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同时也明白，与别人竞争首先要有肚量，然后是立志气。一些最初创业的老一辈适应不了这个行业的激烈竞争了，那就得实行权力转移，所以联想把一个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推上了领导岗位。目前联想中层干部中年轻人已占到80％，集团管理层平均年龄为34岁。在谈到自己时，柳传志说：“我现在还在总裁的位置上，是因为我和联想彼此需要，哪一天只是我需要联想而联想不需要我了，我就要退去。也许5年后我还会坐在主席台上，但作报告的肯定不是我了。”
杨元庆、郭为的充沛精力让柳传志自比不如。同时，“他们，特别是杨元庆的操作能力很强，敢于踏实5步，拔腿就跑。”而依照柳传志一贯沉稳不造梦的个性，往往需要踏实20步才会起跑。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颇有自知之明的柳传志知道了年轻人迅速进入角色的出色，因此谢幕之日的到来对柳传志而言，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退居二线的柳传志对杨、郭两位继任者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这些年来，让柳传志最高兴的事情，恐怕莫过于公司年轻人的成长。“像一块糖似的，慢慢的感受甜味让人兴奋”。
在柳传志看来，杨、郭二人的表现也和预计中的差不多。“他们除了在事业上都表现了一定的成熟度之外，还都显示了非常强烈的事业心。除此以外，这二人对企业、对企业的员工、对企业的股东，对社会都体现了负责的精神和诚信的态度；在逆境的时候，他们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去行驶，没有因为遭遇逆境以后就不敢动，同时他们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预定的战略，从而表现出了战略的执行、制定和推进能力。”
将退居二线视为自然规律的柳传志早在7、8年前就开始在业务上培养新人，期待最后的角色转换能够水到渠成。两年来的事实和杨郭二人的业绩证明，柳传志的长线运作的确比较英明。
关于让位，柳传志认为是一种自我超越，柳传志这样总结：“在新老交替问题上，心态和境界是自我超越的关键，但保证这种自我超越的基础是联想产权机制的改革，大股东中科院使联想的创业者与骨干员工拥有了35％的股权，这本身就是自我超越。年轻一代接过这杆大旗也是自我超越，最初办企业是为了温饱，后来是为了体现人生价值，今天联想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排头兵，面临着把小舰艇变成航空母舰的任务。为了建造中国自己的航母，为了民族工业的腾飞，我将与你们年轻人一起自我升华、自我超越。”
退下来的柳传志担任联想董事局主席，已经不再是联想紧急事件的处理者。“以前工作时间没有规定，整天围着工作转，几乎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而现在则有了上下班的时间”。虽然柳传志一再表示，现在会帮着杨元庆处理一些意义重大却并不紧急的事，“这样可以减轻精神压力”，“如果‘导演’遇到什么困难，作‘制片’的就要帮着解决，但不具体掺和事儿。”而在距离联想起家地方不到500米的联想控股大楼里，淡出“导演”位置的柳传志依然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贡献于此。
“我在联想集团是退休了，但在联想控股并没有退休。”今年57岁的柳传志谈起他的“新事业”，分贝提高了不少，创业热情丝毫不减当年。
“从2001年4月开始，我们陆续投资了10个企业，用了2000多万美元，到年底将会完成3000万美元的投资，未来再形成7000万美元的盘子，一边投，一边总结经验，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钱喔！”难掩得意之情的柳传志，一心想把联想过去经营成功的经验借着风险投资传承下去。
他还语带玄机地透露，联想控股旗下除了成立“联想投资”外，还会设立“融科置地”，斥资大约30亿人民币向房地产进军，善加利用联想过去大规模建厂累积的人才和经验。
这位完成世纪接班布局的联想最高统帅，不但退而不休，还更上一层楼挑战自己，企图从IT企业的形象转而提升为投资管理的形象，跃跃欲试由企业家转变为“资本家”的新角色。
第四章绝不少挺进的斗志——刘永好连续起跳的策略刘永好说：“金钱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有人说他肮脏，有人说猥琐，有人说它美妙，有人奉之如神明，但无论怎样看待金钱，它都只是“金钱”，如此而已。”
做生意要敢于挺进，挺进的力度越大，赢得的利润就越多。刘永好善于利用多次起跳的战术，把自己的希望延续下去，创造了自己的财富神话。
刘永好，生于1951年，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希望集团总裁。
八十年代初，刘永好辞去其在政府部门的公职，与几位兄长一道从事农业产业化的开拓，从种植业、养殖业起步，不断发展，建立了中国目前最大的饲料业集团——希望集团。随着事业的扩张，1995年刘家四兄弟“分家”。刘永好建立新希望集团。新希望集团的目标是发展成为一个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主线，集饲料工业化生产、房地产业、金融与投资、国际贸易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与不事宣扬的三个哥哥相比，近年来刘永好风头甚健。自称“做企业就该紧跟社会潮流”的他，在金融、房地产、化工等多个领域叱咤风云。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去年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同时，刘永好兄弟经过不断努力，现已是中国民生银行的第一大股东。由其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民生保险也呼之欲出。
以刘永好为总裁的希望集团，曾被评为中国五百家最大规模私营企业第一名，位居中国饲料工业百强第一。
刘永好倡导发起旨在扶贫的“光彩事业”，其在“老、少、边、穷”地区投资近2．4亿元，兴建14家扶贫工厂，为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出了贡献。
1999年，刘永好等43位民营企业家在北京联名发出《信誉宣言》，为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环境作出了贡献。
刘永好是2000年度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的获得者。此外还获得“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中国十佳优秀民营企业家”、“全国十大扶贫状元”、“中国企业管理杰出贡献奖”获得者等称号。
从零开始起步
刘永好曾是四川省机械厅干部学校讲师。1982年，他与几位兄长相继辞去公职，卖掉自己的自行车、手表等一切值钱的东西，凑足1000元人民币，到川西新津县农村创业。
刘永好兄弟所选择的创业项目是办起良种场。然而没想到的是，刘氏兄弟的第一笔生意差点就让良种场夭折。
当时，资阳县一个专业户向他们预订了10万只良种鸡。种种原因，对方后来只要了2万只，剩下的8万只鸡怎么办？打听到成都有市场后，他们连夜动手编竹筐，此后四兄弟每日凌晨4点就开始动身，先蹬3个小时自行车，赶到20公里以外的集市，再用土喇叭扯起嗓子叫卖。
这样，十几天下来，四兄弟个个掉了十几斤肉，但所幸的是8万只鸡苗总算全脱手了，并且还收获了30万元现金，为刘氏兄弟掘到了“第一桶金”。
随后，兄弟四人又将创业的目标选择在饲养鹌鹑上。赚了个“鹌鹑大王”美名。
80年代初期的中国，“穷社会主义”的理论刚刚受到挑战，但国营企业不敢理直气壮地赚钱，只要完成政治任务，做亏本生意也不怕，反正亏了工资照发，还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可是，农村专业户就没有这种“优越性”，亏了本没“财政补贴”。他们命中注定要当经济核算大师，天生的“算账派”！
陈育新就是这样的算盘精。他拨动算盘珠合计着：“一个鸡蛋卖一角多钱，而只有它五分之一大的鹌鹑种蛋，一个就值二角。而小鹌鹑孵出蛋壳，四十天就能下蛋。一对鹌鹑一年可以抱五窝小仔，值一百多元。这真是‘短平快’的生财之道！”
于是，陈育新便马上组织了一个科研小组，培育出产蛋率高达百分之八十的良种，还配制出系列饲料。
一九八六年刘氏兄弟养鹌鹑十五万只，于是，这小小山村也家家养起了鹌鹑，一传十、十传百，养鹌鹑赚钱的信息不胫而走，蔓延到整个新津县将近三分之一的农民成了养殖专业户，全县高峰时期养了上千万只，饲养量比号称世界养鹌大国的德、法、日还要大！
那阵子，外地人一进入新津县城，就会听到“叽叽呱呱”的鹌鹑王国大合唱。
刘氏兄弟的算盘确实打精了，他们抓住公家企业对赚钱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时机，不肯放过。他们开足马力育种、孵雏、卖饲料，全力供应所有对鹌鹑感兴趣的地方。
自己的鹌鹑养多了，大量的鹌鹑产出，只是孵雏用蛋还是少量的。于是他们又动了脑筋，制造罐头，一瓶罐头三元多，可以运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这个想法一旦形成，他们马上就办厂。
刘氏兄弟此时可以说是适应了市场的需要。买卖越做越顺，他们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他们不仅净赚了一千多万利润，被誉为“鹌鹑大王”，还获得国家星火科技成果二等奖。
不畏强手，敢于迎头而上
如果说，从育雏鸡到养鹌鹑是刘永好兄弟经营空间的扩展，那么，从养殖到开发饲料生产，则是他们从家庭作坊式经营向现代化规模经营的跨越。
有一次，刘永好进城办事，无意中发现，在一个公司的门市部门前，排着长长的队。刘永好出于好奇，上前问道：“老乡，卖什么的？”
“卖猪饲料的。”
刘永好闻听一愣，心想：猪饲料这么受欢迎，看起来，比我的鹌鹑饲料销售的量要多得多。他又忽然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对动物人参鹌鹑蛋的需求，远不如对猪肉的钟爱。哪家饭桌上离得开这“六畜”中的“豕”呢？川猪遍天下，中国的二百三十个城市中，至少有二百个是四川的“酒肉朋友”。养猪，对农业而言是副业，但在四川八千万农民家庭里，则是当之无愧的主业。
农民喂猪用青草、大麦和红苕，糖分绰绰有余而蛋白严重不足，别的营养成分更不用说了。所以，农民把仔猪育肥，一般要一年。
看来，养猪业要向现代化飞跃，必须以发展饲料为突破口。有眼力的泰国正大集团，看到中国饲料市场的巨大潜力，抢先把饲料工厂办到中国来。成都正大公司的产品问世，农民一看标价五角钱一斤，吓了一大跳。
刘永好见一位农民很直率，就与他聊起来了。刘永好问：“大叔，这饲料怎卖？”
农夫说：“五角钱一斤。”
刘永好问：“你不觉得贵吗？”
农夫说：“刚开始时，可不吓了一跳？天哪！猪吃的比人吃的大米还贵。后来，听人家说合算，我便买了十斤，结果一试，你说怎么样，一斤全饲料比三斤大麦还管用。这不是，从此我家的猪就开始吃全饲料，也真实惠，小猪长得像气吹似的。”
刘永好听了老农的话，心想：中国的农民朴实，他们注重实际，一旦认准一个道，他们一传十，十传百，会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具有特殊魅力的洋饲料，终究征服了这些农民，于是洋老板顺顺当当地就从中国农民的手里赚到了几个亿。
刘永好看出了饲料市场确实无限广阔。刘永好兄弟当机立断，用“希望饲料公司”取代了育新良种场，专业户成了私营企业。
刘永好兄弟于1989年初，投资了300多万，购买国产先进棵料机，并且自行设计，自行配套安装，不仅节约70％的资金，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就建成了一座年生产能力达10万吨，从技术到设备完全国产化的饲料厂。
刘永好兄弟下定决心与洋饲料展开激烈的战争。
洋饲料中最大的王牌就是来自泰国的正大饲料，这是打遍世界少有对手的跨国集团。而且说起来，刘家兄弟与正大饲料早在两年前就有过一次交手。
那时1987年的时候，刘家兄弟养鹌鹑正在兴旺的时候，而且整个新津及成都附近的一些地区，在他们的带动下，掀起了二次养鹌鹑的高潮，需要大量的饲料。
正大乘此时机，投资了250万美元在成都建起了一家分公司，将大量的洋饲料打人市场，并采取让利销售等措施，在养鹌鹑专业户中赢得了一块市场。
在此之前，刘永好兄弟们的“希望牌”鹌鹑饲料的销量已在新津县占了70％还多，在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正大开始降价，由原来的每公斤0．225元降到了0．205元，而“希望牌”鹌鹑饲料也由0．21元降为0．19元。那场交战，只不过是一场小小的遭遇战罢了，而大量的饲料生产，大规模的猪饲料之战，将完全是一场真正的大战役。
刘永好经过深思熟虑，仔细分析了自己与“正大”的实力差距，也看到自己的优势所在。他将以成本低、负担小的优势去赢得这场战役。“以质量克制质量，以价格克制价格，以市场克制市场”的竞争策略便应运而生。
1984年4月，希望自行开发生产的“希望牌”1号乳猪全价颗粒饲料向市场大量推出。这种质量可与“正大”饲料媲美，而价格每吨却比正大低60元的全新国产饲料，一下子就打破了洋饲料垄断市场的局势。
刘永好精心策划了这次推销“希望号”乳猪饲料的战略技术。他采取了先优惠，见效后再付款的方式，吸收广大养猪户购买他的饲料。同时又派出了小分队深入基层，横向拓宽消费面，建立由上千个经销点组成的销售网络，从而有效地开发了流通领域。“希望”做出这样强有力的促销手段，使得“正大”等洋饲料在市场上一下子变得疲软无力了。
感到威胁的“正大”集团决定凭其庞大的财力将希望“挤垮”，于是决定降价20元。“也降20！”刘永好也采取了行动。“有奖销售。”抽奖！沉不住气的正大集团又出了新招。“希望大抽奖，中奖比例更大”，刘永好步步逼近，寸步不让。
同样做广告，洋饲料在一些显眼的地段树起一块大招牌，写上“正大正大，威力特大”之类的话语，而刘永好从延伸到乡镇村舍的销售网点，收集到不少农户对希望产品的顺口溜，稍作整理，就成了朗朗上口的广告词，如“养猪容易富，希望来帮助”，“添加二两希望精，一天可长一两斤”，还有“吃1斤，长1斤，希望牌乳猪饲料就是精；比一比，算一算，希望饲料最合算”等等，这些广告词完全通俗口语化，农民对“希望”饲料有了感情，愿意买它作为养猪饲料。再经过了一轮轮的攻坚战后，“希望”在市场上很快站稳了脚，有了越来越大的阵地。与此同时，销售量与日俱增，到1990年元月，饲料的月销售量达到创纪录的4000多吨，大大的超过了成都正大有限公司。
1990年后，情况就出现了变化。因四川粮食丰收，老百姓的粮食多得吃不了，就把它用以喂猪。自家有了喂猪的粮食，也就省下了饲料的钱了。
此时刘永好正好去了澳大利亚考察，在那里得到国内发来的电报，得知情况的严峻，外商因为是跨国集团，此时此地做一点亏本生意，别处可以赚回来，而把地方上的强有力对手压服后，以后还是他们的天下，于是他们把价格每吨一下子下降了100元，其意图很明白，就是要“希望”彻底垮掉。
这可确实是场生死之战了。如此大幅度的降价，实际上销得越多亏得越多。但是不降价，那无疑是自杀，给自己断了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