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的绘画以其原始性与象征性的倾向，以及所谓“综合主义”的画风，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独树一帜。高更早年当过水手，做过商人。
1871年，他来到巴黎，成为一名证券经纪人。这时，他在好友施弗纳克影响下，对绘画产生兴趣。
1883年，一直是业余作画的高更，突然抛弃了他那前途远大而令人羡慕的银行职务，而决定去做一名职业画家，此时，他已35岁。他起初迷恋印象主义画风，参加过几次印象派的画展，后来由于受象征主义美学观念的驱使，而离开印象主义，反对印象主义那种客观再现自然的艺术追求，主张艺术形象要有别于客观物象，同时饱含着艺术家的主观感受。
1886年他在菲尼斯代尔迷人的小镇阿旺桥住了几个月，但布列塔尼并未使他得到期望的激素，一些半睡半醒的老想法产生出来，并萦绕在他的心头。一年之后，他与朋友夏尔·拉瓦尔一起乘船前往巴拿马。一场斑疹伤寒的流行使他离开了那里。他又前往马提尼克群岛，在那里证实了自己如此期望的东西：茂密的植物，永远蔚兰的天空，慷慨的大自然，简朴而幸福的生活。由于资金缺少，他不得不离开这一热带的天堂，返回法国。
高更这时正好40岁。他精力充沛，已有定见，保留着尊贵高傲之气。通过他为自己所作的大量自画像，我们可以了解他此时的容貌。
这是一张令人难以忘却的脸：狭窄而固执的额头，湛兰而深邃的双目，鹰勾鼻，倔强的下巴，粗壮的脖颈使人感到他那沉重而崇高的力量。尽管他生性挑剔，言语无转圜余地，但如果是熟人，又不触犯他的信念时，或者当与他对话者使他感到可以信任时，他也会表现得彬彬有礼，和蔼友善。这是具有强烈个性、惹人讨厌和招人喜欢的人。粗鲁和高雅并存。归根结底，尽管有些恶语诽谤的传言，但他始终是慷慨仁慈的人。那些传言是他的夫人在怨恨地写信给法国友人时编造出来的。
人们还说到高更认为自己受到了折磨，而事实上，他的一生难道不就是一种长期的折磨吗？他的妻子、同事、朋友、画商、殖民官员、整个社会似乎在合谋，以造成他的失败，以杀害这个具有画家缺点的人。他并非甘心地被不怀好意的同代人视为一个饿肚子的流浪汉，一个无耻的逃兵，而他败坏的历史恰恰又是他艺术的成功之路。
为什么他要住到布列塔尼、巴拿马、马提尼克去呢？他的朋友达尼埃尔·德蒙弗莱把原因告诉了我们：“他到自己认为具有古风的地方去找寻一种不同于我们极端文明的环境和气氛”。他恰恰是在安的列斯群岛找到了焦急等待的答案，找到了天堂一般的环境，找到了明晰的线条，硕大的体积感，生硬对比的色彩。
如果有人说艺术对于艺术家是一种宗教信仰的话，那么高更就不仅是个虔敬的信徒，并且是个至死不渝的殉道者。他不像拉斐尔或鲁本斯那样，仿佛是上帝的宠儿，终身在艺术的荣誉的峰巅上，享尽荣华富贵。他好似一个苦行僧，为了艺术而抛弃世俗的享受、抛弃那不理解和不支持他的家庭与社会，远离灯红酒绿的繁华闹市，从巴黎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中心，逃向南太平洋的一偏远孤寂的法属殖民地——塔希提岛，在那儿和当地土著——毛利族人混居杂处，布衣土食、贫病交迫地生活着，但却是顽强地劳动着——不停息地挥舞着他的画笔，用色彩和线条谱写他那由苦心经营而摸索出的独具特色的艺术理想的乐章，最后则在此（希提岛附近多米尼加岛）终结其一生。
高更的早期作品不免鹦鹉学舌之处。他有时认真地模仿着他所最为推崇的塞尚，而被塞尚斥为“抄袭”。他有时模仿着毕沙罗，以至作品和老师十分肖似。但是，你从初学者的临摹，往往能窥见其天才的潜力。更重要的是，他对于美术的迷恋日甚一日，这便是不断前进的动力和保障。一种对光与色、线与形所构成的形式美的交响乐的强烈爱好，使高更感到：画画以外的一切工作都是多余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