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积有口述高峻整理
高积有，男，汉族，1933年9月出生。祖籍陕西省乾县薛录乡盘州村。1952年9月工作，被分配到彭阳公社店洼中心小学任教，曾在城阳中学、彭阳中学工作。1962年10月～1965年7月筹建彭阳中学。现退休在家。
因家里太穷，日子过不下去，又逢年荒抓兵，为了活命，1944年正月初四晚上，我和父亲抛下母亲和小弟，离乡背井，跋山涉水，于1月13日来到了固原城。在固原我找到了我兄长高积德，寄住在他家。我兄长也是于1932年逃荒落脚固原的，靠出卖劳力生活，生活过得很艰苦。
我读书很迟，14岁才上小学。1947年3月在固原实验小学报了名，入学后，因为年龄大，老师允许我越过一年级，插入二年级就读。年龄大的优势是理解力强，一学就会，学习功课觉得轻松愉快。1949年7月，我和魏思明、张家祥经学校同意参加了六年级毕业考试，成绩居然合格，因此提前毕业。按规定小学修业期限为6年，至少5年，而我只读了3年就完成了小学学业，走了“捷道”。
1949年8月固原解放了。旧政权土崩瓦解，新政权宣告成立，社会安定，人民安泰。固原中学秋季招生，我就报名参加考试，成绩合格被录取，成为一名中学生。因形势需要，我在固原中学只读了两年就结业了。1951年10月我被学校保送去平凉师范速成班学习，期限一年。因为山村小学教师极度缺少，为了缓解教师紧缺局面，政府才采取了速成培训法。毕业后去山区乡下当小学老师，充实基层教育。
速成班结业后，我又回到了固原。文教科派我下乡调查乡村教育，在彭堡乡待了一个月，然后回城等待分配。
我们这些速成班毕业的学生，国家规定学历按中师对待，工资介于中初师之间，比中师略低，比初师稍高。使用期限两年，期满转正。享受正式教师待遇。
1952年9月，文教科下达了分配指令，我被分配到店洼中心小学任教。当时我异常兴奋，背起铺盖卷，当即向店洼中心小学进发了。
店洼中心小学的简陋，简直令人难以想象，现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到。
学校坐落在半山坡上，坡不算太陡，也不太平缓，坡度很大，经常上上下下走，腿脚也够累的。小学生一般都活泼淘气，一放学会疯似的向下跑，如果摔倒摔伤了怎么办，我真担心！还有，半山坡上没水，吃水必须到下河里去挑，远不说，挑上一担七八十斤的水上这么陡的坡，哪个不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肩膀生疼呢！孩子们年纪小，挑不动，两人抬又不放心，只有我们两个老师大包大揽了。这可不是轻松活，一天至少得两担水，到了夏天，气候炎热，用水量加大，一天三担水还不够用呢。一天三四担师生用水全都落在我和校长何宗朗的肩膀上了。你说这副担子沉不沉啊？再沉，也得接受啊！不过时间长了，肩膀和腿也练出功夫了，同时也习惯了，就不觉得苦了。
店洼小学校舍简陋得可怜，只有3孔窑洞，1孔小窑洞是办公室兼教师宿舍，两孔大的作教室用，没有木桌椅，全是泥土台。教师两人，学生七八十个，5个年级。当然是复式教学，两个窑洞教室怎么能复式5个年级的教学呢？复式教学只能是两个班在一个窑洞上课，给一个班讲新课，另一个班做作业，轮流替换，方可进行。现在一个窑洞要容3个班上课，实在没法进行。我和校长何宗朗把这一困难多次向乡政府反映，要求派工给学校再挖1孔窑洞，以解燃眉之急。乡政府答应了，派当地农民给学校又凿了1孔新窑洞。新窑洞交付使用后我们便有了3个教室上课，改变了一个教室3个班的尴尬局面。从此一个窑洞两个教学班，合乎复式教学的要求，教学质量有了保证。新窑洞和旧窑洞一样，没有木桌凳，都是砌的泥土台，真是艰苦啊！
五年级只有4个学生，为了加强中年级的教学，保证中年级的教学质量，我和校长何宗朗的想法相同：提前一年结束五年级4个学生的学业，把窑洞腾出来，让给中年级使用，就可以让中年级两个教学班各占一个窑洞进行单式教学。这样做就得给五年级4个学生加班加点，吃“偏饭”。具体做法是让五年级4个学生在一学年内学完两学年课程：第一学期学完五年级课程，第二学期学完六年级课程。由于我们措施得体，而且功夫扎实，效果不错。五年级4个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参加升学考试，两名学生被固原中学录取。
店洼中心小学的教学设施是简陋的，学生的生活更是艰苦的。全校近百名学生分散居住在较远的山村，一小部分住在店洼街上。学生家离学校近的有二三里，远的有七八里，且隔河渡水，路不平坦。每到夏秋两季，洪水暴发，我们就要护送学生过河涉水，以免发生意外。背小学生过河是我和何老师的家常便饭，站在河里支石头搭便桥更是常事。
因为学生家距学校远，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在学校里啃干馍，喝凉水。这怎么行呢，给学生设立开水灶，又没经费。思来想去，为了学生健康，我们教师拿出自己的工资买木柴，中午给学生烧一大锅开水，让他们啃干馍时有热水喝，而不再喝生水。
在店洼小学干了两年，通过不断的努力，教学条件稍有了改变，由于窑洞的增加，复式教学班减少了，除了一二年级外，中高年级都改为单班教学，教学质量有了保证。
1953年寒假，受政府派遣，我去韩堡帮助土改工作组填写土地证。
1954年春季，县教育科又下达调令，派我去上王乡杨堤河村接替老教师徐效正，主办杨堤河小学。我又背起铺盖卷，徒步跋涉两天，于正月二十四日到达了徐效正家。慈祥和蔼的老人热情接待了我，高高兴兴给我办了移交手续。杨堤河小学是个初小，校舍更破烂，设施更简陋，校址是个农家院，3孔窑洞，一孔是老师宿舍兼办公室，一孔是教室，还有一孔用作圈羊。课桌凳破破烂烂。学生30多名。4个年级，教师就我一个，既是校长又是教师，还兼着勤杂工，唱独角戏。一个人也得把学校办好，这是我的信念。开学后，我把我的宿舍也腾出来当教室，我在老乡家借宿，一共两个窑洞，一孔当一、二年级教室，一孔当三、四年级教室，这样4个教学班的上课教室解决了。桌凳太破旧，修理了一下将就着用，我要求县教育科请工匠，做了20套三人课桌凳。学校的面貌稍有改观，群众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也高了，纷纷把孩子送来上学。开学初报名学生只有30多名，第二学期翻了一番，增至60多名，第三学期则上升到110名。由于我办学认真，工作扎实，一个人教4个教学班，数学、语文全包，教学质量还过得去。1955年夏季招生时，四年级8名学生参加考试，7名学生就被城阳高小五年级录取，只有1名落榜。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把做宿舍的窑洞让出当了教室以后，我无处安身，便睡在冷土炕上，结果落下了一身病。徐效正老师看不过眼，要我同他合住。这怎么行，老人年岁大了，需要的是安静，我住在他那里，出出进进，不断打扰，心里怎能安呢，所以就婉言谢绝了。徐老师这个人更诚恳，明白我的心，就换了一种方式，叫我和他大哥徐效庶同住。徐效庶家大炕热，一个人住着，宽敞得很，我同意了。从此，我住在徐家与老人做伴，一住两年。不仅如此，我还吃在徐家，至今我心存感激。
我爱学生，也爱家长，更爱淳朴宽厚的乡民，所以在杨堤河小学任教的5个学期里，有两个假期就没回家，留在村里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交朋友。这期间，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许多发光点，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从而提高了思想境界，更加坚定了为这个地方服务的信念。
1957年秋，固原县文教科又调我去红河乡野王小学任教。野王小学校舍也很简陋，4孔窑洞，1孔是教师宿舍，3孔做教室。全校6个年级，根本不够用，学生还年年增加。1956年110名，1957年则增至150名，校舍更显得紧张了。教师调进调出，频繁流动，但始终保持在10名左右。扩建校舍，增补基础设施，成了野王小学刻不容缓的事了。于是我们就打报告写申请，要求上级政府拨款修建校舍。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没有批复，我们便依靠当地乡政府和群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修建校舍，不向政府伸手。为了号召当地民众捐工献料，我们请出威望甚高的老红军王兆宏、乡长高治国牵头主事，还邀请了当地工匠师傅王发、赵廷发、孔师等组成基建委员会，共同研究施工。一切就绪，便动手干了起来。没有木料，群众捐献；没有人工，民众义务白干；匠工报酬，由所在队记工分再补贴少许；我们自己打土坯，自己烧砖瓦。材料备齐后，1958年春天就开始施工，秋季就建成了两幢共4个教室，基本满足了教学和住宿之用，又添置了45套三人桌凳。至此，野王小学面貌一新，为乡村小学少有，本年度学生增至260名，教师12名，这在当时乡村小学中也是少见的。
野王小学一切都还可以，只是学校饮水困难这个问题尚未解决。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情况下，我们带领学生开沟挖渠，堵截秦沟西沟的流水，引入我们掘好的饮水泉里，从而满足了全校师生的饮用需求。不幸的是在护卫饮水泉时，我犯了侵犯人权的错误，至今愧疚。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
一天，一个学生匆忙跑来向我报告，说是有一个妇女在饮水泉边洗内衣。我一听大怒，便立刻带领一群学生赶到水泉边，把洗衣服的女人斥责了一通，还把她拖到泉边，女人吓哭了。领导知道后很生气，要我向受害者道歉。我深感后悔，愿以实际行动表示认错。1959年11月，固原县在店洼乡召开两代会，我又在会上向大家作了深刻检查，得到与会代表和领导的谅解，这事才算结束了。
从1952年到1957年，我在教育岗位上已经奋斗了5年。5年里，我吃了苦，出了力，干了些事，为山区教育做了些工作。青春没有浪费，光阴没有虚度，我自己感觉生活很充实。党和政府也看在眼里，所以对我无比关爱。1956年工资改革时，给我破格提高级别，工资标准从每月33元提到48.8元。1957年7月到8月，派我去甘肃省兴隆山“西北第一工人疗养院”疗养，足足两个月。这一切我都铭记于心，难以忘记。
1961年，我被调到城阳中学，主搞总务，为教学服务。城阳中学是1958年开办的戴帽中学，是大跃进的产物。城阳中学设在城阳小学里，中学小学在一起，初中3个班，教师10名，校址除了原小学校址外，向东扩展了一些，把大庙都用上了，但是仍然很小，不能满足需要，限制了未来发展。3个班130名学生，没有宿舍住，借居在后山坡土窑洞内，实在寒酸。
鉴于此，1962年10月，学校校务会通过充分讨论，慎重研究，决定选择新校址，建设新校舍。上级政府也同意了搬迁重建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把中学从小学剥离出去，迁到距城阳20公里之外的彭阳城内，改名为彭阳中学，初高中都办，办成彭阳第一所完全中学。在彭阳城内的乡政府旁边征地6亩多（4000平方米）作为新校址。由我绘制平面图，编制预算表，然后把图表和报告一并上报自治区教育厅，请求审批。1963年1月自治区教育厅批准该项目，并绘了建校图纸，拨了款，投资总额为4.5万元，建筑面积660平方米，房屋5幢共33间，平房砖土结构。建成后可满足当时初中部教学需要。
为了节省费用，建校所需水泥、石灰、木料、煤炭从外地购进，由国家计划调拨。土坯、砖瓦则就地烧制。基建一开始，我就忙得不可开交。跑外事，联系木料、水泥、石灰、煤炭，采购运输，聘请建工队；管内勤，平整工地，打土坯，烧砖瓦。当然，搞基建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校长蒋明华等，但我是主管，责任在我肩上，处理的事当然最多最复杂了。基建好坏，我要负责，出了问题，唯我是问，担子可不轻！打土坯的进度很快，6月底完成土坯12万块，砖瓦12万块，都码得整整齐齐。只要一到冬天，土坯就干透了，砖瓦泥坯烧制成后，来年就可开工，年底就可竣工。哪知人算不如天算，七八两月连降数场大雨就把几码砖瓦土坯淋塌了。时晴时雨的天气又持续了40天，土坯全部倒塌，化为泥堆，砖瓦坯完全碎烂；白灰、水泥也失了效，再不能用了。这场灾难给学校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粗略估算不下两万元，占总投资的一半，不仅如此，还延缓了建校速度，至少推迟了一年。我自责过，反省过，为自己没有做好防雨工作而给学校造成如此损失而彻夜不眠。
建校工程队是固原县建工队，他们早就进入工地施工，这么一来，材料供不上，只好停工。他们因为还有其他的建设任务，不想再干了，我只好结账放人，待料备齐后，再另聘匠工了。1964年春天，继续备料、打土坯、烧砖瓦、购水泥、买白灰，钱不够，写报告请求上级，增拨建筑费。一切就绪后，8月开工建设，工程队是平凉草峰塬张家寨民间建工队，校长蒋明华联系来的。干到封冻停工，来年开春接着干，1965年7月竣工，秋季开学投入使用。彭阳中学建校工程拖拖拉拉进行了两年多，终于完成了，我也终于舒了一口气。
国家给彭阳中学建校工程总投资6.5万元，现拨款4.5万元，竣工后追加2万元。最后结算账目，实际支出4.2万元，节约了2.3万元。经县文教科批准把这些结余经费分别给了王洼中学和红河中学，王洼中学1.8万元，红河中学0.5万元。8月中旬，城阳中学搬家，只用了8辆马车就把全部家当装运完了，可见底子多薄啊。至此，城阳中学迁入了彭阳城内，正式挂牌时更名为彭阳中学，9月1日正式开学。
当时学校最困难的是没有水井，师生饮水亟待解决，我反复观测，划定了打井地点，请了3个工人，日夜奋战，10多天后便把井打成了，水很充足，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了水井，解决了师生饮水问题，但又缺个开水灶。我想，基建完工余下边角料在院里风吹日晒雨淋，不如给它们派个用场。没请一名工匠，师生动手，勤工俭学，就修建了一间开水房。不仅如此，还盖了一间储藏室，存放煤炭，避免风吹雨淋。开水灶是吸风灶，不用吸风匣，灶是我亲手盘的。
在建校过程中，为了节约开支，养成学生劳动习惯，我们始终把勤工俭学放在第一位，让它辅助我们完成建校任务。砖不够用，发动师生在四乡八镇寻求砖源。石久海老师就带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搬运，花了3周时间，运回旧砖3000块。仅此一项，勤工俭学也收回了300元。这些旧砖、石条都用在了校舍建设上，给国家省了不少钱。
我是彭阳中学总务负责人，由地区基建专职人员全程跟踪，一刻也未离开过。风里来，雨里去，日夜奔波，风餐露宿，吃了不少苦。可是一看到眼前一幢幢排列有序的校舍，窗明几净，学生坐在教室安静地聆听老师讲课，心里就泛起了甜丝丝的感觉。
我为彭阳的教育事业奋斗了多半生，虽然道路崎岖，磕磕绊绊，但步子坚实；虽然耗尽了我的年华，却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