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入主白宫的就职演说中说过，我们唯一要恐惧的恐惧本身，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之时的“美国病”症兆。“9·11”之后，这种恐惧病简直是苻坚兵败后的“草木皆兵”，使人有“八公草木”末路途穷的社会病之感。它显示了强大美国文明的脆弱性。
美国文明这种恐惧心理的历史根源是“三个同心园”的观念形态，第一个同心园是美国第一，第二个同心圆是美洲第二，第三个同心园是世界第三。所谓美国第一，是世界政治领袖、世界安全警察、世界经济首富、世界文化指挥这些第一把交椅。生怕从“美国第一”的中心位置的衰落，是恐惧之源。未在本土上卷入两次世界大战，又以强大而得天独厚的实力充当世界警察，自认为本国是绝对安全乐土，但“9·11”显示了它的脆弱，加上自身管理与世界影响力的下降，也是恐惧病的现实之源。
美国文明的这种恐惧心理的政治根源是美国霸权的衰落。从早期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呼声，到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美国鹰坠地”惊叫，还有罗伯特·基欧汉的借国际机制进行国际合作的“后霸权”理论，都是源于美国文明在政治交往中恐惧心理的表现。
美国文明的这种恐惧心理的爆发点是“9·11”事件，它刺激了美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进而推动了政治交往走向了战争的交往形式。这个以“新罗马”帝国自居的唯一超级大国，将高科技武器的强大军事火焰烧向海湾小国伊拉克时，还是难以掩盖其恐惧心理。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上，战争交往形式可以使帝国兴，也可以使帝国衰；可以摧毁帝国霸权，也可以延缓霸权的衰落，甚至在短期内改变不利的国内外交往因素，起强化霸权地位的作用。美国文明是统治世界，并以自己价值观改造世界的文明。美国的民主是在国际上以“我”划线，与欧洲的人类之间的民主、世界秩序上的民主大不相同。它不惜用战争交往形式在“后霸权时代”背景下延续自己的霸权，它企图通过战争形式“营造国际冲突来建立新的美利坚帝国。正如迈克尔·穆尔在《小子，我们的国家在哪里？》一书中所希望的：美国应当成为“一个相信每位公民将恐惧仅仅视为恐惧的国家”，使美国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文明中的恐惧心理的一个转折点。它暴露了极端单边主义的真面目，从而抛弃了过去“在多边推进掩盖下单边主义”的假面具。伊拉克战争宣告了罗伯特·基欧汉的国际政治理论的一线合作希望，在冒险的军事行动中仍然掩饰不了帝国统治者的恐惧心理。这种以整个世界普遍利益为名的战争苦果，虽冠以“民主化”桂冠，却并不能排除恐惧心理。在恐惧心理驱使下的战争，是美利坚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历史终将证明，美国在东欧、中亚和海湾的得手，以及由此诱发的“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世界”新的帝国梦，终将是一场恐惧病缠身的梦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句德国警世名言：“一人悲惨的结局胜于没有终止的恐惧。”在美国，民众的新的冷漠，不外乎统治者的行为造成了新的恐惧。但愿美国文明的恐惧病有终止之日！
对待美国文明的恐惧病，不但要看到这种病症的随心所欲发作，也需要全世界认真对待当前这个唯一的世界帝国。世界帝国虽处处以世界利益为旗号，虽然时时宣称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其核心目的仍然是最大限度谋取本国某些利益集团的私利。我们处于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和多个地区性大国构成的利益格局组成的世界中。超级大国与地区大国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十分微妙。固然没有一种强势能永久维持，但患恐惧病的强势美国及其世界野心却是现实存在。医治美国文明的恐惧病不能停止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当代人类的一个正在进行的开放话题。美国有识之士要塑造新的“美国文明”。向往文明的热情要由美国自身和各国共同以理智和勇气选择有效的药方，任何偏执、自私、侥幸之举，都将造成灾难性后果。霸权是无情的，若不善于自处，必然会为其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