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年轮进入21世纪的时候，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已经面貌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平稳快速增长，到2005年年底GDP总量已跨入世界前4名，中国的发展模式及成就举世瞩目，世人惊羡。
这期间，中共对于西安事变有着重要影响的3个历史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于1976年逝世。
作为西安事变首要角色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退居台湾后也于1975年逝于台北。
而作为西安事变两发动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则以身殉道，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被蒋介石杀害，因而他虽曾感受过抗战胜利和新中国即将浴火重生的喜悦，却无法亲眼目睹新中国的诞生，亲身感受中国怎样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腾飞……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张学良将军却虽历经磨难而终享长寿，活到101岁，于2001年10月15日在美国夏威夷走完了他漫长的人生旅程。因而，他有机会看到抗战的胜利，看到新中国的成立，看到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一步步迎来盛世。
看到祖国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强大的中国人民正逐步奔向小康，张学良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从未后悔自己半个多世纪前作出的与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发动西安事变这一历史选择。他虽然在西安事变后长期失去自由达54年，但爱国情怀却始终如一、坚如当初。
张学良将军在恢复自由前夕，终于打破沉默，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当回答记者就西安事变和两岸关系的提问时，他坦承：如果时光倒流，我还是那样做。接着，他应台湾著名电视节目制作人凌峰的邀请，为祖国大陆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题写了“神州风采”亲笔手书；还为祝贺他90岁寿辰写来贺信、拍来贺电的杨虎城长子、全国政协常委杨拯民，辽宁大学教授、“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长张德良及副会长周毅等亲笔题写了“爱人如己”的题词，并为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孙女邵黎黎书写了亲笔复信。
1991年6月，曾任国家铁道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吕正操，前往美国探望自己东北军时的老上级张学良，在探望时张学良再次重申自己愿意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尽力。他说：“在我看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与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张学良还说：“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愿保存我这个身份，到那一天会用得上的，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5）1992年9月10日下午，张学良愉快地接受了祖国大陆4家新闻媒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考消息报》的联合采访。在海基会有关人士的陪同下，来自祖国内地的记者们走进位于台北阳明山北投复兴3路的张学良公馆。记者开宗明义地表示：祖国大陆最关心张学良的两件事，一是身体情况如何，二是对祖国统一的看法。张学良回答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脚有些疼，是骨刺，一碰就疼。他与夫人赵一荻“平时散散步，活动活动，有时外出兜兜风，玩玩，偶尔看看电视”。当谈到对和平统一祖国的前景时，张学良说：“我看时机到了就一定会统一。历史上我是从来都赞成统一的一个人，国家当然要统一。我为统一奔走得也很多了，现在老了，没有这个力量了。”
当记者询问他对国共两党有无可能实现第三次合作的看法时，张学良表示：我祝合作成功。“现在老了，在政治上也没什么了。我能帮忙，我很愿意尽我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我这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凡是为国家、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帮忙”。
张学良还谈到了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他说：“对于两岸的关系，我觉得头一个要把敌意取消了，这是最要紧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我也不愿意谈政治敏感问题，慢慢来，我想还是往好的方面发展。我看乐观方面多。”（6）1993年四五月间，适逢中国花卉协会在北京联合主办第3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时任世界兰蕙交流协会荣誉会长的张学良，在台北为该博览会撰写了贺词，托率团赴大陆的世界兰蕙交流协会会长黄秀球先生带到北京。张学良还将自己培育了20多年的一盆名叫“爱国号”的兰花，一并带回北京，送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他在贺信中还写道：
兰艺自中国渡海，传至东瀛，进而又扩及世界园艺之林，国人应如何发扬它的幽光，以为复兴中华文化之一助，当有赖有心人士之共同努力。（7）人们终于明白，张学良以兰花回赠祖国，其意殷殷涵蕴着他对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期盼之情。
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为中华民族做出如此巨大历史贡献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全国解放前，中共曾多次做出营救他们的努力。1946年1月，国共两党刚一达成协议，宣布停战、和平建国，周恩来即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蒋表面表示同意，但却给张学良开出了一个恢复自由的三个条件：一是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要交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给张下的不抵抗电报；三是释放后必须出洋。张学良没有同意这些条件，因而张之恢复自由也就自然作罢。至于杨虎城将军所受到的迫害更甚，诚如他对蒋之“睚眦必报”的判断。蒋对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其“丧失”所谓领袖尊严始终耿耿于怀，甚至将发动反人民内战终致失败的“原因”也记在张、杨两将军账上。而因杨虎城较张学良年长，蒋便认为张学良是受了中共与杨虎城的“蛊惑”。因而对杨将军恨之入骨，对回国请缨抗日的杨将军报以长期羁押，且待遇更恶，更不肯让杨将军重获自由而“放虎归山”。
1949年1月，蒋介石再次宣布“引退”，由李宗仁执行总统权力，与中共进行和谈，寄希望于“划江而治”。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机会，再次做了营救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李宗仁当即同意，并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但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对李宗仁的命令根本置之不理，旨在恢复两将军自由的努力再度落空。而8个月后，杨虎城将军即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此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已陷入穷途末路的形势下，中共加快了营救张学良的步伐，此时，蒋介石的嫡系张群在昆明被扣，毛泽东、周恩来遂决定用张群换回张学良。遗憾的是这一命令还未传到昆明，张群已被卢汉“义释”离滇，毛、周只能为失去这一营救张学良的天赐良机而仰天长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依然失去自由的张学良，中共中央仍通过各种管道与张学良建立联系。1961年年底，一封由周恩来亲笔书写的密信，几经周折被送到张学良手中，张学良展念此信，上面赫然写着16个大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这封密信虽然只有短短数语，但却寄托着中共对张学良这位“老朋友”的关心与期待。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离世前十几天，又专门找来时任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的罗青长，再三嘱托他：“不要忘了台湾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