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15年说过这样的观点：“一个真正善施教的人，要使青年生长和发展完全，一定是十分透彻充满了敬人的态度。”在罗素看来，“那些主张铸出生铁般制度的人，所缺乏的正是对人的尊敬”。“一切使人成为伟大的，都是要从要得到好东西的尝试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同以为坏的东西作斗争中而产生出来的。”他还说：“最好的生活，就是创造性的冲动占最大的地位，而占有性的冲动占最小的地位。”
这些话对培养健全的公民，充满创造性的公民，使人从“工具化的人”，走向“自觉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很有帮助。这里有助于从“片面的现代化”（只发展，不合谐的“增长至上论”）走向“全面现代化”，从“政府的法治”（政府的权力捆绑经济的“拉美病”、“印度病”）走向“公意的法治”。它理清了文明成长的脉胳，反映了各方面、多元社会力量的作用。
这使我想起陈独秀的《新教育是什么？》一文的观点：要想改革社会，非从一般制度着想不可。试想一下，上世纪中国许多持“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之所以失望，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公民文化水平、学识水平是制度的表现，是现代化发展程度的体现。单靠教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民素质问题。首先要关注的是体制是否健全、制度是否滞后的问题。教育从来不能独立发展，只有制度改革，教育才能发生相应变化，公民素质才能普遍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