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从小就显示出特殊的音乐才能，不仅能弹钢琴，并能作曲。7岁时，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首作品——g小调波兰舞曲。8岁时，他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演奏。从此，肖邦就以钢琴演奏“神童”的身分，经常被华沙的贵族邀请去演奏，一时成为贵族沙龙中的宠儿。1825年，前来华沙参加波兰议会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出席了肖邦的一次演奏会，还赐给了肖邦一枚钻石戒指。肖邦童年、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和他此后的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肖邦在少年时代，还接触到波兰城乡的民间音乐以及不少波兰爱国人士的进步思想。1826年起，肖邦正式成为音乐学院的学生，与不少思想进步的师生交往。这些年里，肖邦经常去乡间度假。他欣赏祖国的自然风光，倾听农民的歌唱、奏乐，参加乡村的舞会和婚礼。祖国的文化、民族民间的音乐，就像种子一样，播种在肖邦的心田里。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波兰，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民族。1772、1793、179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个强国对弱小的波兰进行了三次瓜分。他们瓜分波兰的领土，奴役波兰的人民，还想扼杀波兰人民的民族意识，以使他们能长久地统治下去。可是，正如一首波兰爱国歌曲所唱的：“波兰不会灭亡！”波兰人民始终坚持着不屈不挠的爱国斗争。19世纪上半叶波兰进步的、民族的浪漫主义文艺，对这个斗争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当时，波兰涌现出一批爱国的思想家和文艺家。他们主张文艺要有鲜明的民族特性，要有热爱人民和自由的思想内容，要有丰富的情感色彩。这些思想对肖邦有着深远的影响。肖邦的朋友、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在给肖邦的信中写道：“你只要经常记着，民族性，民族性，最后还是民族性……正像波兰有祖国的大自然一样，也有祖国的旋律。高山、森林、河流、草地都有自己内在的、祖国的音响，虽然并不是每一颗心都能听到它的声音。”他一再嘱咐肖邦，要“为了人民，通过人民！”肖邦的老师埃尔斯纳也对肖邦说：“你是天才，为人民而写作吧，要写得有通俗性、民族性。”这一切，给肖邦以后的思想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它不仅打击了欧洲反动“神圣同盟”的封建统治，也对欧洲各国的革命起了推动作用。这时，波兰的爱国力量又重新振奋起来，秘密的爱国组织也活跃起来。他们不顾反动当局的逮捕、镇压，酝酿着新的起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肖邦的亲人、老师和朋友们敦促着肖邦出国去深造，并通过他的音乐创作和演奏去为祖国获取荣誉。为此，肖邦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爱国心使他想留下；事业心又使他想离去。他写道：“我还在这里，我不能决定启程的日子。我觉得，我离开华沙就永远不会再回到故乡了。我深信，我要和故乡永别。啊，要死在不是出生的地方是多么可悲的事！”离别的痛苦、永别的预感折磨着他，但是，亲友们的勉励、嘱咐和期望又鼓舞着他，使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国外用艺术来歌颂祖国和自己的民族，为此他又感到激动。他写道：“我愿意唱出一切为愤怒的、奔放的情感所激发的声音，使我的作品(至少一部分)能作为约翰(指十七世纪的波兰围王约翰三世索比埃斯基。他曾击败了土耳其侵略者，收复了祖国的疆土，并将土耳其人逐出维也纳和匈牙利，名震欧洲)的部队所唱的战歌。战歌已绝响，但它们的回声仍将荡漾在多瑙河两岸。”
1830年11月2日，送别的友人以这样的话语叮咛着即将离去的肖邦：
“不论你在哪里逗留、流浪，愿你永不将祖国遗忘，绝不停止对祖国的热爱，以一颗温暖、忠诚的心脏。”
肖邦接受了友人们赠送的一只满盛祖国泥土的银杯，它象征着祖国将永远在异邦伴随着他。更使肖邦感动的是，当亲友送行到华沙郊外——肖邦的出生地沃利亚时，他的老师埃尔斯纳和华沙音乐学院的一些同学们，竟已等候在那里，并演唱了埃尔斯纳特地为送别肖邦写的一首合唱曲：
“你的才能从我们的国土中生长，愿它到处充分发扬，……通过你乐艺的音响，通过我们的玛祖别克、克拉可维亚克（波兰民间舞曲）显示你祖国的荣光。”
这样的送别场面，这样激动人心的词句，使肖邦百感交集，在登上旅途时不禁失声痛哭。
肖邦离国几周以后，华沙就爆发了起义，并获得了成功。据说肖邦听到华沙起义的消息时，心情无比激动，曾拟回国，是他的挚友梯图士苦劝他不要回去。当梯图士出发回国参加起义后，肖邦曾雇了一辆驿车追赶，准备和他一起回国，结果因未能赶上而返回维也纳。这时，肖邦在给华沙的友人马图申斯基的信中写道：“为什么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为什么我不能当一名鼓手！”
1830年11月的华沙起义，一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建立了波兰自己的政权。波兰人民的这一英雄业绩，震撼了整个欧洲，是欧洲革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可是，在取得胜利后不到一年，就由于波兰大贵族的背叛，使起义的成果被断送。俄国侵略军又重新攻陷了华沙，华沙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肖邦在去巴黎的旅途中，听到了华沙重新陷落的消息。这时，他义愤填膺、悲痛欲绝。在写给梯图士的信中，他表示了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啊，上帝啊，你是存在的！存在而不给他们报应！你不管莫斯科佬的罪行，或者，或者你自己就是莫斯科佬！我可怜的父亲！我高尚的父亲，可能他在挨饿，他也没有钱给母亲买面包！妹妹也许遭受放肆的莫斯科败类的狂暴蹂躏！帕斯凯维奇（帕斯凯维奇是攻陷华沙的俄国统帅。），这条莫墓列夫的母狗，占领了欧洲那些头等君主国的驻节地！莫斯科佬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啊！为什么我连一个莫斯科佬都不能杀啊！”尽管肖邦的父亲一再劝告他不要抛弃俄国“国籍”（当时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居民均属“俄国籍”），可是肖邦在维也纳始终不去把他的俄国护照延期，而甘愿放弃“俄国籍”，当一名“无国籍”的波兰流亡者。同时，肖邦在维也纳也没有动用俄国占领华沙的反动头子康斯坦丁大公写给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的介绍信，从此和俄国统治者彻底划清了界限。以华沙起义为标志的波兰民族独立运动，好比是一所爱国主义的大学校，造就了无数波兰的民族战士，也哺育了一批波兰的民族文艺家。刚离开华沙时，20岁的肖邦还相当幼稚，可是，华沙起义以后的21岁的肖邦，已被祖国的灾难磨练得坚强起来了。他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也变得更强烈了。
1831年肖邦到达巴黎的时候，法国正处于君主立宪的“七月王朝”时期，王朝代表的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金钱统治着社会的一切。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巴黎，尽管在文化艺术上有着悠久的传统，成为全欧的文化艺术中心之一，可是，正如肖邦在巴黎时所说的：“这里有最辉煌的奢侈。有最下等的卑污，有最伟大的慈悲、有最大的罪恶；每一个行动和言语都和花柳有关；喊声、叫嚣、隆隆声和污秽多到不可想像的程度，使你在这个天堂里成为茫然不知所措，也就是说谁也不过问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为了在巴黎站稳脚跟，肖邦和上层社会的人士交往。环境决定了他“非生活在这个圈子里不可。”1833年初，肖邦在给多·泽瓦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已经进入最上层的社会，与大使、公爵、部长交往，……因为据说高尚的趣味是从这里出发的；假如有人在英国或奥地利大使馆听过你，你马上就有更大的才能了；假使沃德蒙公爵夫人庇护你，你马上就弹奏得更好。”由此可见，肖邦在巴黎尽管很快打开了局面、获得了成功，但他是不满意的。上层社会的奢华和虚假，无法安慰一位满怀亡国之恨的流亡者那痛苦的心灵。1832年底，他写了一封信给巴黎的优美艺术部长：“一个不能再忍受祖国的悲惨命运而来到巴黎已将近一年的波兰人——这是我向阁下作自我介绍所能使用的全部头衔——恭顺地向您请求把音乐学院大厅供他1月20日举行音乐会用……”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肖邦在巴黎的身分和他的心情。和上层人物交往，日益使他感受到“假发所掩盖的是巨大的空虚。”惟有和波兰侨胞在一起，他才感到亲切。他热情无私地帮助流亡的波兰同胞，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交谈、回忆，并为他们不知疲倦地演奏。1836年，被称为“波兰的帕格尼尼”（帕格尼尼是当时意大利最杰出的小提琴家，名扬全欧）的小提琴家里平斯基要来巴黎演出时，肖邦积极地为他进行筹备，惟一的要求是要他为波兰侨民开一场音乐会。最初里平斯基表示同意，后来却又拒绝了，因为他不久要去俄国演出，如果他在巴黎为波兰侨民演奏，会引起俄国人的反感。这佯的“理由”激怒了肖邦，他愤然断绝了与里平斯基的友谊。1837年，俄国驻法大使以沙皇宫庭的名义拉拢肖邦，要他接受“俄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和称号，并表示这是由于肖邦并未参加1830年的华沙起义。肖邦断然加以拒绝，并义正严辞地答复道：“虽然我没有参加1830年的革命，因为当时我还太年轻，但是我的心是同那些革命者在一起的。”这坚定的回答、傲岸的蔑视，给了北方的暴君一记响亮的耳光。从这一系列表现可以看出：肖邦没有辜负亲友和老师的期望和嘱咐，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忠于祖国的心。
肖邦很快在巴黎成名了。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演奏和钢琴教学，赢得了人们高度的尊重。在巴黎，“娱乐变成了放荡，这里金子、龌龊和血腥是混在一起的”。尽管肖邦对巴黎的上层社会有所反感，但他的活动大多局限于上层的沙龙，加上他自己也逐渐地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这对他的思想意识也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局制，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革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这和他历来与不少波兰贵族及其子弟关系较密切也有关系。1831年华沙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的波兰人有几千名，其中三分之二在法国，大多是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从政治上说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保守派和民主派。保守派倾向于君主立宪制，而并不热心于社会改革；民主派则主张立即解放农民，反对专制制度。对于在巴黎的波兰民主派人士，肖邦一个也不认识。从思想观点上看，肖邦更多地倾同于保守派。所以，对于1830年和1848年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肖邦表现得相当冷淡。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阶级局限性在肖邦身上的反映。
肖邦从此一直定居在巴黎，只偶尔去外地旅行。1835年，他曾去德国的卡尔士巴德与父母短暂地相会过一次。同年在德累斯顿认识了波兰贵族沃德津斯基的女儿玛丽亚，和她发生了恋爱。次年，肖邦向她求婚，但由于肖邦不是贵族，只是“一个音乐家”，不门当户对，而遭到玛丽亚父亲的拒绝。1836年底，肖邦认识了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约一年后，他们就同居了，一直到1847年才决裂分手。肖邦经常和聚集在巴黎的各国著名的文艺家交往，如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法国文学家雨果、巴尔扎克，德国诗人海涅，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等。这些文艺家们尽管各人的风格、个性往往不一致，但他们彼此的交往，使互相间在思想和创作上有所启发，这对肖邦的精神生活是一种慰籍。可是，肖邦后半生在巴黎度过的岁月，仍然充满难以排遣的孤寂感。他乡作客、举目无亲的感受，始终使他悲郁不已。从19世纪30年代起，肖邦经常患病，身体相当衰弱。举行公开的音乐会，尽管可以带来金钱和荣誉，肖邦却并不喜欢。他最大的愉快还是和波兰同胞在一起。他说：“就像不能拒绝给病人服药一样，我从不拒绝给密茨凯维文和诺尔维德弹琴，无论他们当中哪一个人来，我都会坐下来弹琴，有时始终连一句话也不说。我的音乐不止一次引起他们流泪，这眼泪难道不是民族艺术家最高的十字架(意即报酬)吗？”1841年，肖邦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们是否仍然会回祖国呢？！或者是完全疯狂了？！我并不替密茨凯维文和索邦斯基担心——这是一些坚强的脑袋，这些脑袋再经过几次流亡侨居的生活也不会失去理智和力量。”从这些话中间可以看出肖邦作为一个“自愿的政治流亡者”在异国的苦楚。但是，他宁愿蒙受这苦楚，也不情愿回波兰去当异族统治下的“顺民”。
1848年，他应邀去英国和苏格兰访问演出，尽管受到热烈欢迎，但他非常反感“英国人评价什么都用英磅，他们喜欢艺术只是因为它是奢多品。”他在英国时这样写道：“在我心里，已经什么也不想做了，……我的心里觉得忧愁，可是我麻醉自己，……我感得到一种沉闷的苦痛，……我早已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快乐了。我根本什么也感觉不到，我简直只像植物一祥地活着，耐性地等待着自己的完结。”肖邦的最后几年就这样完成了他个人悲剧的终结。可是，对于祖国，对于未来的祖国复兴，肖邦始终念念不忘。1846年波兰爆发了克拉科夫起义，失败后，加里西亚又发生了农民起义。这些事件曾激起肖邦的热情，他在信中欢呼道：“克拉科夫的事情进行得极好”；“加里西亚的农民给沃伦和波多尔农民做出了榜样；可怕的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但到最后，波兰将是一个强盛、美好的波兰，总之，波兰。”1848年3月，波兹南公国起义，4月即遭到普鲁士的镇压。肖邦对此也表示了极大的惋惜：“我……知道了关于波兹南公国全部可怕的消息。除了不幸，就是不幸。我已经万念俱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对祖国未来的热情憧憬，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始终不渝的热爱。正是这热爱使肖邦说出了他的遗愿：“我知道，帕斯凯维奇决不允许把我的遗体运回华沙，那末，至少把我的心脏运回去吧。”1849年，肖邦逝世后，他的遗体按他的嘱咐埋在巴黎的彼尔·拉什兹墓地，紧靠着他最敬爱的作曲家见利尼的墓旁。那只从华沙带来的银杯中的祖国泥土，被撒在他的墓地上。肖邦的心脏则运回到了他一心向往的祖国，埋葬在哺育他成长的祖国大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