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派北洋军去镇压，但是没有袁世凯的号令，谁也无法调动北洋军，于是清政府只好再次起用袁世凯。这次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所有海陆各军，都归其调遣。袁世凯却按兵不动，以病推辞，无奈之下，清政府派出大将请其出山，并再次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此时已经是大权在握。可是他仍然不满足，他还在寻找机会，准备获取更大的权力，眼前的辛亥革命则正是他利用的帮其夺权的工具。因此，当袁世凯一上任后，立刻攻占了汉口、汉阳，以其精良的装备，向革命军施加压力。但是革命形势高涨，全国各地都纷纷响应革命的号召，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云南、贵州等都相继独立。
在这种形势之下，袁世凯一面借革命的力量向清政府施压；一面又借清政府向革命的一方施压，逼迫革命军议和，好从中获利。结果，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人的资产阶级妥协性的弱点，成功地获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1912年2月11日隆裕皇太后决定清帝退位，大清帝国宣告灭亡；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职，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
虽然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是这样的大总统仍然不能放开手脚。
同盟会的许多人如宋教仁、黄兴等，都具有极高的威信，在全国的革命浪潮下，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认可。国会选举成了国民党寻找民主的唯一出路，而袁世凯则想通过国会选举成为正式大总统，并进一步扩大其权力。
宋教仁为了抵制袁世凯实行专制统治的野心，在国会选举中争取更多国民党议员，曾亲自到各处去宣传演说，扩大影响。袁世凯看到势头不对，竟派人将宋教仁杀害。自此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彻底暴露。国民党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孙中山又召集国民党人进行“二次革命”。但此时袁世凯的力量强大，不但拥有全国的军队实力，还得到美国等帝国主义的支持。国民党的实力无法与袁世凯进行抗衡，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及其他党员对于讨袁一事犹豫不决，致使“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以失败告终。长江各省被袁世凯控制，孙中山、黄兴等被加以“乱党”的罪名，在全国通缉。孙中山被迫再次逃往日本。
袁世凯一面镇压“二次革命”，一面组织国会选举。此时国会议员中国民党仍占多数，但是这些国民党员贪恋议员的位置，更迫于袁世凯的压力，在国会选举中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刚刚由国会选为正式总统，11月就立即破坏国会，以便更好执行总统的权力。袁世凯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与两次革命有关系，下令解散国民党。由于国民党议员被排除，国会无法在开会时凑足一半人以上，因此国会会议无法召开，形同虚设。12月袁世凯干脆遣散了所有的国会议员。由此，袁世凯可以无拘无束地行使其专制独裁权。
1915年12月，由袁世凯任命组成的参政院，组织了一次形式上的国民代表大会，投票结果同意改为君主专政制，并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于是，1916年元旦袁世凯正式登基，改年号为“洪宪”元年，袁世凯当起了被全国人民唾骂的皇帝。
但是他的皇帝之命非常短暂，只坐了83天，就迫于内外的压力，只好下台。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企图以总统的地位继续实行其专制独裁权。但此时，全国人民掀起一片讨袁呼声，内部人员也在背叛他，段祺瑞向袁世凯索要兵权和责任内阁权力，袁世凯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1916年6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境况下，离开了他贪恋的权力宝座，也离开了人间，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
膨胀的私欲导致犯罪
作为领导，手里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利欲熏心，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和纪律，那么就会走向犯罪。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仅行为要靠制度和监督来约束，更要自觉加强世界观的改造，这是防微杜渐、拒腐防变的根本。
雷勋平，原交通部负责交通部基建、教育专项资金拨款的处长。
来到北京，时间长了，看到一些人开着高级轿车，穿着入时，出入高级酒店宾馆，而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一套西服，他心里很不平衡。
1995年2月，雷勋平把300万元专项资金拨到烟台海上安全监督局基建账户内，然后由刘培杰、吴军将此款转至设在银行的普通账号上储存，获息18万余元。1995年12月，刘、吴二人把300万元本金返还到交通部，并分两次送给雷勋平8万元人民币。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雷勋平自恃熟悉业务，胆子就更大了，然后一而再，再而三，肆无忌惮地作案，完全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早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在脑后。
在1995年到1998年近四年的作案过程中，雷勋平采用弄虚作假、私盖印章、年初挪出年底平账、账外操作等手段侵吞大量公款。他又是如何屡屡得手的呢？
据雷勋平自己交代：“制度上的问题，管理上的漏洞，给了我可乘之机，使我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由于表面上雷勋平工作很卖力，获得了领导的信任，主管领导为了省却工作上的麻烦，就把本应由自己保管的司长印章交给雷勋平管理，无意中为雷勋平挪用国家专项资金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
按照规定，雷勋平应该先根据计划做好拨款单，然后送主管领导审核，再加盖司长印章，最后送综合处盖上财务司公章，拨款单才生效。但由于主管领导不按规定逐页审核签字，而是在第一页或最后一页签字，就给了雷勋平可乘之机，雷勋平把私自挪用的专项资金拨款单夹到一叠审批的单据里面，轻而易举就蒙混过关了。
雷勋平疯狂挪用国家专项资金，到了年底财务审计时他也确实感到紧张，因为这是专项资金管理的重要检查手段。但由于整个账目转账、编制报表、印章管理等都由他一个人负责，而且他一般都是年初挪用，年底回款，或者挪用的款项干脆不上账，所以账目显示都是平账。到了年终决算审计部门来查账的时候，总以为专项资金的划拨属限额拨款，不见现金，而且还有银行把关，也就只是例行公事地看看是否平账，并没有按制度细致审查，也没有核对银行账单，致使这道防线形同虚设。
居功自傲的年羹尧
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最完善的人所具备的上等的德行，就像水一样。水的特点是能够滋润万物，使它们尽情生长，而又不与万物争功夺利，始终保持着平静。水的行为方式很值得我们学习，当它流动遇到阻碍时，它会迂回百转继续前进，这就是曲则全，也是谦虚容忍的美德。我们应学习水的这种与世无争的宽容，学习水这种滋润万物而不图回报、功成而不倨傲的谦虚品德。
清朝的年羹尧早期仕途一路顺畅，1700年考中进士，入朝做官，升迁很快，不到10年已成为重要的地方大员——四川省长官。这个时期是清朝西北边疆多战事的时期。当时康熙重用年羹尧，就是希望他能平定与四川接近的西藏、青海等地叛乱。年羹尧也没有让康熙失望。
在1718年参与平定西藏叛乱的过程中，年羹尧表现出了非凡才干。他当时负责清军的后勤保障工作，他熟悉西藏边疆的情况，与清军中满族、汉族将领的关系都很不错；虽然运送粮饷的道路十分艰险，但是在年羹尧的努力下，清朝大军的粮饷供应始终是充足的，从而为取胜创造了条件。因此，第二年年羹尧就被康熙皇帝晋升为四川、陕西两省的长官，成为清朝在西北最重要的官员。
这一年九月，青海地区又出现叛乱。这一次朝廷任命年羹尧为主帅前去镇压。出兵前，年羹尧突然下令：“明天出发前，每个士兵都必须带上一块木板，一束干草。”将士们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又不敢问。第二天进入青海境内，遇到了大面积的沼泽地，队伍难以通过。这时年羹尧下令将干草扔进沼泽泥坑中，上面铺上木板，这样，军队就顺利而快速地通过了沼泽。这沼泽本是反叛军队依赖的一大天险，认为清军不可能穿过沼泽，哪想到突然之间年羹尧的大军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一时惊慌失措，很快就被打败。
又一次，夜晚宿营，半夜时突然一阵风从西边吹来，很快便停了。年羹尧发觉后立刻叫来手下将军，命令他带上几百名精锐骑兵，飞速赶往军营西南的密林中捕杀理伏的敌人。手下来不及多想，带上兵马就去了，果然在密林中发现埋伏的敌人，便将他们全部歼灭了。手下百思不得其解，问他是如何知道密林中有伏兵，年羹尧笑笑说：”那风一阵子就突然没了，应该不是风而是鸟飞过的声音。半夜鸟不应该飞出来，一定是受到了人的惊吓。西南十里外密林中鸟很多，所以我料定敌人在那里埋伏。“手下听了不由暗暗起敬，年羹尧之多谋善断、能征善战可见一斑。
由于年羹尧从小曾在雍正家里待过，因而一直视雍正为他的主人，而雍正能成为皇帝，年羹尧也立下过汗马功劳，因而即位后的雍正更加信任年羹尧。西北地区的军事民政全部由年羹尧一人负责，在官员任命上雍正也常听年羹尧的意见。雍正不仅对年本人而且对他全家也很关照，年家大大小小基本都受过雍正封赏。
但是，随着权力的日益扩大，年羹尧以功臣自居，变得目中无人。一次他回北京，京城的王公大臣都到郊外去迎接他，他对这些人看都不看，显得很无礼。他对雍正有时也不恭敬，一次在军中接到雍正的诏令，按理应摆上香案跪下接令，但他就随便一接了事，令雍正很气愤。此外，他还大肆接受贿赂，随便任用官员，扰乱了国家秩序。他一出门威风凛凛不算，他家一个教书先生回江苏老家一趟，江苏一省长官都要到郊外去迎接。雍正渐渐对他忍无可忍。
1726年初，年羹尧给雍正进贺词时，竟把话写错，赞扬的语言成了诅咒的话，雍正便以此为借口，抓了年羹尧，此后又罗列了多条罪状，将他彻底打倒。最后雍正令年羹尧自杀了。
因言多而撤职处死的大将
在生活中，常常可以看见一些说话不分场合的人。这样的人不知道，有些是可以公开谈，有些是只能私下说。他们通常都是好人，没有心机。但是常常会引起始料不及的后果，给自己带来伤害。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忘了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
南北朝时，贺若敦为晋的大将，自以为功高才大，不甘心居于同僚们之下，看到别人做了大将军，唯独自己没有被晋升，心中十分不服气，口中多有抱怨之词，决心好好干它一场。
不久，他奉调参加讨伐平湘洲战役，打了个胜仗之后，全军凯旋，这应该算是为国家又立了一大功吧，他自以为此次必然要受到封赏，不料由于种种原因，反而被撤掉了原来的职务，为此他大为不满，对外大发怨言。
晋公宇文护听了以后，十分震怒，把他从中州刺史任上调回来，迫使他自杀。临死之前他对儿子贺若弼说：“我有志平定江南，为国效力，而今未能实现，你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我是因为这舌头把命都丢了，这个教训你不能不记住呀！”说完了，便拿起锥子，狠狠地刺破了儿子的舌头，想让他记住这血的教训。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贺若弼也做了隋朝的右领大将军，他没有记住父亲的教训，常常为自己的官位比他人低而怨声不断，自认为当个宰相也是应该的。不久，还不如他的杨素却做了尚书右仆射，而他仍为将军，未被提拔，他气不打一处来，不满的情绪和怨言便时常流露出来。
后来一些话传到了皇帝耳朵里，贺若弼被逮捕下狱。皇帝杨坚责备他说：“你这个人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以为是，自以为别人不是的心太猛；
随口胡说目无长官的心太猛。”因为他有功，不久也就放了。他还不吸取教训，又对其他人夸耀他和皇太子之间的关系，说：“皇太子杨勇跟我之间，情谊亲切，连高度的机密，也都对我附耳相告，言无不尽。”
后来杨勇在隋文帝那里失势，杨广取而代之为皇太子，贺若弼的处境可想而知。
隋文帝得知他又在那里大放厥词，就把他召来说：“我用高颖、杨素为宰相，你多次在众人面前放肆地说‘这两个人只会吃饭，什么也不会干，这是什么意思？’言外之意是我皇帝也是废物不成？”
这时因贺若弼言语不慎，得罪了不少人，朝中一些公卿大臣怕受株连，都揭发他过去说的那些对朝廷不满的话，并声称他罪当处死。
隋文帝见了，对贺若弼说：“大臣们对你都十分的厌烦，要求严格执行法度，你自己寻思可有活命的道理？”
贺若弼辩解说：“我曾凭陛下神威，率八千兵渡长江活捉了陈叔宝，希望能看在过去的功劳的分上，给我留条活命吧！”
隋文帝说：“你将出征陈国时，对高频说：‘陈叔宝被削平，问题是我们这些功臣会不会飞鸟尽，良弓藏？’高频对你说：‘我向你保证，皇上绝对不会这样。’是吧？等到消灭了陈叔宝，你就要求当内史，又要求当仆射。这一切功劳过去我已格外重赏了，何必再提呢？”
贺若弼说：“我确实蒙受陛下格外的重赏，今天还希望格外的赏我活命。”
此时，他再也不攻击别人。隋文帝考虑了一些日子，念他劳苦功高，只把他的官职撤销了。
父子两代人，同样是因言多而坏事，所以要忍那些不该讲的话，以免招致不必要的祸端。
谄媚从来不会出自伟大的心灵
谄媚从来不会出自伟大的心灵，而是小人的伎俩。然而赞美奉承的话不仅昏君昏官爱听，而是人人亦然。所以，明智者当在被赞美得舒心的同时，心底应当要保持清醒警惕。
从前，有一个爱拍马屁的人，皇帝、百官都被他拍得团团转。阎王听说后，派小鬼把他捉拿到阎罗殿，准备判他下油锅。这人两眼骨碌碌一转，马上“扑通”一声跪下喊：“阎王老爷，不是小人愿意低三下四，而是那些人喜欢让我吹捧，奉承。如果他们都能像您一样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那我再怎样拍马屁，也没有用处呀？”阎王听这话句句入耳，就判他无罪，小鬼仍送他回了人间。
打击别人不能抬高自己
在聪明的领导眼中，本部门的每一个人员都很重要，不管他们的职位是多么低下，他们只是在这个团体中的职位不同而已，就重要性而言则不分上下。
若想使自己对别人产生有利的影响，使他们热心地全力支持你，或想使他们与你合作，你应该使他们建立起自己的信心，而不是打击甚至摧毁他们的信心。
绝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无论是心理学、精神学还是其他资料都无法证明当人们受到打击、陷入困窘、受到威胁或侮辱时，他们会提高生产力，会更快乐并因而做得更好。
但是，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可以看到许多人企图以责骂和压迫的方式去影响他人，而不是以称赞去引导别人。我们经常看到公司经理严厉斥责打字员，商店领班厉声喝斥着员工，老师责骂学生，说他们是愚蠢的，而父母因为一点小事就骂孩子更是家常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