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上午，重庆珊瑚坝机场。
一架去昆明的普通班机静静地卧在停机坪上，舱门已经打开，一些性急的旅客钻了进去。
国民党空军少将周至柔一身戎装，驱车直至机前，他是今天这架机次的一位乘客。
周至柔的心情很好，这位保定军校八期生，因凑巧与眼下蒋介石的第一红人，号称小委员长的陈诚同窗，遂被延揽至“土木系”，于是青云直上。1933年5月，经陈诚保荐，赴欧美考察空军情况，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主持空军军官的训练培养工作，因此，国民党空军军官和驾驶员多出自门下，不夸张地说，国民党空军的奠基者，应算上周至柔一个。
因此，站在停机坪前的周至柔不同于一般乘客，很有一种主人的感受。他惬意地享受着阳光，审视着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一辆吉普车大大咧咧地跃进他的眼帘，大大咧咧地穿过机坪，向这架待飞的飞机驶来。
周至柔迎着阳光眯缝起眼睛，凭这部车旁若无人的架势，里面的人肯定来头不小。
周至柔的猜测没有错，车子里急匆匆走下三男一女，为首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尾随其后。
心情极佳的周至柔一脸笑意犹如冬日的阳光，喜孜孜迎了上去，汪精卫的地位、影响自不待言，可谁不知道，陈璧君是管汪精卫的。
看来，今天的陈璧君没有情绪，胖胖的圆脸略显苍白，望着迎上来的空军少将，她故意将脸侧了过去，却用眼睛的余光暗示了身后的人。
曾仲鸣疾步上前，迎住了来人。
这位获得过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的年轻人确有应急之才，一阵寒暄过后，他把空军少将敷衍得毫不起疑。站到另一边的陈璧君心中显然有事，她不时地抬腕看表。
时针指向九点，这正是飞机预定起飞的时间。
陈璧君招呼过曾仲鸣吩咐说：
“告诉飞行员，汪先生今天搭这班机去昆明演讲，请稍候。”
语气淡然，掩藏不住一种惯于颐指气使的神态。
与此同时，一辆黑色雪克牌轿车正向机场疾驰。
身材高大的桂连轩坐在车的前排，他是汪精卫的卫士，右手习惯性地插在口袋中，那里面有一枝德国造的连发手枪。
坐在后排的汪精卫眼睛瞥过窗外一闪而过的卫兵，嘴角向上牵了牵，竭力做出政客式的习惯微笑。
此刻，他头脑一片昏然，尽管他甩甩头，想清醒一下思路，但是不行。他记不清楚怎样走下汽车，登上飞机，一切都像机械式的进行。但有一个印象却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里，那飞机客舱敞开的舱门黑黝黝的犹如一个巨大的陷阱，而他正像一只贪婪的野兽循着猎手一路布置好的诱饵踏了进去。
引擎轰鸣，飞机振翼而上。舱内的温度很高，汪精卫白皙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晕，他觉得现在清醒了一点，脑子开始运转了。
继之而来的就是恐惧和担心，以他的地位和身份，刚才突然在机场露面并登机离开了重庆，肯定引起不少人注意，最可虑者就是戴笠手下那帮军统特务，简直无孔不入。按惯例，中央要人离开重庆是必须经过蒋介石批准的，汪精卫竭力想象蒋介石在得知消息后会采取什么行动。
从重庆到昆明，是他这次出逃路线的重要一站，事前和陈璧君、周佛海等人作了多次讨论和研究。这段航程飞行时间为3个小时左右，现在最担心的是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将命令军用飞机进行拦截迫降。如果这样，汪精卫的脸面将往哪里搁！蒋介石对待政敌的手段他汪精卫不止一次地领教过，真可称得上心狠手辣，无所不用其极！
似乎为了印证他的恐惧，当惊慌未定的汪精卫发现周至柔出现在面前时，全身都僵住了。
在机场时，周至柔没有发现陈璧君等人对他的冷淡，现在他又惊讶地看见汪精卫和他同乘一架飞机。
从身份、地位、礼仪上来说，周至柔有进谒的必要。
“职周至柔晋见汪副总裁。”
陈璧君抬抬手：
“汪先生身体不适，不必多礼了。”
被打发回座位的周至柔兴致犹然，又踱到驾驶室，啪的一个响指，将飞行员换了下来。
跟踪进驾驶室的桂连轩连忙报告了这一情况。
汪精卫的身体更加僵硬，惊慌得说不出话来。
曾仲鸣凑上前去低语道：
“周至柔在机场告诉我，他也是去昆明的。但我很怀疑。”
陈璧君语调惊慌：
“仲鸣，可不可能蒋介石故意让汪先生上飞机，再命周至柔亲自将飞机驶回重庆。”
曾仲鸣没有回答，掏出笔记本，轻轻撕下一页，在上面写道：“密切注视，如果转变航向，由连轩把周击毙，由曾对付周的卫士，文杰和常焘保卫汪主席夫妇。”纸条在同伙中一一传阅。
二十分钟后，陈璧君透过窗舷，只见两条白带蜿蜒而结，不由大惊，“这不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吗？”
桂连轩、曾仲鸣噌地站了起来，右手同时插入口袋，握住了手枪。
陈璧君大声发难：
“周将军，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回重庆！”
周至柔一乐，笑着说：“这是沱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泸州，不是重庆。”
多次乘机来往于重庆和昆明的汪精卫仔细辩认一番后，终于放下心来，航向没有错，刚才经过的地方的确是泸州。
过足了瘾的空军少将又跑了过来，不无得意地报告：
“汪副总裁，周至柔汇报表演完毕，您看我这个航空兵合格不合格？”
倒在座椅上的汪精卫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合格、合格。”他虚弱地赞道。
“奇怪，为何不见蒋介石有动作。”汪精卫有点庆幸，他想蒋介石现在可能还不知情。
蒋介石没有如汪精卫期望的那样，事实上，汪登上飞机伊始，他就知道了消息。军统在机场一直布置有“暗桩”，戴笠接到这份情报后，马上掂出了份量。
老头子这几天一再叮嘱他加强对汪精卫的监视，这点疑虑是有道理的。汪精卫在重庆上清寺的官邸最近忙碌得反常，汪的一子一女，以外出求学为名离开了重庆，佣人仆役也尽数遣散。昨天晚上，几辆满载家俱细软的客车出了城，今天一早，陈璧君、汪精卫又先后分乘二辆车去了机场，这一切，都透露着蹊跷。戴笠不由得一阵兴奋。
戴笠找到了唐纵，这是他通向蒋介石的内线。
唐纵，湖南人氏，黄埔六期生，与戴笠同期，也是军统出身，他能进入侍从室，也是戴笠运动的结果。他是侍从室二处第六组少将组长，负责综合一切特工组织的情报机密，参与机要，属蒋介石“近臣”之列，是公认的通天人物。
由于有唐纵做内应，军统简直就如虎添翼，蒋介石的喜怒哀乐，一举一动，戴笠通过唐纵，就像目睹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随时对工作重点作出调整，以博取蒋介石的欢心和重视。在军统与中统争权夺利的纷争中，唐纵也出力不小，按照规定，下面送上来的情报首先要交给唐纵，经他处理后才能送呈蒋介石。如果中统的情报到了唐纵手中，而军统还没有这方面的情报，唐纵就改头换面，作为军统的情报送给蒋介石，然后再把中统的送上去；如果中统、军统都有同样内容的情报，唐纵就把军统的先给蒋介石看，将中统的压到后边送。久而久之，自然在蒋介石心里造成中统不如军统的印象。因此，提起唐纵，中统的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就恨得牙痒，却无可奈何。
唐纵为人做事素来沉稳，蒋介石这些天来对汪精卫的行踪很注意。他看了一下日程安排，蒋介石今天对年轻的中央委员有一个训话。他想了想，从容地抓起了桌上的电话筒。
唐纵送来的消息没有使他惊讶，他的表情很沉静，他甚至没有作任何指示，仅在喉咙里咕嘟了一声，表示知道了。而给唐纵留下的印象，则好像蒋介石对此很冷淡。因此，连唐纵都怀疑，是否自己和戴笠都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了。
唐纵吃完了饭后就赶回了办公室，有几份情报还需要连夜处理，以便明晨一早呈报给蒋介石审阅。
在他快要翻阅完那厚厚一叠文件的时候，门外响起了“报告”声，推门进来的是一位译电员。
接过电报一瞥，唐纵的眉头皱了皱，打发走译电员后，他也随后出了门。这件事，须找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先生商量一下。
陈布雷接过唐纵递过来的电文，仔仔细细看了看，反问道：“为什么不交给蒋先生？”
“今天上午汪先生一登上飞机，我就报告了校长，但校长反应很淡。”
一贯沉稳的陈布雷听了唐纵的话以后，突然激动起来，他感到胸中阵阵发闷，连忙熄灭了香烟，屏住呼吸，脸色一阵苍白。
坐在对面的唐纵连忙站起身来，扶住陈布雷，“布雷先生，哪儿不舒服，要不要喊医生。”
陈布雷喘息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不必了，现在我和你一起去见蒋先生。”他叹口气，刚才的激动是有原因的。这几天，他预感将有大事发生。他还特别担心他的同事周佛海，几天前已先去了昆明，说起来这件事与自己也有干系，陈布雷担心周也与汪精卫搅到了一起。
侍卫进来报告：“陈布雷先生、唐组长求见。”
蒋介石点点头示意让他们进来，然后从躺椅上坐起，在属下面前，他总是正襟危坐，神色肃然的。
“这是昆明发来的电文，请校长过目。”唐纵跨前一步，恭敬地递上电稿。
“唔，唔。”蒋介石表情没有一丝变化，“你们怎么看？”
“校长应该命令龙云加强监视，令汪副总裁立即返渝，以防不测。”唐纵是黄埔出身，号为“天子门生”，又在蒋身边工作，他知道攻击蒋介石的政敌时，即使语言出了格，蒋介石也不会责备的。
但是，蒋介石这一次的反应却出乎唐纵意外，他脸色一沉，目中精光四射，看得唐纵心里一阵发怵，连忙垂手立正。
“汪先生是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难道去昆明演讲有什么不正常吗，唔？”蒋介石站起身来，语调严厉。
望着唐纵那副沮丧惶恐的样子，蒋介石缓和了语调：“汪先生早年追随总理，是党内的老同志，我们应该尊敬他，相信他。绝不会走到认敌作父，背信弃义这一步的。”
“当然喽，你们的工作做得很仔细，这很好。你可以转告戴雨农，要做好领袖的耳目和工具，民国十九年我在杭州就对他讲过这些话，这是我的要求，要让他好好体会，执行。”
蒋介石本来还要继续教训下去，但观察到站在旁边的陈布雷几番欲言又止，就截住话头，吩咐唐纵先回去，示意陈布雷留下。
陈布雷用目光送唐纵出门后，嘴唇动了动，仍没有开口。
蒋介石的态度立即从严峻转为满面春风，刚才那略带浙东口音的普通话也换成了软绵绵的宁波话，客气地说：
“布雷先生心里想什么，直言无妨。”
这是蒋介石的特点，每逢感情生疏，或地位太低的人，他基本上都讲普通话，只有对亲近的人他才用宁波话，以示亲热。陈布雷是浙江慈溪人，与蒋介石家乡奉化同属宁波府辖属，乃地地道道的同乡。
蒋介石对陈布雷的器重也是溢于言表的，他素有察人之能，用人之能。尽管很多人攻击他，指责他只能用贪官、懦将、奴才，岂知这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蒋的用人标准是“举贤用不肖”。德才兼备者是首选之士，如陈布雷，可惜这样的人才在国民党内却是太少了，蒋介石不仅视他为自己的幕僚，也是诤友。他喜欢和陈布雷谈心，他知道陈布雷不会为了投其所好而阿谀，而奉承。
退而求其次，对于有才无德者，如戴笠之流，蒋介石虽用而不信。道理十分简单，这些人不足以临危授命，喜弄权而善谋私。戴笠自己就有体会，军统活动最嚣张之际，他也曾想利用自己的势力，混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谋一份体面的差事，在政界中打一条出路，换一换人们对他这个杀人魔王的印象，但蒋介石就是不允。戴笠自己就惶恐地对别人讲，如果他不死于共产党手里，有一天也会死在委员长手里的。
对于既无才又无德的人，蒋介石是重点考察他们对于自己忠诚的程度，像汤恩伯、刘峙等，抗战时期，这两人率领的军队殃民有余，御敌不足，有多少人建议对他们军法制裁，但蒋介石仍对之庇护有加。这一点连宋美龄都看不下去，逼得蒋介石向夫人大吐苦水，“有谁能像他们那样听话，舍其又用谁呢？”蒋介石是有难言之隐的。
想到这些，蒋介石就更感到对面坐着的陈布雷人才难得了。他没有催促他，只是静静地等待。
“蒋先生，汪兆铭此次私赴昆明，不能等闲视之啊。”
“说说你的看法，”蒋介石专注地倾过身子。
“据戴雨农的报告，早在几天前，汪夫人已经将家中佣人遣散，她的两位男女公子也借去香港读书为由退了学，由陈春圃送往昆明。现在他们夫妇又同机去昆，事情不是出于偶然啊。”陈布雷抬头望了望蒋介石，又接着说：“云南方面与中央素有间隙，汪夫人今年春去云南视察，曾专门面晤龙云，双方关系一直不错，如果汪兆铭有心投敌，龙云化外之人，不明大义，后果不堪设想，足以混淆中外视听，影响抗战至深至钜。”
“佛海兄数日前以检查工作为由去了昆明，至今我仍深悔贸然放行，不日前电请他回渝视事，但他一直借机延误。陶希圣也不在重庆，周陶二人自抗战以来，走动甚密，和汪兆铭意气相投，我担心他们一时不慎，而遗害终身。”
一口气吐完了心中的块垒，陈布雷内心长吁了一声，希望蒋介石能有所表示。
“布雷先生所言虽有道理，却不免有多虑之嫌，周佛海跟我多年，且对他不薄。此次周陶二人去昆明，是为了公务。至于汪兆铭去昆明演讲，也是一顺理成章之事，如若干涉，外界岂不又传介石无容人之量了吗？”
望着陈布雷紧锁的眉头，蒋介石知道没有说服他，为了不继续在这件事上纠缠，他话锋一转，语调极为亲切。
“这几天又熬夜了？唉——，布雷先生，有些小事不妨让手底下人干，要爱惜身体，我这里还多有借重之处。对喽，前几天美国友人送给夫人几听香烟，过一会我派人给你捎去。”
蒋介石烟酒不沾，这是他执掌黄埔军校时戒掉的，从此也讨厌别人抽烟。有烟瘾的人找他汇报工作，都要注意散去身上的烟气，以免遭到训斥，但陈布雷却是例外，有时还特别开恩，为他专门留一些高级香烟，这些，正是蒋介石拢络人的手段之一。
送走了陈布雷，蒋介石重新回到了躺椅上，他摇摇头，没办法的事，即使连陈布雷这样信得过的人，也不能一畅胸扉。这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悲哀，真的是孤家寡人，高处不胜寒。可又谁能逃得出这份诱惑呢？
陈布雷也在摇头叹息，伴君如伴虎，蒋介石喜怒难测，从他以往的经验来分析，蒋介石对此事态度很反常，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不成以后，蒋介石就派遣行政院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秘密赴香港，探听消息，寻找门路，试探日本的“和平条件”。根据蒋的吩咐，陈布雷亲自向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长罗君强交待，设法为高宗武取得一张军用证明书，以避免出国及入境时的检查，罗君强果然私自填了一张盖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石签字的军用出差证明书，写上“高特派员宗武”的头衔。
高宗武出去了几个月，陈布雷知道他已与日本人搭上了关系，囊中塞着货色，但却与汪精卫日趋亲密起来。他的同事、副手周佛海也活跃异常，但一贯敏感多疑的蒋先生却一反常态，竟不闻不问，甚至暗开方便之门，这就使陈布雷暗自担心。
中日战争爆发后，陈布雷也属主和派行列，否则就难以解释他为什么一再给高宗武、周佛海等人提供方便。但陈布雷出于对蒋介石的忠诚，认为即使求和，也应该由蒋介石出面，而轮不到汪精卫。因此，当高宗武、周佛海等人借助他的帮助，欲和汪精卫搅到一起，他的警惕性陡起，他想劝谏蒋介石，设法阻止这一事态的发展，他甚至想到他对不起周佛海，如果他能事先阻止，而不推波助澜，周佛海即使有叛蒋之心，也无叛蒋之力。真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
忧心忡忡的布雷先生又在袅袅青烟中熬过了一个不眠不夜。
