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算出，朱元璋的四十二个子女中，每一对子女的待遇，大约相当于十个最重要的开国元勋，相当于五六十个宰相；每十对子女，便相当于全国差不多全部县官收入的总和。
如此分配与收入的不公，在公开提倡不公的我国古代，可能也算得上是离谱了。后来，有人在谈到明代及其以后，贪官污吏的成长呈现特别繁盛的景象时，曾经将原因归结为官员们的薪酬太低。应该说，这既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但却可以看成是重要原因。想想看，当官员们不管如何荼毒下属和百姓，只要搞定上司，就可以荣华富贵时，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更多的理由，不使官员们变成上司面前的巴儿狗和下属与百姓们面前真正的恶狗。在此种情形之下，想让全国官员都像海瑞一样生活与做官，不啻于痴人说梦。不过，说起来，这可能确实是朱元璋的一个理想，也可能是明代社会显得特别七扭八歪的主要原因。
朱亮祖勇猛善战，是帝国第一批封赏的开国功臣，是为永嘉侯，享有侯爵的全部待遇。洪武十二年，即公元1379年，被朱元璋派遣去镇守广东。
此人除了能打仗之外，其他方面基本可以归于恶棍之列。他到广东之后，很快与当地的土豪恶霸们搅到一起，成了这帮家伙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靠山。结果，与当地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县官道同发生冲突。
道同是蒙古族，属于真正的好官。我国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好官，他们一般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生性刚直宁折不弯，其二是真的从心里相信仁义道德，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道同就是这样一个人。据说，直到六百年后的今天，广东番禺一带民间，还有供奉道同牌位的说法，这可能是重要原因。大约也是为此，朱亮祖心里很是厌烦。
一次，道同将一帮欺行霸市、敲诈勒索的流氓当场抓住，然后，拴成一串在繁华商业区示众。朱亮祖出面请道同喝酒，为这帮坏蛋讲情。不管是论爵位，还是论级别，这位侯爷都比道同高出不止十级八级，算是给足了道同面子。谁知，道同很诚恳地希望朱亮祖不要为这帮子人渣坏了自己的名声和体面，没有买账。
第二天，朱亮祖亲自出马，当场打碎枷锁，释放了那一干人犯。后来又找机会，以礼仪不周的名义，把道同当众痛打了一顿。
当地一个罗姓富豪，看出这是一个投资的好机会，便将自己美貌的妹妹送给朱亮祖做妾，外加不算菲薄的嫁妆。此后，成为侯爷小舅子的罗姓富豪便越发富豪起来。致使道同不断收到百姓求他为民作主的状子。其中大体包括诸如占人田宅、霸人妻女、强买强卖等等。道同忍无可忍，把侯爵的小舅子抓进了监狱。朱亮祖闻讯，立即派兵包围了县政府，并将该人犯——罗氏舅爷抢出。
就此，道同被挤在天职、天良与天敌之间，再无回旋余地。此后发生的一切，便是标准的中国式悲喜剧了——
道同给皇帝写了一封信，控告朱亮祖。而朱亮祖则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快马加鞭地将自己对道同的控告信，抢在道同之前，送到了皇帝手中。朱元璋看到朱亮祖的报告后，立即派人前去斩杀道同。几天后，道同的报告到了，朱元璋马上意识到其中有诈，命人飞骑追赶前面派出的使者并调道同入京。结果，朱亮祖早已安排专人，买通前一位使者，日夜兼程地赶到广东，在追赶的使者到来之前，杀死了道同。
随后，朱元璋下令锁拿朱亮祖父子进京。
公元1380年，即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之所以特别点出这个并不重要的日子，是因为此时帝国历史上著名的“胡惟庸奸党案”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前一年刚刚被派往广东的朱亮祖父子被押进午门。据说，此二人跪地膝行，就是用膝盖跪在地上走路，来到朱元璋面前后，“以头撞地”，口称罪该万死。朱元璋挥起鞭子就打，武士们也看出朱元璋要的是催命棍，于是，更加不遗余力。最后，据说朱元璋是亲眼看着这一对父子气绝身亡后，方才气咻咻地悻悻而去。
不知朱元璋的性情中，是否具有某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其人一生行事，对于违犯法纪者基本是毫不容情。譬如，还是在战争年代，他手下大将胡大海手握重兵在外，他的直系亲属犯禁酒令被朱元璋抓住。当时，有人劝朱元璋手下留情，免得激出不可测之祸。朱元璋的反应是，宁愿胡大海叛逆，也决不能放纵，下令立即处死。开国后，有一个家伙“尚”公主——就是娶了朱元璋很喜爱的一个女儿。当时，凡是娶皇家公主的，都叫“尚”公主。大约是有所倚仗的缘故，这位得意忘形的驸马爷犯了走私枉法罪，朱元璋知道后，将跪在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儿痛斥一顿，然后，算是给他们夫妇留了体面，勒令该驸马必须自杀，并将同案人犯全部杀死，全不管女儿守寡与否。朱亮祖的例子则是一个典型，表明在这场政治战中，有一批人，确实是撞到他枪口之下的为非作歹者。
而绝大多数牺牲者，则可以肯定并非如此。
在鞭死朱亮祖时，“胡惟庸奸党案”的序幕已经拉开将近一年，此时，正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时刻。
应该说，胡惟庸其人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同情的人，但也很难归入大奸大恶之类。他很有才气，写得一手好文章，做事情干练机敏，不论多么棘手，皇帝交办的事情，都能办得干净利索，相当到位。因此，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颇受朱元璋信任和倚重，甚至相当长时间里一人独揽大权。即一个人当宰相，时称“独相”。
但史料中有一个情节，相当意味深长，朱元璋曾经就胡惟庸能否做宰相一事，征求过刘伯温的意见。显然，刘伯温不看好此人。他将胡惟庸形容成是一个喜欢撒欢尥蹶子的生牛犊子，认为让他驾辕，会把车弄翻。我们知道，刘伯温料事如神，是一位不亚于诸葛亮的神奇人物，朱元璋对他的意见一般都很看重。但是，这一次，刘伯温错了。
此后，朱元璋就当没有听过刘伯温劝告似的，接二连三地提拔胡惟庸，直到让他做了宰相。同时，纵容胡惟庸并自己亲自动手，三番五次地折磨刘伯温，使他完全陷入一种生不如死、如履薄冰的境地，很快便染病在身。
在非正式史料的描述中，谈到了一个故事。
在刘伯温战战兢兢地留在京师，不敢返回家乡去的日子里，朱元璋曾经赏赐给了刘伯温一个很美貌的侍姬。刘伯温知道这是来监视自己的，因此，特别小心翼翼。
当时，为了一个基本算不上过失，但皇帝认为是过失的事情，朱元璋下旨，令刘伯温将一篇无用的文书必须每天抄写一遍，以示惩罚。这实在无聊。时间一久，皇帝也不再提起此事，而且待刘伯温亲切如初了。六十五岁的老翁刘伯温也就不再抄写。而在此期间，那位美丽的女孩子，却真心爱慕上了这位老先生的人品才学，使老人凄怆苍凉的心境得到不小的慰藉。
谁知，很久以后，朱元璋突然下令，要检查太久之前给刘伯温留的家庭作业。刘伯温一下子懵了，他哪里可能拿得出来？这虽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但安上一个抗旨的大罪名却恰好合适。刘伯温惶恐无地，由此知道，皇帝这是想要自己死。
不料，那位聪颖的女子却比刘伯温更了解皇帝。她每天都在悄悄替刘伯温抄写，遂使刘伯温得以交卷。朱元璋相当失望，却在随手一翻之际，看出后面的字迹有异，询问之下，得知实情。皇帝没有表示什么，放过了刘伯温。
据记载，刘伯温晚年丧妻，对那位女子充满爱怜与感激。他离开皇宫，急急忙忙想赶回家向她报喜，没有注意一队轻骑兵风驰电掣般驶过身边。刘伯温到家时，便看到她倒在血泊中，已经气绝。
这段故事，深入人之情感最底层，催人泪下，可能出自时人或后人的附会或想象。不过，哪怕纯粹是传说或虚构，却可以相当传神地表达出人们对朱元璋的一个认识：此人做事情时，是可以埋下很深、很持久伏笔的。
随后，正式的史料便记载说，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暗示下，带着医生去给刘伯温看病。于是，刘伯温的肚子里很快长了个痞块。最后，在一种典型的慢性中毒症状中，辗转反侧，相当痛苦地死去了。
胡惟庸案发后，刘伯温被毒死一事，成为追究胡惟庸的一个由头。朱元璋在后来的各种谈话中也一再申明，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毒药之下。事实上，假如没有朱元璋的一再迫害，胡惟庸即便嫉恨刘伯温的品性、才干与威信，但他是否敢于并能够毒死刘伯温，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相映之下，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徐达背部生痈疽之后，据说，朱元璋曾经询问御医，此病最忌讳什么？御医答曰：“蒸鹅等发物。”不久，病情已经好转的徐达，收到了皇帝赏赐的蒸鹅。徐达当着颁赏来使的面，流着泪吃掉蒸鹅，几天后死去。
刘伯温的第二个错误是：帝国的车没有翻在胡惟庸手里，胡惟庸的车倒是翻在了朱元璋的手中，而且是同帝国根深蒂固的宰相制度一起翻掉。
这种情形，相当耐人寻味。
细细翻检当时的各种史料，除了演义的那些，导致胡惟庸翻车的理由，无非诸如大权独揽，拆阅臣民密封奏章，扣压不利于自己的报告，收受贿赂，排斥异己，拉帮结派，等等。大体上是一些可大可小的罪名，有些还是欲加之罪。仔细推敲起来，找不到需要大动干戈，以至于必须牵连进两万多人一起杀掉的理由。
胡惟庸手下的人曾经犯走私罪，并在闯关时殴打官吏。我们知道，朱元璋曾经为同类事情，不顾跪在面前苦苦哀求的女儿，终至杀死自己的驸马女婿。此时，他只杀掉犯事者本人，接受了胡惟庸自己不知情的解释。
胡惟庸的儿子是个恶少，属于在首都大街上可以横着走路的那种人。一天喝醉酒后，宰相公子真的在大街上横着走路，结果被一辆马车撞了。胡惟庸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人将驾车者杀死。朱元璋知道后，立即下令将胡惟庸的儿子逮捕，命其偿命。胡惟庸要求赔偿金钱赎出儿子性命，朱元璋不允。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他是完全可能连儿子带老子一起干掉的，但他未将胡惟庸怎么样。
朱元璋对于胡惟庸和李善长之间的交往，大约是一清二楚。据说，那件被朱元璋砸掉的雕龙金床，最开始是由一位名叫李彬的人交给胡惟庸，胡惟庸搬给李善长，又由李善长献给朱元璋的。胡惟庸与李善长关系相当密切，这可能是李善长在朱元璋面前提携举荐胡惟庸的原因之一。洪武元年，朱元璋来到开封，一方面视察北伐战况，一方面考察开封山川形势。这期间发生了李彬的贪渎舞弊案。这个案件在官修正史上记载得含混简约，实际上，可能是一件极其重要而典型的官场舞弊案。
李彬是中书省都事，属于帝国中级官员。其职责勉强可以类比为总理府副秘书长的样子。他是李善长的心腹。
有一种说法认为——
李善长搬进新宰相府以后，李彬则将老宰相府改造成了一个极其豪华的销魂销金窟，从张士诚及其文臣武将那里俘来的娇姬美眷，许多被填塞其中。张士信有一套著名的纯银雕制的床榻、桌椅、橱柜、屏风、隔扇等，也摆在此处。而且，这里的餐食酒菜，全是由帝国最好的厨师打理制作，被认为远胜皇宫御制。
如果将此只是当成声色娱乐场所，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般的有钱人根本迈不进此处大门。只有有钱、还有帝国官位品级、还有推荐人者，方能入内。那些在此消费过的人，可以自然获得推荐人资格。原因在于此处消费的特殊性质。
开国之初的大明帝国，对于嫖娼的帝国官员惩处极严，可能丢官，甚至丢掉脑袋。但在此处，口腹色相之欲，是必须享用的开胃小吃。然后，才能进入正式消费——就来者想要得到的帝国官职，洽谈价格，预交定金。
据说，中书省都事李彬最高可以答应为消费者运作的官职是宰相助理和六部尚书这个级别，即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比中央部委长官还要高级的官职。由此，可以知道为什么消费过的人可自然成为推荐人。因为，假如事情败露，李彬有宰相撑着，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自己的脑袋先掉，则大致是可以肯定的。据说此地每晚的成交额，大约在十五万到二十五万两白银。根据肯定不精确的折算，可能不应该低于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由此，在当时的京城，广泛流传着大宰相府和小宰相府之说。
侦破此事的，就是那位被朱元璋称之为皇家恶狗之一的杨宪。当时，朱元璋远在开封。临行前，委托李善长与刘伯温共同负责京师事宜。李善长负责日常事务，刘伯温负责监察百官。于是，杨宪将此报告给了刘伯温，刘伯温决定搜查小宰相府。
当时，被抓住的李彬坚称此事全部是自己一人所为。官修正史上记载了李善长为此人所作的斡旋，虽然相当简略，也没有谈到其他人的作为，却也足以透露出李善长与此人的亲密关系。当时，甚至在朱元璋亲自从开封发来处死李彬的命令时，李善长还试图以天象的理由挽救李彬的性命。在刘伯温的坚持下，事情以李彬被杀掉告终。后来，杨宪死在李善长手里，而刘伯温则死在胡惟庸手中。除了朱元璋的因素之外，相当多的人们认为，李彬贪渎事件是双方交恶的导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