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舰船“纳尔布达”（Nerb-udda）号和“安娜”（Ann）号，先后在台湾基隆和大安港“触礁”与“搁浅”，船上人员遭到台湾军民的围歼，被俘186人。1842年6月，道光皇帝指令清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和兵备道姚莹，将英国俘虏“取供后”，“均着即行正法，以快人心”；“其夷目仍暂留禁锢勿杀”。谁知事隔10个月后，达洪阿和姚莹却又因“贪杀冒功”的罪名被清廷革职籋问，锁逮入都，投入刑部大狱。这一事件，史称“台湾之狱”。对于这一事件，100多年来，中外记载各异，论者各执一词，从而使得笼罩其上的迷雾重重，难以辨明。
是“难民”还是军人
1842年11月28日，距《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才3个月，侵华英军司令璞鼎查在厦门会晤清闽浙总督怡良，声称在台湾被俘被杀的英国人均系“遭风难民”，必须为之“伸冤”。次日，璞鼎查正式向怡良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耆英递交照会，称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将英国“遭风难民”“妄称接仗俘虏，冒功捏奏，滥行杀戮”；要挟清政府将达洪阿和姚莹“即刻去官正法”，“将其家财入官，照数若干全交英官分济无辜枉死者之家属”；并恐吓道：“若非如此办理，……诚恐难保无致干戈复起。
”耆英接到英方照会后，当即上奏朝廷：“台湾镇总兵妄杀遭风被难洋人，冒功捏奏，……如实系妄杀冒功，则该镇咎亦难辞，应将台湾镇总兵达洪阿解部审办。”广州将军伊里布也奏称：“台湾俘人一事，果系夷船无炮，夷手无械”，被戮英俘实属无辜难民，请求道光帝将台湾镇、道“解京讯问”。道光对这些请求惩办达洪阿和姚莹的弹章，始而批驳，继且犹疑，最后完全同意。1843年1月，他派怡良渡海赴台查办此事，要求怡良“破除情面，务得实情，毋稍循隐”。怡良在复奏中称：
他到台湾后，“沿途察访”，所得“实情”与璞鼎查、耆英、伊里布所言无异，因而“已将达洪阿和姚莹带回内地”，听候处理。道光皇帝在上谕中申斥达、姚“欺饰冒功，情殊可恶”，下令将二人“均著革职，解交刑部，派军机大臣会同该部审讯。”其后，一些外国学者，如美国人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亦把“纳尔布达”号和“安娜”号上的船员称作“难民”，认为达洪阿和姚莹“虐杀难民”，理当受到“革职籋问”的处分。直到1975年，英国人杰克·比齐在所著《中国的鸦片战争》一书中，仍坚持这种看法。我国有些学者也认为，英船“原非寻衅而来”，台湾地方官员擒杀英俘“亦略有冒昧之处”。
但是，这些被杀英俘的“难民”身份，是很可怀疑的，大量史料表明，他们更像是全副武装的军人。根据《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和《道光东华续录》等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璞鼎查率英军侵占了福建厦门，旋即北上进犯浙江，途中另派三艘舰船进犯台湾，结果遭到台湾军民的坚决抗击，船只被毁，人员被俘。可见英军进攻台湾是早有准备的行动，不可能是什么偶然遇风的“难民”。璞鼎查自己也承认：“安娜”号在大安港搁浅后，船上人员先是手持武器爬上渔船，企图夺船逃命，“不幸旋见汉军尾至，即弃兵械，一皆投降”。不仅暴露出“安娜”号船上均系武装人员，而且表明这些人是在台湾军民的追击围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弃兵械，一皆投降”的。姚莹的《东溟奏稿》亦记载，当时他们在“安娜”号上缴获有炮械、刀仗、旗帜、军服等物，“如系商船，何来此物”？如是“难民”，何需此物？美国人马士在其所著书中，一方面称“纳尔布达”号船员是“难民”；另一方面又说：船上的英人，包括舰长、大副、二副及陆军第五十五团的一位军官和17名士兵，此外还有240名印度人（170名轿夫和70名水手）。这“陆军五十五团”官兵的军人性质是毫无疑义的，那些舰长、水手和“轿夫”（运输人员）之类，也无疑都是在前线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军事和准军事人员。怎么能把他们等同于“遭风难民”？又怎么能把“妄杀遭风难民”的罪名加于达洪阿和姚莹？
是“民船”还是军舰
璞鼎查在给清政府的照会中，称台湾所破英船是“民船”，西方一些有关史著中也有称其为“商船”的。广州将军伊里布亦说“果系夷船无炮”，无法加害于台湾。然而，历史上也有与此相反的记载。
曾经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军官奥特隆尼的《对华作战记》和英国人柏纳德的《尼米西斯号轮船航行作战记》中都说，1841年9月在台湾基隆沉没的英船“纳尔布达”号是一艘军事运输舰。上面提到的美国人马士和英国人比齐在其著作中也都没有否认“纳尔布达”号的军事性质。马士写道：“1841年，英国的一艘运输舰在台湾海面遇险。”比齐则不仅承认“纳尔布达”号是一艘军事运输舰，而且还承认它是一艘配备有大炮的武装军事运输舰。基隆守将的战报中则说：“纳尔布达”号驶进基隆口内的时候，曾向清军二沙湾炮台发炮，将清军住房击坏；“纳尔布达”号被击沉后，清军曾由其上“夺获夷炮10门”。如果确系毫无武装的“民船”，这10门夷炮从何而来？
至于“安娜”号，情况较为复杂。马士在书中说它是一只“普通商船”，而该船船长颠林被俘后则供认“安娜”号事台目的是探听“纳尔布达”号上英俘的下落，并“相机行到”。船上带有黄舟等五名汉奸，随身携带着给台湾内奸张从的信件，嘱咐张从与另两个汉奸赖妈来和陈恶为内应，以便里应外合，潜入台湾。据姚莹《东溟奏稿》称，台湾确有张从、赖妈来和陈恶等人；又说，船上载有掳自镇海、宁波等地清军营中的炮械、刀仗，以及旗帜、军服等物品。照此看来，“安娜”号是一艘武装间谍船无疑，它来台湾的任务，很可能是想化装成清军，与台湾的内奸里应外合，实行武装劫狱。无论如何，总不能说它是一艘“普通商船”，正如姚莹所质问的，“如系商船，何来此物？”
是“遭风沉没”还是被守军击沉
“纳尔布达”号和“安娜”号英船沉没的原因，中西记载也不尽相同。璞鼎查的照会和告示，当时的《澳门新闻纸》以及后来的两人著述，都认为台湾两次英船之破，“一系遭风触礁”，“一系遭风搁浅”；而姚莹《东溟奏稿》、梁廷坍《夷氛闻记》、夏燮《中西纪事》，都记载“纳尔布达”号是被基隆守军大炮击中后，“冲礁而碎”；“安娜”
号则是被台湾渔舟引诱搁浅，被大安守军和义勇击沉。据载，“纳尔布达”号驶入基隆口内以后，开炮轰击清军炮台，守台清军早有准备，立即发炮还击。参将邱镇功亲燃八千癬巨炮，击中敌船，炸断桅杆；三沙湾炮墩的清军也发炮助战，英船受伤不敢再战，匆忙逃遁，慌乱中被海浪抛向礁石，船只失去控制，触礁而碎，船上员兵纷纷落水，不是淹死，就被活捉。“安娜”号出现在大安港洋面时，守军安排了引敌上钩之计，派预先雇好的渔船驶近英船，以广东人周梓等用土音与英船上的汉奸黄舟答话，假装愿为英船带路，结果将英船带到清军早已设伏的土地公港，英船搁浅，岸上守军乘机向敌船发炮轰击，敌船被炮弹击中倾倒，船员纷纷落水，逃命不成，“一皆投降”。
有些论者认为，对两艘英船的沉没真相，璞鼎查的照会和告示等西方记载固然多所歪曲与诬蔑；姚莹等的奏章主要依据守军战报写成，按当时官场惯例推之，也难免有夸张失实之处。他们认为两艘英船沉没原因应是这样的：英军运输舰“纳尔布达”号本拟由厦门鼓浪屿开往浙江洋面，参与侵犯定海，途中为风浪所阻，不能直向北驶，遂于当日驶入台湾基隆之万人堆洋面，这里暗礁丛生，英船不习航路，忽触暗礁，舱漏水入，旋即下沉。船上官兵“纷纷落水死者不计其数”，“驾舢板逃窜”或“凫水上岸”者，也多被守军搜捕净尽。“安娜”号间谍船则是在欲行驶入大安港时，被渔舟诱引至土地公港搁浅，岸上伏勇齐起，分头追捕，船长颠林等50余人走投无路，被迫“弃兵械，一皆投降”。
总之，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台湾之狱”，尚有不少歧义，因而也就存在不少疑点，这些疑点不消除，“台湾之狱”这个历史之谜也就难以解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