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身居高位的人都非常好面子，绝不容许别人欺骗自己。而身居高位的曾国藩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容人之量，在受人之欺后，仍能一笑置之，这是一般人所不能的。这正是曾国藩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他招揽众多人才的方法。
当年，刘长佑因拔取贡生而入朝参加朝考。当时，曾国藩已经身居要职，身份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分，他索取刘长佑书写的楷书，想事先认识刘长佑的字体，但刘长佑坚持不给。后来，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为征剿太平天国，曾国藩负责分击，刘长佑则负责合围。刘长佑要将以草书撰写文件呈给曾国藩，有人对他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长佑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件，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有容人之量，才能与人建立长久而良好的关系，才能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网，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曾国藩的容人之量，使他在官场上朋友多于敌人，因此在官场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成就自己辉煌的一生。
4．用真诚打动人
曾国藩说：“其有以谠言急论陈于前者，既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情也。”与人相交，最重要的就是诚以待人。诚心是最可贵的，是最能打动人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有诚心，就一定能够结交到真正的朋友。
曾国藩非常善于借助朋友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诚以待人，用真诚来打动对方的心，让他人愿意为自己做事。那些虚与委蛇的人，不可能赢得别人的信任，自然也就不可能结交到真正的朋友，更不可能得到旁人真心的帮助。
曾国藩在《答欧阳勋》中的话，充分地体现了他与人相处的原则——以诚待人。曾国藩在信中写道：“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我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如果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我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地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然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唯言的默契。离别之后，我唯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地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曾国藩网罗了各种人才，对于他们，曾国藩向来都不是靠着恩威并施来管束他们，而是靠着以诚待人的为人处世原则来笼络他们的心。
曾国藩非常注意以诚相待，并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早上必与幕僚同桌进餐，该交办的事也同时交代下去。李鸿章初来时，因不习惯早起，有一次想托病请假。曾国藩坚持幕僚们到齐后才进餐。李鸿章见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急忙穿衣进屋。曾国藩毫无表情，见人到齐，把手一摆，招呼大家开始进餐。饭后，曾国藩严肃地对李鸿章说：“既然来到我的幕府，我有言相告，这里讲求的就是一个‘诚’字而已。”此事对李鸿章教训极深，从此不再贪睡。曾国藩对李鸿章悉心“历练”，一再提携，使李鸿章终生难忘。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突然率兵进逼祁门。祁门是曾国藩的大营，当时名为屯兵重镇，实则是个空城。曾国藩的手下有人极为惊恐，甚至把行李搬到船上，准备随时逃走。曾国藩得知后，没有丝毫恼怒，反而是传出一令：“现在敌人势大，有想暂时离开大营者，可以支给三个月的薪水；事后如果还想来营供事，我将一如既往地接纳。”他自己则立下遗书，决心以死相守。幕僚属员接到这个命令后，深为感动，觉得不应辜负曾国藩的宽厚仁慈，于是全都留下来，抱定了死战的决心，军心就稳定下来。
在一次宴会上，曾国藩笑听僚属们评论诸帅特点。有人说“左帅（左宗棠）严，人不敢欺”；也有人说“李帅（李鸿章）明，人不能欺”。“那么我呢？诸位是否可给个鉴定？”曾国藩突然问道。问题来得突然，又是当面议帅，众僚属面面相觑。正在尴尬之际，一位小官应声而答：“曾公仁，人不忍欺。”
这就是曾国藩的与众不同之处。曾国藩既没有左宗棠的威严、也没有李鸿章的精明，却用一颗诚心换来了幕僚们的不相欺，换来了他们的鼎力相助，也换来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5．诤友是朋友中最宝贵的
在众多类朋友之中，诤友是最难能可贵的。诤友能够促使人们不断地进步。曾国藩身居高位，如果没有诤友不断地提醒他，也难免会得意忘形。曾国藩虚怀若谷，总是虚心地聆听朋友的建议，因此避免了很多的错误。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邵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属实、句句率真、直截了当，锋芒直指曾国藩的痛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诤友不会整天给自己的朋友戴高帽子，而是会不断地指出自己的朋友的错误，这对于自己的朋友的进步具有很大作用。在人生的路途中，如果没有诤友，人们就会多做很多错事，会多摔很多跟头。面对朋友的指责，曾国藩没有大发雷霆，而是虚心地接受。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其他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有时，朋友的建议也并不都是对的。面对朋友的错误意见，应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来对待，不能因为朋友提出错误的建议而将他划出朋友之列。在曾国藩的众多朋友之中，李鸿章算是一个真正的诤友。面对李鸿章的指责，曾国藩有时也会生气，但绝没有因此而疏远李鸿章。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军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3000人，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10日，太平军将领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兵败后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后来，李元度回到祁门大营，不但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还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湖南。曾国藩对之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后来，李鸿章果然负气离开祁门，几经辗转波折，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曾国藩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效率差，这两个字人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这种对待朋友的态度，吸引了更多的人成为他的朋友。这些人在曾国藩的成功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曾国藩的朋友之中，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那就是吴竹如。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自己平生的经历，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话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这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重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放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我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呢？这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曾国藩地位显赫，他的“朋友”实在不少，每天给他歌功颂德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他始终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被阿谀奉承之声熏得飘飘然，其重要的原因这一就是他的身边有很多诤友，他们在曾国藩飘飘然的时候会给他当头一棒，使他清醒过来。
诤友可遇而不可求，有了诤友，一定不能因为意气之争而抛弃，否则将会遗憾终身。
6．广泛建立人脉资源
人脉关系在个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人想要成就大事业，就必须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曾国藩说：“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一个人生活在社会当中，通常不可能独自一人完成事业，在建立自己事业的过程中必定要面临广泛的人际关系，而且事业越大，面临的人际关系就越复杂。广泛的人脉关系就是一种深厚的社会资源，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促进人们事业的发展与稳定。
曾国藩从一个极其普通的翰林院庶吉士开始做起，一直做到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曾国藩在官场打拼几十年，所任职位很多，他所建立的关系网之广泛也就可想而知。正是由于妥善地运用这些关系网，曾国藩赢得了最大的利益。曾国藩的关系网非常有层次，对于各种任务他都心中有数，什么时候能够用到什么人，他都一清二楚。这种庞大而井井有条的关系网，为他捕获了不少“大鱼”。
曾国藩非常善于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同时也非常善于打理自己的关系网。道光二十一年，在春节拜年中，就可以看出曾国藩关系网的脉络。
那是曾国藩第一次在京城过春节。大年初一，曾国藩早早地起来了。作为翰林院的一员，曾国藩要参加朝廷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大典完毕后，曾国藩向自己的父亲拜完年之后，就开始四处奔走，马不停蹄地奔走于整个京城。
他先要拜的就是老师，这也就是他关系网中的第一层。这些人个个才高八斗，而且都是朝中要员，从他们的身上曾国藩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关键时刻最能使上劲的也是他们。他们大多都住在内城，所以曾国藩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就去向他们拜年。
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同乡。在政治生涯中，这个关系网是非常重要的，它就像是一个帮派组织，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拜年的对象不仅有湖南的同乡，还有湖北的同僚，这样就扩大了他的人脉网络。
他的关系网的第三个层面是同年。所谓同年，就是同一年中举的人，这里面包括乡试同年及会试同年两部分人。这部分人都是和曾国藩一起走向仕途的人，他们的前途如何，实不可知，但是，一旦他们有所成就，就会成为自己重要的助力，所以曾国藩没有将他们落下。
对待不同的人，曾国藩有不同的方式，就会因人而异。对待“师长”辈的，在与他们的交往过程中，曾国藩始终遵循一个“敬”字。这些人手中都有很大的权力，他们的一句话有时候就能决定曾国藩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所以，他对待他们必须“敬”。比如他对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当吴文镕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就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隽藻喜爱字画，就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隽藻写了书法作品，恭恭敬敬地送上，让祁隽藻高兴不已。
对待同乡，曾国藩始终谨慎礼遇，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是很有道理的。在封建社会，皇帝最忌讳的就是大臣们拉帮结派。虽然在朝臣之中同乡之间的帮派已经是屡见不鲜，但是要防患于未然，不能被朝廷抓住把柄。曾国藩虽然不能和同乡们太过亲近，但是该做的还是要做到，每次主持湖广会馆事务的时候，他总是想得很全面、做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曾国藩主张一个“亲”字。曾国藩认为，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对于一个要立功建业的人，建立广泛的人脉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想要成就大事业，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网，丰富的人脉资源会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