽的西红柿秧总是蔫蔫的，他常常皱着眉头，围着这些秧苗转悠。我劝他说是肥上得太多了，他就又在坑边上补种了西红柿秧苗，果然一棵棵长得黑绿，徐老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西红柿快开花时，我看见徐老用锄头挖他那宝贝似的西红柿秧子，就问他：“徐老，你干嘛？”
“我把它们挪一挪。”
我说：“那可挪不得！等秧子缓过来，花也开不了了。”
徐老说：“你知道吗？苏联有个米丘林，移植果木……把苹果树移到以前不长苹果的地方，让它们适应环境，结果长出苹果来啦！”
我说：“那可是果树呀。”
徐老说：“我们做个试验，挪十兜试一试。”我心想，等秋后看你的热闹吧。但还是帮他把十棵西红柿换了个地方。秋后，挪过窝的秧子没结出一个西红柿。
徐老感慨不已：“真是挪不得哟！要不是碰见你，我就都挪动了……苏联人的经验也不是随便学得哟！”那些没挪的秧子结满了西红柿。奇怪的是，每棵秧儿上长着三种颜色的西红柿，有黄色、紫色和鲜红色的。
1943年初，一天，中央宣传部全体同志都到赵毅敏、董纯才窑洞前的院子里开个“小会”。陶希晋似乎是“主持”，他说：“我们这几年开荒成绩不小，解决了中央财政困难，对国家，对抗战都有很大益处。中央奖励我们宣传部一条毛毯，我们要选出一个开荒模范，把毛毯奖励给他。”
边区毛纺厂生产的毯子，真材实料，厚重的像薄棉被。黄色的毛毯在大家手中传看，博得众人赞叹。
中宣部三十多个人，七嘴八舌地议论一番，目标集中到徐特立老人的警卫员小秦和我的身上。徐老看到我和小秦难分高低，就表态了：“我们种的小米，煮的粥是真香啊！自己的劳动果实嘛……小李是又能吃，又能干，开荒种地，他一个人顶我们两个人，评他当模范我不反对。”
陶希晋提议举手表决。他踮起脚跟，一五一十的数票。结果，我比小秦的票数多。徐老微笑着冲我招招手，我走上前去，从徐老手中接过毛毯，向徐老鞠躬，大家拍了一下手掌，各自散去。
和徐老在一起，感到比父亲还要亲切的关怀和爱护。他时常向我们问寒问暖，帮助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1985年我听徐乾同志讲，解放后，徐老每年都要给他的警卫员小秦寄几次钱，每次数百元。小秦在桂林工作，家里小孩子多，徐老尽力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
毛主席猜测中国围棋的起源(1)
杨家岭上的“体育明星”是王盛荣，他在苏联留学时学会滑冰，一直把滑冰鞋带到延安。在延河冰面上，滑冰健将王盛荣飞快的从人群里穿过。王盛荣说：“如果延河的冰面能够连成一片，我可以用一个小时从延安滑到延长。”延安到延长有一百六十多华里，大家不信，说他吹牛。可惜王盛荣到东北住进齐齐哈尔市小洋楼，楼下警卫员擦枪走了火，子弹穿过地板打断了他的大腿。1949年以后，他定居武汉，也无冰可滑。
陈云不喜喧闹，幽默少言。中组部的同志在球场打排球。王鹤寿、刘子载、王盛荣几个中层干部都穿着一双雪白的球鞋，跑来跳去的十分惹人注目。我听李富春讲，陈嘉庚是爱国华侨，到延安参观访问后，给我们八路军捐了几万双球鞋。鞋子都发给部队了，延安留下的几双就给了像王盛荣这样的“老革命”，连陈部长和我都轮不上穿。
排球开局，王盛荣连续把排球打出界外，陈云在一旁评论：“你太悲观了，净想自杀了！”大家闻言，哄笑不止。
中宣部的几位年轻女同志常常邀我跟她们去跳舞。
“小李，来，我教你跳舞。”
“跳舞有啥用呢？”
“跳舞能锻炼身体，还能搞‘外交’。” 我知道“搞外交”意指谈恋爱。
我说：“嗨！跳啥舞呀，捏个‘小猪爪’也不能啃一口！”
她们听我解释说‘小猪爪’是女人的小手，差一点笑破了肚皮。
延安的娱乐方式五花八门，原始的与现代的相互交融。战士们在黄土地上画个田字格，摆上石子，土疙瘩玩“拱牛”。中宣部的娱乐稍稍高级，我们用黄泥捏出一个个疙瘩，晒干后涂上黑、白、红的颜色，制成跳棋，玩一次跳棋，手掌就染上花花绿绿的颜色。象棋也用黄泥刻制，或用硬纸片剪成。更高级的就是王鹤寿与毛主席下围棋，张闻天陈云他们下国际象棋。
有一天，大家说起象棋和围棋的发明，都不知道围棋是何年何月出生的。毛主席就长篇大论，滔滔地讲起来：围棋这个东西，一定是我们老祖宗认识到土地的重要以后，你搬一些黑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他搬一些白石头围上自己的地盘，开始了争夺私有财产，后来就变化成了围棋。你看活棋的两只眼，就是两口水井，你只能填死一口水井，所以我是活棋……
毛主席的许多话，我听不懂，也记不住，只记住了他评论，现在的人不如自己的老祖宗，杀人放火，抢夺财物，太野蛮。
中宣部里的文人绝少玩球打闹，像凯丰、陶希晋、柯柏年、黄华、黄爱民、徐乾、王茜等人，整日躲在窑洞里读书写字。
杨家岭上的人们都很幽默，大家同甘共苦，有必胜的信念，就像亲兄弟，你幽一下，我默一下，毫无顾忌。杨家岭上有一个女干部赵兰，像蔡畅大姐那样“扯”。她张扬着要当媒人，给王鹤寿说个老婆。她说那个女同志大耳垂肩有福相，嘴唇厚实是实诚，窝落的眼睛好洋气，一身黑哔叽有钱财，小脚走路腰身摇动有风度。王鹤寿看看赵兰一脸坏笑，想了想说：“好你个赵兰，弄个老母猪给我啊！”。
李富春喜欢听收音机，是杨家岭是消息灵通人士。遇到无线电信号不佳，李富春常常跺脚拍桌子。收音机的干电池没电了，就要放些盐粒，灌点儿开水。苏德战争爆发的哪天早晨，李富春发布消息：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啦。昨天晚上，是蔡大姐听苏联广播听出来的。大家议论，德国背信弃义，猪狗不如。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有一回我正看戏，有人轻轻地拍我的肩膀：“小同志让一下，让这个年纪大的负责同志坐一下。”我往一旁挤了一挤，露出一段板凳。来人从后面跨过凳子，一屁股坐下来，像倾倒了一座山。这是谁呀？扭头一看，原来是毛主席。他朝我一笑，与我紧紧挤在一起。
延安一有新鲜的事儿，杨家岭的年轻人一窝蜂地跑去看热闹。听说新市场的人民银行举办展览会，我和陈鑫良、周福寿……走下杨家岭奔新市场而去。延河边有一位年轻的女人坐在石头上洗衣服。陈鑫良与她招呼：“崔老师……”
陈鑫良在路上说：“她每天给我们几个人讲一个钟头的课，教我们识字……这个崔老师把毛主席讲的那些字都给我们教了。她说，现在毛主席提倡中国字要改革、要简化……今后常用字只讲一种用法，其他用法少的，也要简化，不要讲了。”
人民银行的展览很简陋，窑洞里的柜台后面，一张桌子上摆满了金条银锭和各种钞票。最大的一根金条长一米多，碗口粗细。
在延安最高级的娱乐就是看“鲁艺”的戏剧。
“鲁艺”剧团来演京剧，礼堂里早早地坐满观众。礼堂地面埋下一排排木桩，只露出半米多高一截，再在木桩上钉上一排排木板，板面上印着座位号码，这就是观众席。我和几个警勤人员来晚了，一进礼堂，就听见叶子龙站在戏台前面喊：“前三排都给首长们留着，首长不来，同志们再坐。”我和几个警卫员看后面没有空位，挤上前去，一屁股坐在前排板凳上。叶子龙走来轰赶，大家嬉皮笑脸的赖着不走，他也没有办法。快开演时，毛主席，周副主席，陈云，李富春，蔡大姐，吴老，徐老都来了，大家挤在一起看戏。
毛主席猜测中国围棋的起源(2)
锣鼓响起，大幕拉开，只见花脸上台来，黑脸下台去。毛主席看得津津有味，不时评论一句：“这个李逵是天不怕，地不怕，就跟我们将军许世友一样。”
戏演到一半儿，傅连暲来了，东张西望找不到座位，我忙站起身，喊他：“傅连暲同志，你到我这里来。”傅医生还要推让，我拽住他的胳膊，拉他到座位上。毛主席在一旁称赞说：“这是个好小伙子，即有眼识，又有理解啊！”
鲁艺京剧团过一两个月才来演出一次，毛主席非常喜欢看戏，他是每场必到，看到精彩之处，和大家一起叫好，高举双手鼓掌。我回回演戏都跑去看，可就是入不了门道。
1942年5月，毛主席专门就文艺工作讲了几次话，从此，延安的文化活动更加活跃，文艺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出一些通俗易懂、切合实际的节目。以大生产运动为题材的《兄妹开荒》，我看得很带劲。过春节时，王昆领头扭着秧歌来枣园拜年，首长们都走出窑洞来观看。王昆边扭边唱：“哥哥你好难呀，昨天晚上区长开了会，讲了一二三呀，你是一点儿也没做呀……”她的歌声感人，舞姿优美，许多年轻人看得如痴如狂，跟着秧歌队从枣园跑到候家沟，又跟着去杨家岭……
每逢枣园有演出，叶子龙常常让我给后台演员送开水，送炒花生。我听演员之间互相说：“郭玉英同志，你演得可够好呢！”几十年后，我误记这个女演员是郭兰英。
凯丰离婚闹出流血事件
凯丰是中共历史的风云人物，在杨家岭时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凯丰的妻子姓廖，长得高大健壮，在党校一部学习。星期天，她带着勤务员和警卫员回杨家岭一次，杨家岭的“小鬼”私下称她“穆桂英”。由于分居两处，夫妻俩接触的时间少了。中宣部的女研究员王茜在凯丰身边工作，钦佩凯丰的革命资历和学识，两人多有共同语言和兴趣习惯，日久生情。
王茜个子矮身体胖，像武则天时代的人，细眉长眼，戴一副金属框架眼镜，文静高雅。王茜曾留学日本，精通日文、英文，听大家传说她做过国民党政府的顾问。我按中宣部干部名单称她“王西同志”。
她笑：“我叫王茜呀！”
我说：明明草字头下一个“西”字，怎么叫念‘茜’呢？
她对我宽容：“你要叫我‘王西’就随你吧，授给你专利权，别人可不能这么叫。”
以后，我一直称她“王西”，成了习惯。1943年在枣园，叶子龙听见我喊她“王西”，很是惊奇，问明缘由，就说：“小李有‘专利权’，我们就无可奈何了！”
凯丰与妻子激烈的争吵愈来愈激烈。那日，我恰巧看见“穆桂英”手拎一把短刀，怒气冲冲地走上杨家岭，她推开凯丰的窑洞木门，王茜和凯丰两人正在窑洞里。
凯丰问：“你干啥来了？！”
“来杀你的！把你们俩都杀了！”说着，她挥刀刺向王茜。凯丰瘦弱，也没有搏斗经验，他挺身护住王茜，又用手掌抓住刺来的刀刃，“穆桂英”抽回短刀，凯丰的手掌被割开一条长长的伤口，鲜血立刻流出。我从身后抱住“穆桂英”的双臂，使她不得动弹，又大声呼喊。隔壁窑洞的赵毅敏等人跑来，众人推搡着把“穆桂英”请出窑洞。凯丰愣愣地看着流血的手掌，不知所措。我说：“部长，快用手使劲攥住伤口，别让血再流了！”
凯丰和王茜在杨家岭结婚，无人祝贺，王茜悄悄搬进凯丰的窑洞。1943年我到枣园时，王茜已生一个男孩。
在延安整风时，王茜被整成日本和国民党的“双料特务”，因此拖上一条“尾巴”，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旧账重翻，王茜被逼迫致死。
杨家岭整风之初
在整风运动之前，住在我隔壁窑洞的一对年轻夫妇三天两头吵架，时间一长，我们听出了门道。丈夫在香港与党组织失去联络，妻子不满意丈夫的解释，为此事，两人喋喋不休地争吵。后来，我们都能背下来他们争吵的对话。妻子说：“我不知道你在香港的地址和你的组织关系，我只好在广州傻等着。我问广州的党组织，组织上说，没有香港的通信联系，也没有联络员来接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你，你在香港那么几个月为什么不跟我联系，也不到广州来找我？”
丈夫辩解：“香港的党组织通知我不要活动，敌人已经注意我了，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每个旅店，每个饭店，每个交通要道都设了埋伏，所以我一直隐蔽了四个多月，党组织才派人把我转移到了澳门，澳门的组织又护送我坐船到了广州，要不是组织上采取这个措施，我还不知道呆多长时间呢。”
夫妻打架翻来覆去就是这么一套话，慢慢地引起中宣部同志的怀疑，大家悄悄地议论：是不是这两个人都丢掉了组织关系？是真的隐蔽起来了，还是让敌人抓住又放了出来？
中宣部的党支部为此开了两次秘密的支部扩大会，徐老、陶希晋、赵毅敏、徐乾和我一共十几个人，躲在窑洞里议论，做出两点决定：一是正式通知他们两个人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证明人；二是通过中组部向香港和广州的党组织发电报，查询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在延安整风之前，有关材料传到了延安，证明他们夫妻俩儿没有什么问题，两人也不再为此打架了。此后的整风，他们也没有受到怀疑。事后看来支部大会的两个决定救了这家夫妻的性命。
1942年春，延安各机关学校全面展开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讲话：“整风运动真正目的是端正党风、文风，将我们的党风、文风提高一步。”
“现在延安的文人是不少，马列主义的水平却不高……写文章一写就多少千字，多少万字，甚至几十万字！这怎么行呢？如果给中央同志看，中央同志认为重要，要给我看，哪有这个时间看呢？”
“一篇文章三百字、五百字，最多不超过千八百字就是好文章。文字太多，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冲淡了，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要干什么。”
整风之初，也有一番轰轰烈烈，风云人物当属王实味。王实味出现了一个理解性错误，或对形势估计错误。他书生气，没有搞明白全党整风，而不是给党整风。
王实味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多加指责，评说干部待遇上的差别；把战争环境极端困难情况下发生的事情，说成“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整党风整到干部等级待遇上，偏离了整风方向。
王实味绝对平均主义的主张，在战争年代的延安行不通，就是在21世纪和平年代也是行不通的，不切合实际的、偏激的观点注定要失败。战争年代，物质匮乏，为了保证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必须的身体健康，不得不采取大中小灶的伙食供给制度。让徐老、林老这样的老人和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一样去喝小米粥，不但人情道理上说不过去，而且难以健康长寿。王实味的一些主张，博得学校里的青年学生的赞同，像我一样的中央机关勤杂人员都反对。
审查干部、清洗坏人
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发言指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洗清坏人的工作。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工作，一边审干。
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后，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特阶段。延安的“敌情”骤然紧张，陈云、李富春、徐特立等人的窑洞前新增设了双岗。
杨家岭每天上午维持正常工作，每天下午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办公厅全体干部都集中到中央大礼堂，热火朝天地互相揭发，清查特务，常常晚饭也不吃，通宵达旦的清查特务！除了领导整风学习的总学委们，几乎人人过关。曾在白区工作，具有一定文化的干部更是审查重点，像武竞天、陶希晋、陶铸、柯庆施这样的中层干部也不能幸免。
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数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的领导人之一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耀宇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
陶希晋很担心：“哎呀，要有了什么事情，谁能晓得？！”
凯丰有病，从不参加整风。毛主席十天半月，偶尔参加整风，他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整风主持人一旁。李富春主持整风会时，一讲就是一二个小时：“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就交待什么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康生主持整风会时，一双眼睛在玻璃镜片后面闪闪发亮。
柯庆施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整风期间，有人在中央大礼堂的墙壁上写“柯庆施是特务”。康生等人不去追查写标语的人，反而组织力量“抢救”柯庆施。柯庆施的老婆承受不住了，就跳井自杀了。
康生问柯庆施：“××年×月，有半年的时间找不到你，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说：“我想不起来了！”
康生又问：“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柯庆施辩解：“我就在上海呀，隐蔽在我的‘关系’家里。”
有人追问：“你隐蔽在谁家，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说：“这不好说吧！”
陈伯达在整风大会上也很活跃，他带领几个人不依不饶，围在柯庆施身边又喊又叫，逼柯庆施讲清楚。
柯庆施不理睬围攻他的人，仰脸望着大厅的顶棚，一言不发。
康生见状大怒，挥舞拳头：“柯庆施，你！有问必答！”
众人随声附和：“有问必答！”
“有问必答！”
……
邓洁的夫人曾经失落过组织关系，由此受到怀疑，她被逼无奈，跳井自杀。
武竞天的夫人很和气，在凤凰山的时候，她就经常帮助我拆洗被褥。整风会上她反复被盘问“是组织让你去的？还是你自己主动去的？”彻夜忍受“车轮战”的煎熬。
有一天早晨，大灶的炊事员去水井挑水，发现井水里漂着一个人，捞出尸体后大家辨认出死者是武竞天的爱人。她受审数日，终于熬不住，跳进杨家岭的水井自杀了。
杨家岭上几个女人投井自杀后，邓洁让我雇佣个木匠，在水井口上装了一个木盖子，加了一把铁锁。
整风中的康生
延安的审干，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相信为彻底坦白。
中组部一对夫妻，两口儿都姓李，1936年和1937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负责上海广州香港之间的地下交通，护送了许多党内重要干部。
康生在中央大礼堂里讯问他俩：“1936年、37年两年中，许多人暴露了，党组织马上换了人。也有许多同志被敌人抓住了，为什么你们两口子，一没有被敌人逮捕，二没有被组织替换？这是为什么？”
夫妻俩辩解：“党组织不更换我俩的工作，我们怎么办呢？敌人不来抓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呀！”
康生不依不饶：“你们一定知道这个秘密，你们反过来还要责问组织？不要太嚣张了！”康生组织一群人实行围攻，将夫妻俩隔离审问，只准妻子回家。数月后的一天，丈夫突然回来了，当天夜里，夫妻俩抱头痛哭，商定一同自杀。他们在窑洞门框上系上麻绳，一人登上一只木凳，妻子脚下的木凳翻倒，麻绳勒进脖颈，人吊死了。丈夫的脑袋套进绳索的套子，站在木登上，直到天亮。
清晨，我经过他们居住的窑洞，看见窑洞门框下吊着一个女人，站着一个男人，大惊：“李同志，你们这是干啥？”那男人目光呆滞，神情恍惚。
附近窑洞的同志听见我的呼喊，都跑了出来，把他们夫妻俩放了下来，有人说：“人死了，救不活了！”
也有人斥问：“你为什么不死？”“你怎么没去死了？”
李同志稍稍清醒：“我就想一条啊，我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真的总是真的，假不了，如果我们都死了，以后党还要还我清白，给党增添许多麻烦。”他双眼直勾勾的望着死去的妻子，欲哭无泪。
这时，社会部来了几个人，把李同志带走了。
中组部秘书长武竞天的忠诚也受到怀疑，运动积极分子反复盘问他：“你参加山西牺盟会，究竟是谁派你去的？”
武竞天说：“是组织叫我去的呗。”
“你在山西牺盟会究竟干什么？”
“我在牺盟会干啥，组织都知道！”
“出现×××的问题，你知道不知道？”
武竞天回答：“那我不知道！”
这天天黑前，我从中央大礼堂出来去大灶吃饭，经过赵毅敏那一排窑洞时，平日无人居住的破窑洞的门前，有两名战士持枪站岗。此事奇怪，我走进窑洞看个究竟。武竞天被几道麻绳紧紧地捆绑在门板上，丢在窑洞的地上。武竞天睁开眼睛，恳求说：“小李救我，快找人救我！”
我走出窑洞，正巧碰见徐特立老人，我报告：“徐老，今天怎么把武秘书长整个用绳子捆绑在木板上了呢？”
徐老问：“武秘书长被绑在哪里呢？”
我说：“在赵毅敏和我们住的那一排窑洞。”
徐老沉吟半晌：“这个……小李，你走吧，让我去办吧！”
我吃完晚饭，又去那孔破窑洞，哨兵和武竞天都离去了。
延安整风时，虽说康生是“总学委”负责人，但在整风会上仍然受到白区来的同志的诘问：“康生同志请你回答，为什么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时找不到你？你跑到哪里去了？”康生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此事最后不了了之。当时，中央机关的许多中层干部对康生在整风中的一些做法意见很大。陶希晋就说康生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天”。我觉得这话好笑，记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