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挟两广归服之威，举兵三十个师入陕，拉开了胁迫张、杨所部展开新一轮“剿共”的序幕蒋介石的剿共计划遭到张、杨的抵制，但张、杨也难以说服蒋氏改变方针，双方都在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影响和改变对方蒋介石的顽固不化，考验着张学良的执著；张学良不间断的苦谏、哭谏，寄望于最后一刻能感化蒋介石，蒋、张二人的是非判断针锋相对谁都不肯让步张、杨被逼无奈筹划“捉蒋”，蒋介石恨张“不可救药”，决定将张撤职他调。西安城风雨欲来，险情一触即发蒋介石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对他来说，需要决定一切。这一点，在1936年夏秋，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两广事变”发生的时候，为了集中全力对付广东的陈济棠，他公开发布“维持广西现状”的命令以拉拢李宗仁、白崇禧，而在“摆平”广东之后，却马上变脸，意欲即刻荡平广西。
当需要苏联支持的时候，可以主动向苏联示好，并采取措施与国内的共产党沟通联络，而当他化险为夷从“两广事变”中解脱抽身以后，立刻又大兵压境陕西，以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为最高目标。
蒋介石挟两广归服之威。举兵三十个师入陕。拉开了胁迫张、杨所部展开新一轮“剿共”的序幕1936年9月14日，以李宗仁发表和平通电为标志，历时4个月的两广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实现大联合（以与驻陕的杨虎城部17路军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为标志）刚刚一周，而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也即将结束长征抵达陕北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此时，也正值日本加紧策动伪蒙军人侵绥东，妄图实现其侵占宁夏、甘肃，切断中、苏联系的战略企图。就在这个月的13日，日本向中国提出了7项苛刻条件：（1）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2）政治、军事各机关聘用日本顾问；（3）开通福冈一上海间航空联络；（4）缔结日中关税协定并降低税率；（5）在华北设立特种制度；（6）引渡“不法”（朝）鲜人；（7）成都开埠、日中合作开发四川经济。并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禁止排日命令，分别由行政院长向各部、各省主席，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向陆、海、空各机关，由国民党中常会副主席向各党部机关发布，上述命令要在报纸上连日刊登，由蒋介石亲自向全国广播。（1）20日，日本外务省又出台四项具体要求：一、创立缓冲区域，包括冀、察、晋、鲁、绥五省。南京国民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其领土宗主权，其他权利、义务（如官吏任免、赋税征收及军事管理等）统须移交当地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时机，设法解决中日交通合同，特别是航空问题；三、中国对九一八事变后加于日货的关税，实行根本修改；四、中国应尽量聘日本顾问。（2）无论日方的条件是怎样的蛮横无理和令人屈辱，蒋介石为了专心实施其“剿共”大计，仍是沿用过去屈辱外交的那一套去加以应付。他在10月7日会见日方代表川樾时简直是在乞求对方，说什么：“中日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长协商。”（3）因为，蒋介石此时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剿灭立足陕北未定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还是在9月上旬，广西问题和解刚有转机，蒋介石就急调胡宗南的第1军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地段，隔断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的通路。蒋介石同时命令位于定西、陇西和武山地区的毛炳文第37军，位于天水、泰安、武都地区的王均第3军，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命令宁夏的马鸿逵部和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推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为此，蒋介石加紧进行战争准备。10月17日，他把驻守北方的军事将领，包括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徐世昌、陕西的杨虎城、华北宋哲元的代表戈定远等召至杭州举行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事宜。接着，他又亲赴山东，对韩复榘进行安抚，在得到韩复榘“一切听命于中央”的表示后，即于10月22日，偕夫人宋美龄飞抵西安，亲自督阵“剿共”。
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刚刚启动联共抗日谈判，就又推行与其南辕北辙的西北“剿共”的政策呢？
其实，蒋介石灭共的“决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只不过日本侵华的步步进逼，打乱了他的“剿共”安排，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所导致的大变动又使他料想不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与东北军、17路军实现抗日大联合的前景，着实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他认为再不动手，西北就会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到那时，“消灭共产党”将会更加困难，这是他所不能允许的。
此时，蒋介石对西北的看法，有一点是看到了本质的，就是西北的抗日大联合，标志着张、杨开始彻底背离他手定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在他看来，他与张、杨之间的分歧已经不是政见之争，而是对他个人的忠诚还是背叛之争。这就必然导致西北抗日大联合形成以后，张、杨与蒋介石的矛盾势将进一步激化。
首先是对“《活路》事件”，张、杨对抗了蒋的处理方式。
1936年4月，东北军和17路军的地下党员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王以哲的秘书）等，在刘澜波的领导下，编印了一本名为《活路》的小册子，提出“联共、抗日、拥张”的口号，回答了如何认识西北的有利形势，开展抗日活动；如何解决抗日经费和发动民众；如何培养抗日干部和壮大抗日力量，以及东北军的整顿等问题。文稿写成后专门请张学良看过，杨虎城对编印这一宣传物的事也极为赞赏，并答应由17路军印刷厂承担印装任务。
《活路》散发以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他们怀疑《活路》出自17路军参议郭增恺之笔，便秘密将其逮捕押送南京。但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的郭增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审问出什么结果来的。于是，特务们又折回西安，从张、杨身边人中开始重新调查。
这次找到了《活路》的主编之一高崇民。但在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即把高保护起来，待蒋介石的亲信、“西北总部”二处处长江雄风向张学良出示蒋介石的手令，要求抓捕高崇民时，张学良摆出毫不知情的样子，马上表态，立即配合抓人，并下令他的卫队长：“派一个连随江雄风抓高崇民。”
虽然兴师动众，但最终连高崇民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这件事，蒋介石虽未抓到张学良什么把柄，但却由此嗅到张学良身边有共产党的气息。
蒋介石为了警示张学良与共产党联合的做法，下令逮捕他的秘书宋黎，这又引发了另一个公然对抗南京当局的“艳晚事件”。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张学良在寻找共产党、欲联共抗日时，曾邀请东北大学派代表来西安。东北大学所派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员宋黎，宋获接见后被张学良留在身边做了秘书。其后即在张学良的掩护下，在西安从事公开和秘密的抗日活动。他以全国学联代表的名义，推动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成为西安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还在西安总部和东北军、17路军中开展活动，并曾应杨虎城之邀在西安绥靖公署举行的纪念大会上作抗日救亡的报告。
宋黎的行动很快被国民党特务所侦知。1936年7月，宋黎从多方面获悉他的活动已经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因为他和另一名东北学生代表所住的西北饭店，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屋后转来转去，甚至有时进屋偷偷翻检东西。宋黎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上级党组织，建议做应变准备。上级党组织派人向张学良提出：你的两名学生在西安宣传抗日很不安全，建议将这两人送往苏区。但张学良没有同意。他认为以他的地位保护一两个学生不会成为问题。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8月29日，国民党特务终于动手，在宋黎的住所将其逮捕。张学良得知情况后，异常生气：“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果断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调动东北军城外一个团急行军入城，宣布全城戒严。
这么大的举动，自然地惊动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张一见邵力子就愤怒地拍了桌子说：“我是国民党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省党部这些人为什么这样藐视我，敢于擅自抓捕我的部下？抓共产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如此胆大妄为，是何居心？”
邵力子从未见张学良发过这么大脾气，也没有见过张学良对他这样不客气。于是就连忙用温和的语气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清楚。我马上回去查明向副司令报告。”
邵力子辞去后，张学良立即命令副官兼105师副师长谭海率卫队营前去查抄省党部。他们救出了正在省党部受刑讯的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宋黎和马绍周，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密码和档案，其中有省党部秘告东北军通共的密电和准备予以逮捕的数达三百之多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人员名单。
这时，邵力子也已问明为什么要抓捕宋黎，前来张公馆复命。他对张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是南京统调室派来的人直接指挥的，省党部常委也不清楚。他们捕人是奉蒋总裁的电令，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应为孙达生）、栗又文。省党部事先没有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严重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如何处理。”他还出示了蒋介石的原电。张学良看后和颜悦色地对邵说：“深夜惊动，很对不起，请回去休息吧！”
实际上，逮捕宋、马不仅是蒋介石亲自下的逮捕令，而且还派有专机停在西安，随时准备把人犯押解南京审讯，由于张学良的干预，使南京的计划破产。这就是发生在1936年8月29日晚间的查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事件，由于按韵母计算，29日是“艳”字，所以被称为“艳晚事件”。
“艳晚事件”虽然使蒋介石的计划落空，但却使张学良与蒋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张从这件事上已经感到了来自于蒋介石的不信任情绪。所以，他来个“先斩后奏”。在查抄省党部的第二天，即向蒋介石发了急电，意谓：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4）在蒋介石收到张学良电报的当日，“西北剿总”政训处长、特务头子曾扩清也乘飞机急抵广州向蒋介石告状。他声泪俱下地哭诉：“张学良目无法纪，背叛中央；东北军与17路军和红军秘密合作，逆迹显著，请委员长早下决心，消弭隐患。”（5）蒋介石既不相信张学良的说辞，也对曾扩清的说法半信半疑。便致电邵力子，询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在收到邵力子“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命令”的回电后，蒋介石终于相信曾的告状事出有冈。
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理张学良联共的问题了。但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无暇对付西北，就对张学良施以缓兵之计，他致电张学良说：“此案处理，殊失莽撞，惟既知错，后当注意，所请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此拟办理。”（6）做事一向细致的张学良知道此事捅了蒋介石的马蜂窝。他曾委派莫德惠面见蒋介石，试图缓和一下矛盾，也借此试探一下蒋介石的反应。谁知莫德惠说了半天，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汉卿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这种表态，使张学良预感到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定要跟他秋后算账。
发生这一连串事件，不断地刺激蒋介石的敏感神经，促使他得出西安很快将成为第二个两广的结论。
但是，与此相联系的其他两个问题，蒋介石却判断错误：一是对红军的实力。蒋认为，在他看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的红军，实力锐减，已成为强弩之末，只要集中重兵，用不了几个月时间即可剿灭。二是对东北军和17路军的实力。蒋认为，经过不断与红军作战，东北军至少已被红军吃掉近3个师的兵力，17路军也被红军吃掉了3个旅。实力受损，没有抗衡自己的资本，量张学良、杨虎城也不敢不听他的命令。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蒋介石智囊之一的陈立夫，在与苏联驻华大使、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方谈判代表鲍格莫洛夫的一次讨论即将结束时，鲍格莫洛夫对陈立夫说：“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我们决不会帮助中共。”陈立夫以为听错了，可鲍格莫洛夫又向他阐述道：“陈先生，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就把他们消灭算了。”（7）鲍氏说完就收拾着文件，准备退场。可这话在陈立夫听来却像晴天霹雳，惊得他半天张着嘴，不知所措。他弄不明白鲍氏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把这件事立刻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听后一下愣住了，他连续追问“谈判中你们喝酒了没有？”“这个鲍先生有无精神病史？”“翻译有无问题，是否口译错了？”在都得到陈立夫的否定的回答后，蒋介石又问道：“你能准确地说，他说的是真的吗？”
陈立夫肯定地说：“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在谈判过程中，鲍格莫洛夫精力始终是充沛的，而且也是认真的。”“我跟他说过，如果中国将来共产化，对你们苏联有什么好处？你们能制服一个比你们人口多3倍的中国吗？他并没有表示反对，而且还同意让我将此话可以告之苏联政府。”
不管苏方是出于何种动机说出这番话的，但蒋介石却把它解读为是对他“剿共”政策的鼓励，这使他在继续推行已经不得人心的“剿共”政策时少了一份顾忌，也促使他下决心解决所谓中共问题。当着陈立夫的面，蒋介石随即指示说，正在进行的“与中共的谈判只可以虚以委蛇，可趁中共孤立无援之时，将其彻底根绝。对陕北共军，我要亲自督战，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17路军全力进剿，限时剿灭”。蒋介石这段话，堪称是对他突然调整对中共的策略，迫切解决西北问题的一个注脚。
总之，基于两个错误判断以及消除共产党这个心腹之患的政治考虑，加上鲍格莫洛夫所言产生的效应，蒋介石才急匆匆从南京杀到西安。
蒋介石是一个实力决胜论者，在技不如人、没有制胜把握的情况下是从不仓促出牌的。所以，在他的多路大军尚未到达西安之前，他也不会马上就对张、杨翻脸。
到达西安后，蒋介石立刻在接见中拿出对张学良很亲切和非常器重的表情脱口就问：“汉卿，曾处长的报告，我批交给你看，他送给你没有？”张学良忙回道：“蒋委员长，请放心，我看到了。”蒋介石继续说：“西北的事，我完全交给你了，谁说什么我都不听，谁有意见只能向你提出，我不管。曾处长有事，不向你讲，跑到广州见我，就很不对，是要给他处分的。”接着，蒋介石还当着众人的面把曾扩清训斥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