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园经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次挖掘，出土了一系列重要的文物，这些文物，有的是当时盛行的建筑用材，有的是为建造帝陵特制的，有的是珍贵的物品，它们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反映了西夏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生活习俗、艺术风格和工艺水平。作为历史的真实见证，出土文物的发现比史籍记载更加可靠，也更有科研价值。西夏王陵因为其特殊的历史价值，使得这里出土的文物更加成为西夏时期的历史珍宝，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国家级文物，可谓是巧夺天工、光彩照人。下面对西夏王陵出土的重要文物做一下重点介绍。
鸱吻：6号陵出土，表面饰有琉璃釉，高152厘米，宽92厘米，其形如鱼身鱼尾之动物，作张口弯尾状，鼓眼前视，眉目突起，鼻孔贯通向两侧张开，口大张，唇上翘，舌贴上颚，牙齿清晰可见。口角旁饰有圆鳞片，腹饰排列整齐的圆形鳞片，内皆辐射状纹饰，脊、尾以线条勾出，背鳍饰凸短线纹，尾鳍双叉呈人字形，饰排列整齐的凸弧线纹，神态凶猛，形状威武。另外还出土有类似的灰陶鸱吻及各式鸱吻残块。
琉璃鸽：陵邑一宗庙遗址出土，为殿宇之瑞禽，鸽作凝神端立状，引颈挺胸，神态自若。头顶上有一乳突状小冠，双翼贴于身侧，尾扁平而略长。颈后有一小圆孔，腹部伸出一空心柱，柱心柄与脊瓦相连。鸽子通体施绿琉璃釉，色彩纯正光亮，鸽身雕刻工整，造型凝重古朴，长35厘米，高34厘米，宽15厘米，其下有脊瓦相连，脊瓦长24厘米，高10厘米，宽15厘米。
兽头鱼：陵邑一宗庙遗址出土，为殿宇之脊兽，兽首鱼身，吻部曲卷上翘略呈三角形，双目凹陷，鼻梁上有一“山”字形乳突，脖颈上有一圈鬃毛，躯干弯曲上翘，通体雕刻鱼鳞纹，两侧剔出羽翼，背部有乳突状鱼鳍。尾部往下渐细，尾鳍分作两支，整体作昂首翘尾而欲腾跃出水之形状，鱼腹部伸出一空心柱，柱柄与脊瓦相连。通体施绿釉，莹润光洁，长42厘米，高36厘米，宽15厘米。
四足兽：亦为殿宇之脊兽，兽头昂起，口方鼻短，眉骨隆起，怒目前视，鼻上有一“山”字形乳突，脖颈上有一圈鬃毛，躯身呈圆柱形，前肢伸出，后爪腾起，形似猛虎扑食，爪掌作圆形并分出四趾，四趾以圆线圈之，弧线纹雕出关节和肢肉，火焰状小尾贴于臀部，通体施绿釉，作风粗犷拙朴，长42厘米，高24厘米，宽18厘米，兽身亦同脊瓦相连。
瓦勾头：6号陵出土。质地坚硬，胎色红褐，外表饰琉璃釉，瓦当与筒瓦相连，通过35.5厘米。筒瓦完整，素面，断面半圆形，末端有子口，长1.8厘米。瓦当圆形，直径13厘米，外印突起兽面，额有鬃毛而蓬松，上部外卷，粗眉上翘，小突眼向前干视，小鼻大孔，龇牙咧嘴，有獠牙自上唇斜出嘴角，两颊毛呈斜线状，颏毛片状，形态狰狞。
龙头脊饰：6号陵出土。张口，露牙，卷舌，上唇略卷，下唇斜伸，两角斜交双耳之后，高88厘米，宽60厘米，厚7～24厘米，有琉璃和灰陶质两种。
兽头脊饰：6号陵出土，无下唇，牙外露，额平直，双眼似圆洞，亦有琉璃和灰陶质两种。
花纹砖：3号陵东碑亭出土。花卉图案有八种以上，大都以莲花、忍冬、水草枝叶为题材，有的在正面，有的在侧面，有的正侧面皆有。除侧面的忍冬外，大都是中心对称或轴对称图案，图案与佛教文化有着密切地联系。
宝珠：陵邑一宗庙遗址出土。近似圆柱形，上大下小，平顶微鼓，近似球形，平脚，内空壁薄，内壁泥条盘筑及轮制痕迹明显，通体施绿釉，近脚露胎，高37厘米，直径8.8～16厘米。
莲花柱础：陵邑一宗庙遗址出土。灰砂岩雕成，圆形，覆盆式，覆莲纹，莲瓣肥厚，线条粗壮，柱础直径59厘米，厚15厘米。
石经幢：6号陵出土。分幢身和幢座两部分，幢身八棱，分别刻有“观世音菩萨摩可萨”，“大势至菩萨摩可萨”，“越三界菩萨摩可萨”，“无边身菩萨摩可萨”等汉文经语，幢身每面宽16厘米，高34厘米，上、下两端各有一圆柱凸榫，直径15厘米，长7厘米，以插入石座和承接顶盖，盖已失散，幢身通高22厘米，分两层，下层呈八边形，在一边雕出乌龟头部，上层圆形，周边雕出莲瓣，顶面中心有一圆孔，孔径17厘米。人像石座：3号、6号、8号陵均有出土。以3号陵的为例，青砂石质，圆角四方体，通高60厘米，长62厘米，宽61厘米，人像呈曲膝跪坐状，瞪目，咬牙，锁眉，嘴角两侧自下各斜出一獠牙，头肩平齐，无额头以上部分，颏紧贴胸部，全身裸露，两乳下垂，肚皮松圆，臂粗壮，或双手上托，或双手抚膝，呈负物状，手腕有圆环饰。双膝曲跪，背部平直，臀坐于腿跟，赤足，小趾尖细，足胫亦有圆环饰。头顶台面平整，下部有矮底座。石座人像造型粗犷有力，从人像作负重物难以忍受状分析，应属西夏奴隶力士之形象。而跪卧姿势和手胫装饰似与当时社会习俗有关。其为研究西夏社会历史和雕刻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石栏柱：6号陵出土。灰白色砂石质，圆角长方体，出土时已残，残长1.23米，宽0.33米，为三面减地浮雕，横截面略呈圆形，图案为二龙戏珠。龙身蜿蜒，一条由下而上，一条由上而下，在正面中部龙头相对，中间有一火焰纹宝珠，龙口大张，眼圆睁，体形修长，腹、肢有排列紧密的圆形鳞甲片，背鳍呈斜线状，较疏散，四肢三爪，肢爪外伸，劲健有力，肘毛似在飘动。尾、体侧饰卷云纹五朵，首两侧云纹一朵，龙作乘云腾跃舞爪奋力抢珠之形状，生动逼真，雕刻精细。另一面平素无纹，上有两个长方形榫眼。龙纹上部束睡莲座，顶有蹲踞小兽，出土时已毁，一肢四爪尚存，从栏柱的形制和纹饰可以看出西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联系。
石螭首：6号陵出土。略残，张口卷鼻，项毛斜出，首作衔物状，疑为石栏柱的一个构件。
石马：青灰色石质，通体圆雕，通高70厘米，身长130厘米，石马跪卧，头微垂，颈略弯曲，双耳上耸，二目圆睁前视，有眼角刻线，口微启，唇略涂朱彩，额门鬃毛中分贴于脑际，颈上鬃毛较长，倒向后边斜贴颈部，呈清晰的线条状，前腿卷曲向内，后腿弯曲伸贴体外，马蹄锋锐，粗毛尾绕向右边，左后腿与座底紧贴，下有长方形矮底座。石马雕刻比例适当，形态雄健。
鎏金铜牛：铜铸空心，外表鎏金，身长1.2米，重188公斤，作跪卧状，头微昂，双角弯曲，鼻梁高起，椭圆形双耳横张，二目圆大作远眺状，颈部宽厚有力，皮肤皱痕明显，肩高耸，脊斜下，后腿后曲前俯，偶蹄清楚，尾绕向左边与底座相连接，其跪卧姿势与体形底座浑然一体，形态粗壮强健。
铁剑：6号陵出土。铁剑虽已锈蚀残断，但经复原，仍可测出其长度为l米多，据史籍记载，“夏国剑”与“契丹鞍”和“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别的地方虽仿效其技法，也造不出那么好。
金鞍饰：6号陵出土。2件，一件为鞍桥的包边，拱形，宽16厘米，高1.15厘米，素面无纹饰，内外缘均有钉孔，出土时腔内有朽木。另一件，为鞍侧的一段边饰，长33厘米，亦无纹饰，内外沿都有钉孔，出土时腔内也有朽木。
铜牛、石马、金鞍饰的发现，不仅反映了党项民族对牛、马等家畜的珍爱及所用马具的名贵，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西夏农牧经济的发展。而铜牛、铁剑的铸造也为研究西夏冶金制造工艺技术提供了新资料。
佛像泥塑残块：陵邑一宗庙遗址出土。大量佛像泥塑残块出土于遗址的过殿及正殿之内，有圆雕、浮雕两种。泥塑表面施化妆土，有的表面鎏金，金铂至今斑驳可见。泥塑大多有烧痕，有的质地坚硬，扣之有声。其形可辩者有佛像残肢、脚趾，多为圆雕。花卉图案如莲瓣、莲蕾、石榴果等多为浮雕，还有部分须弥座残块。这些大量泥塑残块的出土，反映了西夏历史文物与佛教的密切关系。
竹雕：6号陵出土。竹皮制作，雕刻残长26厘米，高7厘米，厚0.1～0.3厘米。图案为墙面一堵，窗下作斜方格纹和螺旋卷云纹，窗边有一气孔，下面横墙作米格纹，墙左面、下部祥云缭绕。窗前二人，面容丰硕，头戴巾帻，身穿交领宽袖长袍，腰束带，一人蹲踞有所动作，前有一斜形器，一人后立，拱手微弯腰，皆面向外斜下视。全器处于波涛云气之中，雕刻精细，线条粗放。
丝织品：虽然都是残破碎片，却极有价值。丝织品经上海纺织科学院研究鉴定，种类有素罗、纹罗、工字绫、界向绫和茂花闪色绵五个品种。素罗、纹罗纤细轻柔，透明缥缈；工字绫、界向绫是我国其他地区同时代绫织品中少见的品种，表面花纹隆起，凹凸分明，是在我国传统的绫织法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工艺，绫表面残留敷彩或印金粉的痕迹，更有一番绚丽的色彩。而茂花闪色绵，色调层次丰富，色彩斑斓，为我国首次出土。填补了纺织史上的一项空白，尤为珍贵。西夏每年从宋得到大量纺织品，自己也仿宋而作，但是西夏丝织品究竟有什么特点呢？史书几乎没有记载，唯据尹维善《江南通志》记载：“沈初，宇子深，无锡人，熙宁癸丑进士，元佑中尚词赋，朝廷以初赋颁为天下格：传至西夏，夏人织以为文绵。”以上这些丝织品虽有可能来自宋朝，但不少当是西夏自己的产品。
西夏文残碑：已发掘各陵和陪葬墓均有出土。总计发现西夏文碑残块2000余块，汉文残碑1500余块。它们虽然支离破碎，但都是少见的西夏原始资料，对于研究当时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以及典章制度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的残碑可纠正汉文史书中的误笔。如“梁乞逋”，汉籍误为“梁乙逋”。再如西夏“天安礼定”本为2年，而汉籍误为1年等。通过对残碑的缀合，有利碑石的复原。同时，碑文中还出现了一些过去未见的新字，为研究西夏文字增添了新资料。其中最具价值者首推以残碑确定了7号陵墓主的归属。
营建西夏陵园，不仅有党项族人民，而且还有大量汉族匠人，他们的名姓虽然未载入史册，但在陵园的一些遗物如包砖、石像座的不明显部位，往往留下西夏文和汉文刻写的工匠名字或记号。如6号陵碑亭石像座背面有“砌垒匠高世昌”的题刻。这些题刻或记号表明，正是西夏的党项族、汉族及其他各族人一起，共同创造了西夏高度发达的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