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那寡妇打赢了官司。大家都知道，她的胜诉全仗柯罗连科的铁面无私。法院不知怎的意外迅速地批准了判决，于是那个贫寒的寡妇立刻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地主。当她再一次来到柯罗连科家里的时候，是坐着马车来的，大家都很难认出她就是从前那个贫穷的请愿者。她的服丧期满了，她竟仿佛年轻了些，满面是欢乐和幸福的光彩。柯罗连科很殷勤地接见了她。但是，在她请求“密谈”之后，她也立刻红着脸，淌着眼泪从书房里走出来。这个善良的女人知道，她的境况的变更全仗柯罗连科的铁面无私，或者竟有赖于他在公务上的一种英勇行为，但是她毫无办法用实物对他表示感谢。这使她悲伤，甚至感到委屈。第二天她来到柯罗连科的家里，当时他办公去了，他的妻子偶然出门去了。她带来各种衣料和物品，装满了客堂里的家具。她叫柯罗连科的小女儿过去，送给她一个大洋娃娃，洋娃娃穿得很漂亮，有一双淡蓝色的大眼睛，把她放下睡觉的时候，她的眼睛会闭上。
当柯罗连科从法院回来的时候，家里顿时乱了起来。他骂那寡妇，把衣料丢在地上，埋怨妻子。直到门口出现了一辆车子，所有的礼物都被堆在车子上面送回去了的时候，他才安静下来。
然而，轮到要追回洋娃娃的时候，小女儿坚决抗议，她的抗议异常动人，柯罗连科几次试图未遂，终于让了步，虽然很不满意。
“为了你们，我终于贪污受贿。”他忿怒地说着，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贪得无厌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只有拒绝贪婪，才能享受到更多的财富。如果一味地任由贪婪的恶欲膨胀，其结果就是得不偿失。我们要感谢上苍已经赐予我们的财富，同时要知道：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就不能强取豪夺。
一对贫穷的农民夫妇，依靠自己家的一块田地维持生计，每年只能从田里收获勉强可以维持生活的收成。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家还养着一只母鸡，每天可以得到一个鸡蛋，给他们贫穷的生活添一点有限的补贴。或许是由于上天的怜悯，有一天这只鸡生下了一个金蛋。他们把蛋拿到市场上去卖，结果得到的现金多得吓了他们一跳。这么一大笔的钱，竟然如此简单就得到了。
他们回到家里，直盯着那只生金蛋的鸡看，哪里明白这是幸运之神的照顾。他们心想：以后再也用不着过那种披星戴月却仅仅果腹的劳苦日子了，只要这只鸡每天能给他们下一个金蛋就行。靠着一天一个金蛋，夫妇俩逐渐富裕了起来。于是，他们买下肥沃的田地，盖起宽敞漂亮的大房子，请了许多仆人，日子也开始过得奢靡起来。
以前贫穷的日子并没有让他们学会珍惜这上天眷顾的幸福，奢靡让他们滋长了无尽的贪欲。在奢侈的舞会结束后，妻子说：“既然母鸡每天可以下一个金蛋，那它的肚子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金蛋，说不定就是一个金库……”
丈夫打断她说：“对，我们干脆把鸡杀了，把肚子里所有的金蛋都拿出来！”
于是他迅速地爬起来，将那只下金蛋的鸡杀了。但是剖开之后，他发现和普通的鸡并没有两样，根本没有什么金蛋，更不用说什么金库了！农夫非常懊悔亲手毁了自己的致富宝贝，但为时已晚。
一直在天上注视着他们的幸运女神目睹了刚才的惨剧，愤怒之下将他们所有的财产化作了一阵清风。
扎卡尔国王悲哀
贪图享受而目光短浅的人，没有考虑潜在的危险，最终会遭到生活处罚。
格林纳达的摩尔国王阿布达拉·埃斯·扎卡尔（1485—1491年在位）厌烦国王的地位，以500万马拉贝迪钱（约合今天的一千七百万美元），把它转让出去，然后前往非洲。他打算在那里过奢华和安乐的生活，但是被贝尼梅林国王所逮捕，庞大的财产被没收了，两眼也被弄瞎了。失去了财富和视力的埃斯·扎卡尔，在悲哀中落到了乞丐的地步，在12年间过着衣衫褴褛流浪街头的贫苦生活，背上贴着牛皮纸，纸上用阿拉伯语写着：“这个不走运的人，曾经是格林纳达的摩尔国王。”
被弹劾的真正原因
人的道德素质，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很容易地就能表现出来。“慎独”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不管有没有人看着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良好的道德。
有个南昌人，住在京城里，做着国子监的助教。一天，他偶尔路过延寿街，看见一个年轻人正在点钱买《吕氏春秋》。刚好有一枚钱掉在地上，这个南昌人就走过去用脚踩住钱。等年轻人走后，他就弯下腰把钱捡起来。旁边坐着个老头子，看了半天，忽然站起来问这人的名字，冷笑两声就走了。后来这个人以上舍生的名义，进了誊录馆，求见选官，得到了江苏常熟县尉的职位。他正打点好行装，准备上任，递了一张名片给上司。当时，汤潜庵正担任江苏巡抚，这人求见了十多次，巡抚都不见他。官府里的巡捕传下汤潜庵的命令，叫这人不必去赴任，原因是他的名字已经挂进了被检举弹劾的公文里了。这人大惑不解，便问是为什么事情而被弹劾的。人家回答说：“是因贪污。”
这人想，自己还没到任，哪里会贪污呢。肯定是搞错了，就想进去当面解释一下。巡捕将此事禀报了汤潜庵后，再次出来传达道：“你难道不记得当年在书铺里的事了吗？你当秀才的时候，尚且爱那一文钱如命。现在你运气好，当上了地方官，那你还不把手伸进人家的口袋里去偷，成了戴着乌纱的小偷？请你马上解下大印走吧，别一路上哭个不停。”这人才知道，当年问他姓名的老头，竟是这位汤老爷。他于是惭愧地辞官而去。
当官还没上任就被弹劾，也算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这个故事可以给那些贪图小利、行为不检的人作个劝诫吧。
贪婪的人偷窃自己
这是一家小小的杂货店，时间是1887年。一个年约60多岁，外表高贵的绅士前来杂货店购买水佩花，女营业员把手弄得湿湿的，在接过20美元纸币时，注意到纸钞上掉色的墨汁落到她的手上。
她感到震惊，并且停下来考虑到底怎么办才好。她内心里斗争了一阵，就作出决定。这位顾客是爱曼纽·宁格，一位老朋友、邻居。他应该不会给她一张伪钞，所以她就找钱让他离开了。
1887年，20美元是一笔很大的钱。她就把钱拿去给警方鉴定。有一位警察很自信地肯定这并非伪钞。其他的警察则对墨水为什么会被擦掉感到困惑。在好奇心和责任感的驱使下，他们搜查了宁格先生的家，在他的阁楼里发现了印制20元钞的设备。事实上，他们发现了一张正在印的20元钞票，还发现了三张宁格先生画的肖像画。
宁格先生是一位优秀艺术家。他的造诣颇深，能用手绘制那些20元伪钞。他一笔一画，鬼斧神工地画出这种能蒙过每个人的伪画，直到他运气不好，才被那位杂货店店员的湿手所识破，因而露出了马脚。
被捕后，他的那三张肖像画公开拍卖时得款16000美元。值得讽刺的是，宁格先生用来画一张20元伪钞所花的时间跟画一张5000美元的肖像所需的时间几乎是相同的。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位聪明而又有天分的人却是一个小偷。可悲的是，被偷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宁格先生本人。如果他能合法地出售他的能力，不仅会变成很有钱的人，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会为他的同胞带来许多喜悦与利益。当他试图去偷窃别人时，最大的失主却是自己。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小偷名叫贝利的。他也是一个颇不寻常的小偷。他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是个珠宝大盗，闻名国际。他不仅是成功的珠宝大盗，而且也是艺术品鉴定专家。他所偷的对象都是有钱、有珠宝的上流社会的人士。能被这位绅士大盗光顾的，一定是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人。这使得警方十分难堪。
有一天晚上，贝利又去偷窃时，被击中三枪而被捕，并给判了18年徒刑。他被释放后，再也不曾犯案，定居在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过着一般人的规矩生活。
听说贝利这位著名的珠宝大盗还在人世，结果全国各地记者纷纷涌到这个小镇来采访他。他们问他各种问题。
贝利先生，你在当小偷的岁月中，偷了许多很有钱的人家，但我想知道，你输得最多的人究竟是谁？
贝利不假思索地说：那很容易，我偷了最多东西的人就是贝利。我也许能成为一个最成功的商人，华尔街的大亨，或是对社会很有贡献的一分子，但是我却选择了小偷的生活，而且还把我成年生活的三分之二的时间消耗在监狱中。
贝利正是一个偷自己东西的小偷。
我们再谈谈第三个小偷。这个小偷不是别人，显然就是“你”。我之所以称“你”是小偷，是因为任何一个不相信自己，而且没有充分发挥本身能力的人，都可以说是向自己“偷窃”的人。没有人会从他或她自己那里故意偷窃，那些向自己偷窃的人，显然都是在无意中偷窃的。但是其所造成的损失跟故意偷窃一样大。
任何不相信自己的潜能，不接纳真正的自己的人，就是向自己“偷窃”，结果导致生产力低落，也等于是向社会“偷窃”。千万别做这样的“贼”。
英国军官因贪婪遭受惩罚
法官在认清英国军官的企图后，他用“顺水推舟”的办法，让英国佬自露破绽，受到应有的惩罚。
印度曾为英国的殖民地。在英国人统治印度时期，那些在印度的英国人十分骄横、傲慢。
一天，一个英国军官骑马在街头兜风，忽然，一个钱包从他口袋中滑落下来，掉在了马路上。当他发现时，已走出很远，于是他返回寻找。一位好心的老人拾到了钱包，正在原地寻找失主。得知英国军官掉了钱包，老人马上把钱包还给了他。可是，那个英国军官见老人老实好欺，便打定主意趁机敲诈他一下。他打开钱包，数了数钱，说：“我的钱包装了七十枚金币，现在只剩下六十枚了，你快把拿走的十枚交出来吧，要不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英国军官和印度老人对簿公堂。法官听了双方的陈述，再打开钱包看了看，心里明白了许多。法官开始了裁决。
法官另外拿出十枚金币给那个英国佬，说：“请你把这10枚金币装进钱包。”由于钱包中装有十枚金币，满满的，再多进一块金币都很困难。所以，英国佬费了全身力气，却再也装不进去一块金币。
法官见此情形，拿过钱包，交给了印度老人，说：“很清楚，这钱是你的，英国先生的钱包大，能装七十枚金币，而这只钱包只能装六十枚。军官，你还是到别处找你的钱包去吧！”
英国佬只得自认倒霉。
透析适度利己的贡献
2003年人们都十分关注“非典”，原因之中有一点是十分“典型”的，那就是人都是想活命的，也就是说都是趋于“利己”的。
人在面对威胁生命安全的任何外力来临时都有一种本能，这就是天生的生命权！再从大的方面来看，政府之所以存在也是因为通过它的系列政策可以为普通民众的这些权利做出保证。每个生命的个体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平等的，与每个人的身份无关。所以在那次灾难中，无论是谁，他的本能首先会作出这种反应：我的周围是否具有病毒载体？我能通过什么方式来避免沾上病毒？我能要求别人也像我一样爱惜生命吗？而另一些观念则也在起着作用：我实施了保护措施的同时是否也是对他人生命的一种保护？我假如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是否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动地”谋杀别人？并同时最终谋杀自己？
戴口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预防“非典”这种毒性极强传染力极大的疫病中，在公共场所有没有采取戴口罩之类防护措施，显然已不是你个人怕死不怕死的问题，对整个社会而言，你戴口罩就已演变为一种社会责任。这是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也并不存在戴不戴是你的自由的问题，你是一个社会人，你要到社会中去，就有社会义务尽可能减少疫病传播机会，在这么清楚的逻辑思路面前，你如果还是不戴口罩，上车还是死闭着窗门，不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不仅是缺少自我保护，缺少公民意识，而且已构成对公共环境和他人的威胁了。
这些都是从人的本性上来讲的，也是符合“市场”原则中最简单的趋利避害原则的，再从这个原则推演到经济生活，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企业能追求利润，个人能追求商品的效用，双方都可以出于自利的动机，因为承认并实行自利的动机，所以可以彼此讨价还价，形成一个价格交割，整个社会的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的富裕可以说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非典”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它也是一次极为生动的现场教育，我们没有争论到底在公共场合戴不戴口罩，而我们自己就主动地戴上了，因为我们都怕死，我们都是有着利己的本能的，我们的观念在平时可能有很大的差距，但在涉及生命的安全时几乎很容易就可以趋同。同样的道理，我们选择市场经济也是没有经过大的理论争吵，因为不“争论”，因为可以不需争论，其原因是因为这样对大家、对整个社会都是最有利的。
这告诉我们，从利己上来考虑问题是一个最短距离的出发点，这跟我们所有人的本能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只是，要将这种利己观念发展成为一种制度，一种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更好地为我们服务的制度，还需要一次启蒙，最迫在眉睫的是引入“利益”观念，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入手，并自然而然地同时也达到了维护相应制度——让这种制度也产生出从最低的底线上保证我们利益的利益。
这一点虽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并没有像“非典”那样一下子就使所有人赞同并为之尽力，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育有它最深厚的基础——那就是源于并尊重人的本性，而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为什么还不够彻底？说穿了都是一直试图在改变这种本性，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都知道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让我们吃尽了苦头。
每个人都应该有适度的利己，这至少是说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私心的，承认这一点，我们也就有了继续往下讨论问题的起点。
洁身自好放弃诱惑
晋代陆机《猛虎行》有云：“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荫。”讲的就是在诱惑面前的一种放弃、一种清醒。
以虎门销烟闻名中外的清朝封疆大吏林则徐，便深谙放弃的道理。他以“无欲则刚”为座右铭，历官40年，在权力、金钱、美色面前做到了洁身自好。他教育两个儿子“切勿仰仗乃父的势力”，实则也是本人处世的准则；他在《自定分析家产书》中说：“田地家产折价三百银有零”、“况目下均无现银可分”，其廉洁之状可见一斑；他终其一生，从来没有沾染拥姬纳妾之俗，在高官重臣之中恐怕也是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