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的时候最喜欢看各类演义小说，令我怦然心动的是故事中的主角往往都有一个不同凡响的身世：汉高祖的父亲看到了蛟龙趴在自己老婆彻云霄身上；赵匡胤出生的时候据说异香满室经久不散；岳飞则是佛祖驾下的大鹏金翅鸟转世。套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叫做“平凡的人类都是相似的，而不平凡的人类从降生一刻起就各有各自的不凡”。
那个年纪对这些神奇的故事是深信不疑而且心向往之的。我也不止一次地问我的父母，我出生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天降祥云（哪怕是乌云也好）之类的异象。可惜我的母亲是在医院的产房里生下了我，哪里看得到什么异象不异象。所以，我常常责怪，现代社会之所以没有圣人出现，恐怕是因为产妇都进了妇产医院去完成历史使命的缘故。嘈杂的都市、丛林般的钢筋水泥挡住了我们头顶大部分的天空，匆匆忙忙的现代人过多地依赖于气象预报而不习惯于仰望天空，大家忙碌得似乎连抬头的工夫都没有了，谁还关心异象不异象。要说异象，全球厄尔尼诺天气变暖，天天都是异象。而医院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婴儿呱呱坠地，即使出现了某种奇异的天象，也搞不清哪个婴儿才是“真命”所在。于是，本来应该可以成为圣贤的婴儿终于也和平常的孩子一样啼哭一样屎尿，一样地被家庭所重视，又一样地被社会平等地看待。他们都是后工业时代一个叫医院的模子里生产的产品，再也难以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
随着年岁的增长，在继续为现代人伤感的同时，我当然不至于愚昧到对那些古代圣贤的离奇身世不审不问地盲目迷信了。然而奇怪的是，这类神异故事不仅出现在演义小说中，连正经八百的史书上也堂而皇之地记载着，这又引起了我的兴趣。
根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殷商朝始祖契的母亲是有娥氏之女，叫简狄，嫁给帝喾为次妃，无子。有一次，在洗澡的时候，恰逢一只玄鸟（燕子）下了个蛋，简狄大概是肚子饿了，就把蛋吞吃了，想不到因此就怀孕了，生下了契。
无独有偶，周朝和秦朝的先祖据说也都大有来历：《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的母亲姜螈是在野外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后就怀上了孕的；《秦本纪》则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日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几乎就是简狄故事的翻版。
这一个个非自然性交而生子的离奇故事，包含着后世统治者神化自己家族历史的成分，即所谓“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这也为后来的“君权神授”理论开了一个滥觞。用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不符合科学的，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发现另外一些蛛丝马迹：这些先人之所以“无父”，难道他们真的都是神的后代吗？不是的！实际上无父是因为不晓得谁是真正的父亲！因为他们可能是群婚或杂交的产物，不知道父亲是谁。
先秦时代，一切还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人，相对来说还处于一种比较自由和自然的状态，他们的性观念、性行为也相对开放，保留着原始的遗风。不唯那些帝王的先祖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来历，一些将相名人的私生子身份也明确地载于史籍。如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子文就是一个私生子。
根据《左传·宣公四年》记载，一个叫斗伯比的人“从其母畜于妘，淫于妘子之女，生子文焉。妘夫人使弃诸梦中，虎乳之。坛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遂使收之。”坛子之女与斗伯比，一不小心生下了私生子，即后来的楚国令尹子文。
在这个故事中，坛子夫人已经觉得私生子不光彩乃至要抛弃孩子，则让我们看到了封建性意识正在逐步取代原始的性开放意识的一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后世的所谓传统伦理正在形成之中。
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个时期民间的性风俗也相当自由和开放。官修的史书上不可能为平民百姓编织一个个离奇的爱情故事，但采诗官从民间采得的诗歌里还是记录了这种开放的民风。《毛诗传》中所说的“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礼未各则不待礼”，说明了当时的男女有时可以不受那些繁缛的婚姻规矩的约束与限制。《周礼》所说的“以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则说明每年有一段时间，也就是仲春之月，男女可以自由地发生性行为，自由野合，私奔的行为不受禁止。有人对《周礼》的这段文字考证后认为，后来成为汉语言中表示淫秽之所的“桑林”“桑间”，原来是上古时代先民们自由性交的场所。当然，这种自由性交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的，只在某些特定的季节或时期，才被礼法和风俗所允许。在中国民俗中，这个特定的季节就是“太阳神”在人间降临的季节，即春天。而这种活动的仪式，往往在一个神圣的祭坛周围，祭坛周围种植着象征生命之树的桑树，这个祭坛名字叫“社”，因此这种仪式就叫做“春社”，也叫做“社会”（社日集会）。我们今天时常挂在口里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词汇，考据它的语源和最初语义，原来竟是从上古的一个放荡节日中演变而来，多少有些搞笑！上古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俗呢？著名学者何新先生考证，在非洲南猿和北京猿人遗迹中，都有大量化石证明，死者的死因是由于头部被钝器或石器击碎，也就是说这些猿人是死于同类之手。那么为什么会使同类猿人发生内讧和残杀呢？争夺异性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不至于让部族因自相残杀而遭自然淘汰，在狩猎期这样重要的生产时期，必须把男女隔离开来（后世的“男女授受不亲”并非如平常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封建文化”，可能倒是一种由来更古老的史前文化，也即原始时代两性隔离风俗的遗存物）。而随着这种生产性禁忌的出现，那些不需要遵守这种禁忌的日子，就成了全族发泄由于压抑反而更加增强的欲望的节日。这些节日的特征就是疯狂的、毫无拘束地性交，即真正的放荡。
那么从上古的开放到后来的保守又是怎样演变的呢？大多数人想都不用想，就会指认是儒家文化的影响。现代人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常存在一种误解，以为儒家主张“严男女之大防”，是一种禁欲的文化，其实这绝不是儒家的本意，至多是二程、朱熹之后的道学儒家的看法。诞生于生动活泼的先秦时代的孔、孟儒家要比我们后世所理解的生动活泼得多。
事实上，孔子本人就是社日野合的产物。我这样说，对孔夫子没有丝毫不敬的含义，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交待了上古时候的春社风俗。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是其父叔梁纥与一个名叫“征”的颜氏女“野合”而生。但从记载看，孔子平生从未因这种明显“非礼”的身世而受到当时社会的任何非难或歧视。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这次野合发生在社会允许的时间和场所春社中。所以干宝说：孔子生于“空桑”，等于承认了野合的说法；而《礼记》为尊者讳，编造离奇的故事，说是“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
在孔老夫子和孟子的言论中，他们都是承认饮食男女的合理性，认为饮食与性欲都是出于人的本性的，说明他们的性观念远较我们理解的开放。实际上，正如周予同先生早就指出的那样：儒家的根本思想，乃是生发于“生殖崇拜”观念上的。请看看儒家的这些经典语录：“天地之大德日生”（《易·系辞下》）、“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中庸》）、“天地不合，万物不生”（《礼记》）……崇拜生殖的观念，正是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结构之一。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思想衍生了后世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
先秦时期性观念的开放说透彻了就是对自己身体的解放，因为解放了身体，头脑也随之解放，于是有了一片昌明的气象。
然而毕竟不是每个人的头脑都会随着身体的解放而解放，就大多数凡夫俗子来说，再解放也只不过是身体本身的解放，由此带来的是享乐主义肉欲横流的放荡。这在民问还无伤大雅，顶多像明朝一样被人们说成“世风淫”而已；然而到了朝堂上则表现为内室秽乱，怪状百出，不一而足，略微叙述几桩，就可以令人瞠目结舌：卫宣公淫其庶母夷姜；晋献公淫其庶母齐姜；楚平王为其子建娶于秦而自取之；齐襄公与亲生妹妹文姜通奸乱伦；鲁庄公之妻哀姜与鲁庄公之弟庆父通奸；陈灵公君臣同淫于一妇夏姬，还把她的内衣拿到朝堂上来比较炫耀。
而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在民问顶多是引发寻仇和情杀，而到了朝堂之上，国与国的关系就需要通过战争来最后解决，如楚平王的乱行逼反了伍子胥，引来吴楚大战，最后自己也被人家掘墓鞭尸；齐襄公因奸情谋杀了头戴绿帽子的妹夫鲁桓公，引来齐鲁关系的紧张；陈灵公带来的则是国内的动乱和诸侯的联合伐陈。
一切似乎都正应了“物极必反”那句老话，就好比是跳三步舞快速地旋转得头晕之后必得反方向旋上几圈才能保持平衡静得下来，中国人慢慢地变得保守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