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他所同意的谈判条件，是为了他的领袖面子呢？还是准备日后反悔？毛泽东从他的《通电》和《训词》中洞察到蒋的用意。为了逼迫蒋介石兑现他在西安的承诺，防止他撕毁协定，1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对蒋介石所谓的“训词”进行了剖析。毛泽东评论《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毛泽东指出：
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以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毛泽东在声明中还公布了蒋介石在西安已经答应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并警告蒋介石：
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将席卷蒋氏以去。（19）毛泽东的声明公开了西安谈判的内幕，使蒋介石企图美化自己、掩盖真情的图谋大白于天下。
受到毛泽东批判的《对张杨的训词》，实际上是杜撰出来的。它的执笔人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布雷。蒋回到南京以后，找来陈布雷，由蒋口述主要内容，陈执笔代蒋草拟了这个“训词”。此文写完以后经蒋介石过目，当晚即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用电讯通稿形式向各大媒体发出，27日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各种报刊上刊登。为了使人们相信《训词》的真实性，发表时所加的按语说：这是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亲自对张、杨口授，并由宋美龄笔录下来的。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假的。因为，释蒋的时间是25日下午2点多张学良约见杨虎城后才定下来的，定下后，已快3点，张学良马上回公馆与赵四小姐告别，而杨虎城也回去作了一些准备。3点30分左右，张学良准时来到高桂滋公馆，而杨虎城较晚一点来到高桂滋公馆，他到的时候已经看到张把扶着蒋走出高宅的大门，准备登车了。于是，他们马上出发，4点钟就到达了西郊机场。也就是说，自定下送蒋时间后，张、杨便没有与蒋会面的时间，怎么能聆听蒋的所谓“训词”呢？
后来，宋美龄在回忆录中对此事的描述，也证实了他们离开西安时是匆忙而紧张的。宋美龄写道：
正焦虑间，子文忽入门，携来喜讯，城防司令杨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张曰：“日去暮矣，曷勿明晨迳飞南京？”余呼曰：“尚欲等候耶？离此愈快愈佳！岂将等候彼之改变态度耶？当知今日为圣诞日。不！决不能做片刻留！应速行，毋再滞疑。”（20）这段文字记述的大概是25日上午的事，因为，宋子文得知杨虎城同意放蒋的消息，而张学良却与宋美龄在一起，这个情况只能是上午因释蒋问题张、杨发生争执后，周恩来让张稍加休息，而自己去做杨虎城工作这段时间。但此时，杨虎城并没有同意蒋几时走，蒋、宋生怕杨虎城改变主意，恨不得即刻起飞，这种焦虑的心情之下，要举行一个从容不迫的告别谈话，显然是不可能的，何况，杨还与周恩来在一起，也没有时间去聆听蒋的训话。
蒋介石在发表《对张杨训词》的同时，打电话把宋子文找来，让宋通知张学良写份“报告”，宋对张学良说：现在各方面说法比较多，委员长也有他的难处。既然来南京了，就写个东西，走个过场，让委员长的面子也好过。
张学良再一次相信了蒋介石。因为，就在一天前，在洛阳逗留时，蒋还告诉宋子文：“你要照顾些汉卿。”当晚，张钫由潼关前来洛阳谒见蒋介石时，蒋还夸奖张学良：“真是东北的汉子。”蒋介石亦与张学良亲谈，不必再送到南京。说：“你就回西安。你若到南京，我反不好办。”此时，张学良以为宋之要求就是走走过场，于是，很痛快地答应了宋子文，给蒋介石写了请罪书。全文如下：
介公委座钧鉴：
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俯乞鉴察。专肃。
敬叩。
张学良26日（21）
蒋介石拿到张学良的请罪书后，立即呈报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蒋在呈文中说：
谨呈者：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予免去本兼各职，并严加处分，以明责任，谅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其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现该员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以中正为所直属上官，到京后即亲笔具书，自认违纪不敬之咎，愿领受应得之罪罚。中正尤以该员统军无状，尚知自认罪愆，足证我中央法纪之严明，故该员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理合将该员来书录呈钧会（府）鉴核。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22）蒋介石这个呈文为法办张学良立了案。
张学良却蒙在鼓里，他仍在为蒋介石效劳。在西安放回被扣的军政大员之后，蒋又令宋子文向张提出，放回空军在西安、兰州的70架新式马丁式飞机，张学良表示同意，很快西安方面就放回了这批飞机和驾驶员以及500名地勤人员。
27日，张学良已经发现情况有些不对，但尚不知蒋是幕后“导演”。这天深夜，他致信杨虎城，透露了南京诡异的政治空气。他说：
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还（圜）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存自利也。（23）张学良所谈的能给他提供安全保证的人，此时也被蒙在鼓里。还是27日这一天，孔祥熙去宋公馆回拜张学良，还信誓旦旦地对张说：“要处分，我陪绑去。”28日，阎宝航去西安前去看望宋美龄时，宋还对此前她对张的安全保证说：“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但当他们知道内幕后，谁也无能为力。蒋介石躲到陈布雷家中，闭门谢客，连宋氏兄妹也不例外，另一个保人端纳则已是自身“难保”。
原来，在严惩张学良的恶浪中，端纳也成为众矢之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诬指端纳是奸细，要予以严办，至少也要驱逐出境。端纳本是“救驾”头功，只因为他劝蒋接受张、杨的联共抗日主张，便成为“奸细”。德国军事代表团得知端纳处境困难，立即指派一名上尉到端纳住处，担任警卫，以防不测。端纳知道缘由后便找宋美龄。最后，是蒋介石下令，《中央日报》才发表声明撤销该社论表示认错，并以该报社社长丢官而告一段落。
端纳只是虚惊一场，而张学良可没有那么幸运。
2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有关事项。会议由居正主持。会上先由蒋介石报告西安事变经过，然后讨论蒋介石提请的“西安事变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案”。讨论的结果是，作出了一项蒋介石所期望的决议。决议说：
蒋同志驰驱国事，督教三军，昕夕勤劬，不遑宁息；最近再度入陕，即以（孙）总理大仁大勇之精神，教化部属，统一军心。此次西安事变，事出非常，更能于蒙难期间，持浩然之正气，昭示伟大之人格，使倡乱者衷诚感动，悔悟自白。蒋同志对此次事变，毫无引咎可言。所请辞职，应予恳留；自请处分一节，应毋庸议。（24）接着，中常会举行第32次会议，仍由居正主持。会上讨论蒋介石同一呈文中依法办理张学良一案，这次会议决议：张学良案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第二天，中常会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商军事委员会遵办。军事委员会自然按照蒋的意图，确定由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三人组审。
给张学良“治罪”终于罩上了一层法律的外衣。
蒋介石挑选这三个人来会审也颇费心机。第一，三人不是蒋的嫡系，没有亲疏之嫌；第二，三人均是资深的陆军上将，与张学良的军衔相当；第三，三人都听命于蒋，不至违背他的意旨。
李烈钧久经官场，知道朱培德与蒋的关系深，不敢轻易与朱商议如何处置此案。他悄悄问鹿钟麟：此事怎样办才好？鹿给出了三策：“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鹿告之李烈钧：“我们应该力争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
李、鹿商量好的力取上策到蒋介石那里立马变为只此下策。30日晚，李烈钧来到蒋的官邸请求会审事宜。蒋先问李：“审判长对这个案子如何办理？”李答：“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罚而释放他。”蒋介石对李烈钧的意见不置可否。这使李烈钧立刻感到“中策”也过不了关，他拿出“下策”向蒋试探：“国民政府既任烈钧出任审判长，一切当以军法办理。”结果，蒋说出“君慎重处理可也”的话，这说明张学良既入蒋之手中已是插翅难逃了。抗日战争时期李烈钧在昆明与人谈起“审张”案时，道出了他的无奈，他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演这出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25）李烈钧只能按照蒋介石圈定的结果组织审判！
1936年最后的一天，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接受公审。尽管宋一再解释，审判仅仅是个手续，但张学良心中依然窝火，因为此举对他十分不利，他在国人心目中一下子成为被告，从此他便失去主动权，任凭蒋介石宰割。在候审室，鹿钟麟与张学良握手后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还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说没有武器。
担任审判长的李烈钧，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谋部长。1922年张作霖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联络，接洽人便是李烈钧。因此，张学良一向把李烈钧视为长辈。此时，看到被告席上的张学良，李烈钧多少有些尴尬。他以张学良是陆军一级上将，又是未遂罪为由，在法庭上为张学良设了专座，并让人代他赶写照例应该询问的被审人年龄、籍贯等项目，以示优待。
上午10点审判正式开始。
李烈钧说：“我们准备了一份向您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意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张学良说：“好，请给我看看。”
李烈钧准备提问的事项一共有8条，如：
不虞危害国民乎？何因出此？
当时你们聚会密谋此事的实情如何？党员官吏向中央提出建议，向来有一定程序，你难道不知道？
你即使有什么主张，理应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而不日你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发动事变，你有什么可辩解的？
在临潼竞派重兵将委员长行辕重重围困，用机关枪、步枪齐发如雨，是不是有残害统帅之心？
你在临潼劫持统帅，禁闭中央大员，残贤害善，这些行为，你都是首谋，你有什么可说的？
张学良阅后，一一作了回答。关于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张说：
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先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之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才不得不采用这一特殊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是为了要求委员长允许我们做抗日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办法达到我们的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
关于送蒋回京的感想和到京后给蒋写“认罪书”，张说：
我这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堕我中国的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罚，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承受。我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
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有错。（26）
不等张学良说完，审判长即打断他的话，问道：“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不知道！”
审判长翻开陆军刑法给张看，并指着“胁迫统帅”条款问道：“你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你自己所为？”
张学良从容回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己承担，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说到这里，张学良反问李烈钧：“现在我想问审判长一句话可以吗？”
李答：“可以。”
张问：“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李答：“是的。”
张问：“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和称帝，对吗？”
李答：“对！”
张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之举，就是为了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张学良此语似是对此时的他无罪而被审的嘲弄。也是警示李烈钧：我张学良是无罪的！
尽管李烈钧深知张学良的苦衷，他来审张也是无奈，但他却不能容忍有损审判长和他本人尊严的言词出现在公堂之上。他再一次打断张学良的话，大声斥责：“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你不自省冒昧，演成西安事变，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
朱培德、鹿钟麟两位审判官见李烈钧大动肝火，怕把事情闹僵，又照顾到李有高血压病，就建议休庭。
复庭之后，又审了几句，就草草宣布结案。
在会审记录呈送蒋介石后，很快蒋就把由陈布雷事先拟就的、以军委会军法处名义发布的判决书，送达高等军法会审判庭，命令宣布判决。判决书说：
本案被告张学良，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该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为，但该被告先实为主使发动，已极明显，自应负起罪责。核其行为，实犯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法第271条第1项、第2项第302条第1项之罪。但查其所犯诸罪，乃系一行为而触犯数项罪名，或犯一罪之方法与结果而触犯他项罪名，应以陆海空刑法第15条、刑法第55条，及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从重处断。惟被告经奉蒋委员长训责后，尚知悔悟，随同旋京请罪，核其情状不无可恕，兹依刑法第59条，于陆海空军刑法第67条第2款前段，减处有期徒刑10年；并依刑法第37条第2项，褫夺公权5年。
整个审问和判决过程没超过2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