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且为历代文人所吟诵议论。王昭君也因此与西施、貂蝉、杨贵妃并列为中国的四大美女。其实所谓的四大美女，恐怕是民间传说的成分居多，像貂蝉这个人物，史传上根本就没有她的记载。貂蝉其实是东汉时期的武官头上戴的一种帽子，因为是“附蝉为文，貂尾为饰”，所以取名叫“貂蝉冠”。人物既不存在，故事也肯定子虚乌有了。昭君故事也一样，历史真相与民问传说毕竟有太多距离。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昭君故事的演进。
最早记录这一事件的是《汉书·元帝纪》，只有一句话：“（汉元帝）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从这一句话里我们可以知道，王昭君名字叫王樯但也有可能是王嫱的笔误。“嫱”是嫔妃的意思，如果真是笔误，那么“王嫱”也只是一个姓王的嫔妃的意思，王昭君的真名就又不知道了。她在汉元帝的宫内担任着待诏掖庭的女官官职，看来是懂点文墨的。她出塞是嫁给单于做皇后也就是阏氏，而不是做小老婆去的。这点很重要，事关当时汉朝的地位。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得稍微详细一点，说汉元帝将五名宫女赐给单于，王昭君只是其中之一（古时候的男人不能自由恋爱，但倒经常可以蒙人赠送美女，这点倒很好，因为女子是与财帛一样看待的）。到了临行时，汉元帝见昭君美貌，又有点不舍，有些后悔了。这就为后来的民间传说张了本。《世说新语·贤媛》始有画工受贿，致使汉元帝稀里糊涂将绝世美人拱手送人的说法了；到了《西京杂记》则替画工也取了一个名字，叫毛延寿，又演绎出汉元帝越想越悔，斩杀受贿画工毛延寿的故事。一个完整的、至今仍在流传的昭君故事就这样形成了。至于元代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则更是把王昭君和汉元帝写成了一对“恩爱”青人，昭君被迫和戎出塞，走到黑龙江就跳河而死了。
然而，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样一个凄怨的昭君故事实在是不足信的。昭君不仅嫁到了匈奴，成了呼韩邪单于的阏氏，号“宁胡阏氏”，生下一子，名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而且在呼韩邪单于死后，又被迫按照匈奴的习俗嫁给了呼韩邪之子、继位的新单于，又生下了两个女儿。最后死在匈奴，葬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坟上四季绿草常青，号为青冢。
据说呼韩邪死后，新单于提出迎娶后娘的要求时，王昭君曾向汉朝求助，要求回归。但当时的皇帝汉成帝却不顾她的请求，要求她按照匈奴习俗答应新单于。当年嫁女之时都没有考虑女子的感受，更何况今天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对于成帝来说，一个女子的感受太可以忽略不计了，而和亲的大计却是容不得半点损害的。
和亲，是汉高祖刘邦贸然与匈奴开战终于在平城白登山被匈奴铁骑层层包围之际，接受大臣娄敬（一说刘敬）之议，而定下来的一项既定国策。它的积极意义是化干戈为玉帛，变仇家为亲家；消极方面则是多少带有点屈辱示弱。除汉武帝一朝，国力膨胀，专事征伐外，西汉其余的皇帝均奉行和亲政策以消弭边患。而匈奴的来朝，倒也不是纯粹看上中原细皮嫩肉的美人。一开始，他们要求的是西汉的公主下嫁到匈奴，以增强政治上的联姻，所以美色倒还在其次。当然，匈奴人知道汉朝的公主也不会难看到哪里去。然而，汉朝的公主们却不愿意去受那份罪，汉朝的皇帝们也舍不得自己的女儿，于是便挑选宫女冒充。不管怎么说，和亲对于双方都是件大事，绝对郑重其事，派去和亲的人选当然要慎重考虑精心挑选过，而不会像《后汉书》讲的随便以五名宫女相赠，皇帝事先竟对派出去的代表连看都没有看过。再说，阏氏就是匈奴的皇后，皇后么就只有一个，必定要指定专人的，更不可能送去五个叫人家自选了。
虽说昭君出塞的故事有太多演义的成分，然而，却演义得十分成功。这个故事一代代传下来，不断得到演绎和充实，成为诗人吟咏怀古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戏曲小说的很好素材。
现在能找到吟诵王昭君的诗，最早的也许要算那位富甲天下、以宠爱美女绿珠而被杀身的西晋首富石崇：“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末句大概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这句俗语的出典，这种粗俗的比喻也只有石崇这样粗俗的人才会用来入诗。唐代吟咏昭君的诗开始多起来，其中最著名当数杜甫的《咏怀古迹》：“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不论雅也好俗也罢，诗人们对昭君身世的同情和对和亲政策的否定却是一致的。
我以为这个故事好就好在它已经透出了中国人文主义精神的萌芽。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中，对人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关注程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文化总是习惯于将单个的“个体”设计成一个“身”，而主流的文化意识则将“利吾身”视为不正当的行为，将个体自己决定的心灵一概视为“私心”，所以后世中国人比较讲集体主义，而对独立人格则不大重视。为了集体，大家都必须牺牲个人，不管你愿不愿意，也没人来询问你愿不愿意。这多少是一种粗暴的集体主义。
其实这样片面强调“公而忘私”的教育得到的结果是很有些适得其反的：说中国人在国外每一个人都是一条龙，而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就成一条虫了。你说这还有什么集体主义？只看到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袋马铃薯散落地上各滚各的。这也很好理解，它其实是个体在行为上对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一种矫枉过正式的逆反：社会不承认个体的权利，个体只好自己管自己了。只要不被“集体”硬罩住，我就是我，天王老子我第一。这又在另一方面，导致了社会公德心的严重缺失和利己主义的横流。我们永远没有找到集体与个人的平衡点。
王昭君的故事好就好在它通过一个弱女子的命运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反思，尽管这种反思大多是站在政治学角度上的叹息而不是社会伦理学意义上的检讨；更多是出于对民族国家的屈辱，而不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同情。但反思毕竟是反思了。能够供人反思的故事一定是好故事。
昭君出塞的故事，让我将视角关注到一个孤立无助、背井离乡的小女子身上：作为一项国策，和亲确实可以避免众多将士的流血沙场，然而，代价却是一个女子的牺牲——一个青春可爱的少女由着人家的意愿被迫嫁到一个人地两疏、风俗迥异、生存环境恶劣甚至连言语都不通的地方，并在那里度过她的一辈子，这难道不是对她的一种牺牲吗？即使按照儒家孟老夫子“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思想来说，也是不人道的。
从前读翦伯赞先生的《内蒙怀古》，翦老先生是断定“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的”，然而我总有些不大相信。所谓“被迫”并不是一定要五花大绑着押送过去才叫“被迫”，凡违背本人意愿的都应该是被迫的。翦老先生要是今天能发言，他恐怕也有些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