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县里总工会主席，裤带上别着一支叫小撸子的手枪，手枪用红绸子包着，插在枪套里，枪套外面卡着几枚亮晃晃的子弹。
人家是当官的，是头儿，能不服从？确切地说，是屈从。小撸子指望不上，总不能赤手空拳呀！我寻来一把旧柴刀，一支秃钢钎，外带两根木棍还有一截吹火筒，统统放在床上，祈愿这些破玩意儿替我助威壮胆。
我粗略地查看屋里的桶桶柜柜，计有：稻谷，玉米，豆子，荞麦，还有红薯。各种实物到底有多少，也没人拿出账本让我瞧瞧。
久违了，粮食！谁见了肠子肚子不叽咕叽咕地叫？但是，我忍了！我就是饿得直吐口水直翻白眼，也不能动一颗一粒。我的身份，我的人格，管住了我的嘴。
然而我管得了自己，管得了别人吗？管得了老鼠吗？夜晚上床，我一直圆睁着双眼，时不时将手边的十八般武器弄得乒乓乱响。耗子出动不足为奇，我总疑心梁上君子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晚上提心吊胆是睡非睡马马虎虎熬到天明。大白天反倒相安无事，自有铁将军把守大门。
然而烦恼也莫过于那把圆筒形的牛尾锁。牛尾锁是铁质构造，全由老铁匠打铸而成，倘若留到今天，委实有资格进中央博物馆，单是那把铁钥匙掂在手里活脱脱像一把小钉耙。
那年月别说是电池，就是火柴也买不到，每晚开完会已到深更半夜，我拿着一截烧着的柴谓之火柴头不住的摆动划圈勉强照路，然后摸摸索索寻找锁孔总算插进了钥匙，却又因了铁锈，任凭你拍呀打呀也无动于衷。而且，愈拍愈打弄出的响声愈大愈叫人心惊肉跳，这不等于给人通风报信吗？种子库的四周都是民宅呀！一开门入室，一股霉湿气扑面而来不由得毛发倒竖冷汗直冒，黒糊糊阴森森天晓得犄角旮旯藏没藏贼？
生活中偏偏出现偶然巧合。
那天我去取扔在床上的钢笔，不料刚开锁进门，一个大活人直直地站在我面前，几乎与我面贴面胸挨胸，吓得我本能地一声大吼：强盗！随即反手推上门闩。
所谓盗者，印象中无非是贼头贼脑贼眉鼠眼一副狰狞可怖的样儿，可眼前怎么会是一个姑娘！但见她眉清目秀，苗苗条条，管她叫窈窕淑女也恰如其分。然而此时毕竟做了贼。
做贼心虚，瑟瑟发抖。其实我也不寒而栗。我是头一次见到贼，头一次捉贼，我比贼还贼。我自认倒霉透顶碰到这样的尴尬。
说来羞于启齿。正是我唤她为贼的那一瞬间，正是我们同时备受惊恐的那一瞬间，她，一个姑娘人家，竟然迫不及待不顾一切猛地脱下裤子迅速蹲在我面前——尿了一泡尿。
这不被我吓得屁滚尿流么！我羞愧交加。我自己才二十出头啊！我立刻开门，尽快放她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察其言观其色，她并不像饿得无路可走的样子，敢莫是她父母饿以待毙？抑或她爷爷奄奄一息？她花了最大的代价，却将几个到手的红薯以及用来包红薯的绣花围腰全丢下了。
不，她丢下的是一张脸面啊！我一时吓蒙了反应不过来就此帮她一把，但不能毁了她。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不能给梁主席汇报这事，连同那块绣花围腰我一直死死地瞒着，至今仍不知她尊姓芳名，现在好吗？
1999．6
报应
往事悠悠，难以忘怀。上世纪六十年代最最困难的时期，我恰恰是在最最困难的农村度过的。农村没饭吃呀，乃至，漫山遍野连野菜也绝迹。
说不定哪天我也会死掉。我是抽调下乡的工作组，负责一个生产队，说白了就是一个集体食堂。我怎么负责呀？我只能天天带头挨饿，仅此而已。
我们是国家干部，有工资，有定量，每月三十斤大米。然而有也白搭，等于没有。县里规定，下乡工作组不准取粮票，粮票可以到处买糕点买饭，这是多吃多占，搞特殊化，个中的内涵深藏不漏：要死一块儿死！死一个少一分开支！
这当然是我们的揣测，这种揣测也并非平白无故。不准取粮票咋办？统统转关系，叫做粮食关系，将每月的定量口粮从县城粮店转到所下去的公社粮店，开一张纸条，盖上公章，即是。更为刻薄的不仅仅转关系，还下死命令，每月只许可转二十三斤，这二十三斤自己不准去粮店直接买米，要将关系按月交至你负责的食堂。看看！一个生产队食堂少说也有几百人，二十三斤米别说塞不到牙缝，就是去数都不够数，我们真不知前辈子作了什么孽，这辈子下了地狱了。
坐以饿毙也是毙，我们几个工作组未必就甘心死到临头。我们看好一丘田，面积半亩上下，就在寨子中央，反正荒着，闲着，我们几个人自己去挖，去开沟，把土整平，然后种上红花油菜。据说，红花油菜生长快，易成活，不指望吃油，长大当菜吃，也不错，也能填饱肚子。
自己屁股自己擦，这是我们背地里讲的怪话。何也？自己造就成批的水肿病人，自己赶快办病院，收住那些严重患者，当然全部是社员。公社办，大队也办。我们大队的病院就办在我们种红花油菜的田旁边，菜长成苗以后，正好让这些肿得不成样子的病员早一顿晚一顿扯了煮了，我们眼看着扯得差不多乃至一点不剩，急得团团打转却不能说出口。
但是，喉咙痒痒呀，自己种的菜自己没得吃，实在口馋。我们几个一看，田里多少扔下一点点菜苗脚下的烂菜叶，黄菜叶，管他娘儿的，到底也是菜，就都捡了来。好好洗干净，煮了一锅，味道好不好无所谓，起码解了一时之饥。
这事算事吗？不算事。芝麻大的事都不是。然而却让公社刘书记抓了所谓的典型。这刘书记是外地人，又矮又小，讲话老卷着舌子，本是组织部长，是那位浮夸大王县委书记的左右手，被派到公社兼职。在一次全公社干部大会上，大开杀戒——
“公社侯秘书，私自在饭店买了半斤米的饭吃，这在你的历史上，将写上肮脏的一笔！”
侯秘书气得脸色发青。他外婆去世，吊唁回来较晚，公社食堂早已断炊，他不去买饭吃咋办？
“更严重的是石××，公然而然在山里参与杀牛，吃牛肉，现在我宣布，开除回家！”
可怜老实巴交的石××啊，真的卷被子回了家。他黄皮刮瘦，正患肝炎，下乡还背着药罐子。他敢杀牛？牛杀他还差不多。大队干部看他九死一生的样子，牛死了，不过是悄悄邀他吃了一回牛肉而已。身为组织部长，就这么不下文件不办手续，毫无组织原则一手遮天草菅人命。
人群中也不乏硬骨头，我们这位小石同志志高气远，还真是个人物。之后形势好转落实政策派人请他回来，他不来了！他怕你们了！这是后话。
“还有那个文化馆的黄仲略，好大一块红花油菜，竟然被他一个人吃光了！”
夺来的！我是牛肚子？我乃一介书生，大小也是知识分子，道德修养是我们的最高典范，平时绝不讲粗俗话绝不骂人。这回骂了，还骂娘。当然是闷在心里的骂。骂的是乡话。
过不多久，也不明白是哪个好心人，估计看我饿得揪不出几滴血刮不下几两肉，从而大发善心将我调到公社办公室，专抓生产进度：全公社二十几个大队，每天每天出工多少人？犁多少田？挖多少地？等等，成天捧着电话机子摇呀摇，喂喂喂地叫。那是手摇机，再通过公社邮电所的总机转。
一天夜里，我和侯秘书加班，统计数字，一遍遍地老打不准确，老觉得受到什么干扰。干扰来自楼上。公社是一栋两层木楼，刘书记住在办公室上面的二楼，楼上有什么响动，下面清清楚楚。
这一夜只听得叮咚叮咚走个不停，呱啦呱啦叫你叫他，公社卫生院的几个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手忙脚乱，也没抢救活刘书记好不容易盼来的一个男婴，霎时女人呜呜地哭，男人算啦算啦的劝，闹得我和侯秘书终究打不好算盘。
次日拂晓，刘书记叫炊事员钉一个木匣，炊事员找来木板又锯又砍。我忽然想到一篇小说：东家儿子夭折，吩咐长工钉木匣。钉毕，长工不甚满意，说，东家，下次保准给您钉个更漂亮的！我真想让炊事员也来个如法炮制。
1995．5
一夜酣然
人一辈子图的什么？老百姓说得最实在：日图三餐，夜图一宿。这是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天王老子也不能例外。
我们却日无一顿，夜剩半眠。我们是饿也怕，累也怕，怕死怕活更怕半夜三更接电话。白天睡足了觉的那位县委书记吃饱了人参燕窝来了精神，半夜半夜开电话会，县里开到公社，公社开到大队，开完会，天也快亮了，一床被子往稻草堆里一扔，钻进去打个盹，又是一天。
又是一天，又是挨饿的一天，又是开会的一天。我们这些工作组下乡来仿佛就是为了开会来的，各个生产队集体食堂几百口人眼睁睁地等着我们拿什么东西去填饱他们的肚子，有道是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干部看支部，支部看工作组，工作组又不是三头六臂，上哪儿去找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工作组自己早就成了过不得河的泥菩萨。
有一回去公社开会，走到天黑才赶到公社，自不必提是如何的饥肠辘辘有气无力。突然，一个天大的喜讯传了下来：公社那个叫做机械厂的，做了一批代食品饼子，每人可领两个，散会即发。
哇！天公公地婆婆！我们要喊万岁了！所有的工作组欢呼得真的一跳老高，这不等于上天摘星星等于领世界和平大奖啊！
众人热之闹之，我注意到，公社书记吩咐公社会计：送四个饼子到我房间来。公社书记住楼上。接着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也来。
我大吃一惊！
书记是新换任的，大家其实都认识，姓潘，县委会的干部。论年纪比我大得多，人也比我高得多，说话却轻言细语。为什么没叫别人单单叫我？这回我可没吃红花油菜！心里咚咚地跳，琢磨不定。
屋子里生一盆炭火，暖烘烘的，不一会儿公社会计果真送来四个饼，潘书记递给我三个，他自己只拿一个，叫我趁热快吃。
饼子热热的，软软的，真香，名义上叫代食品，估计掺进了粮食，并且掺了糖，很甜，我好像从来也没尝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巴不得一口吞下却又舍不得，一小口一小口细细品味。这时楼下有人叫潘书记，他一边应着一边对我说，慢慢吃吧，吃完了就在这儿睡，说完走出了门。
我久久地呆住了！脑子里嗡地一下子心潮翻滚。这叫受宠若惊呀！不错，千真万确。我凭什么？何以会受到潘书记的如此厚爱？我算什么角色？潘书记床上好干净好整洁，厚厚的被子，方格的床单，虽是三九隆冬还挂着洁白的帐子，简直就是圣地。
而我呢？固然也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但是这会儿跟乞丐叫花子相差无几。下得乡来没日没夜忙忙碌碌，早把洗洗换换抛到九霄云外，何况食堂从来不兴烧热水，什么洗脚换袜全部省掉，脚上的球鞋原本易汗易臭，一双袜子冷冰冰滑溜溜，抽出来恰似腐烂的鱼熏得倒一排人。
平心而论，睡潘书记床上我真的不配，这一夜与潘书记同床共被让我诚惶诚恐，我难受啊！我委屈了人家潘书记，我问心有愧，我对不住人！
然而潘书记全然不察，一点儿也不在乎，还时不时拽着我的腿直往他身边靠，时不时将我脚边的被子捂紧，我只觉得理亏，内疚，一动不动，终于酣然入梦。
如今潘书记已是耄耋老者，依然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每次相见，我总是默默地为他祝福，心灵深处藏着深深的敬意，可他总是呵呵地笑着，似乎什么也不记得了。
1999．8
山高水远
我们从县里抽调下乡的工作组，等于成了公社干部，一切归公社管，这不，公社把我从这个大队调往另一个大队，必须绝对服从。
冒着满天晨雾，挑着一担行李，独自悄然上路。农民搞生产，比方去锄草，编了一句口头禅，叫做一来搭早，二来搭饱，三搭太阳好死草。我当然也趁早，早早地走到集体食堂看了看，纯粹出于下意识，明知食堂空空荡荡啥也没有，甚至连水也没喝一口。尽管肚子里同样空空荡荡半月来未见着一粒米，但早晨的精神应该好一点，至少可以一鼓作气走完今天要走的十七八里并不算远的路程。
行李不轻不重，挑起来肩膀有点儿痛。工作组抽调下乡一年半载半载一年从来没有一定的归期，被子衣物等等恍如临时一个家走到哪搬到哪。可是，却不料，咔哒一响，扁担断了！
唉！怨自己太年轻，二十来岁屁都不懂，走的时候顺手取得一截竹子不过手指粗细聊当扁担，焉能不断？
这一断断绝了，弯弯曲曲的小路旁除了芭茅根本看不到一棵小树，根本找不到可以充当扁担的东西，痴痴呆呆站了半天，咋办？咋办？急出一身冷汗。
还算好，想起了小时候上山砍柴，曾经跟大人学会打短肩，现在正好用上了；将需要搬运的物品分成几批，先拿走一批，放在前面不远处，接着回头再拿一批，往前放在一起，如此周而复始实行短途运输。好在一路上鬼都没有一个，大可不必担心放前面的行李安不安全。
就这样，前行，后退，再前行，再后退，反反复复折折腾腾总算连人带行李好不容易一起挪到了公路上。
看看太阳，老高老高，估算行程，应该过半，终究大大松了一口气。既然上了公路总会有车驶过，我就坐下来等，有车就拦，万一没有汽车，马车牛车板车都行，捎不了人捎行李，也相当理想。
谁知，我是想入非非，这条通往县城的公路乃是匆匆上马草草收兵，只能说是一条毛路，路面未经碾压，至今尚未留下一道车辙，我在这儿守株待兔啊！
时间不等人，已经白白地坐等两三个小时，前面的路还很长啊！唉！早知今日，何必犯傻！傻就傻在想当然，包括身边的这堆行李。下得乡来连饭都没有吃的，居然还带一些书还有画具以及乐器等等这些后来根本无暇顾及的心肝宝贝，多大的累赘！这不自讨苦吃嘛！
不能再有任何幻想，还是自己走吧，走一里少一里，走一程少一程。乱七八糟的行李呢，依然动手搬吧，一点一点蚂蚁搬骨头似的来回搬吧，舍此还能怎样？搬搬搬，走走走，哎哟妈，无端的怎么就大汗涔涔腿脚发软浑浑噩噩像是要栽倒？我赶紧坐在地上。
这一坐如山崩地裂，全身骨头仿佛掉了铆散了架再想站也站不起来了。怪事，今儿个变成什么人啦？软蛋似的一点儿也不中用啦？怎么就一点儿也不像个男子汉？
要命的是时间，日头一点点往西偏去，老天留给我的白昼已经不是很充裕，天黑之前如若赶不到目的地，豺狼虎豹也不会放过我，这年头，人饿野兽更饿。
路漫漫呵，其修远啊，正是由于该死的打短肩，付出几倍的精力，耗去几倍的时间，也拉长了几倍的路途，十足的咎由自取！
还想什么，使劲！挣扎！可是，委实地站不起来了。我恨不得仰天长啸。我叫天天不会应，我唤地地不会灵，公社通知规定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赶到毛坪，夜晚召开社员大会，可有谁知道我受困于半途？
不行！再这样待下去我要成路旁饿殍了，我不甘心屈服于命运，我至少心还在跳，血还在流，我豁出去了！我艰苦卓绝了！我横横地坐在公路上，走不了我移！一尺一寸地移！我把双手当脚使，把屁股撑起来，一屁股一屁股往前移！我移了屁股移行李！移了行李移屁股！我移！我移！一路碎石硌得屁股生痛，痛吧痛吧！一双手硌出了血，出吧出吧！我声嘶力竭地喊我自己：你记住，你不是饭桶！绝对不是！你的肚子里没饭！没饭！！
200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