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是闻名遐尔的世界级的幽默艺术大师。他从一位只上过3个月小学的艺人，逐渐成长为一代相声艺术大师，无不得益于在艰苦的环境里，他能够始终坚持自学文化知识，为相声的表演与创作奠定了文化功底。在6岁那年，侯宝林曾卖过几天报纸，可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不认识新闻标题，没法吆喝以招徕读者，结果从邮局批来的报纸全砸在自己的手里……在生活磨砺中，年幼的侯宝林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识字是无法填饱肚皮的。
侯宝林识字学文化的第一个阶段是记戏折。侯宝林跟老师学唱戏时，由于他根本不识字，唯一的办法就是死记硬背，即使在买东西、洗菜、走路、上厕所时，侯宝林也经常念叨那些戏文。一次，侯宝林随师父到有钱人居住的地区串门，他们挨着门递戏折子让人家点戏。客人点了一出《四进士》，侯宝林赶紧把戏折子接过来藏在怀里。晚上入睡前，侯宝林从怀中掏出那张写有“四进士”的戏折，仔细端详起来：“原来这三个字就是老师经常说的‘四进士’！”他开始有意识地把汉字的读音与对应的汉字联系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师父家戏折的戏名侯宝林都能逐一对号入座了。
当时许多艺人唱了一辈子戏，也不认识几个汉字，但侯宝林并没有重复这条老路，他通过记戏折开始了学习文化的历程。侯宝林改学相声之后，又通过“白沙撒字”学会了不少汉字。
“白沙撒字”是中国相声的传统技艺之一，艺人们弯着腰，手里捏着沙子，一边移动脚步，一边嘴里念念有词，拿手当漏斗，沙子漏下去就形成了汉字。每天侯宝林的地摊开场之前，他就先给大家在地上写几个字，或者一幅对联，例如“福”、“寿”、“黄金万两”、“日进斗金”等等，如果观众的气氛比较热烈，侯宝林还用“酒色财气”四个字给大家组成一幅画。“色”是船身，“气”是船后边划船的人，“财”的“才”字正好是船的桅杆，桅杆顶上挂有一面大幅酒旗，上书巨大的“酒”字。经过“白沙撒字”的锻炼，侯宝林不仅认识了一些常用的汉字，而且还掌握了行书的书写要领，把他引入了书法艺术的大门。
侯宝林学文化的第三个阶段是看书读报。1940年侯宝林到天津演出，业余时间比较宽裕。当别人在聊天、逛街、打麻将的时候，侯宝林却雷打不动地每天花两分钱买张小报，看些演员生活花絮之类的新闻，因为这些内容都是他比较熟悉的，即使有个别不认识的字，也可以根据自己听说的轶事和上下文意思“串”下来。如果遇到一串字净是生字，他就主动找人请教。侯宝林逢人就问“师哥，请教个字……噢，怎么讲啊，搁在这句话里的意思是？”
如果说侯宝林早年利用各种机会学点文化，还是迫于糊口养家需要，但当本世纪40年代时，他已成长为中国相声界的风云人物之际，仍然自觉地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经常不耻下问，拜了许许多多的“一字师”，则充分体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即对文化知识的主动渴求。
生活使他逐步懂得：为了装点门面，打肿脸充胖子，自己就无法取得进步。在这种质朴的思想指导下，这个只上过3个月小学的相声艺人，在解放后经常拿起笔创作相声、研究相声。
晚年的侯宝林更是如鱼得水，致力于对相声和曲艺的源流、原理和技巧的理论研究，著有《相声表演艺术》、《曲艺概论》、《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对相声和曲艺的基础研究和理论建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常言道：入门凭师，修行靠己。侯宝林从一个苦孩子成为杰出的艺术家，靠的是孜孜以求，不懈追求。当人们陶醉于大师们杰出的艺术欣赏时，更有理由为他们实现人生成功的奋斗精神所折服。艺术无止境，人生亦当如是。
5“鲁公”移山，成就大业
有人说，成功来自于幸运女神的垂青；有人说，成功得益于天生聪慧的大脑。没有人比鲁冠球更清楚，成功的人生须经风浪洗礼，理想的目标要脚踏实地，是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鲁冠球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市宁围乡，父亲在上海一家医药工厂工作，工资收入微薄，他和母亲在贫苦的乡村，日子过得很艰难。初中刚毕业，为了减轻父母沉重的生活负担，鲁冠球想靠自己养活自己，就回家种起了庄稼，过起了普通农民的生活。十四五岁本来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告别学校的鲁冠球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但他的内心却很痛苦。鲁冠球决心要混出个人样来。
后来，经人帮忙，鲁冠球被介绍到萧山县铁业社当了个打铁的小学徒。此后，鲁冠球就干起了铁匠。
鲁冠球庆幸自己终于告别了修理地球的生活，有了一份不错的职业，然而，命运往往会捉弄人，就在鲁冠球刚刚学成师满，有望升工资时，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企业、机关精简人员，他家在农村，自然被“下放”回家了。鲁冠球感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失意的境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
然而，那样一个年代是禁止私人经营的，所以鲁冠球搞米面加工厂的消息传到某上级领导那里后，就给了他“不务正业，办地下黑工厂”的罪名，然后立即派人查封。这样鲁冠球负债累累，只能卖掉刚过世的祖父的三间房。鲁冠球自己尚未成家，就折腾完了祖辈的家业，落得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鲁冠球几乎被这无情的打击击垮了，他很长时间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日闭门不出。让他感到特别痛苦的不仅是这次商业实验本身失败，而是由失败给家里带来的巨大压力，父母亲用血汗换来的钱就这样化为了乌有，使他成为了“败家子”。但是，鲁冠球没有消沉，没有埋怨命运，没有抱怨生活，而是独自咽下了生命的苦水，重新挑起自己生命的重担，奋然前行。没过多久，鲁冠球又钻了“停产闹革命”的空子，在铁锹、镰刀都买不到，自行车也没处修的年月，收了五个合伙的徒弟，挂了大队农机修配组的牌子，在童家塘小镇上开了个铁匠铺，为附近的村民打铁锹、镰刀，修自行车，这一铁匠铺吸引了周围的许多男女青年。
以后，鲁冠球的农机修配组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历史的机会终于落到了有准备的头脑上。1969年，鲁冠球接管了“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
鲁冠球接手的前几年，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生产的万向节产品，一直由浙江省汽车工业公司包销，吃的是“大锅饭”，日子虽然不景气但总还算过得去。但后来赶上各地汽车大批封存，又一下子陷入了重重困难之中。万向节产品大量积压，没有销路，工厂有半年不能按时给职工发工资了。那一年春节前，他四处奔走，“求神拜佛”，总算借了些钱，让职工度过了“年关”。由于销路上的困难，当时厂里人心浮动，厂里生产直线下降，职工没精打采。责难、骂娘、劝慰、建议……搅和在一起，特别是“干”还是“散”的议论，使鲁冠球像得了心绞痛病似的，脸色难看得吓人，头脑像要爆炸。他只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自己的头脑进行“冷处理”：难道又要走倾家荡产的老路？出路又在哪里？
后来鲁冠球终于探听到令人鼓舞的信息：汽车工业将要有大发展，全国汽车零部件订货会就要在山东胶南县召开。
于是，鲁冠球租了两辆汽车，带了销售科长，满载“钱潮牌”万向节产品直奔胶南，打算去订货会上拿到一大批订单。但因为是乡镇企业，根本进不了场洽谈业务。鲁冠球说：“那我们就在场外摆地摊”。他与供销科长就把带去的万向节，用塑料布摊开，摆满一地。一连三天，那些进进出出的财大气粗的汽车客商，连眼也不斜一下。鲁冠球想着如何吸引顾客就派出几人到里面订货会上探个究竟。一打听，原来买方与卖方正在价格上“咬”着，谁也不肯让步。这时鲁冠球就测算着：“假若自己的产品降价20%，也还有薄利。好！那我们降价。”说着就马上要供销员贴出降价广告。这一下摊前顾客就蜂拥而至了，一看，“钱潮牌”万向节质量不比订货会上的差，而且还比许多厂家好，价格要比其他厂家低20%，一下就过来了不少要货单、订货单。晚上，他们回旅社一统计，订出210万元。这一炮就打响了。
就这样，鲁冠球终于从失败中站起来了。然而，他的目光没有停留在这些成绩上，他这时看得更远，谋得更深了。
1983年3月，为了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的权力，鲁冠球承包下了万向节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