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文鼎（1633—1721年），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毕生致力于数学和历学研究，他对三角、几何造诣很深。他的《平三角举要》一书，系统阐述了三角的定义、定理，三角形的解法以及在测量中的应用，是当时三角的一本入门书。他在几何学方面，用勾股定理证明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中的许多命题；在其作《几何补编》一书中提出了对当时尚未从欧洲传来的各种等面体体积的计算方法和原理。梅文鼎治学非常严谨，每得到一本书，都要为纠正其中错误和缺陷而再三推求，往往废寝忘食。他的著作十分丰富，共有88种，其中算学书26种，历学书62种。在数学方面成绩尤为突出，前面已讲过，康熙在南巡途中，曾一连三天召见他，同他讨论数学和历法，并赐他“绩学参微”的匾额。后辈学者尊他为清代算学第一。
梅文鼎的数学研究成果直接为康熙末年编制《数理精蕴》提供了基础。该书是明末清初西算输入时期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数学巨著，也是我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它收集了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各种西算，系统而有条理地作了编排，也吸收了当时有传本的中算精华。该书是在康熙主持下，由梅文鼎的孙子梅彀成会同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等学者，在清官内编纂而成，并以康熙御制的名义颁行全国，因而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是清代学习数学的必读书。
明安图（1692—1765年），是清前期又一位成绩卓著的数学家。他是蒙古正白旗人，幼年入钦天监为官学士，是康熙亲自培养的数学人才。明安图曾参与《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的编纂工作。法国传教士杜德美来华，带来了哥里哥里三公式（即三角函数展开式和π的无穷级数式的公式），但没有介绍证明三公式的方法。明安图经过长期刻苦钻研，用几何连比例的归纳法证明了该公式，并进一步推导出另外六个新公式，即“孤背求正弦”“孤背求矢”“通弦求背”“正弦求孤背”“正矢求孤背”“矢求孤背”，总称“割圆九术”。他撰写的《割圆密率捷法》，把三角函数和圆周率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雍正以后，由于清政府禁止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士大大减少，西学的输入渐渐中断。数学研究便从接受西学转向挖掘和整理古算，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戴震。他在参加《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和整理出失传已久的许多古算书。如《海岛算经》、《五经算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他又以南京刻本的毛扆抄本中抄辑出《张丘建算经》和《辑古算经》，连同明刻本的《数术记遗》共计十本。这十部算经在乾隆三十八年由孔继涵刻入《微波榭丛书》，正式题名为《算经十书》，该书是我国汉唐以来的数学成就，与宋元算书同是我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此外，乾嘉时期，阮元和罗士琳先后找到了元代朱世杰的名著《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罗士琳用了12年时间，钻研天元术和四元术，补漏正误，写出《四元玉鉴细草》，于1834年（道光十四年）刻印出版，使亡佚了500年之久的天元四元术又重放异彩。
清前期的地图测绘学、农业生产技术和武器制造技术较之前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地图测绘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在实测的结果上汇总，绘制成的全国地图，即《皇舆全览图》，其绘制方法采用梯形投影法，比例尺为1比140万，是我国地图绘制史上的鸿制巨篇，水平极高。著名的历史学家，英国的李约瑟博士称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直至民国初年的中国地图，仍然以此图为蓝本。
农业生产技术方面，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汪灏等奉康熙之命在明代《群芳谱》的基础上，经增补删订，编成《广群芳谱》一百卷，这是一部包括五谷、桑麻、瓜果、蔬菜在内的植物学巨著，对每一植物都详细叙述其形态、特征及栽培方法。此外，清初农业家陈淏子著《花镜》一书，记载了300多种花木果树的品种及栽培方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园艺著作。从这两部农业生产技术著作的问世可以看出清前期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武器制造技术方面，到了清前期也有了一定的进步。明末，西洋火炮即传入中国，被清军大量使用和制造。在平定三藩之乱、抗击沙俄以及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清初杰出的火器专家戴梓在总结前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明了连珠铳”和“冲天炮”。连珠铳的构造原理与近代的机关枪相似。“冲天炮”又称“子母炮”，弹道弯曲，射程远，威力大，康熙曾当面试验，封此炮为“威远将军”。但康熙中叶以后，由于随着国内的太平盛世的到来，大规模的激烈战斗减少，而且满族素重骑射传统等原因，火器制造日渐衰落，直至清后期的洋务运动才有所抬升。
在清代，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及经济文化的发展，政府和地主商人们大兴土木，宫殿、园林和寺庙建筑盛极一时，在工程技术和建筑艺术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康熙年间，大内火灾，曾重修和扩建太和殿，由著名设计师梁九设计，将原来9间改为11间，成为宫廷内的主殿。太和殿气势雄伟庄重，富贵华丽，殿内各种漆画藻饰，光彩夺目，是我国最大、最巍峨的木结构建筑。此外，清前期在与宫廷相邻的三海（中、南、北）皇帝游乐宴息之地也大兴土木，经过长期的经营修筑形成了许多大小园林。最著名的是三山五园，即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游园和畅春园、圆明园等。
畅春园是平定三藩之乱后，在北京海淀镇之北修建的第一座皇家园林（位于今北京大学西门以内），该园有万泉河流经其侧，临水布景置物，栽木莳花、饲禽养鱼，是康熙游乐和听政所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
清代园林中首屈一指的是圆明园，它在畅春园以北，本是雍正在当皇子时所居的“赐园”。雍正即位后，加以扩建，此后历经150余年的增修扩充，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形成了规模极大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地5200亩，包括原来的圆明园和后来合并过来的长春园和绮春园（万春园），在大面积的平地上挖湖引水，堆山叠石。全园以水景为主题，其间有假山、土岗、石堤与岛屿，加杂以众多的宫殿、楼阁，错落散布，或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或诗情画意，妙趣横生。园内各处栽植奇花异草形成了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园林景观。其中最有名的是“圆明园四十景”。整个园林体现了我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华，被誉为“万园之园”。乾隆帝也不无得意地说：“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豫之地，无以逾此。”
西郊另一座著名的园林清漪园（颐和园前身）则别有风致。这里本有一土山，名瓮山，山前玉泉等水汇集，形成宽阔的湖面，名西湖，本是民间游乐之处，明代皇室曾在此零星修建了一些建筑。1751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为庆贺其母钮祜禄氏60岁生日，在此修建清漪园，并将瓮山改名为万寿山，改西湖为昆明湖，工程历时十五年，耗银近四百五十万两。清漪园前山的殿堂楼阁、长廊石舫与今天颐和园布局基本相仿，后被英法联军破坏，由慈禧太后重建，但建筑形式与名称多有更改。
清前期除修建许多皇家园林外，因政治上的需要，又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在承德开始修建规模宏大的离宫，占地八千余亩，工程至乾隆末年才基本完成，历时八十余年。其建筑手法模拟全国各地的自然地理风貌，集中融合南北园林的特点，既有丰草长林，鹰翔鹿鸣的草原风光，又有怪石嶙峋，山冈叠峦的山区佳地，也有亭轩玲珑，湖光月色的江南景致。这里的建筑不同于北京大内金碧辉煌，大部分建筑不施彩绘，不用琉璃瓦，精致而素雅。康熙和乾隆经常住在避暑山庄，处理朝政，举行大典，接见臣工以及各少数民族领袖及外国的来使，成为当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在避暑山庄周围，修建了宏伟的寺庙群，称为“外八庙”（实际上有十一座庙宇，今尚存七座）。外八庙融合了我国各民族的建筑风格，体现了丰富多样的宗教艺术。其中，普陀宗乘之庙是仿造达赖喇嘛在拉萨居住的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是仿造班禅在日喀则居住的札什伦布寺，安远庙是仿造伊犁河北准噶尔部宗教中心固尔札庙，殊像寺是仿造五台山供奉文殊菩萨的殊像寺，普乐寺内的旭光阁是仿造北京天坛的祈年殿。这些寺庙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供他们观瞻或居住而修建的，体现了多民族建筑风格，显示了古代各民族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也反映了清中叶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发展的历史盛况。
在清前期，我国传统的医药学也有所发展，这表现在医学理论的研究、药物、方剂学的进步，尤其是温病学派的形成以及临床各科的成就等方面。
在医学理论研讨方面，清代的许多医学家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典籍注释和阐发方面做出了贡献。其代表张志聪的《素问集注》、《灵枢集注》以及徐大椿的《难经经释》和喻昌的《尚论篇》等著作，从各方面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代的医药典籍加以阐述和补充，而且纲目分明，条理井然，对于临症治疗具有指导意义，对祖国医学宝库的发掘与整理及传统医学理论的发展大有裨益。
药剂学方面，继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之后，清人赵学敏著成《本草纲目拾遗》。其著中所载921种药物，有700余种是《本草纲目》所未载的，而且《拾遗》分类方法更趋合理。在赵学敏之后，吴其浚著成《植物名实图考》，该书是一部药用植物学专著，在对历代本草中的谬误加以匡正的同时，将收录的1700余种植物合理分类，并详记其形、色、性、味、产地、功用，并附图，重点阐述其药用价值，颇具创见。此外，汪昂的《医方集解》，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选录有效良方，本经按证，阐述其方剂理论，是指导临床的实用著作。还有，赵敏学删订的《串雅》（内外编）一书，搜集了大量的民间秘方、验方，包括内治外治等法，这些处方大多具有药价贱、奏效快等特点，很适合人民群众需要，为整理并保存民间医疗经验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清前期，对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等多种热性病统称温病，在医学领域应运而生的同时，也产生了较有体系的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即温病学派。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是叶桂。
叶桂（1667—1746年），字天士，江苏吴县人。祖父两代俱是医生，叶氏先后从学于17人，潜心研究医学，终于成为当时名满天下的名医。叶桂理论经验很丰富，处方不拘成法，治病经常出奇效。对于疑难杂症，或根据平日积累用药，或用他人医方，略有变通，或者竞不给医药，令其以饮食而消之，每每奇验。叶桂的主要成就是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发表了《温热论》，为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辩证的基础。
在临床各种方面，清前期各科均有所成就，而且还出现了中医探索人体脏腑部位的著作。
清前期不少医学家，内外妇儿诸科兼通，编纂了一些综合性医学著作。如张璐的《张氏医通》乃取历代各家方论，引诸家之说，最后附以治验医案，将内外妇儿诸科综合论述，是清临床学的范本之一。另外，由吴谦等主编的《医宗金鉴》，共90卷，包括：《订正伤寒论注》、《订正金匮要略注》、《删补名医方论》及“四诊”、“运气”、“伤寒”、“杂病”、“妇科”、“幼科”、“痘疹”、“种痘”、“外科”、“刺灸”、“眼科”、“正骨”等心法要诀。对各科的辩证治疗系统论述，内容全面，有图、有说、有诀，使学者易于考求，便于诵习，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临症重要参考书籍。
在清代临床学的成就中，王清任值得一提。
王清任（1768—1831年），字勋臣，河北玉田人。他深感了解脏腑情况对医生的重要，他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对古籍中有关生理和病理的论述大胆提出怀疑，为此曾亲至义冢刑场，观察尸体的五脏六腑。还与动物内脏相比较，发现了古籍中所绘脏腑图形与实际负责多有不符，遂将42年的观察所得绘成《亲见改正脏腑图》，连同其他医学论述，一同收载于其所著《医林改错》中。在该书中，王清任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此外，他在书中还订正了古人关于脏腑记载的错误，并根据他对气血的理解，就内科的血瘀和其他杂症，创用了一些补气活血和逐瘀活血的方剂，具有良好疗效。
在清前期临床医学成就中，较有影响的还有外科的王维德、妇科的傅山、儿科的夏鼎及陈复正等。
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清前期刊行了许多医学类书和丛书。其中《古今图书集成》的《医部全录》，共有520卷，辑录了以《内经》到清前期的医学辑要100余种，内容丰富，叙述系统，各科论证有方，是一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医学文献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