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从1941年开始，就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任秘书主任，建国后担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部长，40年来一直做财政工作，始终保持勤劳节俭的本色。
几十年来，他的职务几经提升，当了部长，但是他仍住在50年代初住的一个小四合院里，门窗的油漆斑斑剥落，颜色已由红变成灰白。屋里墙壁已经17年没有粉刷。唐山地震以后，住屋的墙壁多处出现裂缝，机关和房管所要给他修理，他执意不肯。说：“我是财政部长，管钱的，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许多人居住条件都很差，我的房子能住就行了，应当先给别人修。”
吴老当了部长，行政处的同志准备给他配备新的沙发、大办公桌、电扇等家具。他知道后，就找行政处的同志说：“我家里的东西一切照旧，什么也不要给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可以自己解决，你们要多关心下面的同志……”行政处的同志觉得吴老家的沙发实在太不像样了，提出要修理，换个沙发套，也被拒绝了。现在，吴老家里的沙发套还是他爱人邸力同志（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副教授）自己买布缝制的。
当了部长，照例可配备“红旗”轿车，可是吴老不讲这一套。他说：“车，只要能跑就行了。为什么职务一变，待遇也一定要变呢？”吴老用车一贯公私分明，从不坐公车逛公园，上百货商店。即使因公外出开会，如果路程比较短，他总是坚持步行，从不用车。他对家里人要求很严，从来不让家里人使用公家的车。有几次，邸力同志和吴波一起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回来时，司机同志说：“邸力同志到电影学院上班，路比较远，我们绕一绕道，送一下吧！”吴老却笑着说：“不用了，她有月票，乘公共汽车很方便。”
三年困难时期，吴老把发给他的“供应卡”锁在柜子里，谁也不让动。秘书发现后，心疼地对吴老说：“你夜以继日地工作，年纪又大，应该注意一点营养，否则你身体吃不消。”可是，吴老毫不在意地说：“现在国家有困难，大家都有困难，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和大家同甘共苦，才不能脱离群众。”
1959年夏天，吴老到北京郊区卢沟桥公社一个大队参加劳动一个月，和社员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社员都亲切地叫他“吴老头儿”，谁也不知道他担负的是什么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