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2年，著名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于出生于瑞士的日内瓦。卢梭成年之前的生活很是不幸。他出生后不久母亲便离开了人世。卢梭10岁时，父亲被逐放，离开日内瓦，留下了孤苦伶仃的儿子。1728年卢梭16岁时，只身离开日内瓦。卢梭长年做临时工，他默默无闻，到处谋生，漂泊四方，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直到他56岁时才与勒瓦瑟结婚，他俩有5个孩子，他把所有这5个孩子都送进了一家育婴堂。
1750年，第戎科学院开展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题目是《论科学与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卢梭的论文论证了科学和艺术进展的最后结果无益于人类，获得头等奖，使他顿时成为一代名人。这年，卢梭30岁，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随后他又写出了许多其他著作，其中包括1755年的《论不平等的起源》，1761的《埃罗伊兹的故事》，1762的《爱弥尔》，1762的《社会契约论》和《忏悔录》，所有这些著作都提高了他的声望。此外卢梭对音乐也有一定建树，写了两部歌剧：《村里的预言家》和《爱情之歌》。
卢梭
由于思想的尖锐让卢梭遭到众人的叛离。虽然起初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作家有几位是他的朋友，其中包括德·尼·狄德罗和让·达朗贝尔，但是他的思想不久就开始与其他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伏尔泰在日内瓦建立一家剧院的计划遭到卢梭的法对和抨击——剧院是所伤风败俗的学校。结果他同伏尔泰反目，成了终生的仇敌。此外，卢梭基本上属于情感主义，与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成员的理性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1762年起，卢梭由于写政论文章，与当局发生了严重的纠纷。他的一些同事开始疏远他，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他患了明显的偏执狂症。虽然有些人对他表示友好，但他却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同他们每个人都争吵过。他一生的最后20年基本上是在悲惨痛苦中度过的，1778年他在法国埃及迈农维尔去世。
卢梭的著作对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浪漫主义、极权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还为法国革命扫清了道路，为现代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对教育理论有重大影响。有人认为，人类几乎完全是其环境的产物（因此完全可以改变）的学说，是来自他的著作。现代技术危害人类，现代社会腐败不堪，因而需要“高尚野蛮人”的理想，这种观念无疑与他有关。这些观点对与错在此不加以品论，但是，很多观点有据显示并不是他提出的。
譬如，“高尚野蛮人”这个概念。首先，早在卢梭时代之前就很流行，著名的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在卢梭诞生1个多世纪以前就一字不差地使用过这个词语。卢梭从未使用过这个词语，也不羡慕南海岛上的土著居民或美国印第安人。况且有关“高尚野蛮人”的概念卢梭也没有“社会必然腐坏”这个观点，恰恰相反，他总认为社会是人类必不可少的。
卢梭创立了“社会契约”学说的这种提法是完全不真实的。约翰·洛克对这一学说做过详尽的论述，他的著作早在卢梭诞生之前就发表了。事实上，著名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甚至早在洛克之前就论述过社会契约论的学说。
关于卢梭反对技术的说法更是苍白无力，自从卢梭去世的两个世纪以来技术有了空前的增长，显然他反对技术的努力并未产生效果。况且，今天存在的反对技术的偏见并不源自卢梭的著作，而恰恰是对20世纪中无限制地应用技术所带来的不良效果的一种自发反应。
同样，卢梭的著作也没有为法国革命扫清了道路。毫无疑问，他的著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也许比狄德罗或达朗贝尔所起的作用要大。但是即便如此，伏尔泰的影响远在卢梭之上，因为他的著作比卢梭的问世早，内容多，思想更为明确。
至于把环境因素对人的性格的形成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归于卢梭同样站不住脚——许多其他思想家提出过。同样民族主义早在这位法国哲学家问世很久以前就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他对它的崛起没有什么影响。
卢梭具有反理性主义的气质，特别是与当时其他著名的法国作家相对立，这是相当真实的。但是，反理性主义并不是新货色：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信仰通常是建立在情感和偏见的基础之上的，虽然我们经常寻找表面看来是合乎理性的论据来为我们的信仰申辩。
但是，即使说卢梭的影响不像他的羡慕者（或反对者）所宣称的那么大，它也是不可低估的。可以完全肯定他对于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崛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些。例如，卢梭轻视在儿童教育中学习书本知识的意义，提倡对儿童的情感培养应先于理智培养，强调儿童通过体验来学习的意义。卢梭是一位宣传母乳喂养具有优越性的先驱。但令人尴尬的是一个抛弃了自己孩子的人却有胆量给别人上怎样哺育孩子的课，这听起来也许未免使人感到离奇，但是毫无疑问卢梭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的教育理论。
卢梭的政治著作中有许多思想独特新颖，引人入胜。但是总体说来就是一种追求平等的强烈欲望和一种同样强烈的感受：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已经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人生下来本来是自由的，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戴上枷锁。卢梭自己可能并不喜欢暴力行为，但是他无疑激励了其他人实行暴力革命，逐步改革社会制度。
卢梭对私有财产的观点（以及对许多其它问题的观点），常常自相矛盾。一次他曾把财产形容为“公民一切权力中最神圣的权力”，但是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对私有财产的攻击比称赞在他的读者心目中影响更大。卢梭是早期认真攻击私有制的现代重要的作家之一，因此可以认为他是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先驱之一。
当然，后人决不能忽视卢梭的宪政学说。《社会契约论》的中心思想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每个伙伴及其一切权力完全交给整个社会。”这样的话没有给公民自由和人权法留有余地。卢梭自己是一位权势的叛逆者，但是他这本书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为后来的极权主义政权开拓了辩词。
有人批评卢梭是一个极其神经质（而不说偏执狂）的人，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是一个思想不切实际的、糊涂的思想家，这样的批评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远比他的缺点更重要的是他的洞察力和杰出的创造精神所闪现出来的思想火花，两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思想。
文明社会的控诉者——卢梭提出在自然状态（动物所处的状态和人类文明及社会出现以前的状态）下，人本质上是好的，是“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好人被他们的社会经历所折磨和侵蚀。而社会的发展导致了人类不幸的继续。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强调，艺术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他认为知识的积累加强了政府的统治而压制了个人的自由。他总结出，物质文明的发展事实上破坏了真挚的友谊，取而代之的是嫉妒、畏惧和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