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秋季，我移居北京东方美景松榆斋。
2004年春季，我从松榆斋返回西安西北大学悠得斋。
我长期的书路生涯，养成了一个无形的、然而发自心灵深处的习惯力量，在推动着自己无论走到何处，无论身处何处，从不停顿地读书，而且是不拿纸笔不读书，总要记一些笔记，存而备忘。
2003年秋季，松榆斋的书路之花开始绽苞渐放。历经北京的严冬，又到北京的暖春，京华书路果实已经成熟，恰好八个多月内积累了现在100条读书笔记。“秋华”已成熟为“春实”。
说来也很巧，我在2000年秋天，在《悠得斋笔记》中，有感于一般人们多悲秋之萧瑟，写过一篇《秋与冬春》的笔记。在那里，我谈到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秦少游和养生学家陈直，以及英国诗人雪莱等人论及秋、冬、春的名句。那时并没有、也不会预料到三年之后有北京秋、冬、春三季开花结果于《松榆斋百记》之事。但巧就巧在这前后有呼有应：2003年至2004年秋华春实——一本笔记就在同一秋、冬、夏时间段内诞生了！
中华古文明中的“春华”、“秋实”，是分别比喻“文采”和“德行”，见于《三国志·邢颗传》。说的是曹植家丞邢颗品德高洁，庶子刘桢善于文辞，曹植亲近刘桢而疏远邢颗。刘桢谏言曹植既要采自己文采的“春华”，又不要忘记邢颗德行的“秋实”。后来，到了北齐时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的“勉学篇”说：“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他把“春华”、“秋实”引入治学，并且提高到素质培养和实践力行之中，深化了它们的内涵。
显然，我的“秋华”“春实”，不但距《三国志》的典故甚远，而且与《颜氏家训》的典故不同。我只是依据《松榆斋百记》的成书时间段而如实地反映了秋开花、春结果的顺序，用“秋华”代替了“春华”，用“春实”代替了“秋实”，如此而已。
不过，虽未预料后来发生同一时间段的事，而《悠得斋笔记》与《松榆斋笔记》却有许多相同与相通的内容。这两本书同为学术笔记，内容都以文明交往问题为中心，都是围绕这个中心主轴而进行的螺旋式上升的思维的记录。更为重要的是，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其中在思路上有连续性。正因为这一点，我在“附录二”中，又从《悠得斋笔记》中，又选录了44条，以补《书路鸿踪录》中选录之不足。
此外，在移居京华松榆斋期间，还发表一些文章，作为“附录一”列于书后。原因和“附录二”相同，都是文明交往问题的内容。其中《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写成于松榆斋，而修改于悠得斋，因而也作为附录列入。“附录三”是我为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写的一篇自传，后被改为其他体例而未列入。为保持原状，我把它附在最后，以便读者对我个人有所了解。
前边说过，我有边读书、边思考、边作笔记的习惯。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了。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作研究生时，3个人一屋，白天读书，想问题，可以边读边记。但到了晚上，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了要记的问题，记吧，要拉开电灯，会影响同屋学兄休息；不记吧，对许多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第二天又想不起来，怅然若失。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用讲义夹夹上纸张，夹旁用线绑上铅笔，放在枕旁。一想起要记的问题，摸黑用铅笔记下要点，虽然第二天白天看那些歪扭、甚至是重叠的字，但仍能整理成笔记而不至于忘记。后来了有书斋，不再用此法，然而，笔记成为一股顽强的习惯力了。边读边记，收益良多，仅《悠得斋笔记》就有十几本。
这些笔记原是供自己用的。它犹如群星闪烁的多彩亮点，它又是需要用线索连缀的思想片断。这本《松榆斋笔记》尽管零零散散，按自然写成时排列，对我说来是敝帚自珍。有些青年学者劝我把文明交往论写成10万字的理论小册子，现在看来时机还不成熟。我先把这本笔记付印，权作一种最近的回应。
2004年5月1日写于西北大学悠得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