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陈晓明和肖鹰的当代文学之争
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进行一下回顾与反思，盘点成败，总结得失——这既是人们的一种思维惯势，也是我们事业发展中的必然要求。2009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六十个春秋、步入甲子之年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完成这样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但是，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我们的这种努力收获的既不是成功的经验，也不是失败的教训，而是一片迷茫。当代文学，到底是一堆垃圾，还是一块黄金？它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还是在走下坡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这个时代的文学，我们是应该为它感到骄傲，还是应该感到愤怒？更具戏剧性的是，在这场观点截然对立的争论中，论辩双方的两员主将陈晓明教授和肖鹰教授，又都分别来自于国内最著名的两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难怪这场争论会让学界和媒体如此关注。
面对这场论争，除了希图通过这场思想交
锋厘清关于当代文学的若干重要问题之外，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判断会出现如此之大的殊异？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或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不同的认知主体当然会在价值判断上存在差异，见仁见智当属正常。但是，如果这种差异超越了一个合理的范畴，甚而至于达到完全相反的程度，那么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陈晓明教授和肖鹰教授之间的这场论争，论辩双方在几乎所有论及到的话题上都存在迥然之处，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争议都源于两位学者文学观念之不同。如果说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那么文学观就是人们看取文学的根本出发点。只要简单梳理一下陈肖二人的观点就会发见，对于当代文学，肖鹰教授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情结，而陈晓明教授则具有明显的大众主义取向。同样的文学现场，同样的作家和作品，因为秉持着彼此完全不同的文学观，所以在价值判断时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南辕北辙。具有精英主义情结的人，往往还将文学创作视为少数人的专利，他们手里高举着一把苛刻的尺子，没有达到他们心理高度的作家一律视为“伪作家”，或者根本不是作家。同时，他们对于文学的预期和为文学确立的标准也完全是精英化的，如果现时代的文学没有满足这种预期或达到这种标准，那么在精英主义者看来，文学当然是在走下坡路。与精英主义者相比，持大众主义立场的人要宽容得多，在他们看来，文学本应属于大众，应该允许任何对文学怀有热爱的人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至于达到什么水准无所谓。基于此，大众主义者对现时代的文学并没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和预期，所以对眼前的一切均能泰然处之。作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好比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如果一对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先天地就应该是个天才，那么他们就会在任何方面都用一个天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孩子，稍有不满之处就会痛心疾首地呵斥：“你真是大大地退步了！”而全然不顾孩子许多方面的优越。相反，如果一对父母对孩子期望平平，认为他本应就是一个平常之辈，那么孩子如果在某一方面稍有进步，父母收获的往往是惊喜，甚至怀疑：“我的孩子是不是也是个天才呀？”欣喜和自豪溢于言表。我之所以称陈肖两位教授的论争为一种错位的论争，就是因为他们各自对文学的衡量标准是不一致的，尺子不一样，当然结论就会迥异。
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的多元化格局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多元化格局，当然包括具体而微的多种创作观念的呈现和多种创作思潮的涌动，但是，在更为宏观的层面，精英化的文学和大众化的文学齐头并进则更为明显。精英化的文学，或者称为纯文学，虽然已不再独霸天下，甚至如某些学者所言，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但是，这种所谓“边缘化”，只是一种与此前相比之下的“边缘化”，精英文学仍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拥有相对稳定的创作群体和较为固定的呈现平台。而大众化文学的优势则更多地来源于对创作队伍的强势扩充，庞大的创作群体使大众化文学形成了铺天盖地之势，而网络文学的兴起更是将传统作家与普通网民之间的界限逐步瓦解。同时，市民社会的生成所造就的大众化阅读趣味的宏观取向和市场化手段的强力介入，更是使大众化文学在声势上遮蔽了精英化文学的风头。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如何客观公允而又全面准确地给它一个恰当的评价，这是对我们当代学者和批评家智慧和能力的一个巨大考验。无疑，精英化的文学和大众化的文学对我们今天文学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关涉到整体文学生态的健全与健康。如果将整个文学生态系统比作一片森林，那么，这片森林应该既有高耸的参天古木，又有低矮的灌木丛林，甚至匍匐于地面的小草，只有这样，这片森林才会维持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我们不能因为喜欢参天古木而扼杀了灌木和小草生存的权利，谁能保证某一株灌木将来不会成长为一棵大树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喜欢参天古木而苛责所有的灌木和小草都长成遮天大树，否则就抱怨这片森林一片凋零，毫无生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灌木和小草的存在而矮化了整片森林的标准，甚至偶见几株树木长势喜人超越了大多数灌木和小草的高度就摇臂高呼“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森林”。大树当有大树的标准，灌木当有灌木的标准。在我看来，陈晓明教授和肖鹰教授的两种极端之论都失之偏颇，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形态，用心中一元化的标准考量了多元化的文学。
在我看来，陈晓明教授和肖鹰教授之间的这场争论绝非偶然，它是目前我们文学接受标准和评判标准日益多元化的一种必然产物。尽管如此，这场论争的意义还是不容忽视的，不同的文学观念、不同的评判标准只有在交流与碰撞中才会互相启迪、互相补正，从而规避盲视和偏颇，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一个客观、公允、全面的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