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物质的过分追求是导致很多人失败的重要原因。在成功的道路上，个人物欲的过分膨胀是最大的障碍。贪婪的欲望会葬送一个人的大好前程。曾国藩虽然位极人臣，却依然过着朴素的生活。他谆谆告诫自己的家人，不可崇尚奢华的生活。在晚清那个腐败不堪的官场里为官。曾国藩能够清廉自守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1．不占人半分便宜
俗话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一个人一旦接受了别人的好处和恩惠，他就再也难以撇清关系，当别人以此为借口让他帮忙做事，他就难以推辞，即使是有违自己的本心，他也要硬着头皮去做。这对于个人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曾国藩说：“凡事不可占人半点儿便宜。情愿人占吾便宜，断不肯吾占人的便宜。”曾国藩对人性的认识相当透彻。他认为，多施恩惠于自己的人，多半都是另有目的的，不管恩惠大小，都只是一种钓饵，只要自己坐上了总督的位置，他们就会出来索要回报，如果不理会他们，自己就成了一个薄情寡恩之人；如果理会他们，即使施一报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轻易不接受别人的恩惠。
曾国藩在京城多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不肯占人半分便宜。占人便宜，得到的是便宜，惹来的却是接连不断的麻烦，失去的可能就是名节。曾国藩是一个注重修养的人，自然不会做这种愚蠢的事情。所谓“无欲则刚”，曾国藩能够拒绝利益的诱惑，降低对物欲的追求，终成一代名臣。
曾国藩在京为官的时候，经济条件并不好，他的俸银有一大部分要供养家里，自己使用的很少。因此，在曾国藩京城的住所里，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衣服，另一样就是书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书籍是曾国藩的嗜好。曾国藩曾经表示，将来自己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的衣服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而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曾国藩在京为官的时候，欠了1000多两银子。这与当时官场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现象是完全不符合的。
有的人在官场中混迹久了，很容易生活奢侈，这也许并不是出自他们的本心，而是那种环境迫使他们改变。这就需要在个人修养方面下工夫。曾国藩的下属也有这样的人。有一天，李翥汉对曾国藩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既可以炖人参，也可以煮燕窝，花费了8两多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曾国藩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反躬自省，在反躬自省中，曾国藩的修养越来越高。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魁时若将军说到自己家四代为官，但是家中的女眷们没有一个穿绫罗绸缎的。这给曾国藩很大的震动。曾国藩反省自己的行为，他觉得自己平日里总是以“俭”字教育别人，而最近自己却在饮食起居上“殊太丰厚”；家中女眷们的穿着打扮也过于讲究，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曾国藩还说：“在几个弟弟中，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因为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刻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成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作可羞、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到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绝不食言。所以，我立定此志：决不凭做官发财，决不留钱给后人。如果俸禄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都用来周济贫穷的亲戚，这是我一向的愿望。”
人情债最难还，那是永远都还不清的。一个人占了别人的便宜，拿了别人的东西，就欠下了一笔人情债，就必须回报别人，而这种难以还清的回报很有可能会破坏他自己处世的原则，违背他自己的本愿，到头来伤害的还是他自己的利益，最终得不偿失。因此，曾国藩的做法是可取的，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占人便宜，不为利益所动，做到无欲则刚，就不会陷入人情债的链条中难以自拔，损害自身。
2．减轻功名利禄之心
儒家讲究“积极入世”，成大事者要做到治国、平天下，大都功名利禄之心极重。但也有些人超然物外，不为名利所动，独善其身。曾国藩常怀济世救民之心，一生耽于军务、政务，功名利禄之心不可说不重；但是，他又时时刻刻反省自己的行为，以减轻自己对名利的追逐。曾国藩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了一生。
刘蓉评价曾国藩用了“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这尽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名利之心。曾国藩从小在祖父和父亲的督导下认真地读书，希望“学而优则仕”，步入仕途。曾国藩积极应考，百折不回，最终在28岁的时候进人了翰林院。
有功名利禄之心并非完全不好，因为名利之心也是一种催人上进的动力。曾国藩就是在这种力量的驱动下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步目标。但是如果功名利禄之心太重就不值得肯定了，因为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追逐功名利禄上，就会忽略掉生活中其他美好的东西，这样的人生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曾国藩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是接近于疯狂的。他是一个文弱书生，竟然去接手军务，这让他吃足了苦头，激烈残酷的战争和官场中的钩心斗角，以及来自朝廷的疑忌，让他时刻处于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身心疲惫，他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经常失眠。曾国藩在日记和家书里经常提到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并对之充满了羡慕之情。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八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阅《范文正集》，其《年谱》说：“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我来往。如此断了，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曾国藩羡慕古人超然物外，但是他自己却难以做到把功名利禄抛在一边，反而经常为此虚耗精力，直至去世的时候依然还在官场中打拼。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自己的这种复杂心境也颇为无奈。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有一回，曾国藩读苏轼的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曾国藩看后，又在后面添了自己的两句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从名利中超脱出来，但是一直难以做到。曾国藩自知自己无法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因此只能对自己多加批判，以减轻自己的功利之心。他在日记中写道：“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