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作为历史上全国三大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和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海内外最负盛名的是丝织品，其地位和名声，远远超过杭嘉湖地区。
丝织品原料是蚕丝。要养蚕就首先要种桑。宁波面海靠山，面海有大批冲积平原，靠山又有众多丘陵沙质地，加上气候湿润，适宜种桑养蚕。种桑，仅以文史记载为例，历史已相当悠久。《尔雅》说：“女桑，即桋桑。”为什么会称作女桑呢？《搜神记》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人远行，家里仅留下一个女儿和一匹马。女儿想念父亲，就对马开玩笑说：“你要能替我把父亲接回来，我就嫁给你。”马听后，拽断缰绳跑了，跑到她父亲那里，父亲见到马，怀疑家里出了事，就乘马返回家里。马一见到女儿以后，就发怒蹦跳，父亲便特别奇怪，悄悄地问女儿，女儿就原原本本告诉父亲。父亲便把马射死，并将皮剥下来晒在院中。女儿走到晒马皮的地方，用脚踢着它说：“你是一匹马，却想娶人做妻子，自己找死，还要怎样？”话还没有说完，马皮竟一下蹦飞起来，将女儿卷走了。后来父亲在大树的树枝间，找到了女儿和裹在她身上的马皮，可是都已分别变成了蚕和茧，挂在树枝上。现今世人称蚕为“女儿”，这种叫法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因而也把这树称为“桑树”，“桑”是取“丧”的谐音。
其实，宁波地区种桑养蚕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期，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象牙雕刻茧纹盅形器，便是重要的实物见证。用蚕丝加工成为丝织品，在许多古籍上都有大量记载。《汉书·货殖志》载：“殷国之盛……冬民既入，妇女同巷相从夜织，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燎火，同巧拙，合习俗也。”可见当时妇女夜织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了。妇女们织布的原料是什么呢？据《后汉书·乐羊子妻传》载：“乐羊子远寻师学，一年来归，妻跪问其故，羊子曰，久行怀归，无它异也。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机生自蚕茧，成于机杼……’”可见2000多年前，妇女所织的是蚕丝。
唐宋时期，仅宁波（当时称明州）西乡养蚕的有千家之多，每年产丝达万斤以上。明朝诗人赵谦在诗中写道：“吴蚕眠起正纷纭，桑柘斜曛十里云。白眼看它闲草木，只将红紫媚东君。”清学者沈崶在《蚕词》中写道：“小姑居处最难夸，镇日养蚕不出家。会见提筐行陌上，鬓边好插野田花。”以上描述的是种桑和养蚕，接下来就是缫丝了。清宁波诗人潘朗在一首《缫丝》诗中写道：“春色斜残陌上桑，缫车上罢织布忙。功成双手空憔悴，半与小姑半与姑。”当时，宁波城中的纺织巷，织纱巷，绫户鳞次栉比，纺丝织纱之声自晨至晚不绝。织出的绫帛，最著名的要算吴绫，白附子，交梭绫，大花绫等，并作为贡绫。自唐至元各代地方志籍均记载，宁波所产的各种贡绫，是一种主要用于夏季的衣料，轻飘精美，鲜艳夺目，穿着凉爽，受到朝中君臣的赞扬，认为质量之好，世上少有。
明代、清代，宁波生产深青宁丝、白生丝、平罗纱、白绉纱、红线，青熟线及白丝、农丝、荒丝等五素丝纱，到了清乾隆后期，宁波有丝织机850台，产丝、绫、绸、缎、绢等。清学者全祖望有诗写道：“未若吴绫夸独绝，大花璀璨状五云，交织连环泯百结，濯以飞瀑之赤泉。蜀江新水不足捋，浃月四十有五红。上为黻座补裘阙，女野先芒烛帝室……”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宁波地区养蚕纺织尤以樟村、密岩一带最为密集。这一带十有九家农户以养蚕种贝为生，全年产丝五万多斤。万斯同在《鄮西竹枝词》中写道：“独喜林村蚕事修，一村妇女几时休，织成广幅生丝绢，不数嘉禾濮院紬。”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丝织品生产逐步由手工向机械化生产发展。到1932年，宁波城区有织机近千台，年产塔夫绸、华丝葛等三、四万匹。
宁波的丝织品以及丝织技术，自古以来便闻名海内外，并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唐代时，宁波生产的丝绸，包括江苏一带产的丝绸销往日本后，被称为“唐绫”，受到日本朝野的喜爱。正如日本学者藤原定家在《明月记》中所说：“近年来，无论上下各色人等，均喜穿“唐绫”，于是命都城织工仿织“唐绫”。这种“唐绫”的纺织技术很快在由宁波（当时称明州）至日本的港口——博多港盛行起来，成为日本古代丝绸业的中心，并把这种纺织法称之为“博多织”，还在社会上出现了“唐绫”的仿制品。宁波的丝织品除远销日本、高丽外，还输往印尼、柬埔寨、越南、伊朗等国家。
有悠久历史的宁波丝织品，由于日本人造丝的倾销和蚕茧产量的下降，到了解放前夕，丝绸行业已日趋衰落。新中国建立后，各地纷纷创办丝绸织厂，生产又有发展，且各类丝织品的质量又有新的提高，受到人们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