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等学者和目录学家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总结了刘向以来，特别是宋代公私藏书目录编写提要的经验，也吸取了清代《读书敏求记》和常熟派校书家题跋记的某些长处，建立了一套自古所没有的反映典籍版本、文字、内容的新型提要形式。《四库全书》的这种新的编纂体例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点：第一，把原著要义和相关各点综合起来，不仅使一本书的内容清晰明了，而且比较全面地显示了这本著作在文化史上的学术价值；第二，四十三类之首的小序和四部之首的总序，把3470种专名之下的原著，联系起来，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总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把我国封建社会的目录编纂工作推向了最高水平，同时也表明清代学者已经能够自觉地把握知识的整体性和各知识门类相互依存的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刊布后，对清代的文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刊布以前，各种目录，特别是私人藏书目录的分类和编排是极其混乱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世上通行之后，很快就成为官修或私撰藏书目录分类和编排的范例。如阮元指导编成的《天一阁书目》、张金吾编的《爱日精庐藏书志》，基本上都是按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体系分类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写形式，也给予清代的学者很大的启发。1807—1811年间，阮元分两次进呈“四库未收书”174种，1822年刊成《四库未收书提要》5卷。孙星衍摹仿阮元，准备用善本和难得本进呈，也仿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写形式，先后撰写成《廉石居藏书记》2卷，《平津馆鉴藏记》2卷。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的编纂，也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获得了有益的启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仅以分类体系和编写提要方式影响藏书家和目录学家，而且因为它对中国古代学术源流以及历代著作要旨的概评，对知识分子的读书，研究方向起了指路的作用。许多著名学者都对此谈过自己的感受，如龚自珍称他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平生为目录之学之始”。张之洞曾经说过：“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问门径矣。”甚至鲁迅在为青年开有关中国文学阅读书单时，也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列入参考书目。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它独特的文化价值，即使在世界文化史上它也占有突出地位。
清代在编纂类书、丛书上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文化史上也难有敌手。《古今图书集成》如果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比，只能说是小个子了，但如果同大约3500万字的《大英百科全书》比较起来，仍可以称得上是巨著，因而国外有人称他是“康熙百科全书”。
要是把《四库全书》的4000万页摊开，逐页相接，可以绕地球一周又三分之一圈。自从《四库全书》纂修到现在，无论中外，还没有一部书籍的规模可以和它相比。
然而，尽管《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规模很大，但是在思想内容方面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相比，就会发现明显的时代差异性。
《百科全书》是在1751—1772年编纂的，这时候启蒙运动正在法国轰轰烈烈，年轻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领导了一个批判封建秩序和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文化运动。《百科全书》就是这一运动的产物。
《百科全书》的编纂者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都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们把《百科全书》当作斗争之矛，尖锐抨击专制制度和教会的黑暗，宣扬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心主义，启迪着法国人民的觉醒。如在“政治权威”条中，《百科全书》写道：“没有一个人从自然的到了支配别人的权利。自由是天赐的东西，每一个同类的个体，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有自由的权利。”这是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呐喊。它又指出，政权“在本质上只属于人民，仅仅为人民所固有。……并不是国家属于君主，而是君主属于国家。”这是对专制君主“朕即国家”论的大胆驳斥。伏尔泰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哲学词典》中对那些“发誓苦修”，“结果当了王爷”的修道院长们的虚伪给予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他以正义的呼喊震撼着法国专制制度的殿堂：“先生们，你们去霸占土地吧，它是属于强者或有本事占有它的人；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疯狂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地产，把我们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养得肥头胖耳。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百科全书》对时代的冲激和人们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吹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让封建统治者和天主教会惊恐不已，认为这部《百科全书》是一个“魔鬼”，他们多次禁毁《百科全书》，并把狄德罗逮捕下狱，但是，《百科全书》受到了法国民众的热烈欢迎，第一卷还没有出版就有了2000多订户。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在人民坚持下坚决斗争，终于完成了全书35卷的出版工作。《百科全书》起了点燃法国革命之火的作用，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伏尔泰曾说：“这部巨大的不朽之作似在责备人们耽于短暂的生命。”
然而，《古代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与此恰恰相反，它们都是在清代封建帝王的旨意和主持下，动用政权的力量，搜罗大量典籍，制作巨型类书、丛书，其主要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康熙命令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是为了点缀盛世，泯灭某些汉族士大夫的“恋明”情绪；而雍正让蒋廷锡重新编校《古今图书集成》，则是在宫廷斗争结束后显示文治的姿态；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更是希望能通过空前规模的丛书的编纂，表现自己关心文化典籍，渲染一种“文治修明”的气象，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十全武功”。
这种做法，并不是清代皇帝的专利，以往的封建帝王所主持的典籍编纂，其动机大体上相类似。如武则天命张昌宗领衔修《三教珠英》，是因为在外面张昌宗的名声很坏，想通过这种办法来美化他，掩盖他过去的丑恶行径，以此来缓和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矛盾；宋太宗在位时，担心那些五代遗留下来的文人无所事事，给大宋政权惹是生非，便给他们很厚的待遇，集中起来编纂书籍，如编《太平御览》、《广记英华》之类的书。用这种办法损耗他们的时间，消磨他们的意志，以致老死在这浩瀚的书海当中。刘壎曾将这种手段称为“老英雄法”。不仅在中国如此，这种情形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同样存在。法王路易九世大力支持了文岑的《大宝鉴》，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曾监修过几部百科全书；西班牙阿尔丰沙第十主持了《大通史》的编纂工作。《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条评价道：“历代帝王都不以编纂百科全书为烦事。”中外君王之所以这样，不在于他们关心文化事业的兴盛，而是各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正如鲁迅在揭示《太平御览》一类书的编纂意图时所指出的：“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
虽然历朝帝王编修大型典籍，都是为加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是，清代以前的君王们大都不过分干涉典籍的编纂，对丛书、类书的目录编制不大过问。因此，无论是刘向、刘歆编纂的《七略》，还是欧阳修编撰的《崇文总目录》，都还能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说。即使到了明代的《永乐大典》，也还能容纳各书，基本上不做什么删改，全文照录。然而，到了清代，典籍的编纂情况可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最高统治者对巨型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进行直接干预，每写一编，都要由皇帝亲自过目，书里的纲目都要由皇帝裁定。于敏中在1776年（乾隆四十年）八月九日给陆锡熊的信中说：“恭绎圣训，便可得办理之道。”从这里可以看到乾隆帝对《四库全书》编修工作管得十分具体。在他的一手把持、干预下，《四库全书》成了清代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的重要工具。《四库全书》这个文化史上的功绩是建立在大量烧毁古籍、残酷杀害知识分子的残酷历史现实基础之上的。
满清是以异族征服者来统治中国的，所以遭到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一些明朝遗民和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知识分子，拒绝接受满清的统治，写了许多有强烈民族思想的书籍，乾隆企图利用《四库全书》的编纂，来剿杀那些蕴含民族思想的文化典籍。首先，清王朝利用采访遗书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搜查富于民族思想的文化典籍。
《四库全书》纂修工作开始后，各地的官吏奉乾隆的旨意，广泛征集遗书。但在开始的一年内，各省都没人响应。乾隆意识到这是人们在心中存有疑虑，怕因献书而招来文祸，便装出一副开明的面孔，说无论什么样的书都和藏书人没关系，不会因此而治罪。但乾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随着征书工作的进展，他的真实意图也逐渐暴露出来。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到1774年（三十九年）两年间，各地采访来的遗书已达到1万多种，但在这么多的书籍里，竟“不见稍有触及忌讳之书”，这使乾隆大为恼火，他严词斥责地方官员：“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并把各省所谓“不实力查办”的官员狠狠地训斥了一番，警告他们要不认真查办，就拿他们是问，其剿灭民族思想的面目充分地暴露出来。
在乾隆帝的严令催逼下，各省官吏丝毫不敢怠慢，大力查办：对于这些“违碍”书籍，清廷采取了“销毁”和“抽毁”两种手段。对于那些反清的书籍绝对不容许存留，必须全部焚毁，销毁的办法有三种：进到的书，奏缴销毁；流传的书，开单让各省督抚查缴送到北京销毁，书版也一样；石刻拓本，一律缴出销毁，竖碑摩崖，完全磨毁。对于那些“违碍”之处不多的书籍，采用“抽毁”的方法。办法也有三种：将应抽各条分别撤出并销毁，并详悉开单明令各督抚将应毁篇页，严行查抽封固，一体解京销毁；如有原版者，将版内查明，一并铲毁；进到之书，如有缺卷，令再将全本查送办理。
经过这样大规模的查禁烧毁，到底毁掉多少书籍呢？据海宁陈乃乾的《禁书总录》中的统计，其总数如下：
全毁书目2453种
抽毁书目402种
销毁书版目50种
销毁石刻目24种
还有人依据《禁书总目》、《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等书核对，认为四库开馆的10年中，被销毁书的总数至少在10万部左右，册数更无法计算，这个数字是《四库全书》著录与存目总数的10倍，多么令人震惊！
在清代盛大的图书编纂工程同时，大量的焚书给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造成了难以补偿的损失。大批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因被毁而失传，剩下的多是“钦定”的学术、思想、文化。封建统治者正是用这种陈腐的封建教条来束缚和毒害知识分子的。许多有识之士不敢议论朝政、评说历史，著书立说，写诗作文更是禁忌繁多，只好钻进故纸堆，脱离现实，考据名物，沉溺于烦琐哲学的泥潭中。
与此同时，在17、18世纪的欧洲，在狄德罗《百科全书》启蒙思想的启迪下，冲破了中世纪反动教会蒙昧的黑暗统治，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然科学、技术和文化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而中国却安于现状，沉醉于天朝的幻想当中。在建造了世界文明史上最盛大的图书编纂工程同时，正在与世界近代文明擦肩而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