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有机会回上海，俞鉴总忘不了去探望师傅。
第一次去看师傅，是在1956年，俞鉴随总政实验京剧团到福建慰问海军。演出结束后，她利用几天假期，先回青坛村老家看望双亲。家里已分到了土地和房子（村里最好的住宅，原先是地主家的二层楼房，有粗大的柱子，还有个小院）。
看见父母和家人生活得不错，俞鉴放心了。平时她也不时寄些钱回去，资助他们。
离开老家，俞鉴顺路来到上海。她是特地来看望师傅、师母的。
当年的小凤，如今已是一位英姿飒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文艺战士。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师傅、师母，一种沧桑之感从俞鉴心中油然升起。不知师傅、师母这些年来身体可好，生活得怎样？这些都是她时时牵挂的。
俞鉴花五块钱叫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当时的出租车），直奔马当路而去。
汽车一进弄堂，后面就跟上了一群围观的百姓。车径直开到师傅家住的四十四号门口，俞鉴下车叫门，开门的正是师傅。
认出是她，师傅惊叫起来：“这不是小凤吗？快，进来、进来！”
师傅这一叫，弄堂里当年的邻居都围拢过来。几个孩子好奇地喊着：“解放军，解放军！”几位妇女定睛一看，认出是她，喊道：“小凤回来了，小凤回来了！”见俞鉴身穿列宁式军装，头戴神气的军帽，这些当年的邻居还以为她当上了解放军的“大官”。
师傅惊喜地问：“小凤，今儿个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她仍按小时候的习惯称呼师傅：“三叔，我来看看您。我们三天后在上海集合，趁这点儿时间先来看看您和三婶儿。”
师傅高兴地问长问短。这边说着话，那边师母问她父母身体可好，她说：“好着呢，来您这儿之前已经去看过二老了。”师傅对师母说：“你忙什么！等我们俩说完话，你再跟她说！”
见到师傅和师母，俞鉴心里特别高兴，特别温暖。她告诉师傅，福建的演出已经结束，过几天还要在上海演出，慰问海军。
俞鉴事先在弄堂口的水果店里买了一只特大号的蛋糕，还有苹果、梨等水果。看见这些礼物，师傅和师母都说：“你花这钱干吗呀？都是自家人！”
师傅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小儿子叫王关根，当时是上海京剧院青年京剧团的武生演员，俞鉴在师傅家学艺时他还没有出生。这以前一次俞鉴到石家庄演出，曾收到关根的一封信，信中称她为“师姐”，并写道：“我听我爸说您在我家住了七八年。听说你在石家庄演戏，我就给您写了这封信。我爸总向我们夸您练功刻苦，学戏认真，用功、听话，还说观众特别爱看您的戏。”
看了这封信，俞鉴给关根回了一封信，鼓励他好好学习，还想送他一件纪念品。送什么好呢？那时提倡学文化，干脆买支钢笔吧。她买了一支金星钢笔，缝了个小包裹，给这位小师弟寄到了上海。关根收到钢笔，又给她回了一封信，说：“要您破费花钱买钢笔给我，谢谢您对我的鼓励。”又说：“我爸妈很想您……”当时俞鉴正在乡下演出，抽不出时间去看师傅。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师徒相见，话短情长。
这次来上海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出发前，俞鉴告诉石天团长说她要去上海看望老师。石天说：“如果你的老师王其昌愿意到我们总政京剧团教学，我们请他来。”她问：“每月给师傅多少包银？”石天说：“我还没请示呢，先暂定一百吧。”俞鉴见到师傅后，把这事告诉了他。下面是师徒俩的对话：
“你（每月）挣多少？”
“我是六级。”
“六级多少钱？”
“一百六。”
“那给我定的包银是多少？”
“一百。”
“一百？我的徒弟都一百六，我才一百？不让人笑话吗？我不去！”
俞鉴心里明白，其实石天团长只是顺口一说，若师傅真正来到总政教学，上级领导一定会根据他的资历和水平，为他定出相应的级别；师傅的“包银”，也一定不会低于她这个徒弟的。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1971年，宁夏京剧团招收了一批新学员，俞鉴是学员队负责人之一。冬天休假，她带着孩子们到北京去长见识，碰到好戏顺便学习学习。来到北京，听说上海青年京剧团带着一出新戏《战海浪》进京演出，引起了轰动。俞鉴便和李维坤老师商量去看这出戏。经打听，得知该团在颐和园一带演出，他们赶到了那里。在剧场门口，她问维坤：“你看看演员表里有没有认识的人？如果有，咱们打进去学戏。”维坤看过名单，说：“认识个师兄弟，我去问问。”
通过熟人，他俩进去看了戏。戏很精彩，俞鉴高兴地对维坤说：“咱们把这出拿下来，带回去让学员队演。”俞鉴又向维坤的师兄弟打听王关根来了没有，回答说来了，她请人把关根叫出来——他俩以前从未见过面。
见到俞鉴，关根高兴地说：“同事说外边‘小王其昌’找我，我一听就知道是您来了。师姐，想不到咱俩在北京见面了！”
俞鉴说：“你们的戏真好，演得也好！”说着，她从身上摸出六十块钱：“师姐没有别的东西给你，这点钱你拿上，自己想买点儿什么就去买吧。”关根推说不要。俞鉴说：“师姐给你的钱你一定得要！非拿着不可！就算是师姐给你的见面礼吧。”
回去后，关根把这两件事告诉了他父亲，师傅特别高兴，说她这个徒弟有良心、没忘本。以后她再到上海看师傅，师傅总提起这两件事：“你又给关根寄钢笔，又给关根钱花……”提起自己的侄儿宝宝和另一个徒弟，师傅说：“我这几个徒弟里，数这俩最没良心。这你知道，你来的时候就跟宝宝一起练功，我在他身上花的心血那么多，他最后竟连我这个叔叔也不认了……”
第二次到上海看师傅，是在“文革”后期，团里派出一个小组到上海学习《盘石湾》这出戏，俞鉴利用学戏的间隙去看师傅。这次她是和“亲家”高韵声一起去的。
来到师傅家，她先向师傅介绍高韵声，说他是高庆奎的小儿子。
师傅一听高庆奎的名字，高兴极了，说：“原来你是高庆奎的公子啊！我学的就是高派。当初你们老爷子在上海这个红啊！《逍遥津》里的皇上，一个倒板儿起码唱一刻钟，亮相那个漂亮啊！”又学高庆奎在《赵匡胤》里唱“桃花宫”的那段二六、捋胡子亮相的动作，“高内卿发火为哪宗……”师傅连比划带唱，还当着韵声的面来了个身段儿。
俞鉴告诉师傅：“我们两家是亲家。”师傅一听更高兴了，连声说：“好！好！”
1984年，宁夏京剧团在江西、湖北等地演出之后，上海是最后一站。
这次俞鉴想起给师傅带点儿宁夏的特产，她买了二斤驼毛。到上海后，又自己掏钱买了八张戏票，到家中请师傅、师母和亲友一起去看她主演的《陆文龙》。没想到师傅看后不满意，说没有老的好（老戏叫《八大锤》）。她演的《陆文龙》是戏剧改革后的新版本，与传统老戏区别很大。可是，宁夏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的干部看后却一致反映说：这个《陆文龙》太好了，特别感人！俞鉴知道师傅是从技术角度出发，而新版将旧版中的双枪、腿功等武功技艺都改掉了。
在上海共舞台演完首场，一位摄影记者到后台采访俞鉴，拍完照片，俞鉴告诉他：“我的老师就在上海。”记者问：“你老师家住哪里？我陪你一起去看看他吧。”俞鉴便带着这位记者一起来到师傅家。
在家门口，师傅指着前弄堂，又指着俞鉴，对记者说：“当年她就在这十字路口翻旋子。”又指指过街楼，说：“在这儿练跟头，还有个垃圾箱，当桌子使唤。当初练功就是这么简单，就在这水门汀地（即水泥地）上练。”
俞鉴顺着师傅的手望过去，垃圾箱已经没有了。她在前胡同里连翻了几个虎跳，走了一排翻身，回想起当年练功的情景，心中不免又是一阵沧桑。
这是俞鉴最后一次和师傅见面。回来以后没几年，一次，俞鉴收到一封寄自上海的唁电，告知了师傅病逝的消息，享年八十四岁。俞鉴立刻让老伴儿发去了唁电。
听到师傅去世的消息，俞鉴心中很难过，想起师傅自幼对自己的培养，她觉得他对自己的恩情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追思如潮。可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俞鉴的记忆深处涌起的既不是师傅口传亲授的武生技艺，也不是与师傅朝夕相处的那十年时光，却偏偏是师傅对她讲过的很小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师傅告诉她，他患了严重的痔疮，每次大便都流血，十分痛苦。大女儿请来一位大夫到家里给他做手术，可他不愿当众暴露自己的身体。大女儿就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一起按住老爸的手脚，强行让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治好了痔疮。
讲完这件事，师傅说：“哎呀，你这大妹妹厉害呀！硬是把我按着开刀，治好了病。”她明白，师傅能给她讲这件事，是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了。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俞鉴心中，也早已将师傅王其昌当作了自己的又一个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