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席话中可以看到乾隆恃强傲物，总以泱泱大国自居，英国人将当时其国内最大最新型的军舰模型送到乾隆面前，并在说明书中特别强调，英国在欧洲是第一位海军强国，素被称为“海上之王”。这时乾隆还在喋喋不休地侈谈恩赐。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才做出英国“船坚炮利”的结论，乾隆是负有历史责任的。
而马戛尔尼使团在回到广州的途中，看到清军因夏天炎热而一手持武器，一手持扇子，断言如遇到战争，这些军队肯定缺乏勇气。两广总督长麟在与马尔尼谈话时，想吸烟，马戛尔尼从衣袋中取出一个磷瓶，点燃一根火柴给他，长林非常惊异，他不明白马戛尔尼为什么能把火放在口袋里，英国人由此而得出结论，中国“在工业和科学上，比起西欧国家来，实是处于极落后的地位。”
自乾隆查处洪任辉告粤海关陋弊诉状案后，将其他海关关闭，只留广州一地通商，而且拒绝英方扩地通商的主张，并加强对行商的管理，乾隆批准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策楞关于实行“保商”的建议，规定由几家殷实的行商充当“保商”，行商对寓居商馆的外商有约束管理之责，“如有纵夷人出入，以致作奸犯法者，分别究拟”。这种“保商”制度，主要是强调中国人管外国人使行商具有承保外船，交纳税银，责办贡物。同时，《防夷五事规条》的制定，限制了西方商人和中国民间的直接联系，主要内容是禁止夷商在省过冬，夷商到粤，管束稽查，借领人及被雇请汉人并查，严禁外夷传递信息，拨营员弹压稽查夷船等。同时还设置了行商属下的通事（翻译）、买办，推行封建主义的行商垄断进出疆贸易制度等。
除采取上述措施以维护限制外商对华贸易外，乾隆一朝还调整了康雍以来沿海人民出海贸易的规定，限定三年为限，概准回籍。康熙雍正二朝对出口商品如米谷、火药、硝磺、铁器、绸缎、丝斤等限制非常严格。乾隆一朝做了调整，逐步放开禁运之令，但数额有所限制。
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乾隆一朝虽实行闭关锁国，但对外贸易和在华西方商人的管理逐步制度化、法制化。乾隆闭关的目的并不在完全断绝对外贸易，而是在于防范国内敌对势力合乎西方殖民势力相联系，独开广州通商即有此意。对沿海各地渔民向外通商，则比康熙和雍正两朝宽松得多。但这种政策相对于以清盛世之经济实力发展对外贸易，振兴国威来抵御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显然是保守的、落后的。这种政策实质上极大地束缚了中外贸易的发展，限制了中国人民学习西方产业革命新技术及先进思想文化，阻止了中国经济的开发与社会的进步。
18世纪中叶，廓尔喀人统一了尼泊尔以后，不断扩张势力，因其临近西藏，在乾隆年间竞两次入侵西藏。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70大寿，六世班禅在两年前就表示要亲赴热河为乾隆祝寿，为此，乾隆命人在热河仿造班禅所居住的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建造“须弥福寿之庙”，作为六世班禅的行宫。六世班禅于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乾隆，为其诵经祝福，后不幸出天花死于热河。班禅在清政府那里得到许多赏赐，送回西藏后，被其哥哥仲巴据为己有，班禅之弟逃到廓尔喀，调唆廓尔喀入侵西藏，妄图抢夺财宝。
廓尔喀遂派兵入侵西藏，乾隆得知后，立即派四川总督鄂辉、提督成德率川兵五千人藏援助。廓尔喀兵为抢劫而来，等到清兵入藏时，廓尔喀兵已饱掠而退，可鄂辉等人竟以收复失地，廓尔喀举国内附而奏报，乾隆被蒙在鼓里，竟册封廓尔喀拉特纳巴都尔亲王。其实，廓尔喀暗中与西藏噶隆官员议和才退兵，因议和没有经过达赖喇嘛，所以廓尔喀没有得到噶隆许诺的地租而再次入侵西藏。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军再次入侵西藏，清驻藏大臣保泰竟准备放弃西藏，至使班禅所居札什伦布寺被廓尔喀军抢劫一空，西藏僧众人心慌慌。十月，乾隆命两广总督福康安率清军入藏，第二年三月，福康安率军从青海西宁出师，急行军四十天入藏，在擦木、济咙战役连克廓尔喀军，清军进入廓尔喀境内，先后攻克索勒拉山，深入七百余里，杀敌四千余人。到达廓尔喀首都阳布附近时，清军中伏，廓尔喀乘胜请降。福康安因八月即大雪封山，归路被堵，遂准降，廓尔喀归还了抢劫的大部分财物，并表示永远遵守清约束，清军致此取得反侵略的决定性胜利。
缅甸位于我国云南南部，顺治年间，爱星阿和吴三桂曾追击大西军李定国部至缅甸首都附近。之后，缅甸与清政府互不往来有70余年。
1753年（乾隆十八年），缅甸内乱，失败的溃兵窜入我云南境内骚扰，清当地官员向其部索要物品，被拒绝，其头目宫里雁夺取了所居孟连的地方，云贵总督刘藻治理不利，畏罪自杀。
乾隆派陕甘总督杨应琚前赴云南，清军虽逐渐收复了被缅甸方面所占的土地，但杨应琚滋生轻敌思想，主张兴兵灭缅，并称自己已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乾隆也受杨应琚感染，批准了征缅计划。
杨应琚得到圣旨后，派兵进入缅甸。缅甸国王集结三万精兵大举反攻，并侵入我国境内，乾隆将虚报战功的杨应琚赐死，命云南提督明瑞代云贵总督，继续征缅。
明瑞率满汉清军二万余人分兵两路攻入缅境，虽然清军勇猛异常，但因粮草不足，明瑞被迫撤军，行至距边境200里的猛育地区被数万缅军包围，明瑞为掩护清军突围而与清重要将领观音保等战死。乾隆深知此次明瑞之死与清军之败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命厚葬明瑞，处死救援不利的额尔登额等将领，并在北京建旌勇祠祭祀阵亡将士。
明瑞的失败，并没有使乾隆正视现实，他不顾大臣的反对，命傅恒为经略，阿桂、阿呈衮为副将，调集各路兵马五万余人，并调福建水师，准备水陆并进，欲图一举攻下缅甸首都阿瓦。
傅恒所率清军沿伊洛瓦底江三路前进，深入缅甸两千余里。清军在缅甸水陆要冲老官屯与缅甸军展开激战，清军想尽办法也没有突破老官屯。此时，傅恒所率清军主力已由入境时的三万锐减至一万三千人，缅甸国王慑于清军威，呈表清降。傅恒鉴于清军水土不服，兵力有限等原因，未等正式议和便班师回国。
缅甸虽具表请降，交出被拘留之人，并表示不再侵扰，但乾隆经此一役才清醒过来，表示征缅应知难而退。大学士傅恒在缅甸染上痢疾，回到北京不久便病逝，清王朝失去将出相人的栋梁之材。双方谈判后，清政府全力关注金川、缅甸出兵暹罗（泰国），双方边境再无警报。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与西方诸国基本贸易关系。葡萄牙、荷兰（郑成功曾驱逐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侵占）、西班牙（清时称日斯巴尼亚）、英国（清时称口英咭唎、法国（清时称佛郎机）、意大利、比利时、丹麦（清时称嗹马）、瑞典（清时称瑞丁）、奥地利（清时称奥地利亚）等十国，在清前期先后都同清王朝发生贸易联系，诸国也曾派出许多传教士来到大清帝国（如汤若望等），清王朝与西方诸国之间没有刀兵冲突，保持着平等的贸易关系。
另外，处于清王朝东部的朝鲜和日本，也同清王朝保持着良好关系。朝鲜自皇太极时定下君臣之国后一直处于清王朝藩属国的地位，对清王朝一直很恭顺，每年向清朝贡一次，从未间断，正如乾隆所说：“朝鲜世世为本朝臣仆。”
日本与我国友好的历史悠久。清早在1673年（康熙十二年），平南王尚可喜致书于长崎，请求通商通航，福建、广东商人往日本去的人便多了起来，常常杂居在长崎市，后日本幕府实行闭关锁国，逐渐限制中日贸易，但两国也无刀兵冲突。
总之，清前期对外关系基本上是以贸易开始联系的，与诸国之间保持着平等关系，即使是对藩属国，清王朝也往往是“恩赐”多于“朝贡”，可见清初的对外关系基本上是平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