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组上次查出的那个潲水油案子，处理得怎么样了？”现在是十点钟，李国才回到办公室没一会儿，李少华付队长也走了进来，并径直坐到了李国才桌旁的那把椅子上。他主要是负责内勤的，平时都很少进我们办公室，当然就更少过问外勤的事务了。今天却是一大早就来到我们这里，并非常关切地问起了潲水油的案子。我知道，在那件事的处理现场，李国才曾电话请示过他；现在事情弄得如此不可收拾，若真正追究起来，恐怕他得承担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样一分析，他关注此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件事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你们这里应该快结案了吧？处理结果需不需要上报呢？另外，那个记者那里还要不要回复呢？”他正面对着李国才，这自然也是在问他。
“现在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前段时间我们送上去的那些抽检样品，结果已经出来……”
“结果怎么样啊？”没等李国才说完，他就急着抢问道。
“抽检的结果是：其它各项指标都符合要求，只有杂质含量这一项数据超出了0.01的标准。”
“这说明他卖的那些油还是有问题啊！”他又紧接着李国才的话说。
“光凭这一点，恐怕不能断定人家卖的就是潲水油！若是潲水油的话，就不光是这一项数据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超标了，其它各项指标，尤其是生化与细菌这两项都会严重地超标。”说这话时，我并没有面对他，而是假装在盯着手中的报纸看。
“是啊是啊！”谢池华立即在一旁附和着。他一直不太讨好李少华付队长，有时甚至还跟他唱对台戏。这倒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傲气，而是因为李付队长与叶队长关系不和，谢池华又是叶队长家里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他都不买李付队长的帐。尽管他还只是一个临时工，我们的李付队长拿他也没什么办法。这恐怕也是李付队不太愿意来我们办公室的原因之一吧。
“对于这0.01的超标，你猜当事人是怎么说的？他的解释是：一种情况，可能是生产过程中的过滤不够充分；另一种情况，由于他经营的是散装油，而这些棕榈油从产地到他这个零售点上，中间至少要经历四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不可避免地在灌装与运输过程中，有被各种杂质浸入的可能；因此，这0.01的超标根本就不足为怪，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这一回我放下了手中的报纸，转过身来面对他，他也转过头来认真地听我说。
“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断定他卖的是潲水油，更不能仅凭这一点来处罚他；因为这样的证据显然是不充分的。”李国才接过了我的话。
“那这个事最终该怎么处理呢？总不能就这样把查扣的油都还给他吗？如果真走到那一步，我不知道你们如何向上面交待，又如何回复那个记者！”李付队长又说出了一连串的忧虑。
“不退给人家又能怎么样？现在检验结果都出来了，再拖下去已经没有道理。更何况，扣留物品是有时限规定的，拖得太久，超过的时间太长，小心人家会要求我们赔偿损失！”李国才也说出了他的顾虑。
“对啊。到时候可千万别搞得要让你们自已掏、、掏腰包。”谢池华笑着说，还显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他有口吃症，若在平和而轻松的气氛中，表现得还不算很严重；可若遇到刺激而紧迫的环境，结巴得就比较厉害了。他虽有这毛病，但平时的话却还很多，好在我们已经听惯了他这样说话，因此也就不觉得怎么别扭了。
“你小子不懂，在这里瞎起什么哄啊？要赔偿那也是政府先掏钱，你没听说过还有‘国家赔偿’这一回事吗？”我立即笑着数落他一句。
“政府掏完钱之后，接下来就该是打我们的板子了！”李国才紧接着对我不愿意说出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与此同时，我们的李付队长立即从鼻孔里挤出了“嗤”的一声，脸上也露出了一付不屑的神情——这算是对谢池华和我的一种回敬吧，心里可能也因此而多少找到了一点平衡。
“真这样就把他放掉？那你们不又白忙乎一场了？”林维山也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他之前一直在上网，此刻可能觉出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因此忍不住要过来刺激一下。
“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回复上面分局以及那个记者。只要这两方面都能过得去，那就万事大吉了！”李付队长一边重复着他那个问题，一边将翘在右腿上的左脚放下来，然后又将右脚抬起来架在左腿上。
“对分局的回复，按照实际情况汇报就可以了；让人头痛的还是那个记者，他那里不好对付。”李国才对他说。
“其实，如果我们在现场就按当时我提出来的那样去做，把当事人的那些油都扣回来，或者实施就地封存，就不会有第二天的那篇报道了，也就可以免去了今天的这些烦扰。”我必须把我在现场的那些意见说给李付队长听，因为李国才是绝不可能把我当时说的那些话告诉他的。我要让他知道：他曾标榜的那些所谓的敏感性，远没有他自已吹嘘的那么强。
“你怎么能随便扣人家的东西呢？他可是有合法来源证明的。再说你又依据哪一条扣他呢？”他无疑是意识到了我的那番话是针对他的，所以才有了如此急迫的一通追问。
“怎么叫随便扣人家的东西呢？我们有举报人在场，最关键的是，我们在现场无法确定他所售油的品质，只能是暂扣回来进行鉴定。我们可以按照涉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这一情况来扣，具体的查扣依据就是打假条例或者……”
“假冒伪劣商品？你是怎么判定那是假冒伪劣商品的？”没等我说完，他又抢断了我的话质问起我来。
“我指的是‘假冒伪劣商品’中的‘劣质’商品，而且只是涉嫌；因为在各种执法现场所查出的任何违法行为，就算是证据再充分，也只能以涉嫌违法论处。另外，我们将他的油扣回来进行鉴定后，如果没问题，还是可以退还给他的嘛。”我这既算是一种解释，也算是对他的一种回击。
一直以来，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我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源于我们之间发生的那两件在旁人看来简直就无关痛痒的小事。其中的一件，发生在他刚调来民福后不久的一个中午，那天我吃完中饭回到了宿舍，脱完衣服正准备睡觉时，接到了他从我们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他要我陪他一起去理发。不过听那口气却完全不象在求人，而是在命令一个下属去办理一件公务：“孙道仁，你赶快下来，陪我去理个发！”我知道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却又想找一个不花钱也能理发的地方；因此，就只能求助于象我这样的“老土地”。可我已经脱光衣服躺在了床上；再者，长期的午休习惯已经让人养成了一种生物钟，若有一次被打破，那天下午肯定就将萎靡不振。当然，除了这两个因素，还有一个不便言明的原因——我忍受不了他那种盛气凌人架势。我就对他说已经睡下了，能不能等下午上班时找一个空闲再一起去。没等我说完，他就咣当一声把电话撂了。后来我了解到，那天中午他另找到侯庆兵作陪去理了发。
还有一件也是在他刚调来后不久的事，当时是出于一种想巴结新领导的心理——也有一种想显摆一番的意思——我拿着一个刚办完准备上报的案子来到他办公室，说是让他帮我“审查审查”——其实我知道他是从分局空降下来的，从未在基层办过案，可以说是一个“棒棰”。他拿着案卷翻阅过一遍后对我说：“经过粗略地看了一下，我认为你这个案子倒没有其它问题，只是中间的那个‘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我觉得有个地方不太妥当：你这里既然已经是终结报告，为什么在处罚意见的部分还采用‘建议’这样的字眼呢？我觉得这应该是很肯定地提出处罚的决议，该把‘建议’两字去掉，而且这个文件应该放在案件的最后面。”我就向他解释：这不是整个案件的终结报告，只是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报告，至此，还只是把一个案件的事实经过和证据材料调查清楚及提取完毕，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给它定性并提出处理意见；因此，这里的处罚条款还只能是一种“建议”，最终的决议只有报分局审定后才能形成。他却一口死死地咬住：“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就应该是“案件的终结报告”，并重点强调了“终结报告”这四个字。为此，他与我争得面红耳赤，试图说服我将“建议”两字删除，不得已我打通了分局法制科电话，并请他亲自咨询法制科的人。在确认了我的说法后，他仍然不肯放弃自已的观点。我知道这件事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按常理领导是不应该有错的！经历了这个事，我从此再没有拿案子让他审核。不过打这以后，我们两人的很多意见就总是掐在了一起，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你这样说都是欠考虑的。”听了我的解释，他仍然心有不甘地摇摇头，并笑着对我说。但他脸上的笑容，却无法掩饰住那内心的尴尬——就象一幅用来遮挡缺陷的图画，因为画面太小或者是挂歪了，致使那缺陷非常刺眼地露出了一角。
我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这件事搞成这个样子，都只能怪那个记者。你说这根本就是没有充足证据的事，他偏要捕风捉影地编出一篇报道来！”中间停顿了有那么一会儿；也许是为了打破尴尬，李国才将话题转到了记者身上。
“他与那个店主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或者就是这个店老板在什么地方曾经得罪过他们家什么人？否则，他怎么会与这么个小店过不去呢？”林维山充满好奇地问。他有一张桌子在我们办公室——正好在李国才对面——却不属于我们组的，只能算是游离于巡查组之外的一个自由人，我们都戏称他“不管部长”。他有时也与我们一起出去，但这一次的检查却没有参加。
“你还别说，第三天那个店老板过来时，我还真开玩笑地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一直都是老老实实地作生意，从来没得罪过什么人，也不曾与任何人有过任何过节。”李国才笑着回答他。
“那又是为什么呢？”林维山接着发问。
“谁知道啊！”李国才摇摇头。
“依我看，他至所以要发表那篇报道，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现场没有对他表现出足够的重视；或者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让他觉得这是一种不作为的情况吧。”既然已经扯下了面纱，我也就没必要再顾忌什么了。
“现在的这些报纸还有那些记者都在到处寻找所谓的‘报料’——这也是近几年新发明的一个词。不是还传出来叫‘报料有奖、报猛料有重奖’的说法吗？这不光催生了一些报假料的行为，还让一些人以此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那些记者，在各种关系与利益的驱使下，有时也会干出一些捕风捉影的事，这都是很难说得清的。”在一阵沉默后，李国才接着说道。
“这不光是传、、传出来的，这些都是白纸黑字作为广告登、、在报纸上的，你们看，这里就有所谓的报料电、、电话。”谢池华立即接过他的话解释起来，并边说边举起手中的晚报，向大家展示着。
“你们说，如果报社发表了不实报道，给当事人造成了名誉或经济上的损害，该不该向他们要求赔偿呢？”林维山看着李国才，边说还边揉揉他那高高凸出的啤酒肚。
“你说的这些，上次这个当事人过来时，我们也曾聊起过，他就说他将会通过法律的途径去告这家报社与那个记者，不但要求他们在报纸上公开澄清事实，而且还会要求他们赔偿损失。”李国才笑着对他说。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篇报道？我可是记得很清楚，那篇报道中提到的只是民田村某百货店，他根本就没有指出具体的地址与店名；因此，刚才你们说到当事人准备起诉报社，依我看，这样的起诉还没开始就注定是要输掉的；因为站在报社的角度，我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是多少栋的某某店，你凭什么要将自已对号入座呢？”
“没错没错，这也是那些记者的精明之处，他们都是很善于保护自已的，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我还刚说完，李付队长就立即接过去表示了肯定。他的敏感性在这时终于发挥了作用。
“上次的那件事确实得做出处理，是到了该了结的时候了。”我觉得他们的话题已扯得太远，还是应该拉回到正题上来。
“既然得有一个处理，我看能不能这样：当事人那份执照的经营范围是杂货零售，而他现在实际是在从事粮油的销售，这显然超出了核准的范围，我们是不是可以按超范围经营对他实施处罚？”在我把话题拉回来之后，气氛稍稍停顿了片刻，李国才又接着提出了自已的看法。
“哈哈哈哈……”他的话音刚落，我就忍不住地大声笑了起来，笑完之后又紧接着说：“这虽有点‘头痛医脚’的味道，但为今之计，倒不失一种解脱的办法，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中；所以，我同意这样处理。”
“若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这样处理了，这对各方面总算是有一个交待。”一阵犹豫过后，李付队长勉强同意了这种做法。说完后他抬起手看了一下表。“哇！都快十一点了！”只见他倏地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